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任天津市委书记——姚依林的显赫家族和他的早年岁月
来源：史海钩沉（historyReading）
姚依林是经济工作的重要领导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常委、副总理，长期主持经济工作。他生前极为低调，以寡言著称，一生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中国，最大的政治就是用人。正如宋平号称党内最大的伯乐，发掘了胡，姚是陈云在经济政策上的代言人，在元老里，陈在经济与人事这两个方面是具有很大决策权的，甚至比小平的影响还要大，姚深得陈的信任，他在党内的人缘又颇佳，亦能被各派势力所接受，这就是他自己的本事。所以，姚在推荐部长、副部长这个层次上，还是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这些人后来多数成为了中国经济的实际掌权者。姚担任副总理的这14年，是元老们逐渐交班并形成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过程，这一段政治转折历程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元老们设定的格局就决定了此后中国的大致走向，并一直影响至今。在姚大力推荐的后来进入核心圈的人里，只提朱镕基、王岐山两位就足够了。这至少说明，姚看人还是很准确的。
姚依林的祖籍在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梅街镇（2007年与刘街乡合并）刘街村，祖辈是个大家族，甚至在民国初年还出现了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在北洋政府显耀一时。姚依林的父辈兄弟6个，比较著名的就有4人。
姚绍枝，排行老二，是姚依林的二伯父。曾担任江苏省武进县知事。五四运动期间，曾因学生运动，和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在武进县有过激烈的斗争。后移居上海，任上海文史馆馆员等职。
姚捷勋，排行老四，是姚依林的父亲。清末，任江苏候补道。民国时，任上海巡警总局局长、顺天督捕局总办、京兆巡防营务处处长，1913年被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授予陆军少将衔。后调任广东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琼崖水上警察厅厅长。因响应孙中山革命，在粤护法有功，荣膺陆军中将军衔。1917年病故，时年36岁。
姚国桢，排行老五，属段祺瑞派安福系，是当年皖系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先后担任交通传习所（现北京交通大学）所长、交通次长、全国烟酒事务署督办、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北洋军阀垮台后，到天津做了寓公。九一八事变后出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顾问和“华北防共自治政府赈济部”次长。1942年去世。
姚国桢
姚震，排行老六，亦属段祺瑞派安福系人物，是姚氏大家族成员中在民国时期地位最显赫的一位。他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获法学学士，曾在日本司法省及裁判所实习。宣统二年（1910年）归国，授法科进士，任法部员外郎、大理院推事。1912年，被袁世凯任命为北京政府大理院第一庭庭长兼司法会议成员。后历任大理院院长兼高等捕获审检厅厅长、段祺瑞执政府秘书长、临时法制院院长、司法总长等职。北洋军阀垮台后和姚国桢一起到天津做了寓公。1935年病故。
姚依林于1917年9月6日出生在香港，因其出生于香港，需用英文名字报户口，小时被取名为“威廉”。又由于姚依林是家庭中的“克”字辈，母亲又给他取名“克广”。“广”取意出生地点，也寄托着母亲的希望。
“克广同志来电报，严厉批评天津城委特科。”
“克广同志批示，已经为你申请了1200元经费。”
电视剧《借枪》中，“姚克广”这个名字常常被熊阔海提起。剧中提及的“克广同志”，神通广大的同时又添了一层神秘，其实这个克广就是姚依林！
姚依林进入清华大学读书后，因为他时常穿一件肥大的深灰色长袍，显得身材伟岸，所以同学们都不称其名，直呼其“姚胖子”。据姚依林晚年回忆说，他参加革命后一直无名，被俗称“姚胖子”，去天津工作时曾用假名“许志庸”。直到冀东暴动后，部队给每个人发津贴时要有名字，他想起在上海时曾借给他进步书籍的人叫薏林，就随口给自己定名为依林，这个名字就一直沿用终生。
姚依林与母亲
在姚依林3个月大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蔡亦民后来带着姚依林和姚依林的姐姐姚锦新投奔当时担任江苏省武进县知事的二伯父。在这里，姚家孤儿寡母得到了悉心照顾。姚依林的母亲思想比较开明，在洋学堂教过外文，她为了让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就带着姚依林和姚锦新来到上海读书。姚母用丈夫的抚恤金，在杭州买了一栋房子出租，用房租和教学工资抚养一双儿女，过着节俭的生活。
姚依林青少年时期是在上海度过的，没有和大家族其他成员生活在一起。中学时，他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附属中学。上中学期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之时，他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深怀不满。从那时起，在进步同学的帮助下，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资本论》、《反杜林论》等马列主义著作和一些进步刊物，并积极走上街头，参加抗日示威游行活动。直到1934年他才离开上海，前往北平考入清华大学，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
