第661期：在科技领域，我与刘瑜看到不同的景象

谢小庆

（北京语言大学）

清华才女在《告别印象主义》一文的结束语中谈到她对中国“今天的知识界”的观感：“我放眼望去，一堆人在玩前现代，另一堆人在玩后现代，独独中间那一望无际的空地上，仍然人迹罕至凄凉无比。”（点击文章左下角的“阅读原文”按钮，可以看到刘瑜的文章）

我理解刘瑜作为一个人文和社会问题研究者的观感。我本人职业生涯中的研究方向是“心理和教育测量”，主要的研究课题是考试的科学化。在考试改革问题的讨论中，尤其是在高考改革问题的讨论中，确实有这样的一批人，完全不进行任何实证研究，完全不进行任何定量分析，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仅仅靠“拍脑袋”就可以展开滔滔不绝、义愤填膺的批评和控诉，就可以提出一系列的“改革建议”。对于这种“空谈”，刘瑜的批评是恰中时弊。

但是，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的科技人员，在科技领域，我与刘瑜看到很不同的景象，我看到了另一番景象。在科技领域内，我看到大批的人热衷于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拥挤在“现代”的实证研究中。他们大多既没有玩过老子、庄子、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贝克莱、休谟和马赫的“前现代”，更没有玩过维特根斯坦和图尔敏的“后现代”。

由于没有玩过“前现代”和“后现代”，这些人虽然兢兢业业辛辛苦苦地开展了很多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但是，他们既不能理解这些研究中所包含的“约定”和“前提假设”，也不能理解这些研究结论能够成立的种种约束条件。于是，他们虽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但其研究完全与实践脱节。在我认识的同行中有许多这样的人，在发表了一系列的SCI学术论文，完成了一系列的国家级或省部级的研究课题，获得了一系列的科研奖励。但是，他们的研究成果没有一项真正付诸实用，没有一项真正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上世纪初众多的物理学家中，为什么爱因斯坦能够脱颖而出？我想，这很大程度是由于爱因斯坦玩过贝克莱、休谟和马赫的“前现代”。我可以大胆预言，未来能够在科学技术领域中做出革命性贡献的研究者，一定是玩过维特根斯坦和图尔敏的“后现代”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不仅具有务实的实证精神，具有严谨的形式逻辑训练，而且理解非形式逻辑，并具有较高的审辩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水平。

附录：《第383期：审辩式思维：前现代与后现代的遭遇》

梁嘉殷、李晓东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第383期谢小庆按：在审辩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中固然包含着独立思考、凭证据说话，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但是，我们倡导审辩式思维并不是仅仅由于这些积极的思维品质，我们所倡导的是一种面向21世纪的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基于现代科学的发展成果之上（可以参考本公众号第340期《审辩式思维的科学基础》），超越了传统的“真理——谬误”的简单思维方式，超越了传统的形式逻辑和分析哲学，其中包含着对理性局限性的认识，包含着对语言局限性的认识。

如果说分析哲学的源头在希腊文化，那么，审辩式思维的源头则在中华文化。中国人用了两千年时间才读懂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和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西方人也用了两千年时间才读懂了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道德经》）和庄子的“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庄子•天道》）。一定程度上，审辩式思维是“东学西渐”的结果。

不确定性，多元性，整体性，既是属于“前现代”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也是属于正在兴起的“后现代”文化的特点。在审辩式思维中，包含着同时从“前现代”的传统文化和现代的分析哲学中汲取了营养的后现代思维方式，包含着“前现代”与“后现代”的遭遇。

为了帮助网友们理解这一点，摘编此文。此文摘编于作者发表于《学习时报》2004年7月19日的《两种哲学：分析的和叙事的》和发表于《新视野》杂志2006年第5期的《后现代机遇与文化创新》两篇文章。

英国学者齐格蒙·鲍曼在《后现代性及其缺憾》（学林出版社2002年出版）一书中说：“哲学的确达到了自身的终点,该说的都被说了, 没有说的都是不该说的。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答案, 但不再有问题。”（第98页） 哲学本身就是一种思想探险, 而怀疑和批判则始终是推动思想前进的动力。想要一次性获得真理是不切实际的。后现代思潮的出现是哲学自身发展的产物，它具有明显的批判气质和反思精神。

今天，后现代的影响力已经开始蔓延。无论是从公开支持和反对的意见中, 都可以察觉到后现代主义切实的影响力。在生活世界中, 后现代主义影响着人们的思维特点和行为方式，其影响力以不同的程度和方式波及到文化生活的每个角落，已经成为一道极具吸引力的文化景观。

当信息的充斥将生活变得愈发地真实和丰富, 世界较之以往变得更为开阔和透明，然而，人们开始频频遭遇失控的局面：理性不再能够把握细小的变化和差异。今天的人们陷入了这样的尴尬处境——透明中的迷惘——可获取信息量的剧增反而使人们难以抉择、不知所措。后现代思维与当代人多元化的、充满不确定性的生活场景相互呼应, 它满足着人们企图打破僵化秩序、颠覆惯性生活的心理需求。正如在判定一个人的性格时, 行为往往比言语更具说服力,当一切变得不确定,人们对于文化价值的衡童尺度也不再惟一, 开始强调多元化。“后现代”消除了大众与精英之间的隔阂, 冲散了原先刻板的高雅和庸俗的区分。“不确定性”与“多元化”开始占据这个时代的话语立场。

