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等数字技术带来的数字发展能否扭转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11月20日晚，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教授在“人文清华”讲坛表示，中国在世界十大数字经济指数最高的国家中名列第九，贡献了全球创新网络专利的15%，我们的数字经济消费并未见顶，凭借先进数字技术、巨大人口数量、庞大制造基础、企业活力等优势，中国数字经济将全面发力。数字技术将改变经济运行模式，被解构后的世界依靠数字技术重新链接，数字化消费、数字化生产、数字化网链、数字化资源配置、数字化全球产业和创新合作，在中国都有极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线上线下近百万观众跟随江小涓教授一起感受了数字经济的新浪潮。
江小涓，现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1989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等职。2004-2011年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2011-2018年任国务院副秘书长，2018年3月起任现职。长期研究宏观经济、产业发展、对外开放和公共政策问题，研究成果多次获奖，包括三次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及第五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以下为演讲实录，约1.3万字。（全文读完约18分钟）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数字经济，解构与链接》，这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中国经济增速过去十年持续下降，数字经济能不能为中国经济增加一些积极因素，使我们的经济能够更长时期稳定、健康地发展？
中国经济增速减缓
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年平均增长速度是9.7%，很高，但是从2008年以后持续十年增速减缓。从国际发展经验看，我们现阶段有一些很难改变的因素，会使经济增速减缓。传统服务业是相对低效率的产业，我们传统服务业比重上升后会使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在上升，前30年我们靠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竞争力已经开始减弱。还有人口结构变化，以前我们劳动力比重很高，现在开始下降，人口抚养比在上升。这些因素使中国经济增速发生了变化。
但从国际经验看，也是非常规律性的变化。二战以后，有很多表现不错的经济体在高速增长20年、30年之后速度都会回落。我们40年的高速度已经创造了增长的奇迹，所以这种下行如果从一般先行国家的经验看，应该还会再下一个台阶之后才相对稳定下来。但幸运的是，我们是在数字时代进入这样的发展阶段，数字技术会给经济带来很多增长机会，所以我们希望看一看借助数字经济的力量能不能突破先行者的规律，让我们的经济再在中高速的平台上健康稳定地发展，再往前走一段。
中国数字经济将全面发力
一般把数字经济分成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部分。
数字产业化就是数字技术带来的产品和服务，没有数字技术就没有这些产品，例如电子信息制造业、信息通讯业、软件服务业、互联网业等，都是有了数字技术之后才有了这些产业。
产业数字化指的是产业原本就存在，但是利用数字技术后，带来了产出的增长和效率的提升，如果没有数字技术，就没有这些。
这两部分中产业数字化占大部分，大概占数字经济的4/5或者3/4，所以大家有时候会看到很不一样的数据。有朋友问我美国数字经济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十几，中国怎么达到百分之三十多，那是因为使用不同的统计方法，可能美国统计的只是数字产业化的部分。
