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亲戚的中亚遭遇
我们是去南疆认亲，不是去扶贫帮困，我们是国家公职人员，我们的公权力有限，我们的工资收入仅够养家糊口，扶贫帮困有当地政府和“驻村工作组”，我们去认亲，是为了拉近与乡村民族兄弟的感情，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牵起亲戚的手，帮他们一把。
我们来晚了，至少晚了二十年……
我亲戚的村叫瓦克瓦克村，这里曾诞生过维吾尔民族的精英人物，此人物是自治区第一任党委书记、主席，在他去世后中央对他的评价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民族工作卓越领导人，杰出的社会政治活动家。他的名字已渐渐被新疆人所淡忘，他就是赛福鼎·艾则孜中将。
我亲戚家是赛福鼎将军老家的邻居，当我第一次见他时，随口说出，“赛来姆来孔”时，他热情的拉过我，然后拥抱。
我亲戚叫吐尔逊江，看面相是一个朴实的农民，但他的穿着并不像一个农民，戴着一顶俄罗斯式的翻毛皮帽，上身穿一件黑色羽绒服，一条石墨蓝的牛仔裤，脚蹬一双黑色的皮鞋。总体感觉很干净很利索。
认亲大会上，各级领导在台上慷慨陈词时，我们简单地聊了一会，我加了他的微信，他说他的手机号被公安局锁了，暂时用老婆的手机。我当时心里一振。
午饭是在村委会吃的抓饭，吃的很饱，吐尔逊江只能用右手进食，他的左手两个月前骑摩托车时发生车祸手腕骨断了，还没有痊愈。午饭后，我们去了他的家。
这是一个简单的农家小院，院中除堆有煤之外没有杂物，房屋有点破旧，有年久失修的感觉，正面的房屋貌似是储藏间之类的房屋。我们进的是侧屋，进屋后，一股热浪迎面而来，小屋内铁炉烧的暖暖的。我坐在靠墙的炕垫上，环视着这个屋子设置。小屋不大，估计有二十平米左右，其中十六平米的地方都是土炕，炕上铺着地毯，有一张炕桌，桌上放满水果和点心，酸奶和蜂蜜也准备好了。看我们进来，女主人麻利地把切好的菜放进锅里，然后铲出炒好的菜，然后加水，然后利索的拉面。
我和吐尔逊江坐在炕上，吐尔逊江说起了他的故事。
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汉语只会说“你好”。外表看起来很朴实的农民，曾闯荡了半个中国，在中亚五国游荡了十六年之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就是百万富翁，而今则是一个年收入四千元的普通农民，而他最大的愿望是找一份月收入不低于三千元的工作。
阿图什这个地方盛产维吾尔商人，早在汉代时就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阿图什人经商是因为这里干旱少雨，土地贫瘠。走出去才会有出路。
我亲戚，吐尔逊江今年43岁，在他20岁的时候就跟村里人去过广州、深玔、北京、上海，当年他们是背着无花果干出去的，在内地换成钱后，就在口岸买走私的录像机，然后在广州的大街上卖给内陆的客人，一台录像机可以挣一、二百元，他们不会汉语，用计算器与人讨价还价。那时候，广州的工商或者城管之类，不允许其它外地人摆摊，但新疆人没人管。也许因为新疆人长的凶，腰里都带有匕首，南方人习惯于欺软怕硬。也许是因为“脑子笨”，不会将砖头装时录像机箱子里，所以他们有了一定的回头客户。在录像机上挣了钱，然后又从江浙贩布、头巾等日需品回新疆。其它省的人八折能批发来的货，他们五折甚至更低的折扣都能提上货。因为他们关注的是前一年的压仓货，而这些压仓货在南疆都是新潮的东西。可以用三到五倍甚至更高的价格出售。
苏联解体后，边贸生意就挺别好做，大约在1995年左右，吐尔逊江出国了，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做边贸生意，主要是贩皮子，那时候，由于苏联解体，前苏联的中亚国家非常穷，按吐尔逊江的说法是这些人吃了上顿没下顿。中国人是有钱人的代表。在塔什干，吐尔逊江租房的房东有五间平房，他租了其中一间，房东有一个女儿，比他小几岁，时间长了日久生情，就和他好上了，或许是为了吃饱肚子，后来就嫁给他，并生了一个儿子。
