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我至今都记得,上小学时,有一次老师在课堂上问:“大家长大以后想当什么?”她让每个人站起来回答,大部分人说的是科学家和明星,等轮到我,我站起来说:“我想当天文学家。”因为那两年,电视新闻里老说,南极上空的臭氧层出现了一个大洞,我特别担心这个洞的问题,我以为臭氧层归天文学家管,所以想当天文学家。
过了几年,我把洞的事忘了,但我经常在睡觉前想:天空的外面是太空、太空的外面是宇宙,那宇宙的外面是什么?我小时候经常想,但对答案求之不得。想完太空,我就想时间,每次都从时间的起源想起,最后想到我终有一死。一想到我会死,心就像被什么东西揪住,那种感觉很难形容,它类似于心悸,但比心悸更疼,好像是劫后余生。
我害怕这种感觉,但同时也很享受。因为每次“心疼”过后,我就沾沾自喜,我以为,别人都在想怎么当明星,只有我关心人类的生死存亡。我因此小时候有一种幻觉:自认为自己与众不同。
但是在“漫长”的生活中,我没能发现自己有任何不同。我想象过我有超能力,但我并没有,我想象过被外星人接走,也并没有,我想象过我是被某个神灵选中的救世主,但是世界末日降临了吗?好像也没有。所以,我幻想中的角色扮演一个都没能实现,因此,我觉得我的生活非常无聊。
在我的想象里,生活应该非常浪漫,而浪漫应该非常高级,它包含但不限于罗曼蒂克。罗曼蒂克是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但浪漫是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我的生活过于平淡,所以又认为越是残酷的事情就越发浪漫。例如历史课上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不昌。有之,请从嗣同始。”谭嗣同毫无疑问是个英雄,但同时,我也觉得他的慷慨赴死带有某种浪漫主义色彩。
我生活的年代,既没有灾难、也没有战争——至少我周围没有。因此,我很喜欢听姥姥讲的故事。我的姥姥是上海人,她年轻时,国家号召支援大西北,她和我的外公,以及20个年轻人一起来到西安。火车从上海出发,车里的年轻人都在唱歌,等火车过了河南,所有女生都哭了,等火车到了西安,所有人都哭了。“来之前,每个人都知道西北苦。”姥姥说:“但没人想到这么苦。”
来之前,我的姥爷是工厂足球队里的健将,他最知名的一场比赛,是在一次激烈的拼抢中不幸脱肛。来西安后,因为吃不惯面食,他工作之余的主要精力都用到了和老农换大米上。
我的母亲就在这种环境下长大。作为“上海人的后裔”,她经常有机会回上海探亲。在西安,喝一口奶粉都是奢望,但她每过几个月就能喝一次炼乳兑热水。有一年,她在上海理了一个短发,回西安后,整个学校都轰动了,因为所有女生都是长发。她说:“就好像从古至今,我是第一个理短发的女孩一样。”
我妈从小就告诫我,要到外面的世界看看,在我上高中前,外面的世界特指上海,因为当时,她还不知道“西方世界的美妙”。在我们家,有一个传统,我姥爷每天都要定时收看《新闻联播》。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妈自学了一种“反着”看《新闻联播》的能力。她认为新闻里前25分钟播出的有关中国的好消息其实是坏消息,而最后5分钟播出的外国的坏消息其实是好消息。
外国的世界,就像一个又一个短头发的女孩,每天晚上七点二十五分准时从她眼前走过。在我将要上大学的时候,她得出了一个结论:”你毕业以后去上海也不行,去国外才有出息。“
她年复一年地告诉我外国比中国好,直到我在国内大学毕业,她意识到我不可能又去外国上一遍大学,于是她又想让我去外国工作,直到我在国内找到了工作,她又想让我娶个外国媳妇。后来我忍无可忍,每当她提起外国媳妇,我就说:“过几天我就去越南。”她说:“你去越南干啥?” 我说:“我去娶个越南女人。”她说:“噫!那不行。”我说:“为啥不行?越南人不是外国人?”
“越南人也是。“她说:”但还是娶个别的国家的人好。”我知道她想说的是白人。有时候,她可能看了什么外国电视剧,突然觉得白种女人也不太好,所以又说:“你娶个日本女人也挺好的。”我说:“那日本女人和越南女人有啥区别?”她说:“噫!你没看电视里演的,日本男人一回家,女人都在门口跪着。”我说:“你就希望我娶个女的,一天到晚在家跪着?”她说:“那也不是。”我说:“那日本女人有啥好?”她说:“你净跟我抬杠,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好?”