过去十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很快，数字经济产值从9.5万亿涨到了35.8万亿，占GDP的比重从20.3%上升到了36.2%，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同期GDP，所以它的比重才会上升。中国数字经济已经进入世界十大数字经济指数最高的国家的行列，名列第九，我们前后都是发达国家。这个位置比我们GDP、人均GDP、社会发展指数、创新的全球排序都要更高一些，所以中国是数字经济相对发展比较快的经济体。
但现在有一种疑问，即中国数字经济还有多大的潜力？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很多业界的人提出一个口号：中国数字经济要进入下半场，要从数字消费转向数字生产。这个问题的背后是对中国数字消费下一步的潜力信心不足。它既有现实情况的支撑，也有一些数据的支持。
从现实来看，一些大的数字平台供应商感觉到再继续扩大消费者的数量、提高消费者网络购物的比例、数字社交的时间等，非常困难。2018年年底中国移动互联网月活跃用户数超过了11亿，但2019年整整一年的时间，活跃用户数几乎没有增长，都是保持在11.38亿-11.39亿这样的位置上。在2020年疫情期间，往上跳了一下，但是6月份疫情缓解之后，活跃用户数又下行了一点，我们就14亿人，除了很小的和很老的之外，可以想象移动互联网用户数在中国达到顶点了。我们人均上移动互联网的时长也有停滞的趋势，2018年年底人均上网时长已经接近6小时，2018年年底到2019年年初这个数字几乎没有变化，2019年4月达到了6小时，人均每日上网6小时是全球的顶点，天花板的数据，达到这个数基本就在全球前三位了。互联网的人数乘以平均上网时长，就是国民线上总时间，所有网上消费都要在这个时间段里进行，从我们做经济研究的人来看，这相当于互联网消费市场规模的边界，当这个市场规模已经给定的时候，就是存量的竞争了，因为不可能靠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APP让消费者有更多时间上网，这个时候要看你的APP就得把别人的APP减掉，存量的竞争非常激烈，非常不容易，所以才出现互联网上半场数字消费见顶的说法。
这个说法是不是正确呢？我本人并不同意。凭借新通讯技术的发展、我们巨大的人口数量、庞大的制造业基础、那么多有活力的企业，我相信下一步中国数字经济包括数字消费在内会全面发力，会展示更好的增长空间。
数字化消费：创造重量级新消费
分别看一看数字化消费、数字化生产、数字化网链和数字全球化四个部分将发生什么变化。
国民上网总时长已经给定，我们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哪里？在5G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撑下，消费互联网正在发生一个质的变化，从以前连接信息，我们知道在哪买什么东西、有什么价格，变成了新的链接，可以链接行为、活动，这种链接需要的通讯能力是此前很难满足的。
举几个最常见的例子。例如互联网教育。到目前为止，所谓的慕课就是远端上课，和现场教学还是不能比，理想的教学需要多点互动，任何一个同学可以和老师有互动，同学之间可以有互动，可以有一些分组讨论，在以前通讯技术之下，现场教学可以做的在互联网空间做不了。有了5G技术之后，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除了传送数字、文字信息之外，可以实现音乐、体育的教学。以前在网上上体育课非常麻烦，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职业教育的实训操作设备，在互联网上进行几乎完全现场感觉的教学，和以前慕课的远程上课完全不一样。
现在互联网医疗基本是远程会诊，低级别医院的医生把疑难病人检查的情况，如X光片、化验结果等通过视频展示给水平高的医生，医生根据病人的情况给出诊断和治疗建议。真正有了5G技术，有了新的智能化设备之后，才可以开始真正的远端医疗，高水平的医生可以在远端给病人做检查，因为医术是手艺活，他的经验和专业化程度非常高，他可以非常真实地给远端病人做检查，有些手术很罕见，需要经验的积累，未来有经验的医生可以在任何地方通过物联网、网联设备、智能化的设备在远端为病人做手术。可以想像手术这种远端操作对通讯技术的要求多高，例如不小心碰破了血管，远端医生要立刻作出止血的动作，设备必须没有任何延滞地完成这个动作，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只有在非常完备、没有时延的高质量的通讯技术的保证下，这种带动作的远程精细操作才能完成。