那时候，吐尔逊江主要是从土库曼斯坦进口皮子通过乌兹别克斯坦进入哈萨克斯坦，在阿拉木图或者霍尔果斯口岸卖给中国内地的皮货商。
吐尔逊江说，他第一笔大生意是从土库曼斯坦买了很多羊皮，当时，土库曼斯坦一张羊皮才20美分，合人民币1.6元，在霍尔果斯可以卖到40-50元人民币，那笔生意让吐尔逊江挣了几十万元。
我不知道当时独联体之间过货有没有关税，吐尔逊江说是过检查站，他只要给货车司机付1500美元，所有的事，都由货车司机来办。吐尔逊江说，他也有倒霉的时候，有一年，他中途上货，从乌兹别克斯坦向哈萨克斯坦运牛皮，搭了一台拉铝锭的车，在哈萨克斯坦的检查站，被查出车上装了五十公斤羚羊角。货车司机对检查的警察说，羚羊角是搭车的中国人的，不是他的。结果吐尔逊江被踢翻在地，哈萨克的警察用长枪指着他，把他送进了拘留所。这笔生意让他损失了近百万。三个月后，他被放出来，准备索要他的牛皮，但是当地官员只给了他号称十万元的垃圾货，主要是中国内地运往哈萨克斯坦的秋衣秋裤，而且是那种稍一用劲就撕烂那种，每天卖出去的钱，就成了他的生活费。还有一次，他的货被检查站扣住，他要求见了检查站的负责人，那位哈萨克警长提出给一万美金就放过他，也许是阿图什商人多年形成的砍价习惯，他给了五千，而且要求警长送他到阿拉木图，他怕警长打电话在下一个检查站再被扣下。那个检查站离阿拉木图400公里，也许当年这个国家收钱不违法，抢钱就犯法了。所以警长真的送他到了阿拉木图。
这个世界上，靠存钱过日子的民族不多，多数民族是靠诚信过日子的。而在口岸很多是进行比较原始的易货贸易，羊皮换成布匹，再把布匹运到乌兹别克的塔什干出售。
在我理解，吐尔逊江的贩货行为就是走私。吐尔逊江自己也称认是在钻空子。那时候，中亚五国的经济崩溃，国家管理混乱，根本没人管，警察只顾收钱。如果做正经生意回报就很少。后来，独联体经济逐渐复苏，管理也相对正规，吐尔逊江就在塔什干的市场租铺面卖布，也批发布料。在他不再有暴利的时候，乌兹别克的妻子就与他离婚了。吐尔逊江说，乌兹别克的老婆卷走了他所有的钱。当时，他还有点私房钱，说给前妻二万五，让他把8岁的孩子带走，但是前妻说，再拿一百万来，也别想带走孩子。我觉得，这可能是一面之辞，因为他还给我说了一件事，那时候，他有酒瘾，一次可以喝一公斤酒，每天还没到市场关门他就先关门，倒上一茶杯酒，一口喝完。哪个女人会容忍一个每天都喝一公斤酒的男人回家打老婆。
吐尔逊江是被乌兹别克斯坦警察驱逐出境的，而且五年内不得进入乌兹别克。原因是他的签证到期，没有按规定时间离开。吐尔逊江说，那个市场很多布店欠了他的货钱，知道他的签证到了，就不给还，后来他去了签证处，续签了一个月，但是这一个月他还是没要回钱，甚至在后来十来天，那几家布店老板直接关门躲起来了。
离婚后，他在老家阿图什又娶了老婆，是当地人，生了一个女孩，今年快六岁了，正在上学前班。
吐尔逊江在讲他的故事时，目光中积满了忧郁，指中的烟灰蓄了很长。他现在没钱，而且还欠了国内布商的货款，这边的朋友知道他破产了，也没有逼他还钱。他说，如果他能认识内地的批发商供货，他可以去哈萨克斯坦卖货，中国东西在那边很畅销，十块钱的货在那边可以卖一百块钱。那边的蜜蜂、面粉、巧克力在中国也很畅销，差价也很大。但是他没有本钱了。他要申请低保，但乡上说，他是常出国的人，是有钱人，不能办低保，办不了低保他就无法申请低息贷款。
吐尔逊江说他在乌兹别克的儿子今年十七岁了，明年要去服一年的兵役，然后考大学会加分。
我问，那边的儿子有来往吗？
他说，儿子和他感情还是很好的，经常会通话，五个月前他就是用手机给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儿子打电话，后来电话被监控了，警察找到他，让他把电话交上去检查，但是他的手机在割草的时候丢了，找不回来了，所以他的身份证也补不成手机号，被警察锁定了。现在打电话是去公用电话厅，阿图什专门有国际长途，一分钟三块钱。五个月过去了，警察再没找过他。
