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不能预测？ 很可能是官僚们在文过饰非！
来源：七使（QS_qishi），作者：沈默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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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以来，几乎每次地震都会引发“地震能否预报”的争议。
雅安地震前后，门户网站加入战团，扭转公众舆论。遂使“地震不可预测、不可预报”的言论甚嚣尘上，成为不可撼动的主流舆论。
这种“主流舆论”成型，需要如下几个步骤：
1、先是地震局高级别官员闭口不谈地震可以预测，极力弱化、淡化地震局的预测功能；2、由地震局身份较低的专家向媒体发话，坚称“地震不可预测”；3、知乎果壳之类“科普网站”的大批ID出来背书；4、门户媒体的专题栏目组纷纷跟进，为“不可预测论”制作专题，推荐到首页，颠覆网友过往认知；5、微博大小V纷纷转发“不可预测”言论，最终形成压倒性“科学结论”。
不得不说，门户网站在这个舆论造势的过程中，起到很大、也是很坏的作用。门户网站凭藉其PC端时代的全国影响力，轻而易举地把“不可预测论”灌输给数以千万计的网民，使其从片面之词变成了主流话语。
尤其以网易、腾讯两个自诩“高逼格”的门户网站的“自干科”最为卖力。网易探索频道的“发现者”栏目连续做了几个声称地震难以预报的专题，腾讯的“今日话题”更激进，鼓吹地震根本无法预报，不如取消地震局云云。
所有门户网站的“自干科”们本来对地震缺乏认知，为了蹭热点硬上专题，临急抱引擎，搜几个小时，看了几篇被信息污染的文章，就以为可以“站在科学的制高点”上指点河山了。导致自身成了信息污染的扩音器、传声筒，以讹传讹，一发不可收拾。
其实，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地震预测研究是世界上相关领域的主流。
苏联地震学家通过测量地震纵波和横波的速率比，判断是否异常，以预测地震。
1965年，美国地质调查局成立一个新的研究中心专门从事地震预测。1973年，美国联邦政府正式资助地震预测研究。1977年，美国国会设立全国地震灾害减轻项目，拨款3千万美元，其中一半用于地震预测研究。日本也开展了全国性地震预测项目。
由于“政治挂帅”等原因，中国更曾是地震预测的“强国”。
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地震后，相关专家成功预报了一次6.3级的强余震。1970年，周恩来召开全国地震工作会议，下令建立地震局，同时建立一支地方专业地震队伍，并组织“群众业余地震队伍”，以“群防群测”方式进行地震预报和防震抗震。
由于“最高层”的压力，当时确实是下了狠劲去搞地震预报（这种情况类似于文革时中医研究院下死力搞抗疟疾药，结果屠呦呦发现了青蒿素）。于是，前有辽宁海城大地震的预报和疏散，后有“青龙奇迹”。
1975年2月4日上午8时，辽宁省政府发出了电话通知，指示各地要认真做好防震抗震工作。当天19时36分，辽宁海城发生7.3级大地震，震中是人口密集地区，而死亡人数仅为1328人，是无警报、无疏散情况下预期死亡人数的10%。
当然，海城大地震前有众多的前震（当时的谚语“小震闹、大震到”），预警了部分市民。但这不能把海城大地震的预报视作“偶然”，因为各级地震专家和机构，都纷纷作了长中短期的预测。辽宁地震部门在地震发生前一晚作出的省级预报也是个抹杀不了的事实。
1971年～1981年，黄相宁的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报地震小组向国家地震局以书面形式正式预报了4.75级以上破坏性地震，短临预报175次。联合国全球计划对175次短临预报进行了严格评审、打分，成功率为33.1%，远超过国际上不足10%的平均水准。
唐山大地震前，不少群测点已经作出了预报，唐山市地震办公室明确提出7、8月将有强震，北京、天津地震队也作了京区强震预测，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张成民多次在会议上强调京津渤张地区将会发生七级以上地震，并把意见写成大字报贴到地震局局长门口。
地震局高层拒绝接受强震预测，但青龙县地震工作负责人王青春却接受了，火速回县汇报。
青龙县委书记冉广歧连夜召开常委会，并冒着丢官的危险，拍板决定全县进入“临震”状态，学校全部搬到操场上课，商店搬到防震棚里售货，机关单位改在防震棚办公，居民睡觉不关门。在唐山大地震后，青龙县房屋倒塌18万间，人员却零伤亡，被称为“青龙奇迹”。