智能体育是我本人最想推荐的一种新的互联网数字化消费形态。在疫情中间受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就是健身房，它是人活动量很大的高密度高风险场所，所以疫情开始之后，首先关掉的一批和最晚开张的一批都是健身房。但是年轻人需要健身，有特定的锻炼要求，很多学生也需要上体育课，此时，智能体育的作用开始显现。也有很简单的方式，每个学生买一条带有传带、记录动作信息的跳绳，只要99元，老师说四点上体育课，今天是跳绳，所有同学可以在自家的客厅、院子里跳绳，运动方式就上传到老师的手机上。如果感到很无趣，老师可以组织活动，可以开展小组比赛、班级比赛、校级比赛，同学自己跳绳的同时也可以看到其他同学怎么跳，这是智能平台运作的体育方式。而智能骑行是比较终端的智能运动方式，买一台智能骑行设备，里面有很多骑行场景是事先设定的，骑行时戴着头盔、眼镜，例如上下坡等骑行感受，和真实路段完全一致，如果一个人骑没有意思，可以和大家一起骑，但并不需要大家聚在一起，可以在各自家里连到智能平台上，然后选一条赛道比赛，骑行不好，转弯技术不好，就会摔出赛道，退出比赛，所以非常真实。这些年来很多年轻人，喜欢玩游戏打电竞，数字时代生产、生活都在线上，让年轻人离开线上娱乐方式也不可能完全做到，新的游戏方式结合了数字、电子的乐趣，把真实的体感和体育运动连在一起，达到非常好的效果。例如体感机器人格斗是新款智能体育设备，可以通过场景视觉引导身体核心肌群运动，让人在家玩游戏时就能锻炼肌肉，把电子游戏的乐趣和身体运动完美结合到了一起。未来会有很多这样电竞的形态出现。
新的技术和产品的发展还会提供更多的消费形态。自动驾驶汽车，是网联汽车，在世界很多城市，包括北京已经有限地上线试运营了。这些汽车在有的人看来是汽车革命、出行革命，而我们做数字经济的人看上去，完全是提供了一种新的消费场景，现在一部手机随着我们到处移动都能给我们带来那么多消费的机遇，当一台无人驾驶车随着我们移动时，它能够提供的学习、工作、社交、健身、娱乐等场景其实是我们现在很难想象的。所以新的产品会带来更多的新的消费场景和机遇。
我相信未来十年期间，在新技术指引下，新的百亿级、千亿级数字消费的机会完全可以实现。
数字化生产：数字经济的新蓝海
数字化生产现在还是一片蓝海。现在讲产业互联网数字化的全景生产，我们的案例只有几百个，真正对制造过程、生产过程产生重要影响的案例还是非常有限。数字化生产可以实现生产过程智能互联，实现和消费链、供应链智能互联，而且可以把消费者和服务者的平台智能互联，还可以实现社会资源智能匹配。
我们讲一下案例。以前互联网连的是信息，现在物联网连的是物体，它的动态、旋转、热量、速度，依托于传感器工业软件和网络通讯设备，全面应用于生产领域，而且会向整个产业链延伸。例如汽车智能生产线使用的六轴自动化手臂，每一条轴都有多台物联网相连，可以测它非常多的动态信息，它在运转中的状态就可以被感知，以前的自动化生产设备只有当产品出问题或者设备不能运转之后才知道生产线出了问题。而在智能生产过程中，通过非常多的网联设备可以实时感知它的运行状态，而且完全可以做到在线修复和远端停机、开机。多台机械化设备，通过物联网连接以后协同作业，我们研究制造业的学者觉得那个场面非常美丽，把它叫做“数字制造之美”。在汽车智能生产线上，没有人，物物之间，设备与设备之间，每个工具之间，是多点互联，相互识别，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组织的效率。
但是不要以为只有高端的制造和数字制造相关，现在有了产业互联网平台，有了生产者服务平台，一些非常一般的机械加工过程也可以变成一个数字制造过程。简单的制造过程仍然可以被解构，仍然可以被数字化链接。