吐尔逊江是2014年回国的，当时家里四亩葡萄还卖了一万五千元，今年不知怎么了，雨水太多，葡萄坏的也多，就没卖出价，只挣了四千多元，回来后，他在给人当保安，一个月二千五，由于手撞断了，一直在家休息。
我问他，中国好还是中亚那些国家好？
吐尔逊江说，中亚国家，除了水、电、天然气是免费的之外，很多方面没法跟中国比，他做边贸生意只是为了挣钱，在他看来，家乡最好，没有人欺负他，警察跟他说话也很客气。因为他切肤的体会到在异国他乡，跪在地上，抱着头，被警察用长枪顶着脑袋的那种恐惧和无助。他说，当时他哭着求警察，我是中国人，我有老婆孩子，放过我吧！而警察对他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拿钱来！
我问他，中亚国家有极端宗教分子吗？
他说，中亚的这几个国家基本是政府和黑社会共同管理国家，很多官员就是黑社会的靠山或者本身就是黑社会。那种戴面纱、留大胡子的只要发现就被抓走了，有些极端分子让黑社会抓住就干掉了，我们国家对这类极端分子还是太手弱了。
吐尔逊江现在和小女儿一起学汉语，他说在中亚，基本说俄语，所以他会俄语，那边中国汉人也很多，有一次，一个汉人游客买东西，他边上铺子的老板就请他去当翻译，但他不懂汉语，那个铺子的老板就很奇怪的问，你是中国人，为什么不会说你们的国家语言呢？所以他很惭愧。
那天，我和吐尔逊江聊的很开心，他以为我会在他家住一、两天，我告辞的时候，给了他一些钱，他不要，我说这是给女儿的，中国文化中习惯于长辈给晚辈一些压岁钱，让孩子健康成长，现在我们是亲戚了，这是不能回绝的。
送我上车，吐尔逊江重复最多的一句话是，下次来，把老婆孩子一起带来？
回乌鲁木齐的路上，我在想一个问题，谁会把新疆搞乱。
我是新疆人，从小我家的邻居、同学就有维吾尔、哈萨克、回、蒙等民族。那时候，我们没有什么所谓的民族隔阂，如果用“亲如一家”来描述，那一定是当今新闻媒体的套话，太夸张，我们就是朋友，不用按民族去区别，我们不用亲如一家，我们也会彼此吵架、打架，但之后，我们还是朋友，没谁会去计较。
极端宗教分子，分裂不了新疆，新疆在晚清国力最弱的时候都没分出去，今天中国强大了，新疆更不可能被分裂，外来势力再强大，与中国的国家实力相比较，微不足道。如果说新疆问题一部分来自境外宗教势力。那么更多的则来自我们新疆官场一些渎职的官员。这些人眼中只有乌纱帽，没有国家利益。
我曾经听过一个政府官员的讲座，这位官员说，他与马大正先生讨论过新疆极端宗教的几个阶段，马大正只看到了两个层面，而他看到了四个层面。大言不惭，马大正是谁？马大正是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著名的边疆史学家。而一个官员说他看的问题比马教授深，估计马教授不屑与之争论。
历史不可能重复，但历史事件会惊人的相似，官员的视角与历史学家不可能在一个层面。2002年，马大正教授出过一本书，这本书叫《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书的内容是马教授从1993年到2001年针对新疆问题的十个研究报告和对政府的工作建议。但这本书当年莫名其妙的下架了，据说是涉及新疆敏感问题。但是，在这本书中，马教授提出了新疆特别是南疆基层组织存在的现状，建议自治区领导关注基层组织和科技人才流失问题。注意原教旨主义伊斯兰势力的萌芽，加紧制定反恐怖法律，加大对敌对势力“一文一武”和“两面人”的打击力度，加大对公安、武警部队机动力量的投入，在政策上放权，给一线指挥员临机处置的决策权，乡村一级基层组织建设要作为头等重要的大事来抓，要坚决做到依法治疆、强化宗教管理，打击任何形式上的非法宗教…… ……