所以，唐山大地震其实是有多个专家、多支地方队伍预报的。而且青龙县根据这些警告预先疏散，连一个人都没死。
只是因为中国地震局当时的要员不相信，才导致漏报，使唐山大地震的死难人数达到惊人的24万。
上述事实均参见张庆洲《唐山警世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唐山警世录》透露，地震局向华国锋等领导层承认漏报
不是每一场地震都像海城地震那样征兆明显，有数百场前震。
但每一场地震前，都有诸多征兆。
以1976年7月21日（离发生唐山大地震只有八天）北京市地震队的震情告急文件《关于加强当前京区震情监视的意见》归纳为例，总共有地形变、水氡、地电、地磁、地下水位、地震活动、气象异常等七大异常。
当时京津渤张地区各个地震监测网点，到处都发现这些“微观异常”。比较有名的如马希融发现的形变电阻率异常、唐山自来水公司发现水氡异常、变电站和监测点的地电微安表全部被烧毁……综合起来，就是“宏观异常”，根本不需要发生前震，就足以确定该地区将会发生强烈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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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大地震预测时间表（摘自《唐山警世录》）
1967年10月20日（距唐山地震9年），李四光在国家科委地震办公室研究地下水观测的会上指出：应向滦县、迁安（均属唐山地区）做些观测工作。如果这些地区活动的话，那就很难排除大地震的发生。
1972年11月（距唐山地震3年半），北京市地震队耿庆国在全国地震中期预报科研工作会议上提出：河北、山西、辽宁和内蒙古四省旱区范围内，将发生7.5级以上大地震。
1975年12月（距唐山地震半年多），地震地质大队1976年地震趋势意见上报国家地震局：从河北省乐亭至辽宁省敖汉旗—锦州一带及其东南渤海海域，可能发生大于6级地震。
1976年初（距唐山地震不到半年），唐山市地震办公室负责人杨友宸，综合唐山市四十多个地震台站的观测情况，在唐山防震工作会议上作出中短期预测：唐山市方圆50公里内 1976年7、8月份或下半年的其他月份将有5—7级强震发生。
1976年5月（距唐山地震三个月），杨友宸在国家地震局济南地震工作会议上郑重提出：唐山在近两三个月内有可能发生强烈地震！
1976年7月6日（距唐山地震22天），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作了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
1976年7月7日（距唐山地震21天），山海关一中地震科研小组向河北省、天津市和唐山地区地震部门发出了书面预报意见：7月中下旬，渤海及其沿岸陆地有6级左右地震。
1976年7月14日（距唐山地震14天），北京市地震队电告国家地震局，出现七大异常。国家地震局查志远副局长主持在唐山召开了京津唐张渤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唐山二中田金武郑重发出地震警报：1976年7月底8月初，唐山地区将发生７级以上地震，有可能达到8级。赵各庄矿地震台姜义仓在唐山市地震办公室会商会上正式提出：唐山即将发生5级以上破坏性地震。
1976年7月16日（距唐山地震12天），乐亭红卫中学向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发出书面地震预报意见：7月23日前后，我区附近西南方向将有大于5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
1976年7月22日（距唐山地震6天），汪成民在国家地震局局长门口糊了平生第一张大字报。一页是地震趋势预报：北京队、天津队和地球所的预报意见。另一页是地震短临预报：河北队、地震地质大队、海洋局情报所和地震测量队的预报意见。山海关一中地震科研小组再次向河北省、天津市和唐山地区地震部门发出了书面预报意见：7月中下旬，渤海及其沿岸陆地有6级左右地震。
1976年7月23日（距唐山地震5天），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到乐亭红卫中学落实异常。侯世钧提出：这个大震最低为6.7级，最高可达7.7级
1976年7月24日（距唐山地震4天），通县西集地震台廖官成预报：1976年7月27日以前，北京附近200公里范围内要发生5级以上地震。
1976年7月26日（距唐山地震两天），国家地震局汪成民一行15人到北京市地震队听取汇报。北京市地震队提出七大异常。