不知道为什么,我妈说的话,总让我想起赛珍珠的《大地》。其实我知道她并不崇洋媚外,她甚至不在乎外国人活的好不好,她只是想让我好。
我妈很看重我的婚姻幸不幸福,因为她自己的婚姻很不幸。对我来说,我出生前的我爸一直是个迷。他有一把木吉他,但我从没见他弹过,他在照片里永远穿着白衬衫,但我从来没见他穿过。年轻时的我爸,留着偏分长头、穿喇叭裤、上街时一边的肩膀抗着录音机,是车间里的风云人物。
他有一个朋友——可能是因为在兄弟里面排行末尾——被人称作老末。有一年,老末和我爸发出宏愿,要去天安门广场见领袖。他们俩一人带了几个月工资,扒火车到了北京,但是他们一下火车就迷路了。那次旅行,他们正好赶上了中国第一家肯德基在前门大街开业。因为好奇,他们俩花了一个月工资,在肯德基在吃了一对炸鸡。
我爸和我妈的爱情,源于一次同学聚会。我爸可能当时就看上了我妈,聚会没多久,他组织了一次爬华山的活动,成员只有4个人,两男两女。在去华山的火车上,我爸主动坐到她身边,坐下就假装睡觉,没过多久,就把头靠在她的肩膀上。我妈说,她知道我爸装睡,我爸可能也知道她知道,我妈碍于面子,没有吭声,于是我爸得寸进尺,把头放到了她的大腿上。
我妈说,你爸胆子真大,当年耍流氓可以判刑。
我的姥姥不喜欢我爸,觉得他流里流气,不可以托付终生。我爸第一次去姥姥家,骑了一辆山地车。当时人们连饭都吃不饱,没人知道要一辆山地车有什么用,但是,人人都知道山地车很贵。我爸把车锁在姥姥家门口。那顿饭一吃完,他的车就丢了。他在家属院里发出哀嚎,当着姥姥姥爷的面,挨家挨户敲门,一有人开门,他就喊:“你有没有见到我的山地车?”每个人都说没看到。最后,愤怒的他走到4门洞的门口,对着二楼的窗户破口大骂——因为家属院里盛传,住在那家里的人是个小偷。
结婚前,我妈一直认为自己献身给了爱情,婚后没多久,我妈意识到,自己献身给的并不是爱情,而是对于爱情的无知。他们俩天天在家吵,所以我不爱回家。从初中起,我就频繁出入网吧,后来玩沉迷了,我就逃课。有几次,老师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不知道我在哪,就开着车在学校附近的网吧挨个找。我在网吧和学校之间混了三年。到了中考,考得很不好,一个高中都上不了。
查中考成绩那天,他俩在家陪着我。我放下电话,我妈说:“你还想不想上高中?”我说:“不想。”她说:“那你想干吗?”我说我想工作,她说:“那你就去上技校。”我说:“上完技校是啥?”她说:“工人,还能是啥。”我说:“我不当工人。”我一说完,我爸就发火了,他说:“让你学习你不学,让你上技校你又不上,你现在好歹也是个大小伙子了,整天就知道玩,你到底想干啥?”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想干啥,但是又不能直说,所以我只好说:“那我复读吧。”我妈说:“就是,你说上技校能有啥出息?我和你爸就是工人,你咋能还当个工人。”其实我对当啥无所谓,但我听说当工人很累,我不想那么累。
到了复读班,远比我想象中快乐,因为我迷上了玩《劲舞团》。我在《劲舞团》里认识了一个女孩,经过半年的追求,她成了我的女朋友。见面那天,我在火车站接她。本来,我计划请她吃一顿晚饭,但是她说她不饿——西安的火车站就在城墙根底下——所以我只好和她绕着城墙散步。那是夏天,特别热,我走得汗流浃背,一直想拉她的手。我们走了很久,路过一个坏掉的路灯,我们走到灯底下,它突然亮了。我记得我对着路灯说了几句很傻但自以为很棒的情话,然后拉住了她的手。
我极其亢奋,拉着她走到半夜两点。她太累了,跟我说:“我们休息一会吧。”我说:”行。“我带她走到环城公园,找了一个凳子坐着。我们坐了半个小时,两条腿被蚊子叮满了包。她坐在我旁边,身体摇摇晃晃,发出睡眼朦胧的声音。我说:“你说啥?”她说:“我困了。”她说她困了,我心里浮现出一个计划。我说:“那我带你去个地方。”我带她走到马路上,拦了一辆出租车,她困得不行,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睡着了。我伸出手臂,搂住她的腰,心里砰砰地跳。
十五分钟后,出租车在一个我无比熟悉的地方停下。我拉着她,下了车,指着红树林网吧几个字说:“看,这就是我平时和你玩游戏的地方。”