几年前，我去看一个国内最有名的生产互联网的展览，有很多非常高端的很成规模的全要素连接的平台。有一家企业根本没有上展台，但是结束的时候他们说“还有各种各样的产业互联网平台存在”，作为研究产业组织的学者，我立刻对这个企业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它是全新的生产组织方式，而不只是把原来的生产组织方式连接起来。这家企业在宁波，是一家云工厂，自己没有制造能力。中国有很多产业集群非常密集的城市，宁波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中国制造业的特点，在不大的区域里有十几万家的中小企业。学过企业管理的人可能知道，所有的企业生产不是一个均匀节奏，不是一个活儿接着一个活儿，一单和一单中间会有间歇，再好的企业在一个时点上一般来讲也会有1/3或者1/4的设备在某个时点不开动，一个企业这样，一万家企业也是这样，可以想象在同一个时点上闲置的设备是很大的数量。这家企业就想能不能把这些闲置的设备利用起来，就组织了一个工厂接单平台，当它接到一个需要生产的产品时，网上有几十万台设备，它自己有工程师，把接到的设备拆解成不同的生产制造过程，然后在网上寻求此时闲置的设备，然后让对方生产这个产品，它不养企业，因为养了企业，人和设备都有闲置时照样要付费，它就是用闲置的设备和多余劳动力组织云工厂的生产，生产完之后如果没有新的订单就地解散，不承担其他任何成本，它用这样的方式组织生产。这个老板非常睿智，做得非常好。它其中的一个产品是烧水壶的壶身上圈，这个产品原来是在7、8家工厂生产，每个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有差别，质量高低不一，它接下来之后由它的工程师把这个产品分解为17道工序在15个工厂生产，每个工厂用它的闲置设备生产，因为设备在闲置所以成本很低，每个操作工人和每个设备专心做这一件产品的某个部分，带来了专业化的好处，就做得非常精、非常专业。它把不同的生产过程组织起来，看起来是特别普通的机械加工过程，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云生产线，接单分解、生产组织过程都是在网络上推进，这是非常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不以企业为中心组织生产，而以产品为中心组织生产。
除了生产之外，产业互联网生产智能过程会链接到用户端和消费端，最典型的一类产品就是工程机械。中国的工程机械销往全世界80多个国家，工程机械是连续作业的设备，维修和维护非常费成本，以前出了问题我们再去人，然后备件用上，然后更换，成本很高。现在把它智能地连在企业的产业互联网上之后，可以远程监控这个设备的运转情况是不是健康，备件的修复和维护变得非常及时，而且可以智能化地派单。这使生产过程的效率一直延伸到供应链和客户端，大大提高了整个生产过程的效率。
生产中间有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要融资。现在融资过程也出现新的智能化过程。我们有三大互联网银行，互联网银行和传统银行不一样，没有柜台，过去你借贷的时候，传统的银行需要审你以前的信贷记录、有没有抵押资产、生产计划是不是可行等，要审很多东西，互联网银行主要是风险控制的过程，会在网上搜索你的记录，有没有延迟还信用卡的过程、有没有其他的不良信用记录等。它完全是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配置资源，算法决定谁能获得贷款，什么样的条件可以获得什么样的贷款，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变化。
数字化网链：提高产业链效率和安全性
数字化网链，这个题目只有在现在这个时候才特别引人关注。在疫情中间，非常多产业链断掉了。产业链非常专业，很多企业做一个零部件做了十年甚至一百年，它的整机厂就是它的客户，供应链非常稳定、专业，可以同步迭代。维持产业链需要成本，当主机变化时产业链所有部分都要跟着同步迭代，所以维持一个产业链很昂贵，很多企业产业链多年都很稳定。但是一旦碰到疫情或自然灾害，很有可能出现断链的情况。断链以后怎么链接？以前肯定要线下搜索合适的厂家，然后让它改进生产工艺匹配上。现在有了产业互联网之后，所有这个行业中的客户、生产厂家、零部件供应商、原材料供应商、研发等相关方面都会在网上，如果是一个大的产业互联网平台，有可能给它网上存在的这些企业画像，明确这些企业可以做什么，当单链被断链时，互联网接链很快，智能化接链可以推送出很多最有可能和你形成新的供求关系的企业。海尔卡奥斯平台在国内很多产业互联网的评比中都是第一位，几乎囊括了家电行业和相关的所有生态链、产业链上的企业，一旦有需求时应变和组织能力很强。