1976年7月27日10时（距唐山地震17小时），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等人听取了汪成民的汇报。副局长查志远决定，让汪成民明天去廊坊落实水氡。
1976年7月27日16时（距唐山地震11小时），吕家坨矿地震办公室赵声和王守信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电告紧急震情：第二个峰还在上升，上升……
1976年7月27日18时（距唐山地震9小时），马家沟矿地震台马希融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和上级作强震临震预报：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地壳介质变异，由微破裂急转大破裂，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8秒，唐山发生里氏7.8级特大地震，超过24万人在地震中遇难。
即使按照门户网站“自干科”们只看外国论文的标准，地震也并不是不可预测的。
美国的地震预测在七十年代是落在苏联和中国后面的。八十年代，美国某些科学家开始掀起一种“地震不可预测”的学术思潮。
1987年，几名物理学家发表论文，设想了一个“沙堆模型”来说明自组织临界态，并以地震作为例子。
1996～1997年，Robert J. Geller（盖勒）等人借用“沙堆模型”理论，在《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坚称地震不能被预报（《地震不可预测》(Earthquakes cannot be predicted)）。
其理由是：“处于自组织临界状态的大地，任何一次小地震都有可能灾变为一次大地震”，而“小地震发展成为大地震将决定于不仅是其断层附近，而且是其整个(震源体)空间的物理状态的无数细结构。”因为人类无法掌握深部无数细结构的临界状态，所以他认为地震根本不能预报。(王中宇《地震预报，路存在何方》，科学时报，6月10日)
这是“地震不可预测”论最兴盛时的情况。
但就在同年（1997年）十月份，RJ. Geller的说法就遭遇挑战。美国阿拉斯加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的Max Wyss、加州大学Riverside分校地球物理和行星物理研究所的Richard L. Aceves和Stephen K. Park同时在《科学》杂志发表技术评论，质疑Geller的观点，认为其出发点难以经得起推敲。
实际上，如果地震纯粹是自组织的，那就不会有地震带的存在了。
仅仅过了7年，《自然》杂志刊登文章《地震预测：思路的剧变》（(Earthquake prediction: A seismic shift in thinking)），该文详述了地震预测在全球科学界重新升温的过程。
这篇文章有中文译本，兹摘引如次：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一份有争议的新闻稿中所发布的他对南加州的地震预报引起了媒体极大的兴趣……
由于配备了一大批先进仪器、掌握了先进的技术 , 专家们对他们的结果在科学上的重要性和实用性越来越有信心。
在日本、美国和其他一些地区已经架设了价值超过 10亿美元的地震监测设备 , 并提出了新的统计学方法和理论。Jones说 : “由于数据质量大大提高 , 人们感到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条件正在具备。”
由于上述原因 , 美国地质调查局开始重建全国地震预报评估委员会 , 该委员会负责向地质调查局主管人员提供特定预报意见。
地质调查局地震灾害计划资深科学顾问 App legate在棕榈泉会议上说 : “在评估预报时我们有责任当一个诚实的中间人。”这个委员会在 20世纪 70年代后期就已经建立起来了 , 但是有12年没有吸纳任何新成员。美国地质调查局已经起草了一个新的章程 , 并正在经过内政部以及其他部门的批准。App legate希望这一委员会能在 2005年春天成立并开始工作。
同时 , 名为 “区域地震概率模型 ”的美国地质调查局和南加州地震中心联合工作组 , 希望在 2005年 1月以前开始有关加州的各种预警模型的对比工作。
从2000年起，美国南加州地震中心在美国地质调查局支持下，发起“国际地震可预测性研究CSEP计划”，有多个国家参与，鼓励科学家和研究小组发展多个地震预测模型并互相竞争。
这些事实无一不表明，国际科学界并没有集体认为“地震不可预测”，反而花了更多资源投入在地震预测上。