半年后,第二次中考,我感觉自己还是玩了一年,但成绩莫名其妙提高了100多分。我离高中的重点班只差5分,我跟我爸说:“能不能想想办法,让我进重点班。”我爸听了很高兴,他说:“我儿子知道要学习了,那我当然要帮忙。”他托人给校领导塞了5000块钱——相当于一分1000元——我果真进了重点班。
到了高一,我发奋图强,在年级里上升了200多名,期中考完试,班主任当堂夸我,大家还给我鼓掌。我特别高兴,第二个学期猛玩,结果被打回原形。到了期末分文理,分到了全年级最差的一个班。我们这班,集齐了学校里的牛鬼蛇神。我后座上的哥们,绰号叫山海经,上课从来不看书,永远只看《山海经》。多年以后,我看了一个鬼畜视频,主角的名字叫大力哥,山海经和大力哥长得很像。
我们的班主任,绰号叫鱼脸,因为她的脸又窄又长、眼睛又突又圆,要是在走廊里碰到她,远远的还以为走过来一条带人鱼。我们都讨厌带鱼,因为她经常劝退我们,她经常向我们这群最不爱学习的学生提出三个问题:“你既然不学习,为什么来学校?“”你既然来了也不学习,为什么不去上技校早毕业早赚钱?“”“你既然既不学习也不工作,为什么不回家住着,在这里白交学费浪费爸妈的钱?”
很多人受不了带鱼的拷问,在之后的一两年退学了——其中就有我。为了退学,我花了几周的时间和爸妈作斗争。一开始,我不敢提,所以我就钻到网吧里,等带鱼给他俩打电话。某天,他们俩在网吧找到我,把我捉回去,我妈问我到底要她怎么样我才能好好上学,我说:“我不想上了,我想退学。”
多年以后,我成了一名记者,我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询问别人的经历,但同时,我也经过告诉别人我的经历。每个知道我退学的人都很好奇,他们想知道我是怎么说服爸妈的。有一次,我仔细想了想,我说:“就是所有和你有血缘关系的人都来劝你,但你顶住了,就能退学了。”
退学后,我过得浑浑噩噩。一开始,我想当个作家,因为退学总要有个理由,我不能说“我不想去学校所以想退学”。所以我只好硬着头皮写。虽然我以前写作文被老师读过,但这离成为一名作家差了十万八千里。
我在卧室里坐了3个月,写了十来篇言情小说,投给当时最流行的杂志,无一例外被退稿了。但我不怪他们,这说明他们工作的兢兢业业。例如,这是我13年前写的某一篇言情小说里的节选:
铅灰色的浮光湮没了身后的脚印,我已带着盛夏的思念,走进悲伤……
天边的乌云渐渐爬满头顶的这片苍穹,那些深刻而又刺人的回忆也随之滚滚而来,那些打落在手心的雨滴,终会带着夏日的余温渐渐褪去,带着往日的记忆,一滴,一滴,流进心底的某个角落,折射出那些遥远而又难忘的回忆,以及那个即将远去的夏天。
那天,当我穿过大片的人群再次看向你,却始终没有等来曾经的微笑……
总是喜欢在停步后静静的看着你走进那条小巷,在低沉而又昏暗的天光下,望着你渐渐远去。你不曾回首望我,不会停下脚步,只是带着傍晚的余温褪去我心中的不安和遗憾直至走出了我的视线。当那些熙攘的人群变成交错的细线,每每此时,总会有稀薄的红云从天边划过,那种温暖而又短暂的幸福感,总会被云端犀利的棱角划破后只剩下淡淡的红色印记,当那些漂浮在彼岸的思念变成冰冷的回忆后,我才独自转身离去。
就这样,3个月过去了,每天装模作样写作消耗了我极大的精力。我装不下去了,该去网吧去网吧,该玩游戏玩游戏。我妈刚开始还管,她只要说我,我就会产生负罪感,但时间一长,我就没感觉了。后来她看不下去了,跟我说:“实在不行你就出去玩玩。”她和我爸商量,让我去外地旅游,我爸同意了。他给了我5000块钱。问我想去哪?我说:“那就去上海吧。”
上火车前,他俩千叮咛万嘱咐,别人给的东西不要吃,矿泉水要一次喝完——以免不在的时候被别人下药,钱要放到内兜里,手机别弄丢。
那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去外地——此前,初二暑假我爸曾经带我去兰州玩。他上车前带了一只烧鸡,可能是因为烧鸡过于油腻,而我吃得太多,所以我破天荒地晕火车了,还把烧鸡吐到了厕所里。
我上了前往上海的火车,车厢里的电视正在演《大宅门》。白景琦初到济南,穷的到当铺里去当衣服。当铺的伙计吆喝着说:“蛀虫鼠咬、破皮烂袄一件。”白景琦不高兴,伙计说你要不乐意就别当。白景琦于是把衣服拿回来。但是他再去别的当铺,价钱越来越低——因为折衣服的时候,当铺伙计做了手脚。最后,他只好又回原来的地方把衣服当了。后来白景琦发迹,和二姐相认了,二姐是当地一个军阀的老婆,带他去赎衣服。当铺掌柜的态度前倨后恭,白景琦一看到皮袄就揶揄道:“蛀虫鼠咬、破皮烂袄一件。”
