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中国正在发生两个巨大变化

作者：厉以宁

来源：本文整理自《读懂中国改革5：如何应对未来十年》，是作者于2016年12月16日在“宽带中国”城市发展市长论坛的演讲

中国正悄悄地进行一场人力资本革命

当前中国正在发生极大的变化，这变化在什么地方？就是中国正在悄悄地进行一场人力资本革命。

过去人家常说，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没了，廉价劳动力不够了，中国改革的红利也枯竭了，能够改的都改了，这些看法都不正确，中国正在涌现新的人口红利和新的改革红利。

在人口红利方面一个巨大的变化，是农村正在进行的土地确权、土地流转，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叫“城归”。海外留学几年回来以后报效祖国找工作的叫“海归”，现在出现了“城归”。

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外出打工现在又回到家乡创业的，大概有500万人。但我们去调查了几个省，发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大概有上千万人，因为有些人回来不跟外面说，就没法被统计到，他们自己开农家乐、办起了自己的果园。

为什么会回来？有几个原因。比如考虑到夫妻长期分居会造成家庭的不和，小孩子长期没人照料缺少父爱，家里的老人年纪大了需要照顾，所以在外面工作了几年，而且交了一些朋友，积累了一些资本，更重要的是学会了技术，就回来了。

我考察的几个穷地方都有“城归”回到家乡创业。在贵州的毕节地区，原来就单纯地向外输出劳动力，后来经过职业培训还是输出劳动力，但现在出现了回乡的高潮。

我们在毕节的七星观镇，发现了一些新建的面包房，做蛋糕、做面包，而且生意很好。

贵州人本来没有这个习惯的，但现在小孩子过生日要吃蛋糕，老人过寿了要送蛋糕，这样一个新的行业就起来了。我们还看到了农业方面的变化。现在全国各地出现了农民学技术热，进学习班、学农业技术。

因为土地确权以后，农民有信心了，所以中国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家庭农场。

过去没有家庭农场，美国、加拿大、荷兰、丹麦等很多国家有，中国没有，但是现在有了。

老人在学，年轻人更要学。按照这样的观念，有些地方还感到土地不够。所以中国的人力资本在变化，很多人把职业技术教育推广到农民当中去了。这个巨大变化，大家想想，4000万外出的农民中，有四分之一也就是1000万人左右回来在家乡创业了。

要对当前的创意、创新、创业有新认识

第二个巨大的变化，就是创意、创新和创业。而且这个变化跟我们以前从书本上学到的是不一样的。

西方经济学里讲“创新”这个词是100年前缘起奥地利，后来移居美国的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了创新的概念。

但是100年前是工业化刚开始，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是信息化时代、后工业化时代，他的观点能够说明问题吗？

举几个例子。比如他说现在的创新还是跟过去一样。什么叫创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叫创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这对我们来说，那是过去几十年工业化刚开始时制造业需要重组。但是今天这样行吗？远远不够，今天是信息重组，信息重组才有创新，不是单纯生产要素的创新：过去把两个企业一合并就创新了。

现在信息不足不行。再比如说，过去的观点是如果你要创新，就要看准发明家的发明，然后想办法把它买过来，用到经济生活中，就成了创新。比如电灯，买到专利，我来办电力公司，今天不是这样。

今天重在创意，无数青年人现在忙于创意，有创意是最要紧的，有了创意以后，资金自然就到了，因为很多资金找不到出路了，就在寻找谁能够提出新的创意。

中国的一句老话叫“失败是成功之母”，这话有道理，但是远远不够。关键在思路的转变。思路不转变，失败永远是失败，会成功吗？不会成功。思路改变了，新的成功就来了，就带动了更大的成功。所以这种情况就是，现在“成功是成功之母”，这才是今天的创新。

再过几十年以后，情况会是怎么样？很明显有一条，消费不是现在的消费模式，投资不是现在的投资模式，就业不是现在的就业模式。就业很可能是不要写字楼的就业，在自己家里只要有一个电脑，你的合同我承包完成。

很多是会变的。还有企业家会有什么变化？今后的企业家主要是某一个新领域的引路人，不一定是现在这样的企业家。现在的企业家中有创新、有改变的地方，但同样有他不愿意改的。将来的企业家是引路人。这就是现在发展的新常态。认识中国的国情，你要对当前人力资本有新的认识，要对当前经济中出现的创意、创新、创业有新的认识。

新的产品能创造新的市场

要认识中国，一定要认识到中国的国情表现在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这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老问题，因为经济学里面从来都是需求、供给，两方面都需要改。

这个过程中，政府就会不断刺激需求或刺激供给。需求的调节是短期的事情，不一定是近期的任务，而供给调节被认为是中长期任务。

为什么是中长期任务？因为供给侧的改革不是轻而易举的，它要动结构，动结构就涉及怎么更新的问题。这不是短期任务，中国现在正在这么做。

最要紧的是让经济主体、市场主体有活力。怎么让它们有活力？让它们有活力就要进行产权保护。中央最新的文件强调了产权保护，主旨是什么？公有经济的产权要保护，非公有经济的产权同样要保护。

