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藏16年，为后人留下4000万颗造福苍生的种子，致敬钟扬！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 钟扬

2017年9月25日上午6点多，我国著名植物学家、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钟扬教授在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赶往银川的出差途中遭遇车祸，不幸逝世，年仅53岁。

红树林的养育者

当消息传到复旦大学，所有人都震惊了：“钟老师工作太拼了！”但是对于钟扬来说，这已是家常便饭，他常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与他打交道的人常常在半夜一两点收到他的回复邮件......

20岁毕业后，钟扬被分配到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做研究，这一呆就是15年，并由此爱上了植物学研究，此后一生未曾离开过这一行。工作的出色也让他从平凡的研究者干到了副所长，但在2000年，他放弃了一切待遇，为了自己的兴趣，甘愿来复旦大学任教。

用他的话说：“我对植物学感兴趣，但是我们当时的植物研究所只能在华中地区转悠，而在高校搞研究，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做个普通教授又怎样呢？”

来到上海的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上海的海滨光秃秃的，像深圳的福田有红树林，香港有米埔湿地，上海为什么很少被人以“海滨城市”来描绘？

上海浦东汇东滩湿地

他想给上海种上一片绵延不断的红树，大家都觉得不可能成功，但是钟扬却坚持了下来！

通过海里引水，红树林幼苗能够吸收适量的盐分

冰冻灾害让红树林第一年遭遇了场灭顶之灾，但是第二年奇迹发生了，不仅新种的红树全部存活，就连之前死去的那批红树也神奇般地“复活了”。这已是植物学研究上的重大突破！

“这是一个极好的寓意，人和树都要坚持下去”。钟教授一如既往地鼓舞着周围的人。

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

“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钟扬教授常常教育自己的学生：“最好的植物研究一定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做出来的。”

恰逢2001年复旦大学承担对口援藏的工作，于是钟扬请缨前往西藏，他说西藏是研究植物的天然研究室，它是每个植物学家都应该去的地方。

在复旦的十几年里，钟扬每个月都要去趟西藏，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从阿里无人区到林芝雅鲁藏布江边，他在藏地行路超过10万公里，和团队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这些种子可以存放100至400年不等。

随着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的加剧，很多种子正在濒危和消失，人类失去了了解和利用它们的机会。于是，21世纪到来以后，科学家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想法付诸了实践——储存低温休眠的种子。让它们的种子低温休眠，保持生命状态，是以备将来之需的最好方式。

“这些种子可能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才能发挥作用、造福人类。生物学就是这样一门学科，我们所做的可能就是一天到晚采集种子，眼前没有任何经济效益，一辈子也比一定见到光明。”

钟扬在实验室里做研究

“但假设西藏有一种应对癌症的植物一百年后没有了，但是一百年前我采集过5000粒种子，后人将这5000粒种子拿出来种，假设只有500粒能存活，50粒能结种子，这个植物不是重现了吗？”在这里我们期待他留给未来的4000万颗种子，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

斯瓦尔巴特种子库

在离北极1000公里左右的一个永久冰川冻土层里，有一座斯瓦尔巴特种子库。这是世界上目前最引人注目的种子库，学界称之为“种子方舟”或“末日种子库”。它不仅科学上、工程上设计精妙，而且还考虑了人类在遭受核打击和停电的情况，选址在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位置。

整齐存放的种子

另一个号称“大牛”的种子库是是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千年种子库，它收集非常广泛，在那里可以找到来自非洲和亚洲几乎所有的种子。由此可以分析全世界关于种子的现状，以及评估环境变化以后种子的状况。

但是，在与邱园的科研合作中钟扬发现，所有的植物里居然没有一粒来自中国西藏的种子。“关于全球变化的预测，版图上少了一块。”钟扬他们为此特地写了一篇文章，阐述全世界气候变化研究必须要有西藏的种子。Nature杂志在2008年发表了这篇文章，同时也呼吁世界科学家重视西藏的种子。

一名工作人员在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博物馆内查看种子标本

就在差不多的时间，中国西南植物种质资源库在中科院昆明植物所落成。现在，这个种子库数量规模亚洲第一，与上述二者并列为世界三大种子库。在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党委书记杨永平看来，钟扬是我国种子库建设的推动者和实践者。

学生眼中的良师益友

藏族同事扎西次仁说：“钟扬老师是受到我们评价最高的老师。他当时到了这里，什么都没说，只做一件事，就是带着我们一起去野外考察。”那时候，钟扬早晨天刚亮就和同事一起出发，一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收工休息。为了把包里空间省下来装野生植物采样，他每天只带两个面包、一袋榨菜、一瓶矿泉水。

珠峰一号大本营晚餐进行时

扎西次仁与杨钟同龄，也是他的第一个藏族博士毕业生，他已累计培养出七个少数民族博士生。他的学生回忆道：“毕业典礼上，他连续读了三千多名博士毕业生的名字以示尊重，没有一个名字被他用‘等’替代。”

2017届研究生学位授予仪式上，藏族学生为其献上哈达

刚到西藏大学的时候，学校老师们并不相信钟扬能为大学做些什么。毕竟这么多年，到西藏来的科研人员们一拨又一拨，和他们合作的人也是一批又一批，但都是完成了自己的研究就走了，没有人留在这里，更没留下什么合作成果。

2002年，他和朝夕相处的同事琼次仁联合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失败了。他安慰琼次仁，然后继续并肩作战。2003年，申报成功，西藏大学沸腾了，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钟扬也因此赢得了藏族同事们的信任。

2004年，一次高海拔地区的野外考察过后，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的琼次仁倒下了，被诊断出患了肝癌和胃癌。在琼次仁病危的日子里，钟扬每次从野外返回上海途中，都会专门到成都，把自己打来并封装好的满满一大桶西藏山泉水送到琼次仁的病床前。每次，他都拉着琼次仁的手，讲大家野外考察和研究的进展情况......2005年的一天，这对合作伙伴最后一次见面。“钟老师，我还没和你合作够啊！”琼次仁紧紧地拉着钟扬的手，“我走时，你抬我！”这在藏族礼仪中，这是一个藏族汉子所能够给朋友的最深信任了。

以上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现在，这个倾一生收集种子的人走了，但正如钟扬自己所说，他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令钟扬颇为得意的是，他的5个藏族博士毕业生有4个都留校工作了，现在，西藏大学的植物学研究初具规模，这支“地方队”已经开始参与国际竞争，在进化生物学的一些研究上与日本、欧美比肩。 

个人生命有限，但他在西藏已经实现了人的延伸。最后让我们致敬钟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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