但不知为何，这些事实统统被媒体所无视。它们的眼睛只盯着官方新闻发布会、方舟子、知乎果壳，连半点自我判断力都没有。
唐山大地震漏报是因为“东西之争”。
中国地震局一些年轻的基层专家，如汪成民、耿庆国等人，坚持认为华北、辽宁、渤海、唐山一带有大地震。这是“东派”。
另一方则是查志远、梅世蓉这些更高级别的专家官员。他们认为四川会出现8级地震，防测重点在西部的四川，唐山、京区等“东部地区”不可能大震。这是“西派”。
“东西之争”愈演愈烈（《唐山警世录》）
海城地震之后，梅世蓉等依然坚持东部问题不大的错误估计，认为海城地震是这次活动期最后的一次强震。
北京市地震队的耿庆国几次呼吁华北还可能发生7级以上地震的意见，无法通过地震局的关卡，就直接通过新华社“内参清样”绕过地震局向上反映。
梅世蓉知道以后非常不满，说：“胡闹，给我捅漏子。”
又说：“69号文已完成历史任务，到期就撤。”
作为中国地震局震情分析室的分析组长，汪成民提交了京津唐一带将有大地震的意见，却遭到了震情分析室副主任梅世蓉、地震局主管业务的副局长查志远的无视和压制。
汪成民甚至闹到去局长刘英勇家里堵门，在局长门口贴大字报，仍被一再推搪。
在7月27日（离唐山大地震仅仅17小时）召开的业务会议上，由副局长查志远拍板，继续拖延处理北京队和唐山队的紧急震情预报，声称：“目前院里事情多，下星期再开会会商吧！”
1976年6月，京津唐地区异常逐渐增多，但局分析室负责业务的领导没有一个人在家，全部到了川滇。而在7月份，地震局领导小组没有研究过一次震情（刘华清负责的调查小组所撰《关于唐山地震未能预报的原因的报告》）。
而在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在这些保住权位的官僚影响下，全局上下统一口径，称地震没有前兆，这是科学上无法解决的问题。
上图为《唐山警世录》中，汪成民亲口所述。
1976年7月29日，唐山大地震发生一天后，华国锋、纪登奎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召见地震地质大队的黄相宁。
黄曾多次向地震局上报华北有大地震的文字预报意见。
在台湾厅，黄相宁看见地震局长刘英勇和梅世蓉向华国锋作汇报。
这时，梅世蓉的汇报已近尾声。她说……唐山地震十分出人意外，震前没有出现像邢台、海城那样的前震。震前什么宏观、微观前兆都没有，故它是一次突发性地震。这种突发性地震是不可预测的，根本不可能预报、预防。
——《唐山警世录》，P100
凤凰卫视《社会能见度》栏目曾经做过一个节目，叫“唐山大地震29年祭”，其中一集采访了黄相宁。
以下是文字实录
凤凰卫视：当时华国锋都询问了哪些问题？在座的还有谁？
黄相宁：我去的时候，当时正好是主管华北震情的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和当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两个人在里。梅世蓉汇报到最后，认为唐山地震是突发性地震，这种地震是没有任何前兆的，因此是不可预测、不可预防的。
凤凰卫视：但是你们在之前明明已经把这个意见汇报给分析预报室。她怎么能这么说？
黄相宁：是汇报了地震局，我估计可能是怕责任太大，有些害怕的心理瞎说的，这是我的猜想。她汇报完之后，华总理就让我来汇报。我一看这个情况，我就没有汇报年度意见，谈了我们短临预测意见，就是7月14号的这个。我按原文这么念了一遍，他们也没插话。汇报完后，华国锋就说，党中央国务院不责怪你们这些地震界的同志，希望你们继续做好监测预报工作，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凤凰卫视：很明显，您所叙述的事实是和梅世蓉有冲突的，没有人对此有任何不满吗？也没有人提出过要追究地震局的责任吗？
黄相宁：没有，国家领导没有在这上面提什么问题。华国锋说那话的意思就是不追究任何责任，你们不要有什么顾虑，回去以后加紧做好监测工作，监测余震。除了华国锋，当时在座的还有江青、纪登奎、吴德。
黄相宁接受凤凰卫视曾子墨采访，直指梅世蓉在华国锋面前说谎。
唐山大地震后，根据地震局领导们的“主流意见”，既然一口咬定突发型地震无法预报、预防，所以干脆裁撤了所有的“土办法”、群防群测点。
唐山地震漏报以后，那种所谓的慎重论和怀疑论又抬了头。有些专家说：“目前的观测手段和预报方法太简单”，如同“看图识字”，“有的地震即使报出来了，从理论上也说不清楚”……有些同志还主张把地震预报只交给专门人员作为探索性的理论课题慢慢加以研究，什么时候理论上“过关”了，搞出些模式，什么时候再考虑预报。
——《地震预报，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课题》，顾迈南等人
