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绝书】西域通略：地理志二续，大食文献中的两河大湖沼，及古代北波斯湾和遗址分析

Original 老周老周来了 2021-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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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尔丁俯瞰北部美索不达米亚 [参9]

本篇旨在进一步夯实前文<西域通略：地理志二，从卫星图和文献对照再探两河地形及其真实变迁>以及<西域通略：地理志一续，甘英路线里数等相关问题之补充说明（其一至五）>中详细论证的两河平原在古代实为大片湖沼或湖沼群的结论，从大食文献的角度来提供交叉印证的证据链。并进一步分析在远古时期北波斯湾的状态以判断古代两河河口是否拥有开辟农业文明的基础条件，顺便分析了所谓“苏美尔文明”的几处遗址所暴露出来的又一个疑点。

本来我寻思几千字应该能够搞定，结果资料一查，又是数万字

一、亚俱罗河洲

不过我们还是先从中国文献《经行记》开始切入，这虽然不是大食文献，却是“有关大食”的文献，而且可以认为是有关其（大食）的有文字记载的最早可靠材料，因为大食自身的文明化进程也在那之后才开始，几乎所有的大食文献也是自彼时造纸术开始西传后方才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的；而之前无论波斯还是安息、条支，其自身都并没有留下专门的、成系统的、严肃考据的可靠史料，那些不知道师承、源流和版本信息的所谓“历史（伪史）”，完全不具备可靠的参考价值。

“

杜环经行记云：“（大食）一名亚俱罗。其大食王号暮门，都此处。其士女瑰伟长大，衣裳鲜洁，容止闲丽。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系银带，佩银刀。断饮酒，禁音乐。人相争者，不至殴击。又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座为众说法，曰：‘人生甚难，天道不易。奸非劫窃，细行谩言，安己危人，欺贫虐贱，有一於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战，为敌所戮，必得生天，杀其敌人，获福无量’。率土禀化，从之如流。法唯从宽，葬唯从俭。郛郭之内，鄽闬之中，土地所生，无物不有。四方辐凑，万货丰贱，锦绣珠贝，满於市肆。驼马驴骡，充於街巷。刻石蜜为卢舍，有似中国宝轝。每至节日，将献贵人琉璃器皿、鍮石瓶钵，盖不可算数。粳米白面，不异中华。其果有偏桃人、千年枣。其蔓菁，根大如斗而圆，味甚美。馀菜亦与诸国同。蒲陶大者如鸡子。香油贵者有二：一名耶塞漫，一名没〈囗丑〉（女甲反）师。香草贵者有二：一名查塞菶（蒲孔反），一名梨芦茇。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阝睘〉、吕礼。又以橐驼驾车。其马，俗云西海滨龙与马交所产也。腹肚小，脚腕长，善者日走千里。其驼小而紧，背有孤峰，良者日驰千里。又有驼鸟，高四尺以上，脚似驼蹄，颈项胜得人骑行五六里，其卵大如二升。又有荠树。实如夏枣，堪作油，食除瘴。其气候温，土地无冰雪。人多疟痢，一年之内，十中五死。今吞灭四五十国，皆为所役属，多分其兵镇守，其境尽於西海焉。

——[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九十三边防九西戎五

又云：“苫国在大食西界，周回数千里。造屋兼瓦，垒石为壁。米穀殊贱，有大川东流入亚俱罗，商客籴此粜彼，往来相继。人多魁梧，衣裳宽大，有似儒服。其苫国有五节度，有兵马一万以上，北接可萨突厥。可萨北又有突厥。足似牛蹄，好啖人肉。”——[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九十三边防九西戎五”

《经行记》这两段文字我们其实已经反复阅过多次了。我不嫌麻烦把大食的段落完全引用了，免得有些人又说“此大食非彼大食”。

“苫国”，显然就是 Sham，即“叙利亚”的古音译，在《旧唐书》中又译为“夏腊/钐城”，从其“北接可萨突厥”也可知其大致坐标方位无误。则“有大川东流入亚俱罗”，“大川”只可能是幼发拉底河，则“亚俱罗”当指包括巴格达在内的两河流域中上游地区。

“大川流入”，按中文的一般用法，大河流入的应该也是一片水域，视为这条河流的尽头，如大海、大湖或者更大的主干流，否则，一般用“流经”。按此，则“亚俱罗”本身就应该指一片水域。

不过这么说也难免被杠“咬文嚼字”。那么我们就不纠结语言文字的细节，直接来看大食文献中的印证：

“

哲齐赖（al-Jazīrah），原意为河洲。阿拉伯人将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广大地方称为“亚俱罗”河洲（Jazīratu Aqūra），见于雅古特《地名辞典》（Mu'jam al-Buldān）卷二，第134页。后将“亚俱罗”河洲简称做“哲齐赖”。亚俱罗，亦作阿俱罗，载于《经行记》一书。为黑衣大食（即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建都之所。有人将亚俱罗误认为是库法城，其见解应更正。① [参1,p004,p088]

① 此段为宋岘老师在《道里邦国志》的译著做所作的注解

”

这本书第88页还提到了从哲齐赖（al-Jazīrah）到海岸（al-Sāhil）的路线，其中途经安塔基亚和苫国的的黎波里，如此便基本框定了亚俱罗的坐标范围。其实 al-Jazīrah 的发音也是有点像“阿俱罗”的。