这是中央文件提出的，从而调动了广大企业包括非公有企业的积极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过去很多做法现在已经过时了，或者是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了。

在中国，只要是新的产品就能创造市场。市场是可以创造的。

我在学校里经常举这样一个案例。

一个生产木头梳子的工厂，让它的四个推销员带了样品、带了订单，去推销梳子，指定到寺庙里去推销。

第一个推销员回来了，怎么样？一把没卖掉，和尚说我光头，要梳子有什么用？

第二个推销员销了好几十把。他是怎么推销的？他说梳子除了梳头发以外还有很多功能：止痒、活血、明目、美容、养颜等，和尚们心动买了好几十把。

第三个推销员销售了几百把，而且把订单带回来了。问他是怎么销售梳子的，他说我在庙里仔细观察了，香火挺旺，来的香客很虔诚，磕完几个头以后头发已经乱了，而且沾了香灰。我就去见方丈，说：你看香客很虔诚，应该关心他们。那怎么关心呢？最好的办法是，每个佛堂前面每天放几把木头梳子，香客头发乱了就可以梳梳头，就会觉得寺庙更关心他们，来得更勤了。方丈觉得有道理，订了好几百把。

最后，第四个推销员销售了几千把。怎么销售的呢？他直接找了方丈，跟方丈说，经常有人给庙里捐钱送礼对吗？对。你庙里有礼品回赠人家吗？没有。木头梳子是最好的回赠礼品。方丈问为什么木头梳子是最好的，他说木头梳子两面都可以刻字，可以把庙里最好的对联刻在一面，另一面刻上一些字，如“日行一善”“佛在心中”等，这样人家就会觉得这梳子有纪念意义了。

来分析下这四个推销员。第一个推销员一把没有销掉，关键在哪里？从第二个推销员就转变了思路，他改变了木头梳子的功能。怎么改变？梳子不仅可以用来梳头，而且有美容养颜的作用，甚至可以明目清脑。第三个推销员把木头梳子的性质改变了，不再是单纯梳头的问题，而是代表庙里对香客们的关心。第四个推销员也改变了木头梳子的功能，他把木头梳子作为庙宇的名片、作为纪念品推销了出去。

我们现在怎么在结构性改革中创造市场、创造新产品？就是不仅要推出新产品，还要让产品有新功能，产品有了新功能就能创造新市场。

中国的消费市场正在发生变化

大家不要愁市场，关键在有没有新产品，产品有没有新功能，有新功能就有市场。

为什么中国人到日本去买书包？因为它的书包有新功能。书包可以遮雨、防水，下雨可以当雨衣用。

消费是在发生变化的，消费发生的变化就是打破一个从前固有的规则——经济人假设：经济人是指有理性的人，他一定是追求最低价格、最低成本，争取最大收益、最大满足。

但实际上做得到吗？消费者是做不到的。

为什么说消费者做不到？因为这样你想做到最优选择。最优标准的建立，一定要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精力、足够的货币，比如你要买一件披肩，你想买到最好的披肩是做不到的。因为你得知道有多少个商场，有哪些商场在卖披肩，要一家一家看，一家一家比较，等找到最满意的你再去，最好的披肩可能就已经卖完了。

所以，人都是这样：看了第一家不行去看第二家，第二家不行去看第三家。如果买到了怎么样？满意吗？回答是凑合，凑合就是还行，就是次优选择。经济中很多问题，包括消费都是次优选择。

经济学次优理论的创始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他在天津大学演讲时举了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到商店去买缝衣服的针，没有哪个傻瓜跟售货员说我要一根最尖的针，他也不会对着一盒针，拿笔记录还用放大镜去挑，没有人那么傻，都是次优选择。第一根拿出来看看不太直，第二根拿出来看看不太尖，第三根拿出来看看，行了，第四根不看了，这就是次优选择。

西蒙还举了一个例子，到食堂去买菜得先排队，你有三个目标，价钱最便宜的、营养最丰富的、最合我口味的，挑了半天也没挑好，后边的人还在催。所以大家都是事先想好了一个区间，营养差不多的，价钱差距在几元钱之间的。

消费正在变化，这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11·11”为什么这么火？因为大家都在等新产品，都在等新的消费方式，大家都有新的消费模式了，这就是变化。收入逐渐增加，可供选择的产品越来越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认识中国的国情，就一定要深刻实践。

货币宁肯多一点，不要紧缩

再来说一下货币政策的目标。货币政策的目标一般是维持物价稳定，所以长期以来，货币政策的目标是根据货币来的。

货币学派根据经济增长率的大小、高低来定货币流通量应该是多大。如果超过这个范围，那就是价格涨了。如果紧缩了，那就放一放。

智利试验过。在货币政策的观点上，智利用芝加哥大学的货币学派理论，结果不行：经济乱了。所以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国情来制定货币政策。