1934年，姚依林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入学不久，在世界语学会的活动中，认识了在北平师范大学读书的周小舟，经常在一起交谈对时局和社会的看法。1935年，经周小舟介绍，姚依林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简称武卫会)。此后，他经常将武卫会的传单刻印后在学校秘密散发和张贴。他与同学杨述合办的政治刊物《东方既白》经常介绍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以及共产国际的活动等信息，并亲自摘译转载《共产国际通讯》和《共产国际半月刊》英文版的文章。
当年暑期过后，他当选为清华大学学生会委员。1935年七八月间，黄河泛滥成灾，灾民流离失所。在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北平的武卫会组织发起筹建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9月，北平大中学校学生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成立。姚依林作为清华大学的代表参加成立大会。会后，他发动学生开展救济募捐活动，同时负责管理捐款，经常是白天东奔西跑，夜间变换住处。
后来他回忆说：“这个活动开展得比较好，募集所得大约有二千来元(白洋)。我们送了大部分捐款给山东赈灾，……留下约五百元备用。这笔钱即后来‘一二九’运动的经费来源之一。”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促进了群众性抗日活动的开展，联合了北平的进步学生。在北平党组织的帮助下，以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为基础，当年11月，北平市学生会成立，担负起组织和发动北平各校学生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任务。姚依林担任北平学联秘书长，并于1935年11月由周小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一二·九”运动后，由于被特务盯上，姚依林被迫离开清华母校，转移到天津继续开展党的工作。
1944年秋，先后任晋察冀北方分局、中央局秘书长的姚依林(右4)赴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慰问伤病员。
南京路诚基中心大厦的前身是一条胡同，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排列两边。借“福顺平安”之意，胡同取名为“福顺里”。1936年11月以后，福顺里的邻居们了解到，巷内12号搬来一个上了年纪的南方寡妇和她的老保姆，寡妇的儿子名叫“许志庸”，据说他们家还有一个亲日派的叔父。但没有人知道，中共天津市委就藏在这里。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最安全，姚依林开始以“许志庸”的身份混迹于天津各阶层人士之间。
在姚公馆，姚依林与常去打麻将的王若僖夫妇熟识。时任国民党天津电报局局长的王若僖，与姚国桢是连襟，与姚依林也算远亲。王若僖来姚公馆串门，常与“克广”照面，“克广”与“一二九”运动的关联，王若僖略有耳闻。王若僖也知道中共天津市委有个叫“许志庸”的，却无论如何都不会将“许志庸”和“姚克广”联系在一起
时候，由中共领导的“天津各界武装自卫会”刚刚改组，正在联系地方武装策划开展冀东武装斗争，急需一个合法身份。身为党组成员的姚依林将王若僖引荐给自卫会。令人吃惊的是，“天津各界武装自卫会”的领导头衔，最终落在国民党高官王若僖的头上。“为什么要推举王若僖？一是武装暴动搞起来，可让蒋介石承认，给他下委任状。二是下委任状才有经费。地方武装不同于我们，它是要饷要钱，要经费的。”姚依林回忆起这段轶事，好像叙说着一段戏剧情节，熟悉的角色上了场。姚依林似乎天生就具备经济头脑，这也让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主抓国家经济工作时能够游刃有余。
延伸阅读
姚依林：“一二·九”运动领军人物
电视剧《借枪》中，“姚克广”（即姚依林）这个名字常常被熊阔海提起。剧中提及的“克广同志”，神通广大的同时又添了一层神秘。一向老练沉稳、寡言慎行的姚依林，在年近古稀时与堂妹姚锦作“百夕谈”，才揭开了“克广同志”在天津潜伏的传奇经历。
上世纪三十年代，风雨飘摇的政治局势，还波及不到天津法租界32号路（现赤峰道）的“名流们”。林林总总的要人豪宅中，姚公馆算是个热闹的地方。姚家是声名显赫的大家族。姚公馆的主人姚国桢，在北洋政府时期曾任交通部部长，全国烟酒事务署督办，北京交通大学校长。
1936年以后，姚公馆渐渐多了个串门的常客，那就是姚国桢的六侄姚依林。在姚家，他的名字是“姚克广”。大家族对姚克广是很好的掩护。1936年这一年，他一方面观察姚府的社会关系，利用机会为党做工作；一方面，他常与姚家的弟妹在一起，谈社会、谈国家，谈斗争。
对于姚依林来说，在天津工作与在北京最大的不同，就是从“地上”潜伏到了“地下”。地下工作似乎更适合一向寡言的姚依林。在外人眼中，他不善交际，但老同事孙敬文对他的评价是“他年纪虽小，但非常成熟。”
来津之初，姚依林的任务是协助编辑党的半公开政治经济刊物《长城》，每一篇稿件都被他细细核对修改，定稿后送往国民饭店楼下知识书店（地下党联络站）店主吴砚农处。
有一阵，姚国桢不知从何处得知这迁津的六表侄是和北平“一二·九”运动有关的人物。曾为商人的姚国桢劝告姚依林说“学运这种事，你不能不参加，那就参加一下，跟在后面跑一跑就是！”姚依林立刻回答“我就是在后面跑一跑而已。”
事实上，在清华读书时的姚依林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军人物。这么“跑一跑”，就跑出了北平十几所学校6000多名学生的罢课请愿，1935年冬天的北平全城，被学生们“跑”得惊天动地。
1935年12月9日当天，因风声走漏，姚依林与另一位总指挥部成员郭明秋一早就被请去“喝茶”。另一次，一个营的军警包围了清华大学，搜查“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骨干，姚依林被迫在冯友兰教授家的厨房躲了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