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空转已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
吴敬琏提出改革空转的问题
近年经济界讨论较多的一个话题是货币空转，简单说，就是资金不流向实体经济，而是在货币资金的圈子里循环吃利差。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多，对资本借贷者来说，主要的原因就是实体经济不太赚钱，投资风险较高。对这个问题，这里我不展开说。
关于改革空转的问题，大家说的不多，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吴敬琏先生。
他说最近“出现了所谓的改革空转现象，上级部门忙着发文件，下级部门忙着学文件，一个文件还没学完，第二个文件又来了，或者说改革成了‘修辞’。”吴敬琏先生这里所说的“改革空转”指的是政府部门的工作作风问题，以文件落实文件，但其背后的深层问题，吴先生没有点破。
什么是改革空转
“改革空转”，从表面上看是改革停留在文件和会议上，落不到实处，但背后的问题是人们对“改革”的含义、具体内容和实施措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解读，“改革”的社会利益主体似乎并不明确，“改革”的责权利三者也并不协调，改革者和被改革者似乎都有一种茫然的感觉。
“改革”已经老生常谈，什么都是改革，什么也都可以不是改革，这要具体分析。政策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如果这不是一种规律，也是某种大家共同感知的生活经验。事实上，人们不再关心“改革”的内容和目的是什么，人们更关心的是，谈论“改革”的人是谁，这个人有没有话语权。
因此，我理解的“改革空转”，就是人们不再关心改革本身，改革本身已经失去意义，“改革”不再是激励人们为共同利益去努力改变现状的一面旗帜，它变成了某种特定历史下的一种文化象征。
所以，人们只是在谈论改革，其实现实并没有改革，或者至少可以说，我们离改革越来越远。
为什么会这样
提出这个问题，并不表明我知道答案，或者我有深刻的研究。其实，我有很多迷惑。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现代社会制度和文化始于秦，中国从秦朝开始后的2000多年历史里，其中有很多相似之处。从某种程度上说，历史上似乎有两个中国，一个中国在明处，这个是可以说的，另一个中国在暗处或者叫“潜中国”，这个是不能说的。“改革”貌似也是这样，有些可以说，有些只能各自体会。这是我们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有好的地方，不然不会几千年流传至今，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社会的沟通成本特别高，看似形成共识，其实可能完全没有共识。人们认识沟通发生严重阻滞的结果，任何可能的改革一定是“空转”。
改革是一辆专用的公交车
改革常常成为一纸“空头支票”，特别是在财税改革、国企改革、金融改革等领域。
比如，营改增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层层抵扣来避免重复征税，从而达到减轻企业赋税的压力，但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对既得利益的保护，营改增没有如期完成，而且，改了以后很多企业好处没有享受到，税费的负担更重。加税说是改革，减税也说是改革，反正政府想干什么，就说什么是改革。
国企改革年年喊，年年搞，以前的国企改革是做减法，现在的国企改革是做加法，20年河东，20年河西。在有些领域，人们看到，我们改革的正是以前改革的成果。
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意味着中国从主要靠凯恩斯主义式的刺激政策拉动增长，转向以提高供给质量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在实际落实环节，我们看到的依然还是用传统的政策来解决问题。一方面刺激力度并未减弱，另一方面则是用加大杠杆率的方法来解决杠杆率过高的问题。所谓“改革”，本来应该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但对于政府官员来说，最有效的方法还是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用吴敬琏先生的话说就是：“一方面下达指标压缩过剩产能，消除房地产库存，要求网络提速降费，另一方面设置各种各样的扶持基金和高新技术开发区，企图用高投资、高补贴推出一个科技创新的高潮。”
改革还有没有红利了
中国在前三十年获得改革巨大成功后，国家与社会财富有了一定的积累，这个时候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向前三十年获得改革利益的群体，要求利益再分配的红利。因此，真正的改革意味着利益重新分配。
比如，过去三十年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国家财政实力的迅速积累，是建立在中国社会85%人口和社会阶层的利益让渡上的，在少数人暴富后自信满满的同时，大部分人并没有富起来，甚至在社会福利保障方面，他们的实际利益还有所倒退。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大部分中低收入阶层的实际利益相比改革前，并没有改善。实事求是地说，过去改革的巨大红利并没有让中国的老百姓共同分享，或者说，在少数人吃肉的同时，绝大部分人只是喝了一点汤。
如果说，现在的改革还有什么红利的话，这个“红利”就是社会财富和利益的再分配。如果不是这样，对大部分人而言，改革就无利可图。没有改革的红利，中国社会和经济会很快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作者： 范棣博士，独立经济学者、资深投资专家、野外徒步探险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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