疫情期间它专门做了“工业企业疫情防控复工达产服务平台”，专门替客户和供应商断掉的企业接链，帮助两千多家企业把产业链接了起来。另外在一些非常需要的特殊时候还可以快速组织平台上的生产能力，快速做出产品。今年年初疫情期间，武汉某医院在2月5日提出需要一个智慧医疗隔离舱，但是这个东西在国内原来产量很小，因为需求量很小，这个需求被送到了海尔卡奥斯平台上，平台就利用上面多家设计研发制造企业，48小时就把设计方案拿了出来，2月21日第一台隔离舱送到了武汉的抗疫前线，如果没有这样的互联网存在，没有多个企业在上面多点交互、相互匹配，这种生产能力是非常难以想象的。所以互联网的网链非常重要，它使单链变成网链，互联网的初心就是“网”，有了网链，任何一点的断裂都不能使全网停下来。
数字全球化：全球资源配置大调整
数字全球化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这几年所谓“逆全球化”“全球化退缩”这样的观点大家都知道。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经历了30年的快速发展，最近十年确实有一定程度的停滞，而且有些方面是在退缩。衡量全球化程度有两个最重要的指标，第一个指标是国际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这一比重经过前30年的快速上升，在过去十年开始下降，表明贸易重要性在下降。第二个指标是中间品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它涉及到全球产业链的概念，前30年，大概从1985年开始持续上升，最近十年这条增长线略有下降之后又有一点回升，但回升后基本和十年前持平，总体没有继续往上走。通过这两个指标大致确定全球化有所停滞和回落应该是一个事实。
全球化推动力减弱有若干正常和非正常因素，有正常的经济原因，也有国际政治问题、个别国家行为的问题，我就技术相关因素和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全球化会退缩。从二战以后全球化的进展看，初级产品的出口国多是石油输出国，这些国家的经济体就建立在大量出口石油，进口其他产品的基础上。而制造业产品出口国，大量出口制造业产品，购进高端的设备和必要的原材料，大体上分布在南美还有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部分，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出口国。分布在北美和西欧的主要是高端设备和技术的出口国。这是全球完整的经济图谱，每个国家在其中有自己的贸易地位。二战以后，这个分工其实一直在加强，但是在过去十年有所减缓退缩。
新技术的出现带来全球化的巨大变化。
例如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烧电不烧油，或者用氢等新能源，全球石油贸易的一半是用来开车的，如果新能源汽车在汽车中间占有很重要的比重，一定会导致全球石油的需求量下降，那么依靠石油贸易立身的经济体就会受到非常重大的打击。当然现在新能源汽车占的比重还不大。
3D打印也带来国际贸易的变化。有相当一部分国际贸易和规模经济有关，在一个大的经济体中间，生产规模很大，单体成本会下降。那些形不成大规模生产能力的小经济体就可以从其他国家进口更便宜的产品。但是3D打印和规模经济无关，它是分布式的生产过程，打印一台和打印十台、一百台的单品成本几乎一样，这样那些小规模的经济体，不再需要从那些大规模经济体进口廉价工业产品，它可以在本地小批量生产。现在3D打印没有太放量，只是个别产品可以看出这个趋势，例如助听器，这是非常高精度的制造业产品，原来就在少数国家生产向各个国家出口，现在3D打印在助听器制造业非常普及，再小的经济体、再小的医院都可以在医院放一台3D打印机生产助听器，而且这个时候的打印可以很有个性，能针对每个病人的耳廓、耳道的情况专门设计和打印。现在3D打印已经使全球助听器贸易减少了15%。在更多的产业里面，不久的将来就可以看到这种分布式、和规模经济无关的生产会消解掉大规模生产带来的贸易能力。
