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知识分子从未像现在这样堕落

知识分子从未像现在这样堕落文 | 方方来源：江苏文艺出版社

作者

方方，1955年生于南京。高中毕业后当过装卸工，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76年开始写作，1987年发表中篇小说《风景》，引起极大反响，成为“新写实派”代表作家之一。主要作品有《乌泥湖年谱》《水在时间之下》《武昌城》《奔跑的火光》《万箭穿心》《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等。

小时候，因为父亲热爱阅读，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父亲学工，却喜爱文学。他常给我讲《唐人小说》，那是他伯父（编注：即南京大学教授汪辟疆）编撰的。“南柯一梦”、“柳毅传书”这类故事，都是从父亲那里听来。闲时他还给我们讲古文。中学年代我把“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当座右铭。“文革”时许多书被禁，哥哥借来一本《第三帝国的兴亡》，立即被父亲霸占。场景非常有趣：哥哥白天看，父亲一回来就立即让位。父亲看时，旁边还要放一本地图，以便核对。而父亲一走，哥哥又全盘接管。在家里，父亲随时都在看书。当年父亲上厕所前找不到书大发脾气的场面，直到今天，家人聚会时还当笑话说。

父亲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可谓一言难尽。他懂五国语言，那么有才华，那么勤奋，但大半辈子都在政治运动中蹉跎。“文革”中有一种批斗方式叫“坐飞机”，即从身后架起被斗者的双臂，令其弯腰，又从其身后揪扯他的头发，令其抬头望着群众。父亲担心自己挨斗时会经受不住，就把头发剪得很短，以免被人揪扯，又天天在家里练习坐飞机。他在门背后练习时，我就坐在他的椅子上看，有时父亲会问我动作标不标准。少年时不懂其中滋味，但三十多岁后，想起这些，真觉得悲凉入骨。

一个人的人生观是许多事、许多人，以及个人经历、甚至包括阅读所共同塑造的。父亲这代人以及父母家族所有人的命运，都让我看到个人的渺小和在命运面前的无望。无数个人的悲伤，无数个人命运的不可抗拒，导致我的悲观。我的宿命感好像与生俱来。人活着就是一件虚无的事，这没有办法。人生来就知自己有死的一天，活着是通向死的必然通道。只是人不是一个人活着，是与很多人一起活着。大家结伴而行，能好好走，就好好走吧。

就算全世界的人都烦我，又怎么样？

19岁那一年，我当了搬运工。这是我很感激命运的事，仿佛上了人世间一堂大课。最初接触搬运工，我很受惊。比如他们总是随地大口吐痰，脱口骂脏话，还有女工们追逐着脱男人裤子。有天一个青工上班时说：我老娘在我跟前啰嗦，我烦不过，一脚把她踹到墙角，她半天都爬不起来。他说时兴高采烈，一边还比划，听得我惊心动魄。当我来到棚户区，也就是我的小说《风景》中写到的“河南棚子”之后，所受的震动更大。一个同事家只有五六个平米，他跟父亲睡上下铺，桌子是一个纸盒子，里面装衣服，平常铺块塑料布当饭桌。即便如此，他们对生活还是持一种达观态度。当然，这种达观中也有无可奈何，用他们的话说：怎么办呢？只能这个样子呀。他们的状态，不可能不影响我的人生观，以及我多年的写作态度。

知识分子相对自私，工人则豁达得多。这当然也是不同的工作方式所造成的。知识分子多数不关心他人之事，有时这是好事，但更多让人有冷漠感。工人却不。他们对朋友很仗义，江湖气比较重。他们活得有强度也韧性，扛得住人生的艰辛劳苦。知识分子眼里的苦难，在他们那里可能什么都不是。他们没有那么矫情，表现得很自然，很放松，很坦荡。

我写过不少底层人物，像《万箭穿心》的李宝莉，她是我很喜欢的人物。她大大咧咧的，粗糙而没文化，但遇到大事却不糊涂，能扛得住事。在这点上，我是像她的。我遇事不会害怕，不会退缩，典型吃软不吃硬的那种人。年轻时我也很冲。1982年我还在上大学，一次诗会上，老诗人让我这个在场唯一的大学生发言。我说，很多老诗人已经写不出诗来了，可他们还在使劲写，这是很悲哀的事；更悲哀的是，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诗已经没人读了（大意）。那时太年轻，说话太不客气，也不知道自己得罪了人，结果被批了很久，吓得我好几年开会都不敢发言。其实不过是说了真话罢了。