建议自治区领导学习西藏，提请中央召开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等等几十条建议…… ……。“但是”这个转折词总是让人无语。此书出版八年后的2010年5月，第一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当时，距1980年，第一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刚好是三十年。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书中的建议，我们今天都在逐步实施。
苏联解体后，新疆可能遇到的民族问题就应该引起自治区领导的高度重视，因为中亚五国的主体民族从历史渊源上与新疆民族是扯不开的。如果二十多年前，苏联解体时，我们就有了“访、惠、聚”，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如果十多年前，科索沃危机暴发，我们就有了接对、认亲、帮扶，可能就不会有七年前的“七·五事件”。
我问过吐尔逊江，你在国外别人叫你维吾尔人还是中国人，他说，叫他Kitanyes(中亚国家对“中国人”的称谓，名词起源于西辽的契丹，在汉语中常被无知的文人翻译成“黑大爷”)
我问，你会唱国歌吗？他说，不会。
我问，你注意过街道两侧的标语写的是什么吗？他说，没有，在街上，他只关注过卫生间的“男、女”标识。
我问，你目前的想法是什么？
他说，挣钱，还债，如果还有机会发家，他要有自己的贸易公司，合法的做边贸生意。
我问，你在国外讨债求助过中国大使馆没有？
他说，大使馆只管国有企业和集体经营，他这种个体经济体太多，管不过来。
如果，我们的驻外使馆，能为我们的侨民和出国经商的生意人使用外交手段讨回公道，爱国就不再是一句空话，因为强大的中国就是靠山。
形式化的东西已充满了我们的生活，大横幅、大标语随处可见，“十八大“之后，中央已明令禁止公务上的迎来送往，禁止这种形式化的作风，但我们的工作惯性还没有停止，我们很多干部，不喊口号就不知道如何去工作。不说废话，就不知道如何讲话。
教会乡、村的维吾尔同胞唱“国歌”，永远比“民族团结一家亲”的表态发言重要。永远比“一袋白面，两桶清油”的慰问品重要。
新疆要长治久安，关键在官员的作风。我们再不能“假、大、空、虚”，一厢情愿的判断其它民族同胞的想法。
我们已错过了二十年，在这二十年里，极端宗教分子在我们基层官僚的眼皮下失控漏管而逐渐长大，抱团发展。
今天，拉近民族感情非常重要，认亲戚、结对子、支教、帮扶还不算晚，因为我们不能错过下一个二十年。
路边的宣传栏中“十项措施”“一个长城”“一个机制”都是为“一个目标”而服务，而这个目标就是新疆的稳定和长治久安。
新疆的长治久安，必须让我们每一个高高在上的官员走进农村，走进群众，了解基层疾苦，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乌纱帽服务”更不是“为人民币服务”。
新疆的长治久安，必须让各族群众相互了解，相互交流，相互支持，推行国家语言，依法治疆。
新疆的长治久安，必须在广大的农村，在广大的农、牧民群众中树立国家意识和国家观念。
新疆的长治久安，必须大量使用新疆土生土长的民、汉干部，因为他们的家在这里，他们的兄弟姐妹、亲戚邻里同学在这里，他们的根在这里。
那天，返回村委会的路上，我至少看到两座清真寺，磨砖对缝，建造精美，与周围的民宅形成巨大的反差。
那天，我给扎根阿图什做工程的一个战友打电话，告诉他，我的维吾尔亲戚需要一份三千元的工作。
那天，我提着南疆维吾尔亲戚吐尔逊江送给我的一顶小花帽和两个直径有五十厘米的硕大的馕回家。
五年级的儿子说，爸爸，咱们家的维吾尔亲戚肯定是一个有钱人，他们家的“馕”能做这么大。
我说，咱们南疆的维吾尔亲戚曾经是一个百万富翁，曾经…… ……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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