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生态问题纳入西方政治哲学的界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生态政治哲学理论。它坚持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为理论基础，倡扬生态正义的价值理念，勾勒了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的蓝图，并致力于寻求新的革命阶级主体，主张红绿战线并举的实践战略。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进行了有益探索，在实践上对于理解今天迫切的全球生态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西方生态主义各思潮中独树一帜、代表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动向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深受国内外学界的关注，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如何把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客观评判、借鉴反思其思想的合理、缺陷之处，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管窥不失为一个重要途径。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众多文本进行深度耕犁，可以看到这一流派把生态问题纳入西方政治哲学的界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生态政治哲学理论。从其方法前提、正义理念、社会理想、革命主体、实践战略五个方面，我们可以全景图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架构。
政治哲学的方法前提
任何政治哲学都有一定的方法论前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所恪守的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他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是充满着“唯心主义、唯灵论和二元论”的当代绿色理论所迫切需要的，当今生态运动失败的根源就在于没有把这一方法运用进去。但作为其方法论前提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马克思原初意义上的、而是经过“修正”的、符合生态学需要的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这个前提，可以从三个递进的层面进行分析。
第一个层面是，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突出强调自然的或者生产条件的维度。施密特早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书中，就指出自然概念在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中虽然乍一看只具有表层的意义，但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说开创了突出自然在马克思历史观中的地位、把自然概念融入历史唯物主义的先河。福斯特明显与这种观点相承袭，他认为马克思在将唯物主义转变成“实践的唯物主义”（即他所认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放弃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强大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来没有否定物质存在的自然—物理方面。奥康纳则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尽管依然是今天分析生态问题的重要方法论，但其在“历史”方面和“唯物”方面是不够彻底的，即没有看到文化在人类劳动上的作用，对自然或者生产条件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中的作用重视不够。因此必要的是把自然和文化环境因素加进历史唯物主义之中。高兹认为他所提倡的“政治生态学”以马克思提出的“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为对象，但不仅突出马克思的两个基本范畴，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范畴，还引进了自然条件的范畴。虽然分歧在于自然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是原本存在还是需要补充，但共同点在于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中必然有自然这一因素。
既然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存有自然或生产条件的范畴，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二个层面的认识是：存在着两对矛盾范畴，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矛盾，以及生产与自然、生产条件的矛盾。前一种矛盾属于经济矛盾，对应的是经济危机，后一种矛盾就是生态矛盾，对应的是生态危机。在这个层次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也存在着分歧，一派以阿格尔和莱斯为代表，他们突出强调了生态危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将其提高到了决定性的角色，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关系置于从属的地位。另一派是以奥康纳、福斯特、佩珀为代表，他们虽然强调生态矛盾的存在，但仍然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依然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的矛盾只是“第二重矛盾”。生态矛盾不能够代替经济矛盾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支配地位，用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作为资本主义的主要问题是存在问题的。