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要为魏忠贤翻案？ 荒唐！
来源：七使（QS_qishi），作者：沈默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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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总是定期冒些反常识言论。这次冒的是给魏忠贤翻案的。标题叫《为什么杀了魏忠贤不久，大明朝就垮了？》人手一转，不转下辈没卵蛋，转得那个叫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要而言之，该帖是这么说的：魏公公有才干，任用孙承宗、袁崇焕抗击后金有功，宁远大捷炮毙努尔哈赤是因为魏公公有钱发饷；魏公公开征工商税、海税，减免农业税，海内咸平；相比起来，东林党与“垄断企业”勾结，减免自己利益集团的工商税、海税，却强征农业税；魏公公保证了帝国税收系统稳健运行，增强帝国凝聚力、控制力，简直就是股肱之臣；崇祯杀了魏公公，自毁能臣忠臣，徒使我大明亡于只会空谈、结党营私的东林党之手！
为魏忠贤翻案，是最近这几年的事情。百度搜索上，“魏忠贤不死明朝不灭”早就是个热词了：
登峰造极是2014年罗辑思维一期“魏忠贤：道德下的蛋”为名的历史视频，罗振宇连篇累牍为魏公公鸣不平，坚称东林党朋比为奸，嚣张跋扈，打击异己：
罗振宇的结论是，“一个政治体系，千万别拿道德是非作为这个政治体系运作的核心原则”。
罗振宇没有任何历史知识素养，不过是因为百家讲坛火了，他也要来凑把热闹讲历史，谈资都是论坛上现成的。他只是为了彰显“知识权威”，硬捏出来这么一个“政治体系里不能谈道德是非”的傻逼结论。
谈政治居然不谈道德是非，那谈什么呢？不就谈功利嘛，不就是谁给钱谁就是爹嘛？
为魏忠贤翻案，立足于为阉党翻案。而阉党翻案，至少有十几二十年的历史，是个大气候了。200几年时，猫眼、天涯上就一堆类似的帖子，公然把东林党称为“结党营私、祸国殃民”，是明朝败亡的元凶。
空穴来风未必无因，这些论坛、自媒体的翻案言论，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白左史学的极端化情绪表达而已。
譬如余世存引用雷海宗的一段话，称乱世士大夫的行为几乎都是误国祸国的行为，宋朝的新旧党争、明末的东林党，“都是在严重的内忧或外患之下的结党营私行为。起初的动机无论是否纯粹，到后来都成为意气与权力的竞争；大家都宁可误国，也不肯牺牲自己的意见与颜面，当然更不肯放弃自己的私利。各党各派所谈的都是些主观上并不诚恳，客观上不切实际的高调。”
这话是雷海宗在抗战前期，撰文《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说中国秦汉之后是“无兵文化”，乱世应该当兵，不应该有“士大夫情结”云云，本是激励人民当兵，但张口乱骂士大夫都是“结党营私”，就是典型的“借古讽今”，故意夸大历史上的某些事例，来批判抗日时国民党的分裂。这种反向的曲学阿世，被白左余世存顺手借用了。
另一个大概就是顾诚的《南明史》、《明末农民战争史》，以阶级斗争为纲，无限吹捧李自成张献忠，塑造了一条“鄙视链”：大顺政权、大西政权最好，清政府次之，明朝最坏，腐朽透顶。在这条鄙视链里，无论是东林党还是阉党，都是腐朽政治的一部分，贬斥东林党无能，连正统的清流士大夫也就这样，就更显得大明不可救药。
这就是借古讽今派和阶级斗争派对历史的荼毒。可叹今天的各路网络傻逼们拾人牙慧如获至宝，作新一轮“语不惊人死不休”状。
现在给大家讲讲东林党和阉党、魏忠贤的真相。
所谓东林党，不是政党，更不是朋党，而是清流士大夫的道统传承。
从宋朝开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已经是中国政治学里的不易之论。元鞑侵略中国，打破了这个传统。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及其子朱棣，都是生性残忍刻毒之辈，与元鞑一样，独裁倾向强烈。但到了子孙辈，以守成治国，不得不重用士大夫，渐渐也接受了这个“共治天下”的政治规矩。直到嘉靖这个“英主”出世，再次发生不顾制度、“乾纲独断”的君王专权现象。
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忽然驾崩，因其无嗣，由士大夫们廷议，以“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原则，推举藩王的儿子朱厚熜为继任皇帝，是为明世宗嘉靖皇帝。
嘉靖龙椅还没坐暖，就要下诏把自己的藩王亲爹追谥为“先帝”，追封为“明睿宗”，要把自己的亲妈封为“太后”迎接进宫。