“

亚俱罗（Aqūr 或 Athur）乃中占时期阿拉伯历史地理书对“亚述”的称谓，其地同美索不达米亚是重合的，即幼发拉底河与迪格里斯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在黑衣大食朝，美索不达米亚偏北的绝大部分被定名为“亚述省”，其偏南部分被定名为“伊拉克省”，巴格达城恰在迪格里斯河的西岸上，亦即位于“亚述”（亚俱罗）河洲上。希提《阿拉伯通史》所言的“哲齐赖”省，正是此“亚述”省。哲齐赖原义为“河洲”（al-Jazīrah），乃“亚俱罗（亚述）河洲”（Jazīrat Aqura）之简称。（唐）杜环《经行记》有言：“（大食）一名亚俱罗。其大食王号暮门，都此处......”[参3]

河洲（al-Jazīrah，全名为 Jazīrat Athūra 或 Jazīrat Aqura，义为“亚述河洲”，麦格代西《地理志》呼作“亚述省” Iqlim Aqūra，乃黑衣大食的省区之一，地占伊拉克之西北部，叙利亚之东南部，（唐）杜环《经行记》呼作“亚俱罗”、“阿俱罗”。[参3]

”

下面再看英国人斯特兰奇整理的两段资料，这两段在前文论证“阿蛮-阿迷得”的<西域通略：大秦传（二）补－大食文献中的阿蛮新证>中就用过，不过这次我们关注的焦点不同了：

“

如前文所述，阿拉伯人将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称为贾兹剌（Al-Jazīrah），意为“岛屿”或“半岛”，因其平原被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上游河道包围起来。这一地区通常被分为三部分：低雅儿·剌必阿（Diyār Rabī`ah）地区、低雅儿·木札儿（Diyār Mudar）地区和低雅儿·八吉儿（Diyār Bakr）①地区。这三个名称分别取自阿拉伯部落剌必阿（Rabī`ah）、木答儿（Mudar）和八吉儿（Bakr），在伊斯兰教兴起前的萨珊王朝时期，这些部落就居住在这一地区，于是就以各部落之名称呼其居住的“地方”（Dār，复数为 Diyār，译为迪亚尔）。底格里斯河岸边的毛夕里城（即摩苏尔）是低雅儿·剌必阿地区的首府；幼发拉底河岸边的剌噶（Rakkah）城是低雅儿·木札儿地区的首府；底格里斯河上游的阿迷得（Amid）城则是低雅儿八吉儿地区的首府，该地区是三个地区中最北的一个。但穆喀达思将贾兹剌地区称为亦可林阿苦儿（Ikīm Akūr），即“阿苦儿（Akūr）地区”；阿苦儿之名的来源并不清楚，但该名曾有一段时间专指北关索不达米亚大平原。[参2,p123-124]

① 即迪亚巴克尔

冲积扇北界延伸到北（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这里是坚硬且略带沙砾的平原，此地曾是古尼尼微（Nineveh）王国故地．阿拉伯人称北美索不达米亚为“贾兹剌”（Al-Jazīrah）①，意为“岛屿”，或“半岛”，或“属岛”，因这里各大平原几乎被一条条河流分割环抱，这些河流就是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上游河道，以及在沙石平原之南汇入上述两条河流的各条支流或运河。贾兹剌地区向北延伸到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发源的山区：此地区又分为三个部分，并以萨珊王姗台时期居住在这里的阿拉伯部落之名命名。这里的主要城市有古尼尼微遗址附近的毛夕里（Mosul）城②；底格里斯河上游岸边的阿迷得（Amid）城③；幼发拉底河大拐弯处的剌噶（Rakkah）城，此城靠近沙漠边缘，与大马士革（Damascus）城遥遥相望。① 贾兹剌（Jazīrah，又译为“加兹拉”），宋岘先生认为此为《经行记》之亚俱罗，见《唐代中国文化与巴格达城的兴建——（唐）杜环〈经行记〉新证之一》（《海交史研究》1998年第1期）和《亚俱罗考》（《中国海上丝绸之路》1998年第2期）。原译者注。补充：注意是剌（la）不是刺（ci），“剌必阿”词同。② 见《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今为摩苏尔，是伊拉克第三大城市，尼尼微省首府，人口有150万，位于首都巴格达以北362公里，底格里斯河上游西岸。其为阿拉伯历史上的文化名城，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连接小亚细亚和波斯，是去往巴格达、小亚细亚、叙利亚、伊朗等地的要道。原译者注。①《亚美尼亚史》（The Armenia History Attributed to Sebeos）第63页（原文第111页）中以阿迷达（Amida）的形式提到了阿迷得城，并记述606年该城向波斯军队投降（part 1, Trans by R W. Thomson James Howard Johnston,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00）。该城从16世纪末开始称作迪亚巴克尔（Diyarbakr，即低雅儿·八吉儿），而阿迷得之名则废弃不用（EI，《伊斯兰教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lsam）(旧版)，博睿(B)出版社出版，v. II, pp. 345, 346），在奥斯曼帝国时代这里是重要的文化中心。迪亚巴克尔城人口有54万，是迪亚巴克尔省的首府，也是土耳其东南部的最大城市和该国重要的交通中心。这里的居民主要是库尔德人。该城为丝路重镇和交通要道。原译者注。[参2,p8-9]
”