机器人替代劳动力也是一大影响因素。像中国和其他制造业出口大国，一定是劳动力相对比较便宜和素质很好的经济体，当然我们已经过了靠特别低的劳动力在全球安身立命的阶段了，但是我们仍然还有制造业和劳动力的优势，所以机器人的大量使用已经对我们产生了影响，不过它对后起的想重复中国发展道路的经济体会带来更大的影响，使它们走这条路的难度大大增加。机器人的使用会转变原来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高的劣势，同一台机器人在中国、美国、日本是同样的生产效率和同样的价格，所以才会出现现在一些制造业向发达国家转移的现象，原来发达国家转移出去的一些制造业也在回流。2018年我到美国看了一家中国设立在那里的企业，它是专门做汽车零部件的，以前就是在中国生产然后向北美出口，过去七八年时间它开始大量在美国投资，在美国很多州都已经建了企业。我去了以后请他美国的老总帮忙算了一个账，他说由于当地自动化设备程度很高，劳动力成本占整个成本的比例大概只有5%左右，而且这已经不是一线工人的成本，是一些研发人员和更高端的白领的成本，中美之间白领的收入差距不大，大概就是1/4这么一点点差距，考虑到效率的提高、远距离运输成本，加上两国贸易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从经济成本来讲，没有必要在中国生产运到美国，完全可以在北美建厂。所以“让企业回到美国去”，不是特朗普讲的，奥巴马已经讲了十多年了，当生产成本比较均匀以后，产业地点的调整就开始了。
但在传统国际贸易削减的同时，数字全球化却在非常快速地发展，复杂产品、服务和研发的全球分工都在快速发展。上世纪80年代，一台车原来以北美为生产基地，看到其他国家生产很便宜，就一点一点向外转移，以前的全球产业链是这样形成的。但现在的复杂技术产品一出生就是全球化的，设计这个产品的时候要想到所有国家，能够最高端地制造某个部件的，我就用它的，所以一开始就是全球化的产品。像波音787这种高精尖产品的出生就是全球化的。飞机这个产品有很多是客户订货，除了最基本面之外，每个客户对飞机的需求不一样，客舱怎么设计，座位怎么宽敞，音响系统怎么布置，个性化程度非常高。这就需要很好的通讯技术，把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制造厂家连接起来，可以同步回应诉求、发现问题、迭代技术，没有很好的网络空间、通讯技术支持的分工，这种复杂产品的全球分工体系效率会有很大问题，会无法运转。所以传统产品全球分工下降的同时，其实复杂产品已经不是在简单分工了，一开始就是以全球集成的产品出现。
对服务业来讲，变化的意义其实更大。服务业在经济学上来讲是不可贸易产品，传统经济时代，服务的消费和提供同时同地，老师上课我讲完你们听完，服务的提供和消费就结束了。听一台音乐会，音乐会结束，服务的供给和消费就结束了。不能储存，也不能远距离运输，这是传统服务业的特点。有了卫星电视、互联网之后，服务可以远距离提供，维也纳的音乐会可以在中国听，但是服务业以前从来没有达到过制造业全球分工的状况。现在有了5G技术，有了很好的通讯技术之后，才真正开始全球分工型的服务提供。5G出来以后，有人组织了一场特别的音乐会，六位音乐家在世界六个国家同步使用不同乐器分部分演奏巴赫的音乐，同步合成，共同提供一台音乐会。听音乐是对时间延迟零容忍的消费行为，时间有一点点错位这台音乐会就不能听。在5G技术支持下，这台音乐会在任何地点听到需要传输两万公里的距离，从不同地方汇集到听众的耳麦里，没有任何延迟，没有任何违和感。
全球研发的分工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研发的全球分工变得非常活跃，一项最终可以使用的技术是多个国家多个研发团队共同做的，在上个世纪后20年，全球研发网络主要是3家，美国、日本和欧洲。这个世纪开始，两个经济体加入了，一个是韩国，一个是中国。本世纪以来中国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地位显著提升，贡献了全球创新网络专利的15%。此外，北京、上海都已经进入了全球技术研发前十城市的行列。在科学发现的全球网络中，即全球的科学家共同来做一个科学研究工作，它以科学出版物作为指标，在前30个国际生物技术集群中，北京、南京、杭州、武汉、上海纷纷上榜。北京已经遥遥领先于其他所有城市，在全球科学论文发表中，北京非常多，其次是东京。不过在技术研发的全球网络中，上海的密度比北京大，北京人喜欢写论文，上海人喜欢研发技术造产品，是很不一样的科研特点。
全球创新网络中中国的位势：北京上海进入前10（ICT产业）