我说话向来直率，时间一长，大家也习惯了，有时候还笑我“童言无忌”。至少在湖北，我的坦率直接是很有名的。自然有人会不高兴，不过我想，你不高兴也不关我的事。我其实多是对事不对人。我也认真思考过：是改变自己性格的难度大呢，还是扛住别人、尤其是上级的厌烦难度大？后来想，就算全世界的人都烦我，又怎么样？谁想烦就让他烦好了。多大个事呢？

如果一个人无所求，就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和说话，没什么可以畏惧的。我可以扛住我自己所作的任何选择，以及性格带给我的所有：幸和不幸。

当下的知识分子圈比起从前严重退步

在我看来，在对一件事情或一个人的判断上，伪知识分子多以对自己有利无利为标准，真知识分子则站在一个健康社会共同认定的价值标准上进行判断。当下的知识分子圈比起从前严重退步，知识分子从未像现在这样堕落。

我写过一篇小说，《惟妙惟肖的爱情》，谈到父子两代知识分子。前一代人虽然也有问题——比方被各种运动折腾得精神畸形，但到底有底线。他们至少尊重知识，尊重规则以及尊重大学。现在却是无底线的为所欲为时代。官本位的学校已没有大学的尊严，没有学术自由的空气。大量知识分子迅速向权贵靠拢以及尽可能谄媚，尽可能为己谋利。说退步，还太温和了，知识分子一直都在退步，而现在，用堕落一词更准确一点。

我家的人都对政治不感兴趣。文坛有很多派，但我不属于任何一派。我也曾有机会当官，三十几岁时被选去当省人大常委。大家告诉我，这是要培养你了，但我就是没兴趣。我这辈子就是想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作家，这是我最大的欢喜。但我也不算特别叛逆的人。比方让我当省作协主席，我也不想当，但同事们希望我不要拒绝，我想，只要能让我继续写作，当也可，不当也可。多大个事呢？

像我这样的作协主席不是公务员，不是党员，基本也不管事。但这个身份还是会影响我说话的尺度。我认为自己只代表个人，但人家不这么看。比方我在微博上批评鲁迅文学奖评委“重人情而轻文学”，虽然这是事实，但到底还是不太合适。毕竟评委是作协请来的，而我是这家作协的主席。妥协的事自然也会有。比如党组领导常是空降来的，他们从未在文学圈待过，会有一些不合适的决定。所谓妥协，就是我不参与。若说有没有限制，还是看自己的人生态度，只要自己不拿自己当个主席使也就没什么。

我觉得这个社会的问题还是出在体制本身，改革是必须的。我常跟人说，看中国的改革有没有深入，就看作协和文联这样的机构有没有取消，或者以其他方式存在。

在眼下这样的社会，作为作家，精神上的痛苦当然是有的。它们来自看到全社会堕落和溃败的失望感，看到文化被破坏得难以挽救的悲观感，还有看到人性之恶已然放大到无以遏止地步的绝望感。事到如今，我们却还不回头。

许纪霖：二十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

历史，总是由知识分子书写的，然而，知识分子自身的历史，却常常无人书写。个中的缘由，大概是因为知识分子在中国，一直被认为是一根依附在人家皮上的无足轻重的杂毛，连独立的名份都没有，何来独立的历史？这一情形，到80年代有所改变，在文化热之中，产生了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反思的方法有多种，其中之一就是历史的反思，于是，知识分子开始有了自我的历史。

算起来，研究知识分子历史的，在80年代我算比较早的一个。我个人之所以对知识分子的历史发生研究的兴趣（而非人人都有的谈论兴趣），起因纯属偶然。1982年我在华东师大毕业留校，系里分配给我的教学任务是中国民主党派史。中国的民主党派，在其成立之初，绝大多数都是自由知识分子的聚合。一部民主党派的历史，也不妨读作一部知识分子的历史。在当时文化热氛围的烘托下，我试尝以一种文化的视角来考察这些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考察他们在一个大时代中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转型。当时，我采用了“知识分子独立人格”这样一个中心理念，而且将这一理念作为研究转型期知识分子的主要依据。