通过上面几段的描述，以及“阿迷得城”的相对坐标，我们也就可以完全定位”亚俱罗“的坐标。则封面图所示的马尔丁（在迪亚巴克尔即阿迷得城以南的山区）及其南面的北部美索不达米亚，自然也在这个贾兹拉省[参2]。——而这个北部美索不达米亚，前文已经多次探讨，处在山前平原即高原向平原过渡的地带，也是交通要冲，符合<山河文明>所述之特征。

而”河洲“、”岛屿“、”半岛“这样的关键词，难道还不够清楚么？

图1 亚俱罗河洲（Jazīrat Aqura）

也就是说，直到杜环之后又过了两百年，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写《道里邦国志》的时代，公元10世纪的宋朝了，巴格达所在的“亚俱罗”地区，仍然是一个“河洲”、“半岛”的状态。而斯特兰奇所整理的资料在时间上则更晚。

这些跟前篇<西域通略：地理志二，从卫星图和文献对照再探两河地形及其真实变迁>中所展示的15-17世纪的西方绘制的地图中的两河状态也就是完全一致的了：

图2 巴格达-两河湖沼，1570年奥特里乌斯地图 [参7]

图3 巴格达-两河湖沼，1600年地图 [参6]

如图，仔细看图中的巴格达，正是毗邻其西侧的大湖沼。

不过，杜环所到的亚俱罗都城是否就是巴格达，其实还是有点不确定性的，按宋岘老师的分析，杜环见证了巴格达城的兴建[参3]，不过斯特兰奇整理的资料中，贾兹拉（Jazīrah）省是不包括萨马拉（Sāmarrā）及其南面的巴格达城的，这两地属于伊拉克（Irāk）省。当然，亚俱罗和贾兹拉虽有密切联系但也并不属于完全相等的概念，随时间发生嬗变也是完全有可能。总之大的范围不会差太远。

如果按宋岘老师所说，则巴格达的营建已经是很晚的事情了，那照西方伪史所说，自6000多年前苏美尔人的时代开始就在两河下游地区兴建了许多名城大邑，则为什么到唐朝、宋朝甚至明朝的时候，更上游的巴格达还是一个“河洲”、“半岛”的状态呢？