第一，货币政策不仅仅要在需求方面起作用。要防止物价上涨，要控制总量。这是对的，但还不够，一定要考虑供给问题。

供给侧结构调整需要金融的支持。没有金融的支持，能够把结构调好吗？调不好。

不仅要调结构。还要让社会有活力，因为整个经济和社会活力有关。

怎么谈创新？要记住两条，宁肯货币稍多一点，也不要紧缩，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更难治理，这是重要的经验。光看增长率不行，它没有把结构调整放进去，没有把自己社会的活力放进去。

第二，一定要把货币问题当作一个国民经济问题来考察。银行管货币，但是银行不能离开国民经济的实体。国民经济实体感到资金很难贷，贷款都给了大企业，不给小企业。这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中国的国情就是，土地确权了，土地确权以后可以抵押。但是在农村一些地方，我们听到反对的声音，说农民把房子抵了，万一做生意失败了或者自然灾害来了怎么办？农民还不起贷款怎么办？反对土地抵押贷款，就是不懂中国的国情。

我们在基层调查了解到，农民对于土地确权以后的地是非常重视的，是全家族都在保这块地，坏账率非常低，不到1%，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农民有一块有产权的地，抵押是会还钱的，因为他认为抵押以后地被银行拿走，损失太大了。整个家族都来保，大家借钱帮他还清贷款。

宏观调控要懂得中国国情

宏观调控，要懂得中国国情。在中国，宏观调控要松紧搭配，该保的就保，该帮的就帮，这就是宏观调控。只有上述两方面都做到了，我们才能够使政策发挥作用。

宏观调控重在微调、重在预调、重在结构性调整，结构性调整就是精准扶贫。

大水漫灌是没有用的，浪费资金。所以我们要了解中国的国情，为什么要精准扶贫，为什么要让农民懂得怎样生财？生不了财，光靠救济解决不了问题。宏观调控实际上起引领作用，对于那些有前途的，不仅要提供帮助，还要协助树立方向。

为什么中国的高新技术发展这么快？这是宏观调控的促进作用。把宏观调控看成单纯的压制是不对的。

在结构性调整当中，一定不要再回到高速增长。高速增长在任何国家都不能持久。中国能够维持中高速增长，6.5%~7%就行了，说不定再过10年以后还会降低。

经济增长要防止“路径依赖”。“路径依赖”这四个字是发展经济学的名词，就是说走老路更保险。连猴子都知道路径依赖。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试验。一个笼子里关了几只猴子，挂几根香蕉在铁丝笼子外。猴子一看有香蕉就去抓，它一抓到香蕉，高压水泵就往下打，打得猴子退回来。试了几次再放香蕉上去，没一只猴子再去动。换一只猴子，其他猴子会告诉它别去动，它没有经历过，刚要去动就被打了。以后再放猴子进来，它就不会再去动香蕉。这就是路径依赖。

在今天的情况下，思想要解放、观念要转变，就要打破路径依赖。

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同样重要

最后一个问题，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法律重要，道德同样重要，我们应该朝着这个方向走。

在漫长的岁月中，既没有市场调节，又没有政府调节，那个时期人类社会怎么存活下来？靠的是道德力量、习惯力量。当时没有市场调节，也没有政府调节，道德力量调节是唯一的调节。有了市场，有了政府，同样需要道德力量调节，因为它能够使得市场调节更有效率，使得政府调节更有效率。

社会生活是一个大圆圈，非交易中有很多社会关系，家庭关系、家族关系、街坊邻居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关系，所有的非市场活动，不能按照市场的思路来做。那怎么办呢？政府来管，但不是具体地管。如果没发生问题，政府不管，如果发生问题，比如毒打老婆、毒打孩子、虐待老人这样的事情，政府才管。可见，在大部分时间内，只是在道德力量调节之中的。

我们知道效率有两个基础。第一个是物质技术基础，厂房、设备、原材料、熟练劳动力，这些构成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但还有第二个基础，道德基础。什么是道德基础？比如说在生产过程中人们经常自律，这就是道德基础。人们重视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有各个方面，有企业文化建设、校园文化建设，这都是道德基础。

市场调节是无形的，要靠市场规律。政府调节是有形的，靠法律法规、靠制度、靠政策。道德力量调节呢？“道是无形却有形，道是有形又无形”，自律是无形的，规定是有形的。

重要的问题在于：仅仅物质技术基础，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超常规效率来自何处？超常规效率从道德基础产生。一个巨大的自然灾害来临的时候，比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那么多人去救灾、抢灾、救险，道德力量有很大的作用。

“同甘共苦”不是一个概念。同甘是同甘，共苦是共苦。同甘靠制度、规矩，共苦靠精神、靠认同。这是非常重要的。

当一个企业赚钱的时候怎么分红、怎么奖励必须有制度，没有制度就乱了，同甘靠制度。假如一个企业亏损了，工资两个月都发不出来，工人吵着要走，再怎么努力留工人，工人还是要走。制度不管用了，靠精神，用精神力量把他们留下，或者是认同，认同就是同命运感。

本文内容选自《读懂中国改革5：如何应对未来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