士大夫们不同意，认为朱厚熜应该既继承皇统，也继承皇嗣，应该认朱厚照为父，以皇太子身份登基，生父谥号应为“皇叔考”，母妃蒋氏应称为“皇叔母”。朱厚熜屡次下诏，大臣屡次封还。双方僵持不下。
朱厚熜一意孤行，两百多名廷臣在左顺门撼门大哭，“声震阙庭”。朱厚熜竟然下令锦衣卫逮捕为首者八人，下诏狱，再下令将五品以下官员一百三十四人下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八十六人停职待罪。又将百余名五品以下官员全部施以廷杖，杖死者凡十六人。
这就是著名的嘉靖朝“议大礼”事件。
之后又有万历朝的“争国本”事件。
历来太子立长不立幼，万历应该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但万历宠爱郑贵妃，有意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这种违背制度的事，当然遭到正直大臣的反对。他们坚持认为，皇长子无过，不能废嫡立庶，应该册立朱常洛为太子。
为此，万历与士大夫争持了15年。百余名大臣被罢官、解职、发配充军，被廷杖者无数，内阁首辅更有四人被逼退。最后万历终于屈服，不情不愿地立了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因为有“太子者，国之根本”之说，所以此事被称为“争国本”。
“议大礼”、“争国本”没有后世的人想得那么无聊，是大臣去干涉皇帝的私生活，干涉皇帝的家事，是多管闲事。
恰恰相反，在古典政治制度之下，皇帝没有私事，统统都是公事。
如果放任皇帝为所欲为，想把自己明明是藩王的爹追封为皇帝就追封为皇帝，哪个妃子受宠她的的儿子就能当太子，那天底下就没有了是非，只以皇帝一人之是为是，以皇帝一人之非为非。失去了规管，皇帝的权力就真的无限大，沦为独裁者了。
事实上，读圣贤书，受孔孟程朱学说熏染教化的士大夫们，是不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的。
在他们眼中，皇帝之所以是皇帝，是因其符合法统。法统本身包含了制度。所以皇帝也必须遵守制度。
汉朝以下，内阁每每封还皇帝诏书，就是制度。所谓“封还”，就是内阁认为皇帝的旨意不合理，不应该下达，应该退回去让皇帝重新斟酌。
除了在暴君不惜以杀戮为手段恫吓群臣的特殊时期，这套“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制度是不能打破的。
所谓“共治”，士大夫是专门训练出来治理国家的，在治国方面，皇帝应该听从士大夫的专业意见。
这种情况，套句流行的话，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中国古代，很多时候并不是什么“独裁专制”，而是“三权分立”——君权、相权、士权互相制肘。
宰相掌握行政权，君王有权按照政绩撤换宰相，士大夫的清议监督前两者。只有这样，才是“君君臣臣”，君有君的样子，臣有臣的样子。
皇帝敢打破制度，士大夫就敢以死相争。
前有朱棣“靖难之变”杀掉侄子自己当皇帝，方孝孺上殿当面破口大骂“燕贼篡位”。后有议大礼事件中杨慎在左顺门撼门恸哭：“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被连打两次廷杖几乎打死，之后充军云南。终嘉靖一朝，六次大赦都不赦免杨慎，致其七十二岁客死他乡。
更不必提海刚峰买棺上疏，痛骂嘉靖帝“君道不正”；杨涟、左光斗因弹劾魏忠贤，受尽夹棍烙铁等酷刑，筋肉尽脱，不成人形，最后被铁钉贯耳土囊加身，惨死诏狱中。
嘉靖以暴虐专断破坏了“共治”的政治制度，“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而致“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赋役增常……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县罄，十余年来极矣，‘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见海瑞《治安疏》）由此可见，皇帝权力独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士大夫无法制衡时，国家就乱象横生，民生多艰。
《为什么杀了魏忠贤不久，大明朝就垮了？》一文，强调说魏忠贤收工商税，是能臣，东林党有工商集团的利益，所以只收农业税不收工商税。这个梗基本就是毫无根据，胡言乱语。
明朝收“工商税”收得最狠的是万历和他的阉宦集团。这种收税的行为叫“采榷”，分为两个部分，采矿的税，以及其他所有商业的税收。前者是采，后者是榷。又称为“矿监税使”。
万历兴矿税，是因为皇室日用奢靡无度（内廷养着宦官一万人，另有一万六七千米匠人专为皇室打造各种用品，每年花一百万两公帑还不够），又遇三大征，因为“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国库枯竭，难以再负担皇室的消费”（范文澜，《中国通史》），没钱再修遭火灾的三大殿。