陈宝国演的白景琦活灵活现,车厢里的人都笑了。
到了上海,我也不知道能去哪,就先去外滩、又去科技馆。那年肯德基新出了一个食品叫嫩牛五方,我觉得特别好吃。去完上海,我又就近去了杭州。西湖边上,每个饭店都挂出西湖醋鱼的招牌,但是我一个人,想吃又提不起劲。我围着西湖转了一圈,发现有一种2块钱一根的黑色玉米棒我没吃过,我就买了一根,一边吃玉米棒、一边看西湖。
从上海回来,我妈问我上海好玩吗?我说:“还行。”我对上海唯一的印象就是很大、很繁华。我妈顺势问我想不想上学?但我依然很抗拒。我爸说:“那你这样也不行,你得去上班。”于是,我就在我家附近的德克士找了个工作。
德克士的工作很无聊。一开始我是拖地擦桌子的,拖了一个礼拜,被经理选中到后场炸鸡。我有一个师傅,忘了姓名,师傅比我还年轻,在周围某个县出生,小学毕业就出来打工。他有一次问我:“你赚到钱想干吗?”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只好反问:“你想干吗?”他说他此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回老家开个小卖铺。
在德克士,每个人每天有三件事要干:炸鸡(或擦桌子拖地)、送外卖、发传单。我一开始最喜欢发传单,因为远离经理,在街上站着吹风就可以。在我发传单的地方,有一个黑灯舞厅,门口黑摩的和扒手集团云集。有一次,我站在那,遇到了一个初中同学,她是我初一的同桌,是我们班一个混混的义妹,那个混混被称为年级扛把子。我们俩坐了一年,到初二,她向我表白,但是我不喜欢她,因为她经常参与“道上”事务,过于社会。我拒绝了她,她在课间哭了,然后向班主任申请调座位,后来我俩再也没说过话。
那天下午,当着黑灯舞女和扒手集团的面,她和握着一沓传单的我畅聊了半个小时,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喜欢发传单了。
我在德克士干到那年8月,那是08年的8月8号,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我闲着无聊,8点就开始打烊(洗洗涮涮)。经理进来巡视,问我为什么提前打烊?我说店里没人,他说:“你知不知道应该几点打烊?”我说:“知道。”他说:“几点?”我说:“九点半。”他说:“那你为什么现在打烊?”我说:“今天奥运会,谁来吃饭?”他说:“不管是不是奥运会你都不能提前打烊。”
他说话的语气让我想起鱼脸,我俩吵了一架,他罚我到外面发传单,然后其他人在店里打烊。我拿着一沓传单,从8点半发到9点半,路上一个人也没有。
过了几天,我辞职了。我在家又混了半个月,在家人的半推半就下,我回去上学了。但这回上的是大学。为了让我上学,我爸办了两件事。他找到一个民办学校,有一个管招生的老师姓宋,他带着我和宋老师吃了一顿饭,临走时,给了宋老师一笔钱。我不是统招生,上的是自考班,几年后,可以混一个该校的没有学位的毕业证。
过了几天,我爸拿了一个该校的宣传册,上面印着校园内的风景和可选专业。很快,我的姥姥姥爷、舅舅和离异的舅妈、姑父姑妈、大伯大妈、三叔三婶、3个堂姐和1个表姐、一个表哥、爷爷和去世的奶奶都知道我要重返学校了。他们中的部分人或亲自或间接地向我发来鼓励。激动之余,姥姥姥爷还带着我妈和我去学校里参观了一遍。
报志愿的前一晚,我爸托人,给我办了一张高中毕业证——那是一张真的高中毕业证,我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那是一张红封皮(可能是,记不清了)的毕业证书。下班后,他把证书拿回来,里面是空的,要自己填。
那天晚上,开着台灯,我爸一边说,我妈一边写——因为她从小就练钢笔字——等我妈写完,把毕业证递给我爸,我爸看了一会又递给我,我看了一会,又递给我妈。我妈一边看,一边用手摸,她摸着说:“儿子,你上了10年学,没想到最后毕业证是你妈给你写的。”
我什么也没说,洗完脸就上床了。
上了大学,在我爸的意志下,我学了物流。其实我想学新闻,我爸说:“咱家在电视台有人吗?”我说:“没有。”他说:“那你毕业了咋找工作?”我说:“那我也可以学哲学。”于是我爸火了,说了一堆“好不容易给你机会上学你却想学哲学”之类的话。