另一奇怪的是，杜环之后又过了不到百年，阿拔斯王朝将都城迁到了更北边底格里斯河上游的萨马拉（Sāmarrā）：

“从伊斯兰历221年到279年（836-892年）的半个多世纪里，阿拔斯王朝的7位哈里发曾定都于萨麻剌城，阿拉伯人征服此地前，这里已是一座城镇，征服后经过很长时间，其从曾经的名镇发展为一座都会城市。该城之名以阿拉美语（Aramæan）称为萨麻剌（Sāmarrā），哈里发木塔欣（Mu`tasim）①居住于此地之时，其名正式更改为速剌·蛮·剌（Surra-man-raa），以求“吉利”，其阿拉伯语含义为“谁看到了它，谁就会欣喜”。在这种情形下，该地发展为铸造阿拔斯王朝钱币的城市，但其名有很多不同的发音方式，伊本·哈里坎引证了6种书写形式，但萨麻剌（Sāmarrā）是最常用的一种，在亚库特词典的词条中也使用了这种书写形式。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末，雅忽比在其著作里长篇、详细地记述了萨麻刺城及其宫阙等的情况，这一时期先后有7位哈里发在这里生活，但在绝大部分时间里被突厥侍兵软禁起来，只好在宫殿或附近的御乐苑里消磨时光。底格里斯河东岸的主城区以及宫殿在河岸绵延7里格。河西岸也建有很多宫殿，每个继位的哈里发都要挥霍大量的金钱来修建新御乐苑。伊斯兰历221年（836年）哈里发木塔欣（即诃论·剌失德的幼子）到达萨麻剌城，其居住之地建立第一座宫殿的地方原来曾是一座基督教修道院（Dayr），这位哈里发用4000纳（约合2000英镑）购得此地，并称其为达儿罕（At-Tirhān)。他的突厥侍兵在喀儿赫城附近获得沿底格里斯河向上远至都儿（Dur）地区的大片采邑地，而有些采邑地在马梯刺城方向的萨麻剌城之南；此外，这位哈里发还在底格里斯河东岸修建了第一座聚礼清真寺和宫殿。其工匠来自帝国各地，并且进口了大量的柚木（Sāj），也输入了弼斯啰城的椰枣木板，从安都（Antioch）和老底思牙（Laodicea）则运来了各色大理石。底格里斯河岸边修建了一条叫“大道”（Ash-Shāri-al-A`zām）的道路，连接着新宫殿和采邑地，而后此道从马梯剌城起，向右北上到达喀儿赫城，并有很多支路和商业街道。新财政部门和（其他）政府机构得以修建，还修建了叫达耳·阿马（Dār-al-Ammah，意为公共朝堂）的上朝大殿，每周星期一和星期四哈里发在这里临朝听政。哈里发木塔欣除了修建萨麻剌城的宫殿外，还在新都对面的底格里斯河西岸建造御乐苑，通过浮桥将其与新都连接起来，御乐苑里种植着从弼斯啰城移植来的椰枣树及从远至叙利亚、呼罗珊等地进贡来的各种域外植物。如前所述，（底格里斯河）西边的这些土地是靠纳赫儿·伊思哈吉（Nahr-al-Ishākī）运河的支道灌溉的，这条主运河是由木塔欣的总警长伊思哈克·伊本·易卜剌欣（Ishākī Ibn Ibrāhīm）开凿的，该运河所流经的地区被专称为达儿罕( Tirhān）区，雅忽比将其称作萨麻剌（Sāmarrā）的“平原”。伊斯兰历227年（842年）哈里发木塔欣去世时，萨麻刺城的恢宏宫殿和公共设施已可以和报达城比高低。木塔欣的两个儿子瓦喜可（Wāthik）和木塔瓦吉儿（Mutawakkil）依次继位，成为哈里发，继而完成其父遗留的工程。诃论·瓦喜可（Hārūn-al-Wāthik）所建的宫殿以其名称命名为喀喜儿·诃论匿（Kasr-al-Hārūnī）宫，其位于底格里斯河岸边，在宫殿的东西两端均有一座巨大的平台。瓦喜可还在底格里斯河岸边修建了港口，以便于从报达城驶来的货船在此卸货。伊斯兰历232年（847年）瓦喜可之弟加法儿·木塔瓦吉儿（Ja`far-al-Mutawakkil）继位，他最初就住在诃论匿（Hārūnī）宫，但在伊斯兰历245年（859年），他于喀儿赫城北3格里处给自己修建了新宫，叫木塔瓦吉力雅（Al-Mutawkkilīyah）宫或称喀喜儿·加法力（Kasr-al-Ja'farī)宫，为此，他拓宽了“大道”，此后围绕着新宫形成了新城。加法力宫的遗址至今仍存在于纳赫剌宛（Nahrawān）河支道所形成的弯角上，并与麻忽扎（Al- Māhūzah）旧城连为一体。因旧寺院太小无法满足新都人们礼拜的需要，木塔瓦吉儿还修建了一座崭新的、更为辉煌的聚礼清真寺来替代其父修建的清真寺，同时在这一时期居民区也不断扩大，从马梯剌城一直到都儿地区的宫殿和花园连成了一片。伊斯兰历247年（861年）木塔瓦吉儿在木塔瓦吉力雅宫，又称加法力雅（Ja`farīyah）宫里，被其子蒙塔思儿（Muntasir）弑杀，接着发生了宫廷内讧，此后依次继位的四位哈里发居住于萨麻剌城对面底格里斯河西岸的喀喜儿·娇撒（Kasr-al-Jawsak，即亭榭）宫，这是木塔欣修建的宫殿之一。木塔瓦吉儿之子木塔迷（Mu`tamid）是最后一位居住于萨麻剌城的哈里发，其最初居住于娇撒(Jawsak）宫，而后自建新宫于底格里斯河之东岸，号日“仁爱宫”（Kasr-al-Mu`shūk），他于还都报达城之后不久的伊斯兰历279年（892年）去世。其他宫殿的名称在阿拉伯文献中均有记载。比如伊本·塞剌皮昂提到了木塔欣在亦思哈（I shākī）运河岸边修建有辉煌的喀思儿·吉思（Kasr-al-Jiss，即石膏）宫，亚库特提到了很多宫殿，并详细记述了每座宫殿修建时所支出的巨额费用，共计2亿400万底儿罕（dirham），差不多相当于800万纯银英币（Sterling）。然而，随着哈里发还都于报达城，萨麻剌城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其宫殿很快被毁。伊斯兰历4世纪（10世纪），伊本·豪喀尔盛赞萨麻剌城精巧的花园，尤其是位于底格里斯河西岸的花园，穆喀达思说在他那个时代底格里斯河北边的喀儿赫城比萨麻剌城要繁华。当时，萨麻剌城的聚礼大清真寺依然存在，穆喀达思称该寺与大马士革的清真寺一样辉煌。清真寺的围墙墙面装饰着琉璃瓦（mīnā），其通道铺设着大理石，寺顶用大理石柱支撑着。该寺的宣礼塔以高大而闻名，亚库特说这是清真寺里修建的第一座宣礼塔，是木塔欣修建的，他（修建宣礼塔的目的是）希望让全城人均能听到礼拜的唤礼声。该塔从周边约1格里远的地方就能看到。很显然这座古宣礼塔至今犹存，称作马儿委牙（Malwīyah），通过外边的旋转梯可到达其顶部，此塔位于现代萨麻剌城北半英里的地方。从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初穆思套菲的记载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他称和聚礼清真寺一起尚存的宣礼塔高170腕尺（Gez），“塔外有通道可登其顶部，这在别处任何地方都未见过”，他还说哈里发木塔欣修建了该宣礼塔。以后的文献对萨麻剌城的情况记载很少，而且后来这里成为什叶派的主要聚居地；...... 伊斯兰历8世纪（14世纪）初，穆思套菲的著作里记载了此地的什叶派，尤其提到了这些圣墓，并说这些圣墓旁建有聚礼清真寺，寺旁就是前文提及的大宣礼塔...... 但穆思套菲说在他那个时代萨麻剌城的大部分城区已毁，只有一小部分城区有人居住，这点可以从和他同时代的伊本·白图泰的记载中加以证实，因伊斯兰历730年（1330年）伊本·白图泰曾到过这里。
① 阿拔斯王朝第八位哈里发,833~842年在位。译者。②《伊本·白图泰游记》（The Travels of lbn Battūta，v.2，p.34）载，速刺·蛮·剌（Sura-man-rā`a)城，也称作萨麻刺。“有些人称其为萨麻·剌（Sām Rāh），波斯语的含义就是‘萨麻的道路’。”译者[参2, p81-85]”