万历以此为借口，派出大批宦官，以“矿监”、“税使”的名义，展开了全国性大掠夺。搜括所得直接进奉内廷，供皇帝和皇室消费。
这些阉宦是怎么干的呢？先说怎么收“商税”。太监们在京畿、京口、苏州、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浙江、广东、广西各省的通都大邑和关津要道，到处竖旗设厂，只要行商过路就被强行“征税”。
最可恨的是，这“税”不止收一次，在广东被收过了，到了浙江还得再收一次，到了河南再收一次，进京又收一次。敢不给？现代的还是城管警察，勉强跟你聊两句，那时可是厂公锦衣卫，打死了未必管埋。
太监“税使”们又巧立“土商”名目，大城市里的大宗商品收完税，就跑到穷乡僻坞去收米盐鸡豕税，还有“过路”、“落地”两种名目的税银。产鱼的地方要收鱼税，不产鱼的地方也要收鱼税。
“税”收得太多太重，没人愿意贩卖货品，太监们就直接自定一个金额，摊派给注册商户，你不买卖东西也得把这“商税”交完，被摊派的商家“大者破产，小者倾囊”。如果“貂珰”（恶毒的太监）说某人漏税，那就立刻要倾家荡产了。还有山东的太监马堂，准许手下用持械抢劫的方式去强收所谓“店税”，令中产之家大多破产。
至于“矿税”，太监们是这么收的。
太监们本不懂勘探，更不懂采矿，“征税”的办法就是组织地方的流氓地痞，把他们变成一支武装部队。地痞和太监，指着谁的房子说这家的地下有矿藏，那这家就得缴纳巨额“矿税”。
《明史·食货志》说，太监及其流氓马仔们，“富家钜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甚至乎爪牙们看中了哪家的妇女，便破门而入，将其强奸。
《定陵注略》 所记，矿税大兴的十年间，各地“矿监税使”进奉内廷的白银共计五百六十九万两，黄金一万二千四百余两。 实际数字比这还高。
根据当时各地巡抚，朝中尚书，以及内阁大学士的奏章，矿税“所得进上者什之一、二，暗入私橐者什之八、九”。矿监税使及其爪牙贪污的税金，占了总数的百分之八九十，解入皇宫内库的只有百分之一二十。
换言之，矿监税使们在全国搜刮的民脂民膏，金额高达五千多万两白银，以及十余万两黄金！
《明史·陈增传》对此评论道：“大珰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而天下萧然，生灵涂炭矣”。
当时的士大夫，大多据理力争，纷纷上奏章要求万历撤回派驻各地的“矿监税使”。万历皇帝置之不理。
是的呀，这位昏暴之君万历，靠太监们的进奉，每年多了一百多万两银子进项，他管百姓死活呢。
嘉靖、万历，都一意要打破士大夫对皇权的桎梏限制。
无论是嘉靖朝的“议大礼”，还是万历的“争国本”事件，本质就是士大夫们要求皇权服从于制度，皇室的“家事”就是天下事，天下必须由士大夫与皇帝共同管治，尤以士大夫们的专业意见为主。
而嘉靖、万历两位“英主”以为不可，我老朱家的天下我自己来管，我一个人管不过来，拉上内廷的一万名太监帮着管，你们士大夫不听话，就靠边站、打廷杖、入诏狱、充军砍头。
所谓的东林讲学、“东林运动”，就是士大夫中的清流派，对晚明这种昏君—宦官企图独揽朝政的一种纠偏行动。
“东林党”的创始人顾宪成，在“争国本”事件中敢为天下先，硬生生牵头逼着万历不得不立了太子。后来顾宪成被削官返回原籍无锡，“位卑未敢忘忧国”，痛感“时局种种可忧，真如抱薪于郁火之上，特未及燃耳”，所以要重建东林书院，尽力挽救时局。
但因为皇帝昏暴，儒家传统的“矫之于上”、“得君行道”路径已经行不通，无法再用理学标准约束纠正皇帝、内阁、六部，制止人欲横流。
只好退而求其次，走“矫之于下”的道路。
这条道路就是四处讲学，教化读书人，纠世风之偏，尊经重道，提携寒门，重新塑造清廉正直的政治标准。同时形成一个互相呼应的团体，用舆论的力量“遥执朝政”。以此卫道救时。
简而言之，明末大臣朝官分为两派，东林党人就是要求士大夫用理学道统把皇帝管起来的一派。简称“管皇派”，或“重道派”。
另一派就是“舔菊派”，皇帝做什么都是正确的。不但舔皇帝菊花，还舔太监菊花，偶尔小骂大帮忙。这一派大概就是万历年间的齐楚浙宣昆党，天启年间的阉党。
有明一代，宦竖柄朝的现象非常普遍。朱棣得位不正，所以不信任士大夫，就让太监干涉朝政。甚至恢复锦衣卫，设立东厂，让太监当特务情报机构的大头子，跟捷尔任斯基、贝利亚之流一样，权倾朝野。
太监王振擅政，搞得英宗在土木堡被蒙古也先活捉，这可以说是第一代阉党。汪直、刘瑾，可以说是二三代阉党。到了魏忠贤，那是登峰造极。
魏阉以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因为与皇帝奶妈通奸，巴结皇帝，居然“身受三爵，位崇五等，极人臣未有之荣”，地方官员必须给他建生祠，有迟建的，官就别想当了，有胆敢不建的，随便弄个贪赃的罪名直接下诏狱弄死。
魏阉的这些破事烂事懒得说，直接截个图得了。