到了大学,我一共有6个室友,其中有两个人特别有趣。第一个叫马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马列。马列一到宿舍就给他女朋友写情书,节选如下:“亲爱的小白兔,我想操你,我想把你活活操死。”第二个人叫老班长——这是我给他取的外号。老班长和女朋友的情路一直不顺。他经常在深夜里一边抽烟,一边蹲在阳台上嚎哭。老班长是山东人,女朋友叫珍珍,我们都学会了用山东话念珍珍的名字:“zhénzhén,别离开我,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我们是自考生,管理相对不严,所以很快,我又犯了逃课的老毛病。但是我们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平时校门不开,上课时间连宿舍也不开,所以不上课也没地方去,只好去图书馆。当时,学校鼓励大家学外语,4楼有一个放映厅,每天下午放一场好莱坞电影——但没有中文字幕。我和老班长在那一起看完了《加勒比海盗123》。由于没中文,所以一直看不懂。有一天,老班长忽然问我:”你觉得杰克船长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说:”我不知道,你觉得呢?“他说:”我觉得他是个虚伪的人。“
我不知道老班长为什么这么认为。但是,他比我们大好几岁,而且很持重,所以他说话我们都信。老班长的老家在山东单县,多年以前,随爸妈来西安做生意,他们家在土门开了一个水果店。每年暑假,他都要开着自家货车到果园进货。老班长经常一边抽烟一边跟我们讲水果品种。而今年,他们家卖的最好的葡萄叫做户太八号。
看完电影,我们打算去食堂,但是室友发微信,让我们去自习教室。我们走进教室,发现班导和全班同学都在。
班导问:”你俩干啥去了?“
我说:”去图书馆。“
她让我俩坐下,又问我们是不是团员,老班长说是,我说我不是,班导说:“那你出去。”我说:“为啥?”她说:“因为现在要选团支书。”我说:“那我为啥要出去?”她说:“因为你没有政治权力。”
之前,我只在新闻里看到过某某某被剥夺政治权力终身,从没想过有人当面跟我提这四个字。本来,我不觉得不是团员有什么丢人,但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我突然觉得很羞愧,所以我出门了。
到了大二,马列退学回家了,传说是因为他爸强烈要求他回家继承拖拉机厂。当然,没人知道真相,在自考班,每个学期退学的人有很多,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临走前,大家一起吃了一顿饭,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送走马列,我想起了我们宿舍度过的第一个夜晚。马列被选为社长,熄灯后,他提议大家轮流唱一首歌。马列第一个唱,他唱了《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尽管我们不睡上下铺,但有一个人唱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我忘了老班长唱了什么,而我唱了张悬的《关于我爱你》。
其实马列是一个很浪漫的人。我经常幻想,他在老家甘肃、某块一望无际的龟裂的破碎的高原上,驾驶着一台的拖拉机,敞着胸口,任由拖拉机冒着黑烟在土地上“咔咔”作响,他自己一只手指着天高唱《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一只手捏着情书写着“我要把你活活操死“。
上大学后,因为无聊,我成了一个音乐发烧友。每天睡觉我都插着耳机,每个周末我都看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多年以后,我玩了一款网游,认识了一个在沈阳音乐学院毕业的女孩。她家在贵州的某个山区,她是个少数民族。有一年圣诞节,她在游戏里给我弹琴,从《水边的阿狄丽娜》到《乌龙闯情关》的片尾曲,她每弹一个我就能说出名字。
她问我:“你是学音乐的吗?”
我说:“不是。”
她说:“你是学艺术的?”
我说:“不是。”
她说:“你是学啥的?”