无论哪一对矛盾的范畴占据主导地位，其共识在于生产条件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即生态矛盾对于分析批判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尽管强调生态矛盾的重要性，但其第三个层面的观点是：分析生态问题要坚持生产关系的视角，从社会的、历史的变革方面分析。施密特的观点提供了理论基础，他指出“把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从一开始同其他种种自然观区别开来的东西，是马克思自然概念的社会—历史性质。”因而要把自然看作历史的，探寻自然问题出现的社会制度根源。福斯特则援引马克思的分析，指出“人类与自然是相互关联的，而任何特定时期构成这一相互关联的核心则是历史上特定的生产关系形态”。佩珀说得更为明确：“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表明，应该责备的不仅仅是个性‘贪婪’的垄断者或消费者，而且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处在生产力金字塔之上的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基本上，这种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的是理解生态问题应该坚持一种宏观的社会发展的视角，一种历史变革进步的眼界，一种制度变更的层面。
尽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都深入分析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有些认识还是肤浅的、没有抓到精髓。这种重新设想的生态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生态问题与社会问题、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之间左右摇摆，很容易把生态矛盾作为资本主义的本质问题，而放弃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与规律的方法论。但值得肯定的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从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发展、历史变革这些范畴出发，把自然概念、生态学理论纳入到这些范畴之间，以得到符合生态学需要的历史唯物主义，借以分析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问题，建构自己的生态政治哲学理论，这是其能够站在更高的视野上看待生态问题、超出就自然谈自然的生态中心主义论调的重要因素，保证了能够深入到自然破坏、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从生产关系的视角、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寻求解决之道，而使其政治哲学有了一定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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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正义的理论建构
生态问题、环境议程与正义问题是相互关联的，把生态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政治哲学进行研究的英国学者布莱恩·巴克斯特（Brain Baxter）指出，“对非人类存在物的道德关怀要求一种新的政治哲学，在这种政治哲学中，人类和非人类存在物之间的正义问题将得到解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可以说就是这样一种政治哲学，它试图合理处理人类与自然、生物之间的正义问题，对传统政治哲学的正义理念进行了重新诠释，实际上建构了一种独特的生态正义论。
这种生态正义论反对把人与自然的绝对平等、以自然价值为中心的准则作为正义建构的基本原则。佩珀承认，绿色理论把一个新的向度——生物平等主义带入了政治议程，开拓了环境正义的理论域，但这种建立在生态中心论之上的所有物种的社会公正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只能从人类意识的视角去观察自然，不可能不是人类中心论的。把在自然系统中得到的所谓的平等主义的合作范式界定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实际上是应有式的，理想式的、空谈的，最终只能是沉浸于理论的遐想中，对当今环境问题的解决没有任何价值。因此“我们应当从社会正义推进到生态学而不是相反”。奥康纳同样指出，“社会经济的和生态的正义问题史无前例地浮现在人们的眼前：事实已越来越清晰地表明，他们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侧面。”这意味着，绝不能盲目地把自然与人的平等看作生态正义的绝对标准进行理论的呐喊，走向社会正义才是必然选择，把生态的正义问题与经济社会的正义问题结合起来寻找突破才是正确的途径。
关注于从社会正义着手探讨生态正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为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所认同的正义的真正实现是要有一定的社会制度背景基础的，而资本主义社会在根本上就是反正义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解决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以及围绕这些问题产生的不公平正义现象的，“一个人道的、社会公正的和有利于环境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可能的”的观念事实上只是幻想。詹姆斯•奥康纳更是指出，“如果对过去的两个世纪能够作出理性和民主的生态和经济规划的话，那么现在所知道的这种资本主义说不定就根本不存在了。”生态问题总有制度根源，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内在地倾向于破坏和贬低物质环境以及造成剥削的存在，根本不可能解决生态问题，也根本不会走向一种生态正义。因而，生态正义的实现要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消亡相伴。