王世华，《论魏忠贤专权》
至于出行时，魏阉“坐文轩，羽幢青盖，锦衣玉带，还带着厨子优伶，随属以万数，所过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岁”。
天启三年，魏忠贤提督东厂，他的心腹把持锦衣卫、当了镇抚司理刑官。整个特务厂卫机构急剧膨胀，锦衣卫官从万历年间的一万余人猛增至三万六千余人，且自设监狱。
对内则打击政敌，动辄捏造罪名投入狱中折磨致死。“自忠贤受事，鸡犬不宁，而且直以快恩怨、行倾陷，片语违则驾帖立下，造谋告密，日夜不已”（《杨忠烈公文集》）。
对外则动用特务力量压制坊间舆论，连屁民蚁民都不放过。“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僇，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明史》卷三0五）
在这种极端恐怖的政治环境之中，只有东林党勇于直面。
明知有杀身之祸，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左光斗弹劾魏忠贤三十二罪当斩。被魏阉以及一帮阉党群起打击，伪造证据，结果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顾大章、周朝瑞等六君子被捕，全部遇害。
左光斗被陷害入狱，其学生史可法曾买通狱卒潜入探望。“及左公下厂狱，史朝夕狱门外。逆阉防伺甚严，虽家仆不得近。久之闻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谋于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屦背筐，手长，为除不洁者。引入，微指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眥，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柱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噤不敢发声，趋而出。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方苞，《书左忠毅公逸事》）东林党人的铮铮铁骨、忠肝义胆，读之令人涕泣！
东林诸公与阉党之争，从来不是什么“结党营私、互相攻讦”，而是中国正统儒家政治观念与皇帝—阉宦集团的斗争。
东林诸公，追求的是政治正义，是士大夫应有的治权，是正道而行，是政治清廉，是以生民为念。他们的忠君观念，并不是忠于皇帝一个人，而是监督皇帝走正道。
所以，嘉靖时，东林的先辈不惜得罪皇帝，也要教育皇帝遵守政统，遵守礼法，不能随心所欲，封自己的刁恶亲妈为太后，更不能追封自己的藩王亲爹当皇帝。
万历时，争国本、拒绝庶子福王当太子的主力更是后来的东林党人。
万历二十四年以降，反对皇帝派宦官强征“矿税”导致民不聊生、百业凋敝的，也是东林党人。
所以，魏忠贤宦官擅权祸乱天下时，敢于出头殊死抗争的，也是东林党人。
至于瞎扯什么东林党不懂治国，阉党ooxx的，行在阳秋在《谁说东林党不如魏忠贤？扯淡也要有个限度》一文已经专门驳斥，兹不赘言。
补充几句，为熊廷弼在辽东战事上的表现说好话的，是东林党杨涟等人。举荐袁崇焕督师辽东，炮毙努尔哈赤、力拒皇太极的，也是东林党人。
魏忠贤干了什么？因为熊廷弼拿不出四万两贿银，就把他杀了。崇祯年间，阉党回朝，又借机怂恿皇帝将忠烈之臣袁崇焕凌迟处死，又想借袁案攀诬东林党巨头钱龙锡。自毁长城之后，辽东战局从此溃烂，不可收拾。
说党争灭了大明朝，是错的。真相是阉党自己的结党营私灭了大明朝，崇祯皇帝既刚愎自用、又猜忌能臣灭了大明朝。
大明之灭，在于皇帝—宦官集团独大，没有士大夫能够制衡。没人能阻止皇帝作死，所以崇祯只能死在歪脖子树上了。
傻逼们不懂士权与皇权之争，清流与浊流之争的明朝政治图景，注定了信口雌黄，误人误己，流毒无穷。
黄宗羲先生《东林学案序》讲得非常清楚：“熹宗之时，龟鼎将移，其以血肉撑拒，没虞渊而取坠日者，东林也。毅宗之变，攀龙髯而蓐蝼蚁者，属之东林乎，属之攻东林者乎？数十年来，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义之盛，度越前代，犹是东林之流风余韵也。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无智之徒，窃窃然从而议之，可悲也夫！”
今天的伪君子真小人们，抹杀是非颠倒黑白，为阉党翻案、为魏忠贤翻案，用心昭然若揭。
无非是因为它们已经割了卵蛋，生恐被还有卵蛋的人嘲笑，所以先下手为强，把割卵蛋变成政治正确，不割卵蛋者打成千古罪人。
抱歉，我们是正常人，拒绝理解这种割蛋后的狂欢式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