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不许批评的真理,是伪真理!
周先生早年研读经济学,1955年奉调到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周先生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订者,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他的夫人是著名的“合肥四姐妹”中的张允和。
周先生从民国走来,到老依然保有民国学人的气质和风骨。下面分享一篇周先生的访谈。
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
马国川:现在大学教育问题多多,学术抄袭、教授作假等现象层出不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即使名牌大学对于教授抄袭事件也装聋作哑,既不进行调查,也不回应。您怎么看待这类事件?
周有光:我看到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告诉我,学术抄袭、教授造假,完全是由于大学的“官僚化”。它是官僚化的一个派生现象,所以,关键在于“非官僚化”,而不能“弃本从末”。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官员读博成为新风气,官僚都要一个学位头衔,大批进入大学,于是就创造了“在职博士生”这个奇怪的现象。官员有时间读书写论文吗?绝大多数文章都是抄的或者别人替他们写的,当然是虚假的。这样,产生了大批没有知识的博士、空头的教授。
这种情况到今天还没有改变。有什么办法解决问题呢?我想,办法就是“非官僚化”。官僚化不改,问题不可能解决。上海一个教授来告诉我,大学有两种假教授,一种是“真的假教授”,交一笔钱,大学给你一个客座教授之类的聘书,这是“真的假教授”;还有一种是“假的真教授”,一个系升格为学院,来了一个院长两个副院长,一定是教授,其实不学无术,是“假的真教授”,把教育的尊严和威信一扫而光。
至于名牌大学的教授抄袭,我看了许多材料,不去研究个案,我们要研究整个现象。名牌大学面对抄袭事件装聋作哑,是非常不正常的。
马国川:学术抄袭、教授作假等现象之外,假文凭泛滥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例如最近的唐骏假文凭事件,就闹得沸沸扬扬。在您看来,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假文凭泛滥?
周有光:唐骏是我的老乡,常州人,还有一个糟糕的事,我是常州中学的毕业生,他也是常州中学毕业的,只是前后差了几十年。报纸新闻说,唐骏到常州中学去演讲,虽然文凭是假的,可是本地人还拥护他呢。所以可见今天的风气是坏得不得了。
学问和管理能力是两码事。有的人的管理能力,能办事,可是不能搞学问;有的人有学问的天赋,可是不能搞管理。唐骏这个人有管理能力,可是在我们现在的制度之下,有了社会地位还要一个文凭,怎么办?只有造假了。后来报纸上不是登了吗,只要给多少钱,美国西太平洋大学就给一个硕士或博士学位。
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假文凭泛滥?因为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假文凭。我拿过几张文凭,有国内的有国外的,现在没用处,我一生文凭没有用处,人家也不问我有没有文凭。不重视文凭,也就没有假文凭了,我们今天重视文凭不重视知识,知识越多越发达,当然假文凭出来了。
马国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多次在公开场合提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您认为原因是什么?在您看来,目前中国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周有光:我想,对于温家宝总理的问题,唐代大学问家韩愈早已答复了。韩愈在文章里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这很重要,马叫是表示意思的,你不懂它,伯乐怎么做呢?“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这个答复非常好。韩愈已经答复温总理了,用不着我来回答了。
我看到一些杂志上有些小评论说,其实新中国培养了许多“大师”,某些文豪不是大师吗?江青的“梁效”不是大师吗?这些都是随风倒的,因为不随风倒就不可能做“大师”。当然这是笑话,“随风倒”的人怎么能够成为“大师”呢!不过是御用文人罢了。
马国川:没有独立思想怎么能成为大师呢。
周有光:还有,要做“大师”有许多条件。比如,“右派”是不能做“大师”的。苏联一瓦解,就看到国外材料说高尔基被否定了,我大吃一惊,高尔基就是苏联培养的大师啊。鲁迅也是被领袖推崇的大师,假如他多活二十年,他还能做大师吗?
蔡元培提出来八个字“学术自由,学校自治”,所以他造就了一个好的北京大学。国外都是这样子,世界上的好大学没有一个不是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假如大学继续官僚化,就不可能有学术自由、大学自治。
马国川:您对最近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有何评价?
周有光:我没看到这个《纲要》,不能评论。你告诉我它的要点是什么吗?