关注社会正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以奥康纳为代表，提出了从分配性正义到生产性正义转向的问题，体现了生态正义的具体内涵。他指出，正义在资产阶级思想中是事物的平等分配而不是指事物的平等生产，它关涉的是个体的权利/要求而不是社会的权利/要求，未正确处理好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只是关注个体层面的正义。这种分配性正义的前提是任何东西包括健康、寿命、安宁能都可以用金钱来进行衡量，都能够根据市场的标准进行公平的分配和补偿。但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分配性正义将越来越不可能获得合理的测定和实施，越来越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在今天，正如各种土地使用活动、劳动过程以及使用价值已极为广泛地遭受到了各种类型的社会政治批判一样，所谓正义社会这个概念也已将其关注视线从定量方面转向定性方面了，从社会产品的分配过程转向这种产品的生产过程了。”要复活社会主义的理念，就要把从定量性改革实践和分配性正义的迷恋中拯救出来，代之以定性的改革实践和生产性正义。生产性正义关注的是生产条件的生产/再生产，土地、能源、原材料、技术、机器、劳动技能、劳动技能、劳动组织以及其他的一些生产的资料和对象以及住房、交通和其他的一些再生产或消费的资料和对象。它强调将需求最小化，支持使消极外化物最少化、使积极外化物最大化的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这在今天有根本的价值。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正义论继承发展了马克思的正义理论，从生态学的视角寻觅马克思正义概念的真知灼见，对于深化马克思正义论以及政治哲学的研究都有所借鉴价值。它弥补了深生态学家、当今生态中心主义者有关所有物种公平、理想化地倡导自然的内在价值的正义理想学说的缺陷，赋予了生态正义以更强的社会正义的特色，把那种正义极端化的学说重新拉回到对当今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关注。这是其克服深生态学的重要表现，是对深绿分子的一种矫枉过正。但其缺陷在于对社会正义的论述仅仅是寥寥数语，虽认识到其重要性但却提不出一套可以富有逻辑的完整的正义理论，这远远低于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对正义问题的严肃探讨的水平。相反仅从人对自然、环境的不正义上剖析资本主义制度，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对经济正义、政治正义的批判，明显犯了避重就轻的错误，这与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抓住资本主义社会非根本的特征大肆批判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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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想的蓝图设计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生态正义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因此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社会。几乎所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都在勾勒未来社会的蓝图，尽管多有差异，但相同点在于这个理想社会必然既是社会主义的，又是彻底解决了生态危机的社会，即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生态社会主义理想实现的前提。马尔库塞率先提出了消灭资本主义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建立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解放最终和什么问题有关，亦即和人与自然的新关系——人自己的本性与外界自然的新关系有关。”威廉·莱斯继承了这一观点，指出“解放等于非压制性的控制自然，就是说，控制是受人的需要指导的，这种需要是由联合的个人在合理性地，自由的，和独立的气氛中提出的。”福斯特也指出，“马克思完全确认，任何一种未来社会的稳定必将有赖于构建一种与自然界的全新的、更为均衡的合理的关系。”马克思期盼的是超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社会关系的社会，里面包含着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合理调节、和谐相处，也包含着人与人之间在与自然关系上的符合人类本性的共同控制，这是一种将会促使人的能力多面发展、增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合理关系的社会制度。佩珀的精辟的提炼是：这种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把动物、植物和星球生态系统的其他要素组成的共同体带入一种兄妹关系，而人类只是其中一部分的社会主义。”当然，这种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还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突出的是人对自然的合理利用与控制，这与生态中心主义者有明显不同。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根本的是在经济层面上新生产机制的确立。在生产所有制方面，生产资料为共同体成员所有，而不是国家所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市场交换和利润，而是为了需要，即奥康纳提出的使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高兹所谓的不再是“越多越好”，而是“够了进行”。生产模式上，采用“分散化”的“稳态”经济模式，“分散化”就是运用小规模技术，使工业生产分布开来。“稳态”则是既满足人的需要，又对生态系统无所损害的，使人和自然得到和谐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生产对象方面，高兹的规划相当精细，只生产确实需要的耐用、易修理并且无污染的东西，包括适用且不易损害的物品、可长期使用且易于修理的机器，长时间不过时服饰，舒适且遍及城乡的公共交通工具等等。
经济层面生产的革新，保证了人的生活方式的革新。高兹指出，“未来的社会不再是一个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劳动降低到从属的地位，人们也不再被迫去从事那种千篇一律、单调、厌烦无趣的劳动，而是自由地从事两种或三种兼职工作。人们的闲暇时间大大超过劳动时间，自由时间大大超过非自由时间。人们不仅能够读和写，而且还会各种手工艺，包括耕作土地、利用金属、木头、纤维和石头。创造性、欢乐、美感和游戏充斥在自由时间中，每个人都感到满足。这种满足，按照阿格尔的说法，不是从无止境的以广告为媒介的商品消费中得到的，按莱斯的说法就是，人们在“富有创造性的生产活动中寻求满足和幸福”。这显然可以看作马克思所提到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得以实现的社会。