我说:“……物流。”
我突然想起了“政治权力”,我说:“你是团员吗?”
她说:“¿”
我说:“没事。”
临近大学毕业,班里有几个很社会的男生组织大家喝酒,我几乎不喝酒,所以也不会劝酒,喝了几杯就半真半装的醉了。我靠在椅子上看着他们聊天,我发现,好像每个人都会劝酒,而且乐在其中。我学了一些新的知识,例如你在酒桌上认怂了,就把酒杯倒过来,意思是你喝不了了。其他的知识我都忘了,因为我用不到。
在酒宴气氛最高潮的时候,最社会的男生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始于大一军训,他和我们班的某个女生谈恋爱。某天,军训完,他俩坐在操场的草地上休息。由于训练了一天,两个人都汗津津的。社会男生本来想扒开她的衣服,在她的脖子上种一颗小草莓,可是他在她的脖子上看到了汗液留下的污渍。于是他对她说:“你脖子上有点脏。”女生以为他在调情,对他说:“那你给我舔干净。”
他让所有人都笑了起来,我也笑了。
一毕业,我就去了上海。我和一个高中同学合租。我是夏天去的,冬天才找到满意的工作。因为我想做游戏。我先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干了一个月,那家公司倒闭了,然后又换了一家,那家公司濒临倒闭,然后又换了一家,这家公司活到了现在,但为了省钱,他们不给我在上海交社保,所以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那几个月的社保交到哪里去了。
这期间,我在网上写过一篇和手游有关的文章。某天深夜,有个人在文章下面留言,他留了一串六位数的QQ号和两个字:“加我。”我加了他,他问我方不方便打电话,我说方便。但我室友已经睡着了,我只好到外面去打。我钻到一个公共电话亭里,用手机,和他说了半个小时。他是一家手游公司的老板,等我说完,他让我下周一去上班。
我的老板叫x皓,他不让我们叫他老板,叫皓哥。皓哥最喜欢在加班后带大家去喝酒。而在酒桌上,他只要一喝多,就给我们看微信。他经常给我们听三四句语音、一两段留言,那些语音和留言都是一些行业大佬发给他的。在皓哥的介绍里,这些大佬有的是公司投资人,有的是行业里的前辈。其中一个大佬的语音留言最为振奋人心,他以以无可置疑的语气在语音里说:“x皓,你是我认识的人里最应该成的。”
这样的留言每个礼拜都能听到,尽管公司每况愈下,新的留言却层出不穷。直到一年后,公司从50多个人经营到只剩7个人,其中一个人是18岁的女商务,入职两个月后和皓哥结了婚,另一个是23岁的女行政,她是皓哥前女友的妹妹。剩下我们4个人没日没夜地做项目,却又因为种种原因而矛盾重重。
最后,我离职了,皓哥请我喝酒,他说让我说说觉得他不对的地方。我想了想,说:“你以后最好别老给别人看微信。”
我在那家公司呆了一年。公司里放了10来张行军床,谁困了就睡一会,醒了继续工作。有时候,到了夜深人静,我又会像小时候一样想起时间。但我不再想时间的起源了,而是反复地想我终有一死。有时候我会想,我究竟要做出多么伟大的游戏,才能在临死前想起自己的身份是游戏制作人时不感到遗憾而是自豪。
所以,我辞职了——但不是因为想到死亡这么冠冕堂皇,只是因为我累了。我告诉了爸妈,他们劝我出去玩。于是,我花了半年时间,从上海出发,去了很多地方。可是,我去的地方越多——迷茫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迷茫了。我出发时,只是想想一想下一份工作该做什么,半年后,我每天想的都是我到底为什么活着。
有一天,我想起我妈的一个亲戚,他曾经从上海徒步走到北京,这件事发生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从未有过想要效仿他的想法。但我想起另一件事:我从初中起就很想去西藏,高一时,我曾和同学夸下海口,“迟早有一天我要骑行去拉萨”。因为我当时还是个文艺青年,我在一个文艺论坛认识了一个文艺女孩,她在香港上学。某年开学,她拿着学费买了一辆自行车,从北京骑到了拉萨。
8年以后,我又想起了这件事,但我自行车骑得不好,我怕在路上摔死,但我又不想坐火车去——因为那么做并不文艺。所以,我决定徒步去。
那是我25岁的5月20号,我从成都出发,一个人前往拉萨,我花了2个多月,路上遇到几个队友,我们一起走到了拉萨——那之后,有好几年,我爸总劝我说:“你把去西藏的经历写出来吧,多难得。”我不是没想过,可是我觉得无话可说。