这里说“被突厥侍兵软禁”不知何意？按说西突厥在657年就已经被苏定方剿灭了，而后来所谓塞尔柱突厥也要到10-11世纪了（何况所谓塞尔柱似乎找不到中国文献资料，我对其可靠性存疑），按时间算，可能应指“可萨突厥”，我们姑且先理解为突厥雇佣兵吧。不过按这几段的意思，选择在这里建城的哈里发木塔欣及其两个儿子并不存在被软禁胁迫的问题，他们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寺庙、道路和花园，在建城这件事上表现出了很强的统治力。

那么，问题就是：如果真如西方伪史所言，两河的下游地区条件那么好，之前数千年都一直是中心地区，人口稠密、土地肥沃、名城大邑无数；如果真如西方伪史所言，大河平原才是文明发展的最优选择——那这个时候大食人为什么要把都城搬迁到上游地理条件“更差”的萨马拉去呢？

图4-5 Samarra 地形

再结合我们在<地理志二>中对比洞庭湖-云梦泽水系的圈层开发理论和排湿过程，我们有理由怀疑是此时下游水量出现反复，形成涝洿，不得已而迁居——尤其是再次翻开竺可桢先生的研究，可以看到在隋唐时期有一个气温上升的过程（似乎历史上各气温上升期正对应了文明繁荣期和强盛的王朝，反之则是动乱和改朝换代），这显然会增加春季融雪的水量，而两河地区的汛期正是由春季融雪而成。

图6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参8]

事实上，再往后到了宋朝（南宋），根据《岭外代答》和《诸蕃志》所载可知，大食作为一个政权实体已经分崩离析，而成为了一个“有国千余”的文化概念，而其核心的宗主国麻离拔的都会“蜜徐篱”，就极有可能是更北面的“摩苏尔”——“白达”也同样出现在了两书中，所以蜜徐篱不可能是白达（又常译为“报达”，即巴格达）。此条具体到<大食传>中再行详析。

二、大食文献中的大沼泽

当然又有同学可能要说了：这个河洲什么的，也可能只是类似于“两江口”、“三江口”之类的地形，比如我们以前分析过的重庆合川钓鱼堡：

图7 重庆合川钓鱼堡三江汇流

那么同样，我们也不去计较语言定义的精度问题，直接看资料里面的直接证据：

“

辽阔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天然地形成了两个部分，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则流经该平原。北半部的绝大部分【古亚述（Assyria）王国】是带有砂砾的平缓草原；南半部分（古巴比伦）是盛产椰枣的丰饶冲积扇平原...... 阿拉伯人将美索不达米亚北半部分称作阿勒·贾兹剌（Al-Jazīrah），意为“岛屿”；美索不达米亚南半部分①则被称为亦剌可（`Irāk），意为“峭壁”，或“海岸”，但该词最初是如何使用的，令人生疑；很可能其有一个更古老的名称，现已不复存在，或者最初另有不同含义......

......伊斯兰历1世纪（7世纪）中叶，穆斯林征服亦剌可地区时，他们将位于底格里斯河岸的泰西封（Ctesiphon）城称作马达因（Madain）城，此城是该地区首府，也是萨珊王朝的冬都。但阿拉伯统治者需要为其民众建立城市，并使其成为永久驻地，于是不久以后就在亦刺可地区建立了三座城市，即苦法城、弼斯啰城②和瓦夕的城，这些城市很快成为穆斯林在新征服地区的主要城市，特别是苦法城和弼斯啰城在倭马亚王朝哈里发统治时期成为亦剌可地区的双首府。