事实上, 后现代思维是具有建设性的。后现代并不是毫无目的地肆意“解构” , 它并非拒斥逻辑, 而只是对“同一性”逻辑表示蔑视。后现代遵循一种“差异性” 逻辑, 它强调去总体化、反普遍性、非本质主义、反二元对立、无中心、无深度、暂时的、动态的、异质的，等等。在一阵“解构”的呼声过后, 后现代的另一种声音道出了我们的真实愿望。以大卫·格里芬、小约翰·科布等为代表的美国学者提出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 他们主张超越解构，走向建构。消解作为一种策略, 它只是实现目标的方式和途径, 最终的目光是要投向消解后的重新建构。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是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思想家之一，是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的领军人物。这里，我们以罗蒂所提出的“后哲学文化”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后现代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声音为美国思想界带来了文化机遇, 罗蒂的“后哲学文化” 实际上是将欧洲大陆的后现代思潮与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传统相结合的产物。罗蒂的后哲学文化是一种治疗性的文化, 他诊治并进一步发展了美国本土的实用主义理论。罗蒂被视为后现代理论得以立足美国的主要贡献者。

罗蒂的哲学思想为当今世界的哲学领域所瞩目, 其理论特色可归纳如下：

1.他主张破除二元对立, 反对形而上学，反对本质主义, 反对基础主义, 他认为不存在客观标准, 不存在超越语言的实在。在他看来,哲学不应当去寻求什么基础和本质, 而应当把注意力转移至文明的对话上面, 推动建立一种多元的、轻松的、宽容的文化氛围。

2.他的哲学理论摆脱了否定主义、虚无主义、悲观主义的色彩, 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特点, 这与他本人坚持做一个社会进步论者或追求正义的左派是相一致的。

3. 他以独特的视角实现了实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有机融合。罗蒂颇具特色的“后哲学文化”是在与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利奥塔、詹姆逊等当代西方学者的对话中逐步形成的。一方面, 罗蒂通过对话使美国实用主义思想与当代欧洲大陆的一些思想相互汇通, 使实用主义在美国被重新发现；另一方面, 他利用美国本土哲学资源在实用主义视野下形成的“后哲学文化”, 促成了西方哲学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统一潮流, 建构了基于实用主义哲学的后现代主义。

罗蒂区分了“分析哲学”和“叙事哲学”。“叙事哲学”是一种变革中的哲学, 它通过故事叙述使读者的自我形象发生转变, 这个叙事过程则是以新的语汇和使用方式来取代旧的语汇和使用方式。

罗蒂认为，哲学家应该担当起黑格尔称之为“在思想中把握我们时代”的任务, 从根本上说, 就是使人类自我描述的方式不断改变和完善。在罗蒂看来, 叙事的哲学将带来一场社会规范的深刻变革, 将会使人们放弃那种把对于心灵或语言的认识视为一劳永逸的看法。

罗蒂认为，“叙事的哲学”也可以称作“解释的哲学”。传统的那种客观的、论证的、封闭自足的哲学正在被一种自由的、开放的、平等的、充满情趣的哲学对话所取代。

中国固有的文化资源为西方后现代的传入提供了通道, 后现代的哲学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比如，中国传统哲学语境下的亦此亦彼、直觉、感悟、“言不尽意”等, 与致力于走出本质主义的后现代思潮存在着某种默契：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后现代视角下反对主客二分是相通的；庄子常被视为后现代在中国的先知和典范, 后现代所推祟的注重“自我实现”的自由生活方式与庄子的生活哲学不谋而合……。

目前在中国, 无论是后现代研究者对于这一哲学思潮的理论关注, 还是普通百姓对于“后现代”这一文化现象的即时兴趣, 都在不断增长。

后现代理论是面对西方现代性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而对于人与现实关系的重新思考。整个社会生活就是一个不断探索、充满冒险的历程, 而后现代思想正是从生活中成长起来，道出了生活的秘密。人类的视野开始由有限拓展到无限，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种进步。后现代思想是生动而真实的，同时也是激动人心的, 因为它看清了理性的限度，并致力于揭示事物深刻复杂的内在机制。

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 是一个更为辩证和批判的思想过程, 这一思维方式的转变建立在生动的生活素材上, 它源于人们对于生活的真实感悟：世界的不确定性告诉我们不应再固守陈规。对于破除言论霸权,活跃思想而言, 后现代思维可以提供一些具体的、可选择的指导性方案。

后现代思想提醒我们要保持对话、倾听、宽容的姿态, 坚持思想解放；要保持文化的活力和生机, 就要打破旧有模式,不断提高文化创新的能力。进入后现代语境, 意味着不要从先验设定的框架出发, 而要从具体的、实际的和丰富的现象本身出发去理解事物。后现代理论产生于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的实践领域，作为对于生活世界的真实感悟, 后现代提醒我们要在思想上更加务实。

后现代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创新式思维, 不确定和多元化有助于拓展我们的灵感和想象力。后现代思想带来了一种宽容、开放、探索的文化氛围,它孕育着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真正实现平等对话的历史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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