“知识分子独立人格”这一理念在当时的知识圈里得到了相当普遍的回应，成为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反思的重要成果之一。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尽管这一理念在当时具有现实反思的充足理由，但其学理和历史上的论证依然是不充分的。何况，学术研究在起初可以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热忱所引发，但其持久的生命力应该是自恰的、独立的，而不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这是知识分子人格独立的学术体现。而作为学术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史，就不仅仅是一部独立人格的转型史，它还具有社会学、知识学等多种蕴涵，应该通过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心态史、社会史等多学科的方法多元化地加以研究，而且是独立的、冷静的、与现实有距离的客观研究。

为了替以后的知识分子史研究打好基础，从90年代初开始，我暂别这一课题，从一个更宏观的背景——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的整体历史，来观察知识分子所凭藉的时代背景和所面临的历史问题。同时，通过跨学科的广泛阅读，调整和优化自身的知识结构，以期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知识背景下来理解和解读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这一调整到去年得以完成，我重新从宏观回到微观，回到自己原先的知识分子历史的研究，回到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课题。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有过几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大时代。所谓大时代，按照鲁迅的说法，“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大时代有四个：先秦、魏晋、明末清初和二十世纪。在这些大时代中，整个社会面临着巨大的转型，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人格不仅与政治环境发生激烈的冲突，而且自身也面临着巨大的矛盾。大时代的知识分子是最光彩的，也是最丑陋的；是最单纯的，也是最复杂的；是最勇敢的，也是最怯懦的。二十世纪还没有结束，我们仍然置身于一个大时代之中，书写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历史，也就等于在书写我们自身。

不过，对于学术研究来说，二十世纪毕竟太宏观了。这短短的一百年间，发生了多少波澜曲折，其变化动荡的程度、周转复始的更替，几乎等于过去十个世纪。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是一代人，而是几代人。更确切地说，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总共有六代知识分子。以1949年作为中界，可以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

无论是前三代还是后三代，都有自己的历史中轴，那就是五四和文革。对历史中轴的理解，成为理解前后三代知识分子的关键问题。五四和文革，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事件，而且是一种知识的和心态的分水岭，以一种什么样的阅历和身份经历它们，足以区分几代不同的知识分子。所谓的代沟，也往往通过重大的历史事件而得以明晰。

最初出现在二十世纪中国舞台上的，是晚清一代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等人。他们大多出生于1865-1880年间，早年受过系统、良好的国学训练，有传统的功名，但为变法图强之故，已经十分重视西学的价值，但那些新知多是从东邻日本转手而来，常常显得一知半解。从骨子来说，这一代人的思想模式不外乎“中体西用”。尽管如此，他们毕竟是跨世纪的一代，既是中国历史上最末一代士大夫，又是新知识、新思想、新时代的先驱。他们中的一些佼佼者如“笔锋常带情感”的梁任公，影响了整整一代五四知识分子。

1915年以后，新的一代知识分子崛起了。象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陈寅恪、周作人这代人，大多出生于1880-1895年之间，是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说第一代，是因为他们不再走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士大夫老路，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立职业，比如教授、报人、编辑、作家等等，而且在知识结构上，虽然幼年也诵过四书五经，但基本是在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洋学堂中得到的教育，后来又大都放洋日本或欧美留学，对西方文化有比较完整的、直接的认知。这是开创现代中国新知识范型的一代人，但在文化心态、道德模式等方面依然保存着中国传统的不少特点。

到30、40年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开始展露头角。用殷海光先生的话说，可以称之为“后五四”知识分子。这代人实际上分为前后两批，前一批出生于1895-1910年之间，他们在求学期间直接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是五四中的学生辈（五四知识分子属于师长辈），这代人大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有很好的专业训练。如果说晚清与五四两代人在知识结构上都是通人，很难用一个什么家加以界定的话，那么这代知识分子则是知识分工相当明确的专家，比如哲学家冯友兰、贺麟、历史学家傅斯年、顾颉刚、政治学家罗隆基、社会学家潘光旦、费孝通、文学家朱自清、闻一多、巴金、冰心等即是。前两代人是文化精英，主要靠社会影响出名，而这代人的声望主要局限在知识圈内。五四一代开创了新知识范型之后，后五四一代作出了一系列成功的范例，30-40年代中国文学和学术的高峰主要是这代人的贡献。“后五四”一代中的后一批人出生要晚一些，基本在1910-1930年之间，他们在求学时代接受了五四以后新知识和新文化完整的熏陶，却生不逢时，在即将展露头角的时候进入新中国的历史，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耽误了他们整整三十年光阴，直到80年代以后步入中晚年，才焕发出学术的青春。