阿拔斯王朝取代倭马亚王朝之后，需要建立一座新都，该朝第二任哈里发在位时期于底格里斯河岸边修建了新都报达城，其与南边的泰西封（或马达因）城相隔只有几英里。原来的倭马亚王朝首都大马士革城很快失去了往日辉煌，而报达城成为阿拔斯王朝的中心城市，自然也成为亦刺可地区的首府，这一地区则成为穆斯林帝国东部的腹里和中心。中世纪时期，亦剌可地区的自然环境与现在大不相同，原因是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河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造成大量灌溉运河被废弃，在哈里发统治早期这些河流曾让亦剌可地区成为富饶的伊甸园。今天，底格里斯河主要流向东南，并在报达城之南250英里的苦儿纳（Kurnah）城③与幼发拉底河汇合。汇合后的河流现在被称作阿拉伯河（Shatt-al-`Arab），而后流入波斯湾，其宽河道或潮汐河口直线距离约为100多英里。这可以从现代的地图中查到；但如前所述，穆斯林早期时代，很可能晚到伊斯兰历10世纪（16世纪）中叶，当时底格里斯河在报达城南100英里处，转向南，也就是现存的河床，现被称为沙塔·亥河（Shatt-al-Hayy，即蛇河）的河道，再流经瓦夕的城。瓦夕的城横跨底格里斯河两岸，在此城南约60英里处，该河通过灌渠分流其大部分河水后，再继续流，直到最后消失在大沼泽中。整个中世纪，大沼泽宽达50英里，长约200英里，一直到弼斯啰城附近。幼发拉底河注入沼泽西北端，距离苦法城南数英里，因在那时幼发拉底河的干流经过苦法河道，而流经喜剌（Hillah）城④的河道称作纳赫儿速剌（Nahr Sūrā）河，当时仅是一条灌溉大运河（现在是主河道）。沿着大沼泽低洼部分的北边有一些潟湖，与宽阔的河道相连，使得通航成为可能；船只经过底格里斯河，并在喀塔儿（A1-Katr）城⑤进入沼泽水域，这里（现代的古尔奈城）的沼泽大量接纳了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河水，后通过阿卜·阿萨得（Abu-al-Asad）运河排入阿拉伯河河口。通过这条水道，货船可以从报达城畅通无阻地到达弼斯啰城，该城是连接报达城的海港，位于一条小运河顶端，此运河向西贯通潮汐河口—“盲”底格里斯河（Dijlah-al-`Awrā），这条河当时通常被称作阿拉伯河。如现代地图所示，现在的底格里斯河河道在今天的库特·阿马拉（Kūt-al- Amārah）村⑥，即中世纪的马儿咋儿（Mardharāyā）城，在这里该河向东转向沙塔·亥河河道；这条现在流到古尔奈城的河道（东河道），很显然也就是萨珊王朝时期的河道，据阿拉伯地理学家？⑦记载那时还没有形成大沼泽。历史学家巴拉祖里将大沼泽最初形成的时间确定为5世纪末苦八兹（Kubādh）一世在位时期。在他统治时期，底格里斯河沿岸已经修建了防护堤，但因年久失修，河水猛涨，造成多地决口，于是洪水淹没了南边和西南的所有低洼地带。苦八兹之子和继承人“公正者”阿奴设里万（Anūshirwān）在位时期，修复了一部分防护堤，那些被淹没的土地也得到了复耕；但和先知穆罕默德同时代的忽思罗·派儿维兹（Khusraw Parwīz）在位时期，即伊斯兰历7或8年（629年），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河水又一次暴涨，洪水很猛，前所未见。两河沿岸多处防护堤决口，最后这一地区成为一片泽国。巴拉祖里记载，派儿维兹（Parwīz）不惜以物力和生命为代价亲自督导重修防护堤，但太迟了，“因仍有一个河堤在决口，洪水无法控制，他一天就钉死了40位修河堤的人”（巴拉祖里的记载）。洪水没有退去，于是就形成了永久的沼泽；由于萨珊王朝连年朝政混乱，穆斯林军队推进到美索不达米亚之后，萨珊王朝就灭亡了，而仍然留存的防护堤自然不会有人去关注，“而且所有的河岸均决堤，因无人管理和迪罕（Dihkān，即拥有土地的波斯贵族）无力修复河堤，造成沼泽不断扩大”。上文主要探讨了大沼泽形成的有关情况，伊本·鲁斯塔提到了萨珊王朝晚期底格里斯河发生第一次大改道的情况，当时该河从东河道经马儿咋儿（Mardharāyā）城转移到西河道（沙塔·亥河），西河道流经后来穆斯林所建立的瓦夕的城所在地。伊本·鲁斯塔说这次改道让原来东河道毗邻的所有地区变成了沙漠，因此在他写作的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沙漠依然存在。他记载回水有6里格长（大约在古尔奈城北边），向北到达阿卜达喜（`Abdasī）城和马咋儿（Madhār）城⑧，这里河道被一水坝拦截；由此充分说明该处（古尔奈城）就是底格里斯河东支过去和现在与（西）河道的汇合点。伊本·鲁斯塔说该河坝在萨珊王朝时代并不存在，并且在他那个时代该河坝上游已停止了所有航运（应指东河道，译者），当时该河（旧东）河道一直到阿卜达喜城和马咋儿城之北，再向右转，在瓦夕的城北部地区（在马儿咋儿城）重新与（他那个时代的）底格里斯河河道汇合，因此从汇合处逆河而上，能很顺畅地到达马达因城。他接着说：“过去从印度驶来的海船能航至底格里斯河（后者的河口）沿岸的弼斯啰城，海船航行到（现在的）凡·埃思·思乐赫（Fam-as-Silh）⑨城以北（后来在此河南边）就进入通向报达城的底格里斯河河段。”因此今天底格里斯河下游所经过的主河道，也就是萨珊王朝时期的河道。但在阿拔斯王朝统治的几个世纪里，该河经瓦夕的城的西河道流入沼泽，这样问题就来了，什么时候河道返回到现在的东河道了呢？