实现人们的理想生活方式，必须有政治制度的保证。在这个方面，奥康纳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他认为“惟一可能行得通的政治形式，——即也许可以很好地协调好生态问题的地方特色和全球性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的政治形式，应该是这样一种民主国家：在这种国家中，社会劳动的管理是民主化地组织起来的。”国家的职能主要是管理职能，并且实现了非官僚化、国家和权力关系民主化以及真正基层性的广泛民主，个人和社会自治得以恢复和扩大，工人直接参与到决策过程和生产管理过程中。高兹新的政治方案的一个设想就是工人举行一般的集会和建立特别小组，按照自己设计的系统制定计划，然后由特别委员会执行，决议由一般议会制定。
这种对社会主义的坚持、并赋予社会主义以新的内涵是值得很定的，有利于在新的时代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但依据生态环境问题而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应然的”设想，往往会带有乌托邦的色彩，对社会主义的修正和补充也很容易失去其在生产关系上最为根本方面的优越性，从而与科学社会主义渐行渐远。悖谬的是，这种生态社会主义的理想，正与马克思所批判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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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主体的动力寻求
理想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借助何种力量，推动生态革命的动力是谁，也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着力思考之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不依靠阶级力量的环保主义者的异想天开进行了指责，明确提出要摒弃环保主义可以超越阶级斗争的观点。福斯特认为，当今许多著名环保主义者都自称对自己所开展的运动采取了一种超越阶级斗争的政治立场，似乎大多环境问题都与消费者的购买习惯、婴儿的出生数量和工业化特性有关，而不存在阶级或其他派别。佩珀也同样指出，“深生态学社会变革的方式集中于个人意识（individual consciousness）层次上的转化。对每一个体而言，首要的需要是改变态度、价值和生活方式，来强调对自然的尊重以及与自然的和平协作。当充足的人做到这些的时候，那么社会就将变化。”这实际上是将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定位为“每一个个人”，而放弃了阶级动力的追求，“环境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极为保守的，因为它提倡强化社会‘秩序’和‘稳定’的标准，并忽略了阶级斗争和革命需要的重要性。”
但生态问题、生态危机是具有阶级根源的，生态的急剧恶化是历史上资本主义社会及其阶级斗争在具体积累过程中固有的特性。环境问题虽然成为当今生态主义关注的重心，但这并不否定阶级斗争已完全被由工业化和现代化引起的环境与其它风险分配的争论所代替，因为这些环境风险并没有平等地影响所有的阶级，这些环境难题并不是不分阶级的。就这个层面而言，“阶级理论是有道理的，即激进绿色分子必须放弃他们乌托邦的、普世主义的战略，代之以发现并组织社会中的一个团组”。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寻求革命主体是必然的。阿格尔指出， “马克思并未说过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而说它只是一种可能性，它的实现取决于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奥康纳也认为，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华之处正在于对阶级斗争的概念和事实的指认，而当今生态的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阶级问题，面对生态、环境破坏而进行的运动总具有阶级斗争的政治因素。福斯特在访谈中被问及马克思的“历史由阶级斗争构成”的理论是否过时以及“新社会运动”和“新的主体”是否代替了马克思的阶级时，他的回答也是：历史仍然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佩珀坚信世界无产阶级的持续重要性，认为它依然承担着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变革中的代理人和行为者的角色。他为此非常重视工人的主体地位，认为工人的运动必定是社会变革的关键力量，实现生态社会就要重新发现工人运动的潜力，发挥其强大的变革力量。
但要看到的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也出现了不再将可资依赖的主体力量定位为无产阶级的观点。马尔库塞就是始作俑者，在那本标志他走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反革命和造反》中，他就指出，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生活水平大幅改进，思想已经被统治阶级同化，已经放弃了革命的想法。高兹在分析产业工人阶级在西方各国剧减的现实情况后，也指出“劳动已经改变，‘劳动者’也已改变”，工业劳动阶级由于其所处环境的不稳定性和所担负的工作性质，已不能承担经济的、技术的和政治的权力的使命。他所推出的新的社会主体是既与传统工人阶级相区分的、也与特定集团无关的“非工人的非阶级”（non-class of non-workers），这是由“失业者、偶尔工作者、短期或临时工作者组成的后工业无产阶级”，是被“社会地边缘化了的”阶级，是逃脱了或拒绝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阶级。这种阶级显然已不再能够也不愿承担推翻资本阶级统治的历史使命了，但它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它不是一个新的主体—社会（subject-society）的先驱者，对它的个体的成员提供整合与救赎。相反，它提醒个体有必要拯救他们自己，确定一个与他们的目标和自主存在相符合的社会秩序。”它是“可能的社会主体，它将为工作分享、工时的一般性减少、随着自动生产扩大带来的付薪工作的逐步废除和一个面向所有人的生活收入而斗争。”
尽管马克思的阶级概念饱受新社会运动和各种“后”思潮的冲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还是始终坚信阶级分析方法在环境问题研究中的价值和阶级力量在环境正义运动中不可低估的作用，这比起大多数环保主义者将所有人的意识的提高作为改变社会动力的空想要进步得多。但是在这种对革命动力的寻求中，他们要么认为有生态意识的阶级没有出现，要么认为新的阶级将是所谓的“非阶级”，无疑又陷入了悲观的泥淖之中。退一步讲，即使已经具备这种作为推动生态革命的使命承担者出现，采取何种战略、如何付诸行动也是摆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面前的重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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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运动的战略构想