1949年以后，留在大陆的五四和后五四两代知识分子被迫接受思想改造和改变学术观点，相当长一段时期是由“十七年一代”（1949-1966）知识分子唱的主角。这代人出生于1930-1945年之间，其知识底色受到《联共（布）党史》影响极大，带有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由于反复强调与过去的资产阶级学术决裂，他们在知识传统上成为无根的一代。这代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致力于学术研究，一直试图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规范。但如同上代人一样，他们的文学和学术生命被连绵不绝的政治运动所打断。对于这一切，其中的一些人在1976年以后有比较深刻的反思，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吸取西方优秀的文化成果，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主要参与者，直接影响了下一代人的思想成长。

到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新一代知识分子崛起。这是“文革”一代人，他们大多出生于1945-1960年之间，早年有过红卫兵与上山下乡的经历，通过自学和恢复高考，具备了再度面向西方、兼容并蓄的文化目光。他们以西方最新的文学和学术成果为参照和比照，开始致力于新一轮的思想启蒙和知识范型的开拓。这代人的知识是开放、多元和博杂的，目前已逐渐成为知识界的中坚。

二十世纪中国的最后一代是“后文革”一代知识分子。这代人出生在1960年以后，在他们的心灵之中，文革基本上没有什么烙印，思想解放运动也印象平平。而文革一代知识分子担纲的“文化热”却赋予了他们早年的人格底蕴。幸运的是，无论是留学西洋，还是在国内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这代人都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是又一轮的专家型学者，在上两辈学者指导下，他们目前所做的新知识范型的阐释工作，已经有了一些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到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或学术假如有可能形成新一轮高峰的话，这代知识分子将是颇有希望的主角。

透过上述对二十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极为粗略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在前三代与后三代之中，有一种有趣的历史轮回现象，或者说某种可比拟性。以新知识结构为例，第一代是过渡，第二代是开拓，第三代是陈述。类似的可比拟性还体现在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方面。一般说来，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可以表现为三种不同的人生关怀：社会（政治）关怀、文化（价值）关怀和知识（专业）关怀。这是三种不同层面的人生关怀，有着由显到隐、由外向内、由入世到出世的区别。作为任何一代和任何一个知识分子，这三种关怀都是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同时具备的。然而，因为社会环境、时代风气和士人心态的不同，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往往会侧重于某个层面。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大致来说，第一代（晚清和十七年两代人）更多的是社会关怀，他们处于一个社会结构转变的前夜，考虑的重心是如何实现社会政治体制变革，因此政治意识比较强烈。

而第二代（五四和文革两代人）更多的是文化关怀，他们对文化价值和道德重建的关心要超过对社会政治本身的关心，因此特别重视文化启蒙的工作，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热”都产生于第二代，并非历史的偶合。而第三代（后五四与后文革两代人）相对来说知识的关怀更多一些，他们已经注意到文学或学术自身的独立价值，不是在意识形态或文化价值的意义上，而是在文学或知识自身的立场上思考各种问题，因此第三代社会的、文化的贡献远远不及前辈，但其知识的贡献却不可限量。

六代知识分子的兴亡更替，几乎浓缩地折射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全部历史。每代知识分子都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值得历史学家去书写。不过，我以为，目前真正进入“历史”的还只是前三代知识分子，而后三代知识分子仍然参与着当今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自身还继续处于流变之中。他们尚未构成“历史”，仍是“当下”的一部分。后三代知识分子，远未到盖棺论定的时候，他们只是文化评论的对象，而非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或心态史的研究对象。历史研究，总是以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一定的时空距离为前提的，而这样的前提，暂时只有前三代知识分子已经具备。

所以，作为一个史学中人，我的下一部工作，仍然将围绕着前三代知识分子展开。尤其是五四与后五四两代知识分子的心态史，成为我个人特别关注的课题。我觉得，文学史、思想史或学术史所处理的主要是研究对象所留下的文本，是对文本本身的解读。但一个知识分子更深层的东西，比如他的心态人格、行为模式、个人无意识（乃至集体无意识）又岂是文本自身所能解读得了的！这就需要心态史的方法加以阐释，将表层的文本表述与深层的心理意识、内在的思想活动与外部的行为方式综合起来研究，进而对知识分子的历史有一个更深层的理解，有一个现代的阐释。这样的工作既吸引人，也富于挑战性，我愿意继续试尝着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