答案无疑就是由于西河道淤沙不断聚积，而后逐渐造成改道；不管怎么说，直至伊斯兰历9世纪（15世纪）初，帖木儿朝时代的所有穆斯林文献仍记载，底格里斯河下游仍流经瓦夕的城，这一点也可从哈菲兹·阿卜鲁在伊斯兰历820年（1417年）完成的著作中得到证实。第一位谈到东河道可以航船的旅行家就是约翰·纽贝尔（John Newberie），他在1581年访问了报达城后乘船顺河而下，6天后到达弼斯啰城，在航程中的第5天他经过苦儿纳城，“这里就是富罗河（Furro，即幼发拉底河）与八格达惕河（Bagdet，即底格里斯河）的汇合处，并建有一座城堡”。接下来的世纪（即17世纪），法国人塔维尔尼尔（Tavernier）顺底格里斯河而下，经过了同样的路线。他1652年离开报达城，并说在该城南边很远的地方，底格里斯河分成了两支。西河道（经瓦夕的城）在他那个时代是不能航行的，但该河道有水流，如他所说，该河道是“美索不达米亚汇合点的另一支”。这位法国旅行家乘船经过了现在的东河道，该河流经库特·阿马拉村后，经过“古迦勒底（Chaldée）地区很长距离”；他说就在到达弼斯啰城不久之前，经过了苦儿纳城，这里是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汇合处。⑩哈里发王朝统治时期，下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地理环境所表现的主要特征是有大沼泽以及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不断改道；但差不多同样重要的是阿拉伯人征服萨珊王朝后，从波斯人那里接管了这一地区，并继承了其运河灌溉体系......① 今天的美索不达米亚南半部分的一些地区属于伊朗。原译者
② “弼斯啰”即“巴士拉”③ 今为古尔奈城，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下游的汇合处，属于巴士拉省。原译者。④ 今为希拉城，是巴比伦省(1971年前称希拉省)的首府，位于首都巴格达以南的幼发拉底河东边支流希拉河岸边，人口约50万。原译者。⑤ 今此名不存，其位置在伊拉克小城夫胡德（Al-Fuhud）附近，曾是底格里斯河汇入沼泽的节点，在水陆交通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底格里斯河的改道，其重要性逐渐下降。原译者。⑥ 库特·阿马拉（Kūt-al- Amārah）村在《迦勒底旅行记》（Travels in Chaldæa, London, 1829）第7页中简称库特（Koote）村，“是一个荒芜村庄，村舍是用泥巴砌成。村周围有一道泥巴的土墙。这个村庄位于底格里斯河的东岸”。“村庄对面是一条叫海伊（Hye）的运河，在苏吉什乌赫（Soogishiookh）之北流入幼发拉底河。”“因此一直到胡德（Hud）河（即底格里斯河）河口，阿拉伯人将这个漂亮的运河叫作阿马拉（Amarah）河。”今称作库特（al-Kut al-Amārah），简称库特，是瓦西特省省会，横跨底格里斯河两岸，人口有37万。原译者。⑦ 没有提及是哪位地理学家及其著作资料来源，当心被夹带私货⑧ 今天这两个城市已不复存在。马咋儿城在古尔奈北约16公里处，位于幼发拉底河岸边，曾是伊拉克的重镇。原译者⑨ 此名今不存，其位置大致距今库特伊马拉（Kūt al-Imara，简称 Al-Kūt）城南不远，在底格里斯河故道的岸边，历史上是水陆交通要道。原译者。⑩ 巴拉祖里，第292页。I.R.，第94页。Yak，卷1，第669页。1583年，约翰·埃尔德利德（John Eldred）从报达城南下到弼斯啰城，据他记载，经过1天的路程到达后一座城市之前，“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汇合，那里有一个城堡叫库儿纳（Curna）”，此人的航海记见于哈路亚特（Hakluyt）本《大航行》（Principal Navigations），格拉斯哥城出版（Glasgow, 1904），第6卷，第6页；第5卷，第371页。1563年凯撒·费德里克（Cæsar Frederick）也走过同样的路线，并使用相似的词语提到“库儿纳（Curna）城堡”。约翰·纽贝尔（John Newberie）的行记，见于《珀切斯与他的朝觐之路》（Purchas，His Pilgrimes，原稿第1625~1626页），第5卷，第1411、1412页；《塔维尔尼尔六次到突厥行记》（Six Voyages en Turquie de J. B. Tavernier），荷兰鸟得勒支城出版（Utrecht，1712），第1卷，第240页。其他旅行者没有提供详细的信息。最早提到底格里斯河西支流（当时）可以航行的是一位无名的葡萄牙旅行者，其抄本手稿由少校休谟（M. Hume）保存（见 The Athenæum, 1901年3月23日，第373页），他说苦儿纳（Kurnah）城堡在粥斯啰城北6里格处，这里是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汇合处。从文献内容来看，他航行的时间约在1555年。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从穆罕默德时代（7世纪，译者）到以后的9个世纪里，底格里斯河的西支流入沼泽，16世纪初以后，河水转入东支，这是伊斯兰教兴起以前的萨珊波斯时代底格里斯河曾流经的河道，而且这条河道也是今天该河的主河道。[参2, p41-47]
”