实现生态社会主义，不仅要寻求革命主体，也需要在实践运动中构想生态政治战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绿色理论的空想性质，特别重视将自己的生态政治哲学付诸于实践，他们几乎都充满信心地提倡要用革命运动的方式，在红绿阵线的联合行动中实现未来的理想社会。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生态危机的出现与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天然联系，是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市场竞争原则、劳动分工原则导致了生态危机，因此采用革命斗争的方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能解决生态问题的。佩珀指出，那种以生态中心主义为思想基础的绿色运动，与无政府主义的东西混杂在一起，掺杂着很多后现代主义的政治色彩，拒绝权威和崇尚文化相对主义，通常缺乏结构和连贯性，只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进行反对而回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只能是一种“绿色资本主义”的“绿色乌托邦”梦想。福斯特更鲜明地指出，“忽视阶级和其他社会不公而独立开展的生态运动，充其量也只能成功地转移环境问题，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制度以其无限度地将人类生产型能源、土地、定型地环境和地球本身建立的生态予以商品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强了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权力关系。所以，这样的全球运动对构建人类与自然可持续关系的总体绿色目标毫无意义，甚至会产生相反的效果：由于现存社会力量的分裂，给环境事业造成更多的反对力量。”
只有变革，只有强有力的革命、斗争、运动才能解决问题。戴维•佩珀也认为，生态社会主义变革社会的策略“涉及到集体克服对通往生态社会的政治与经济方面的障碍，包括稳固确立的资本主义体系，而不是集中于教育个人的‘虚假意识’、态度、价值和生活方式。”福斯特援引马克思的观点指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我们应该通过行动，也就是说，通过我们的物质实践来改变我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并超越我们与自然界的异化——从而创造出我们自己独特的人类—自然的关系。”奥康纳认为，一种理想的社会模式确实有真实的历史可能性，就必须“通过实践来整体性地加以解决”，“目前的关键问题是怎样使环境运动转变成促进激进的社会经济变迁的重要力量”。只有通过社会变革改变现实社会才是根本之策。
如何采取有效的变革策略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推崇的是“红绿联盟”，红与绿两条战线的结合。这种策略的开山之人是马尔库塞，他在系统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环境问题之后，第一次提出了把保护环境与社会主义革命结合起来的观点。福斯特同样指出，只有通过社会革命和生态革命才能解决问题。当今的环境革命必须是社会运动和环境运动的结合，必须实现的是“社会正义的生态学”。佩珀所提出的建议也是红色分子与绿色分子的融合，建议绿色分子通过放弃那些更接近于自由主义及后现代政治的无政府主义方面而更好地与红色分子协调；红色分子则通过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传统，包括非极权主义和社会—自然辩证法的恢复、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某种程度的复兴和对于我们作为生产者的力量的重新发现而与绿色分子协调。这构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政治实践策略的思路，即把马克思主义的有关人类社会的变革的社会主义革命与主张人和自然关系变革的运动联系在一起。
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今社会已经有众多的组织和团体正在各种各样的战线上，面临着生态、社会经济和政治等众多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进行着实实在在的社会和生态斗争。他们对这些典型运动与组织进行了特例分析，把它们作为榜样进行宣传，从而使其理论看似具有重视实践的品质。但在具体方案的筹划中，他们却少言寡语。他们只是提醒这种战略要关注作为生产性投入的那些使用价值因素，如劳动力、能源、原材料及空间等的稀缺性，关注于根源于劳动过程的社会与政治斗争，如对污染、危机的和不卫生的劳动条件等的抗议，以某些特定的使用价值为对象（如劣质肉类、贫民区住房）的抗议活动。
这种零星雨点似的四处斗争的关注真正能够推动绿色革命的实现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未免是高喊革命口号的“雷声大”而如何革命“雨点小”的表现，基本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运动的航向。高兹甚至提出，“重要的不是去确定一个新的连贯的政治方案，而是表明一个新的富有想象力的态度，一个将是激进的和颠覆性的态度，借助于它，我们将能够改变我们发展的逻辑。”可以说，这种“富有想象力的态度”仅有哗众取宠的功效，可笑可爱但却离现实太远而显得荒谬。
最终的结论只能是，把生态问题提上政治议程，依靠生态运动实践社会主义，是一项相当悲壮的工程。在没有可资借鉴的革命动力主体，没有明确的政治实践策略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只能采摘政治哲学的理论之花，难以收获政治实践的甜蜜之果。
原文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哲学构架》发表于《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陈培永，哲学博士、博士后，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课题首席专家，广东省特支计划“青年文化英才”，广东省委党校“青年岭南学者”，广州市重大行政决策论证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