科学出版物显示的前30个国际生物技术集群
中国数字企业方阵也非常厉害，已经是全球数字企业的第一方阵。世界经济论坛和波士顿咨询，评出工业4.0时代的灯塔工厂，灯塔工厂的意思是有引领、导向的作用，评了五批，一共评出54家灯塔工厂，中国在其中占了16家，占了30%，美国、日本、德国这些工业制造强国都是10%以下的比重，我们已经站在了第一方阵中。我们16家企业中本土企业8家，外资企业8家，有很多外资在中国的企业比其本土的企业水平还要高，特别不容易的是，我们有一个本土企业的两个工厂被评为灯塔工厂，那就是海尔，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唯一的。我们相信在这些中国企业里今后会真正出现数字制造时代的头部企业，成为全球制造的引领者。
54家数字化灯塔工厂中的中国境内企业（截至2020年9月）
全球创新链的机会很多，我们要努力加入，作出贡献，并获得全球创新分工利益。同时我们现在的确看到，用断链来打击我们头部企业研发能力的事，也时常发生，当你和别人在同一水平竞争时这种情况是会比较时常出现，所以我们要自主创新，当断链打击发生的时候，自己能转起来，无论水平是不是更低一点。同时我们的研发和对方要能互惠，我要你的、你要我的，谁也离不开谁，这是最稳定的状态。如果实在打起来，我们可以对赌，你掐我，我也可以收拾你，如果别人掐我们的脖子我们揣人家的腿，这个并不对等，我们要有对等的能力才能够形成稳定互动的关系。如果实在不行，我们还要有备胎。我们既要进入全球产业链，利用全球数字技术的资源，又要有自主创新、自我运转的能力，两个不能偏废，都要做好。
生产组织方式将发生重大变革
从学理上讲，数字经济在解构原来的经济形态，然后通过算法、互联网重新链接起来，这是经济秩序的重组过程。经济学有个非常有名的科斯定理，上个世纪60年代学者科斯问“为什么要有企业？”，设备可以买到、员工可以雇到，原材料知道有什么，为什么要先设立一个企业，然后由它来拉订单组织生产？为什么不能在生产需要发生的时候来组织生产过程？为什么要用企业这种形态？因为企业作为组织有组织成本，其中两项成本必不可少，第一信息传递可能失真，即一线看到的东西传递到决策层和研发层信息可能会失真；第二激励会减弱，可能作出最大贡献的人需要和庞大的组织分享他创新带来的收益。科斯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市场化地组织生产过程交易成本太高，要选设备、要去搜索、匹配，还要信任他能做好这件事情，有很多的成本，交易成本太高，两害相衡取其轻，还是用企业组织这种形态来组织生产吧。
科斯已经去世了，但我们现在的时代，有大数据、互联网，所有交易成本在这个层面大大下降，搜索、匹配、信任成本都已经不是大问题。经济是有规律的，这个时候科斯之问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就可以解构了，可以解构企业、乐队、医院、银行、宏观数据等很多东西。生意帮这个平台干什么？就是解构企业，不以企业为主组织生产，用数字平台链接到设备层面和工具层面来组织生产，把以企业为中心的生产转到了以产品为中心的生产。5G技术把乐队解构了，不需要常备一个乐队，需要组织一场演出时，根据这场演出的需求，在全世界选择最合适的乐手组织一场音乐会，提供音乐的服务。也可以解构医院，原来医院要养很多人，可以想象未来会有医疗中心，里面有很多非常棒的连接设备，每个病人有需求时可以从世界各地选择最适合这个设备的医生、技术员，可能一个医生远程操控给他打麻醉，另一个医生远程操控开刀，另外的医生远程监控他身体的状况，用数字平台链接到单个医生提供服务，就解构掉医院。当然这都是比较遥远的事，但是在技术层面上、组织层面上已经不是问题。还可以解构银行，现在很多银行用那么漂亮的大楼，那么高的成本，未来不需要了，通过算法，平台链接资金的提供者和需求方来配置资源。前面讲的互联网银行就是在做这些事情。
宏观数据、政府以前的宏观调控行为也可以被解构，现在想了解一个经济情况，我们需要一个政府体系，统计数据层层填报表告诉政府经济怎么样，这个数据过程有时滞后，有时失真。这次疫情中间怎么看经济情况？其实两个指标都是通过数据平台做到的，一个是复工复产的指标，我们是靠移动平台的数据掌握有多少人从家乡回到生产所在地的。第二个是投资指标。我们现在需要投资，可以用挖掘机指数来观测投资进行得怎么样，我们大概90%以上的工程机械是连在三家移动工程机械网上的，可以看到哪一台在开，每天开多长时间，这个时候开工的情况我们心里就有数了，通过这个，我们知道今年6月份和去年6月份相比工程机械开工数少30%，说明6月份时投资还没有恢复，到8月份，挖掘机指数恢复到和去年一样，说明投资恢复了。