我刚出发的时,由于脚疼,没办法蹲下来大便。走到一个月,我和队友相互调侃,“我们这些人脖子底下没有一个地方不疼”。有一天晚上,在青旅,我们一边泡脚,一边聊起大家出发前都听过的那个传闻:买卫生巾垫在鞋里可以有效减缓脚疼。由于没人使用过卫生巾,也不好意思在超市里挑三拣四,所以有人不幸地买到了超薄款——后来,如何减缓脚疼这个问题被我解决了——多穿两双袜子。
关于去西藏,只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徒步的路上,我每隔几天都在朋友圈发照片。刚开始,点赞的人很多,他们认为我路过的风景美到不可思议。两个月后,我还是发照片,景色并不比两个月前逊色,然而点赞的人一个也没有了。那时候我想,可能点赞的人点累了。
到了拉萨,我们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找肯德基,一人叫了一个全家桶进补。我们住在客栈,每天一大早,自驾的、骑行的都跑出去玩,我们这些徒步的,全部睡到日上三竿,躺在床上呼天抢地。我们躺了半个月,去了几个寺庙,在大街小巷转了转——连布达拉宫都没去,就先后离开了。我是最后一个走的,因为我心里依然很迷茫。在漫长的徒步的过程中,我似乎什么都没想明白。我在青旅一直住到旅游旺季结束,到最后,整个客栈只剩下我,老板早上甚至不开门,我什么时候起,他才什么时候开。我每天睡到自然醒,洗干净就出去吃饭,吃完就在街上转悠。
有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在街上走,我想起我爸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我确定他是随口说的这句话,我也从没有想过把任何话当成座右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突然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我心想,既然我不知道要怎么过完这一生,那我为什么不去问问别人?想来想去,能够名正言顺地提问、还能以此养活自己的职业,好像只有记者。但我从未学过新闻,也没有相关的经验,那么我最有可能去的就是游戏媒体。当时,我知道有一家公司,我很喜欢他们的文章,而那家公司在北京,所以,我决定去北京。
不过我没有把这个决定告诉爸妈,因为我想先去新疆,再玩一玩,但其实,很早以前他们就劝我回家。那是在徒步半个月后,有天晚上,我爸忽然发微信说:“回来吧。“我说:”咋了?“他说:”家里发生了好多事,你不知道。”我问他:“出了什么事?”过了很久,他说:“在路上注意安全。”
所以我还是去了新疆,又呆了半个月,然后回了西安。因为,恰好我高一的女同桌结婚,她千叮咛万嘱咐,让我无论如何都要参加她的婚礼。回去的路上,她一直给我发微信,让我当她的伴娘。我们为此争执了很久,最后,我勉为其难地答应了。半个小时后,她发给我一条语音:“哈哈哈哈哈哈哈,同桌,你终于上当了。”我看了微信,忍不住笑了。
当天晚上8点,我在西安下了火车。一回家,我妈就告诉我:”你爸得癌症了。“
我爸得的是结肠癌,早期。我去拉萨的路上,他动了一次手术,所有人都没告诉我,因为害怕耽误我徒步。不知道为什么,我去西藏,仿佛给亲戚们下了一次诅咒。我大伯先查出结肠癌、晚期,我爸也去查,早期。我三叔不知道得了什么病,一条腿的膝盖以下截肢了。
当天晚上,我偷偷用手机查资料,我发现癌症患者好像从来不用康复这个词,他们用的是复发率。我妈说,我爸的病,只要五年内不复发,就没什么问题,从第一年开始,复发率逐年递减,也就是说,现在是他最危险的时候。可是我仍然打算去北京。
第二天,我参加了女同桌的婚礼。下午,我和我妈去看我爸。手术后,他一直住在姑妈家,因为离医院近。我爸正在睡午觉,姑妈把我和我妈拉进一个小房间,她掏出手机说:“看。”手机上有一截人体组织的照片,她说:“这就是你爸切下来的东西。”她把手机塞进我,和我妈你一言我一语,共同回忆起手术当天的情形。
我听着他们的回忆,看着我爸被切下来的人体组织。等那张图看到看无可看,姑妈才把手机拿走。她又放到我妈面前,让她也看。我妈一边看,一边点头,一边用“就是……嗯……就是”回应姑妈说的话——她显然不是第一次看这张照片了。等我妈看完,她们俩的话也说完了,姑妈自己也对着手机看起来。
她看了一会,悲从中来,回忆起姐弟4人年轻时的故事。她说我爸胆子大,每年放炮都不扔出去,要拿到手上放。我妈听了,赶紧接话,说我三叔和我爸,以前一到过年就开车到农村买炮,一次买一车。他俩说着说着,姑妈又把手机递给我,我没办法,只好盯着我爸被切下来的人体组织继续看。然后,整个过程循环了一遍,直到在场的所有人都看过了两遍我爸被切下来的人体组织,姑妈才跟我说:“我听你妈说,你要去北京?”