马国川:抱歉,我也说不出有什么要点来。
周有光:它里面有没有讲学术自由?
马国川:没有讲,但是提到大学要“去行政化”。
周有光:这话不通啊。大学需要行政,不是“去行政化”,而是“去官僚化”。大学房子要维修,校园要做清洁工作,这是行政工作。官僚化跟行政是两码事,大学要有行政,但是不能要官僚。所以“去行政化”是错误的,要“去官僚化”才对。
马国川:为什么中国的应试教育发达?如何改革应试教育?
周有光:中国一向是要考状元,考得好才能做官嘛。应试教育是中国最发达的,有两千年的传统。我们缺少的不是应试教育,我们缺少的是科学教育。
马国川:您的意思是,如果改革应试教育,那就要用科学教育取代应试教育。
周有光:对啊。新的教育部长袁贵仁上任后,我给他写过一封信,提了两点建议。第一点,从大学做起,学术自由;第二点,小学生中学生大量的无效劳动要取消。现在小孩子忙得要命,睡觉都不能好好睡,苦得要死,书本还是学不好。为什么呢?大量的无效劳动。他很客气,打电话过来说“谢谢”。
不过我的朋友说,教育部长做不到的,他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因为中国的教育错误不是教育部的事情。
如果不许批评,那怎么是真理呢?
周有光:我们今天教育为什么搞得这么糟糕呢?因为我们没有科学的教育学,当然教育搞不好。为什么没有科学的教育学?因为中国没有引进科学的教育学。我们今天引进了国外的自然科学,至于社会科学,现在只引进了一个部分--经济学,因为我们要发展经济啊。至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还差得非常远。
马国川:社会科学的发达与否,决定了能否培养出真正的大师。但是许多人批评说,中国现在社会科学中玄学和形而上学盛行。那么,如何克服社会科学中的玄学与形而上学问题呢?
周有光:这个问题很重要。人类的思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神学思维,神学思维都是迷信;第二个阶段叫玄学思维,玄学思维是信仰;第三个阶段是科学思维,科学思维讲究实证。三种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
意识形态属于玄学思维,这个概念也是玄学思维的概念,不是科学的,科学领域里面没有什么叫做意识形态的。从科学角度来看,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同属于科学思维,意识形态属于玄学思维,是两个阶段的两种不同思维,不一样的。
意识形态不是社会科学。意识形态是要求人家信仰的,比如苏联时期,公民能够批评质疑官方的意识形态吗?苏联曾经把社会科学进行改造,作为宣传意识形态的手段。苏联瓦解以后,俄罗斯的学者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很有水平。叶利钦宣布俄罗斯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也彻底否定了以前的意识形态。经过深刻的批判,现在俄罗斯已经把社会科学跟意识形态分开了。可是,今天俄罗斯的统治集团跟知识分子不一样,统治集团要建立一个强国,知识分子就讲知识、讲学问、讲真理。这是两码事。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是科学,把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截然分开,这是错误的。按照今天世界的常识来讲,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样都需要进行严格的实证检验。什么叫实证呢?实证就是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的人写文章说,这句话是胡适讲出来的。
马国川:这句话出自《胡适自传》,原话是,“只有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与大陆七十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的口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数字之差。
周有光:什么叫真理呢?真理,可以今天批判它、否定它,明天还可以批判它、否定它,在不断被批判被否定当中能站得住,那才是真理。如果不许批评,那怎么是真理呢?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意识形态是不许批评的,意识形态是用来信仰的。只能信仰,不能批评,所以意识形态不能跟社会科学混起来讲。
苏联的垮台证明,苏联走的是一条历史的误区,我们跟着新苏联“一边倒”,也跟着“倒”进误区里面去了。要恢复社会科学的本来面目,就要提倡民主。
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回归五四,学习民主》,写得很好。民主不是一个简单东西,什么叫民主?民主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发明,也不是它的专利品。民主是三千年来的历史经验的积累,现在还在一步步渐进。现在民主最新的东西有八个字:电视辩论,国际观察。若干年前俄罗斯选举,国际观察员都拒绝去观察,为什么,他们已经了解俄罗斯选举是假的。
不许讲民主,不就成“君主”吗?今天我们要重新建设中国,从五四开始,回归五四,学习民主。
来源:搜狐网
http://mt.sohu.com/20150110/n40768982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