除了这些，数据还可以解构到非常细微的点上，例如四个工程分不同阶段进行，有挖土的、盖楼的、内装修的，虽然挖掘机指数上去了，但是搅拌机指数没上去，搅拌机是盖楼必须的，通过这个比较，我们知道虽然基本建设在恢复、投资在恢复，但是基本建设还在挖土的阶段，楼还没有盖。再比如对大中小挖掘机的数据比较后发现，截止到今年6月，大型机械基本没有恢复，6月份和去年同期相比是负数，但是小型挖掘机和去年同期相比在增长，大挖掘机一般是修铁路、高速公路，中型挖掘机可以修城市大型项目，小型挖掘机主要从事中小规模的市政建设和农村新农居的建设，这样就知道投资恢复时，大家主要在做市政工程的建设、农村新农居的建设。有了这样的智能平台之后，我们可以解构掉原来非常宏观汇总的数据，把它解构到微粒的层面、结构的层面、项目的层面。总的来讲，数字经济不仅仅解构经济层面，还在解构社会许许多多的内容，数字技术是把社会解构掉后再重新链接起来。
前进中明确底线寻求平衡点
数字技术带给我们那么多便利，我们的眼、手、能力都在延伸，整个数字经济带来的增长机会很多，所以我们一定要前进。但是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数字技术会挑战现有的秩序，会危害人类多年遵循的共同价值观，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2017年，伯克利大学的教授在联合国大会上演示了微型武器如何精准攻击人，一台小型无人机携带微型炸药利用面部识别技术，找谁是谁，无处可躲，那时候的小型无人机有1/4手掌大，现在已经小如苍蝇，据说很快就要小如蚊子，它想精准打击人的时候可以全世界搜索，进行精准打击，所以这个视频传播后激起公众对面部识别、人工智能、无人机技术极大的担忧。但是这个技术能不能使用呢？确实还有很大争议。使用同样的技术也可以为人类谋福利，在一些比较发达的智慧城市，靠这个技术搜索走失的儿童和失忆老人变得非常有效，可以在海量人群中非常精准地把特定的面孔识别出来，在这些地方走失的儿童和老人40分钟内98%都会被找到，通过它已经找到了很多走失儿童，因此支持使用这个技术的人认为，它带来的福利是现实的，同时它带来的危害是可以控制的。但是问题是谁来决定这个技术可以使用在哪里？谁说了算？它带来很多新的挑战。
数字技术带给我们太多的福利，也带来许多新挑战，我们要做很多改进，政府要改进，企业也要改进，但是总体来讲，我们要适应这个时代，适应数字时代的治理理念，要明确底线，第一要以人为本；第二不能损害人类共同的价值观；第三要使数字技术时代被甩出去的人跟上来，一个社会走得越快、旋转越快的时候就会有越大部分被甩出去，我们有很多技术弱势群体，我们一定要让被甩出去的人跟上来，能分享这个时代技术带来的红利。现在大概有七八条所谓人工智能和数字时代的底线，大家要有共识，但是即使有了底线还是有很多问题要解决，有很多平衡点要处理，到底是多抓一点数据发展数字产业，还是更多保护个人数据不要让它使用？我们在获益人群和受损人群之间、产业发展与个人信息之间，创新与稳定之间，国内与国际之间、线上线下之间有很多问题要平衡，但是是在前进中去平衡。大部分的挑战目前并没有答案，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往前走。
最后一句话，数字经济不是未来，数字经济已来，我们要接纳和拥抱，要共同应对数字时代可能面临的挑战。
谢谢大家！
本场演讲人民网、中国网、新浪网等媒体的记者到现场进行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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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清华”讲坛是清华大学发起的大型思想传播活动，推动建设更创新、更国际、更人文的清华新百年。讲坛定期邀请优秀人文学者，在标志性建筑新清华学堂发表公众演讲，阐述其经典学说、独特思考和重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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