1982～1983年裁撤“群测群防”。到1985年全国共清理“群防群测”土地电、土地应力、土地磁观测点5688个，占当时观测点数的77.6%。一大批从事地震预测工作的技术人员，逐渐边缘化，甚至黯然离开工作领域。
“RJ.Geller等人 “地震不能预测”说的论文传到国内后，地震局内部曾开会讨论。参会的大多数专家仍认为地震还是可以预报的，但对外宣传仍定调于“地震不可预报”。此后，地震局一方面坚称地震预报要继续搞下去；另一方面反复宣称，地震预报是世界性难题，漏报是正常的。借助于这种模棱两可的表述，地震部门既可以通过预报向国家要钱，又不用对地震漏报承担行政责任。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到2008年“5·12”汶川地震发生前，中国地震预报工作已处于非常危险的低迷期。”（《中国地震预报从“预测到小时”到“不能预测”》，陈一文，《文史参考》）
汶川大地震后，社会舆论掀起了一股质疑为何没有地震预报的浪潮。
地震局以及一干专家出来紧急“灭火”，一再重申“地震不可知论”。譬如地震局新闻发言人张晓东张嘴就来什么“上天容易入地难”、“地震不可预测”，“地震也能有一些成功的预报，但是成功率很低，不成功的地震预测是绝大多数。”
而著名的科学神棍方舟子在5.12后适时出现，写出一大堆“地震不可预测”的文章。当然一大堆科学神教教徒也尾随其后，呶呶不休。
各级媒体，尤其是门户网站，放大了这些声音，并且附和这些声音。
终于，因为文过饰非，而从梅世蓉开始犹犹豫豫出现的“地震不可知论”，经过炒作，堂而皇之变成了舆论主流。
由于这帮不学无术之徒披着“科学”的外衣，反而把坚持“地震可以预测”的人打成“民科”、“谣言传播者”。
不愿、不敢作出地震预报，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美国也存在过这种现象。欧洲当然也普遍存在。
2009年4月，意大利拉奎拉发生6.3级地震，导致290人死亡。
震前数月，当地发生了百余次小地震，引起市民恐慌。当地一个叫加姆保罗·朱利亚尼的退休实验室技师，自费建立了监测点，根据地面增加的放射性氡气排放量，研判会有大地震发生。
意大利民防部不但不以为然，反而指控朱利亚尼危言耸听，将他移送警方侦办，罪名是制造民众恐慌。
与此同时，意大利民防部请来六名专家，召开会议，并公布电视画面，为不会发生地震背书。电视镜头前，民防部长声称，小地震频繁反而不会有大地震：“科学共同体告诉我，由于地层在连续释放能量，所以不会有危险。”六名专家在场，默默无言，没有任何反驳意见。
许多市民看了这个电视采访，觉得应该信任专家意见，于是决定留在家里。结果，嗯，死了。
所以，后来法官判处这六名科学家过失杀人罪名成立，获刑6年。
事实上，这堪称荒谬绝伦。意大利“民间科学家”默默做事，监测氡气，警告大众，反而被官方以“维稳”为由抓捕。本应负起公众安全责任的科学界，却为维稳派官员服务，瞒骗市民。
某些机构经常拿“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来吓唬人，动辄声称地震云、地震预测是“谣言”，要追究法律责任。
但打着幌子的“科学”，同样也不是法外之地。“科学家”和一干盲从的科学教徒们，同样也不能逆向造谣。
网友晒区区一些“地震云”照片，最多就是公众恐慌，不会死人。但像意大利民防部那样，封锁震情信息，串通科学家逆向造谣维稳，却导致了几百人死亡，上万人无家可归。
孰轻孰重，难道还看不出来吗？
地震预测预报，目前当然不准确。但又有哪种预报是百分百准确的？天气预报不经常说下雨却不下，说不下雨却忽然淋你一身吗？怎么没人说天气预报不准，所以别报？
下场暴雨一般不会死人。地震超过五级以上，就经常死人，而且一死就很多。
是的，地震预报由于搞不清震中的具体位置、发生的具体时间、地震的具体级别，而经常导致虚报误报。
但只要报准了一次，起码就能保住成千上万条性命。
唐山大地震，地震局拒绝基层要求不发预报，直接导致漏报，24万多人死亡。离震中百来公里的青龙县，震塌了万余栋房屋，却因为县委书记提早疏散居民防震避险，一个人都没死伤。
地震部门不但没从“青龙奇迹”中吸取教训，反而从七十年代相对开放的地震预报机制，退缩到封闭型的预报机制，由主张“地震有前兆、可以预测预报”转向了“地震不能预报”。
而可悲的媒体人（尤其是不学无术却要装逼的网络半桶水媒体人），每次都巴巴地出来用自己的舌头洗地，却管这叫作“新闻专业主义”。这种“专业”，跟当年梅主任的“专业”一样，害人不浅，不要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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