就像当年我要退学一样,我要去北京又成为了亲戚间的头等大事。没几天,所有和我有血缘关系的人都来劝我,其中包括已经截肢的三叔——当然是我去看的他。他们不希望我去,希望我留在西安陪我爸。在所有劝说我的人里,以我哥的说辞最为刺耳。其实他没说什么,他就说:”你都25了,还学别人去北漂?“
我心里很难过,我都25了,还学别人去北漂,可能是因为觉得自己很窝囊,我忍不住反唇相讥,我说:“那你们希望我干吗呢?留在家里,对我爸妈的养育之恩感恩戴德?”他当时特意带我到一个饭店里谈,我说完,他说:“你先吃,我挪下车。”然后他把钱付了,留在车里,再也没回来吃饭。
在所有人里,只有爸妈支持了我。我知道他们不是真的支持,他们只是爱我胜过爱自己。然而,我对父母的感情很矛盾。一方面我爱他们,另一方面,我也怨他们。小时候,每当他们为我骄傲,他们就说:“‘我’儿子怎么怎么样。”每当我让他们不满,他们就相互指责,然后说:“‘你’儿子怎么怎么样。”仿佛我犯了错误就与他们无关,就不是他们的孩子了。我知道他们不是故意这样,他们只是下意识地相互推诿。尽管我不愿意承认,但这让我在长大以后多多少少也变成了这样的人。他们从小就告诉我要做个善良、聪明、上进而知足常乐的人,可他们在日复一日的争吵中教会我的却是指责、逃避、自怜和得过且过。我因此从父母那里得到了两个非常简单的真相:怎么做永远比怎么说更重要;我是一个吸收了他们俩全部缺点的人。我因此在年轻时就对未来感到恐惧,尤其是结婚。我担心自己在婚姻里变成父亲或母亲中人的任何一个人,所以,毕业之后,我妈每次在电话里问我最近有没有交女朋友,我总是无言以对,或者瞒着不说。
我在家里呆了一个月,想了很多。有时候,我觉得我妈像个巫师。我小时候她跟我说,我满月时抓周,从十样东西里抓到了钢笔,所以我将来肯定会以写作为生。我小时候吃饭,握筷子总是握最底端,所以我长大一定会生活在远离父母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她说的这两件事都成真了。我是一个无神论者,这或许是一种命运,或是巧合。
离开西安前,我和几个朋友分别吃了一顿饭,其中有一个女孩,是我高中时的同学。她问了很多我在徒步路上的见闻,我一一回答。两个小时后,我们觉得无话可说,看着服务员收拾完空掉的餐盘,她忽然说:“我好羡慕你啊。”我说:“你羡慕什么?”她说:“上高中的时候,你就说你要去西藏,上大学的时候,你说毕业想做游戏。我记得那年你退学,说想当个作家——现在你都做了——你一直在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愣住了,我从没想过有人羡慕我。我说我想去西藏只是因为自认为那么做很文艺,我说我想做游戏只是因为我没有其他爱好,我说我想当作家只是给退学找个理由。觉得我的生活糟糕、迷惘、不幸,可是在别人眼里却是值得羡慕的。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就把我爸得癌症的事情告诉了她。然后,她好像陷入了某种一定要捍卫自己观点的圈套里,开始替我辩护,她说:“留在西安也没有用。”其实我在想,如果她面对的不是我,而是一个陌生人,抛下得癌症的父亲去外地工作——还是去外地找工作,大概会被理解成异想天开、不负责任。
最后,我还是去了北京。我去了我想去的公司,我参加了面试,成为了他们的一员。在北京的前两年,我常常梦到父母。每次梦到他们,我就给我妈打电话。有一次,她跟我说,我爸现在戒烟戒酒、锻炼身体,一下班就回家做饭,所以她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吃饭。”其实有时候我挺庆幸的。“她说:”你爸得了癌症,就像变了一个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但我不能告诉任何人,”因为我爸得了癌症,所以我们家变好了“,别人听到这种话,大概会认为是疯言疯语。而且,我们只是比较幸运,比较幸运他至今没有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