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留学生在德国堕胎的故事
“您真的决定不要肚子里的孩子？不管您是否欢迎他的到来，不要轻易扼杀一个生命，即便您是他的母亲，也没有权利这样做！
要知道，生命的意义在于尊重和敬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
“人流”、“堕胎”目前在中国人来看是司空见惯的小事，但是到了德国却变得如此复杂、繁琐。
我们一同来看看本文作者，一个中国留学生，在德国经历了怎样复杂的一个人工流产经历吧！
2007年12月6日，妇科医生塞啉告诉我“您怀孕了”。我瞪大了双眼，嘴里下意识的说谢谢，心里却叫苦不迭。
我去年才结婚，老公在洪堡大学读经济学博士，我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也已经念到了第6个学期。我们之间早达成共识，3年内不要孩子。
我给塞啉大夫打电话，询问是否可以请她帮我尽快安排人工流产手术。没想到,塞啉医生一直温和的声音立即变得生硬起来。
“对不起，我的诊所里绝不提供这样的手术服务！”
“那，可以请您给我开些能流产的药物吗？”
我有些意料之外，慌了手脚。
“当然不行，在德国药物流产是违法的！您为什么不考虑把孩子生下来呢？”
我赶紧诚恳地给她解释，她沉默了一小会儿，很不情愿地告诉我，如果下了决心要堕胎，首先要去柏林市妇女帮助中心下的一个“心理咨询委员会”。
必须先接受专家心理咨询，在得到委员会的书面同意书之后，才可以去指定诊所联系做手术的相关事宜。
3天后的下午，老公陪我到妇女心理咨询委员会接受正式的咨询。接待我们的是一位45岁左右的中年女士，叫特蕾莎.史克，是有政府专业执照的心理咨询师。
史克女士开始发问了，问我们为什么不想要这个孩子。史克女士一边听我解释一边继续在表格上写写画画，然后很有礼貌地请我老公先到外面等一会儿。
“古女士，请问你是在人身和心理完全自由的情况下做这个决定的吗？”
什么？我茫然不解地瞪着她。
“我是问，您决定堕胎，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不是受到外来的压力，比如，您先生的威胁和逼迫吗？”
那一瞬间，我又生气又好笑，不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人工流产手术吗，干吗要提升到刑事案件的审讯高度来处理？
没过5分钟，史克女士请我们进去，递给我一份表格，说你们回家再好好商量一下，一周后若还是决定手术，到我这里来签字盖章。
在我们有些沮丧地往外走时，她又加了要命的一句：
“德国堕胎法律规定，如果您的胎儿已满10周，绝对禁止做人工流产手术，您最好确定一下具体的怀孕时间。”
这个消息让我们大惊失色。根据妇科医生的检查报告，我已经怀孕8周了，加上这几天的折腾，离能合法做人流手术的最后期限只有12天了，而心理咨询委员会的同意书就要花掉7天的时间！
跟死脑筋的史克是说不通的，我在柏林黄页上找到一家得到政府授权的妇科诊所，打电话去想提前预约手术时间。
护士的态度非常友善，说很理解我的处境，也很想帮助我，但预约手术必须得孕妇本人亲自到诊所，出示心理咨询委员会的书面同意书、妇科医生诊断和签字证明，否则一律无效。
一天天地掰着指头算，心急火燎地等，终于，一星期之后，我拿到了心理咨询委员会的书面同意书。从那所古色古香的老房子出来，我们赶紧打车去了指定的妇科诊所。
我直接走到门口按铃，身边一个个年轻人凑过来，递给我一份资料，上面用触目惊心的黑体字写着“请不要轻易扼杀无辜的生命！”
吓了一跳的我这才醒悟过来，这几位古怪的“闲人”原来都是激进的反堕胎组织成员。
有了文件证明，所有的事情都进行得非常顺畅。手术的时间定在下周一上午9时整，在这之前我还要来诊所和专业麻醉师见一次面，做一次全身例行检查。
刚走出大门，反堕胎组织的一个中年女人就跟了上来，她的口气急迫而不失礼貌：
“您真的决定不要肚子里的孩子？不管您是否欢迎他的到来，不要轻易扼杀一个生命，即便您是他的母亲，也没有权利这样做！要知道，生命的意义在于尊重和敬畏……”
我仓促的解释了一句：“我们都是学生，没条件要……”
赶快钻进车子，匆忙扔下一声“再见”。本来大工即将告成，心情应该轻松愉快，但一路上我都闷闷不乐，感觉那个女人的眼光一直跟在我背后。
晚上去德国朋友马修吃饭，顺口问起这个反堕胎组织的事情，他太太知道了我正准备做手术，微笑着轻描淡写地说不用理会她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做决定的权利。
我点头，终于有找到知音的感觉了。告别的时候马修太太突然问我：
“亲爱的，明天我们要去德雷斯顿有点事儿，明妮没人照顾，你能帮帮忙吗？”
明妮是他们4岁的小女儿，可爱而温顺，我们都很喜欢她，所以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马修夫妇把明伲送到我家里。小明伲长得粉雕玉琢，笑起来像个小天使。
上午我在家里要完成一个论文提纲，所以给她找了铅笔、彩笔和素描本，让她自己在一边玩。
明妮很乖，我做完功课去看她时，她小脸上花里胡哨地红一道黑一道，冲我顽皮地笑。
吃完饭我带她到街区的小花园玩，那里有一个露天儿童游戏中心，有很多和她差不多大小的孩子。明妮和一个小姑娘一起玩秋千，两人你推我一次我推你一次，快活得不得了。
我看着明妮开怀大笑的样子，忍不住像一个慈爱的妈妈一样微笑起来，那一刻我心底深处最柔软的地方怦然一动：有个这样全心依赖我信任我的小女儿，该有多好。
第二天仍然有很多事情要做。首先要去诊所见麻醉师，周日下午诊所打电话来，通知我全身体检没有问题，手术明天可以按期进行。
这天下起了鹅毛大雪，老公用手臂围着我一起第三次走上那条通往诊所的小路。那几个反堕胎组织的志愿者仍然在风雪里站着，坚持向每一个进出诊所的女人劝说宣传。
我呆呆地坐着，不知道过了多久，老公俯下身子来拉我起身，我突然醒过来，清清楚楚地说了声：“不！”
我拉着老公的手，很快跟医生和麻醉师说了声对不起，但他们脸上流露出的居然都是欣慰的表情。
看到我拉着老公的手轻松地走出诊所大门，那个反堕胎组织的女人惊喜万分的走上来，很自然地把我亲热地拥抱一下，伸手从外套的兜里掏出一颗用精美的黄绸缎制成的小星星，塞进了我的手里说：
“亲爱的，这是给您孩子的礼物，知道吗，您是我们劝说成功的1247位母亲！”
我握着她冰冷的手指，望着她睫毛上凝结的雪花，眼睛突然就湿了。
我们的孩子将会在今年7月初出生。我已经办理了休学一年的手续，在家安心养胎。随着那个日子越来越近，我和老公都激动不安。
以后我要告诉亲爱的孩子，他的出生和一群熟悉的陌生的死脑筋的德国人的故事。
【文章来源于网络，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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