文中提到的“泰西封”，是存疑的，即“穆斯林将泰西封称为马达因”（又译为麦达因），没有指明具体的文献出处，中文古代文献中自然也是没有一个“泰西封”的，波斯时期又根本没有专门的可靠历史文献，则不能排除这里“泰西封”是根据伪史倒插进去的说明，有夹带私货之嫌。就算退一万步说，按书中说法，这个“泰西封”也仅仅是“冬都”，也就是个陪都，尚不能算作真正的核心，且其坐标实际还在今巴格达附近，并未真正进入下游的冲积大平原。

而下游平原，书中就说的明白了，在整个从唐朝到明朝的近千年时间里面，南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西侧，是一个巨大的湖沼，看图，其面积差不多有下游平原40%面积之巨：

图8 Irak && Jazirah [参2,p40,p66]

这也就与前文分析过的欧洲16-17世纪的地图对上了。

这跟12世纪伊德里斯（Idrīsī）的著作 Kitab Rujar[参10] 中的地图也是基本一致的，如下图所示（上南下北），两河水网密布，跟同时代《诸蕃志》中所言“支流达于诸路”也基本吻合（宋代的“路”相当于现在的“省”）。

图9 伊德里斯《诸地风土记》中的地图插图（上南下北）

（Idrīsī《Kitāb Nuzhat al-Mushtāq fī Ikhtirāq》[参10]

在前文<沧海桑田：尼罗河上的疑案（五）西方文献＇古地图档案（12-18世纪）>中其实也引用过他的尼罗河口的那幅地图，不过当时那个结论有些问题，我拟下一篇会回头再去讲尼罗河三角洲，届时详述。

所以，“亚俱罗河洲”，是真的河洲、半岛，不只是“两江口三江口”。

而且，文中还提到这个大沼泽的形成时间正是在唐朝初期，由于洪水泛滥和河流改道所致。这又正合了前面说的竺可桢先生的气候研究中，隋唐时期一个气温上升的阶段。

三、时间回拨到更古老的时代？

而把时间从唐朝再往回拨2000年、4000年，到西方伪史所谓之巴比伦、苏美尔时代，可见当时气温更高、雪线也更高，即气候更加温暖潮湿，那么其洪水的猛烈程度也必定更大，所形成的洪泽区范围也必定更广——那么请问，在唐朝、明朝时期的生产工具水平您都治不了的大河大湖沼，面对远古更凶悍的洪荒之力，您反倒可以治得服服帖帖了？还能大规模用来灌溉了？而且6000-7000多年前海平面还在迅速上升，所以还有海侵。所以您就是放着那么多好地方不选，就非得选在下游大河口，去经受洪水和海侵的洗礼？

图10-11 西方伪史所说的伟大文明中心区，

就这么好死不死非得建在坑洼的洪泛区和海侵区里面

注意看右上角的时间，看到没，果然又开始吹8000年欧贝德（Ubaid）文明喽呵呵。8000年前气候条件是个什么情况心里没点数么？无论是竺可桢的气候研究，还是陈中原的地质研究，都说了八千年前气候还比较寒冷干旱，河流中携带的有营养的冲积土不多，然后您就都跑大河口建了一票城市了？还有下面那个是随便找个土堆就说是六千年八千年前的埃利都（Eridu）么？

我们也不妨拿中国同一时期的情况比较，众所周知的大禹治水：

“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孟子》滕文公章句下·第九节

对大禹治水传说中有关疑问的解释

大禹本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后来的很多记载又把他神化，比如说经他疏治的江河有数十条，湖泊十几个，涉及黄河、长江、淮河各主要水系。又说他凿通了黄河的龙门和伊阙水道，使淤塞的水流能汹涌澎湃，一泻千里。如此等等，都使人们产生怀疑，联系到当时的交通条件，以及那时连铁制器具也没有，怎么可能做出连今人都叹为观止的工程来呢?

其实，古代的中国大地，不仅南方的长江流域河道纵横，湖沼密布，就是黄河流域也不像今天这样干旱缺水，而是气温偏高，雨量充沛。因此，人们在从事农业生产、与大自然的斗争中，与水抗争常常居于首要的地位。在鲧、禹等人治水前后，因气候变化而发生的洪水横流危害众生，不只是禹生活的黄河流域如此，在长江流域也同样如此。防治洪水，已成为居住在沿江沿河南北各部落的一致要求和共同行动。所谓禹的治水足迹遍及黄河、长江、淮河，也就是把各个部落在治水中所作出的成绩，都归到了禹的身上。大禹治水，实际上就是大众治水，禹只是在这众多的治水大军中成绩最突出、功劳最显赫的一个代表性领袖人物而已。《左传》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有人就解释为可能是一次治水的汇报会或庆功会。如果这种说法能够成立，那便清楚地看出参与的部落是如何众多，规模又是何等的壮观。[参11]
原始农田水利农业离不开水，即便是最原始的刀耕火种，也必须用水滋润、灌溉土地。相传大禹在开沟挖渠，导水入江入海，涸出平地的同时，也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农田水利系统，并根据排灌量的大小，分别叫做“畎”、“浍”、“沟”、“洫”等。这就是《论语》和《尚书》中所说，禹“尽力乎沟洫”或禹“浚畎浍距夏朝以后，接着便是殷商时期。后来出土的殷商甲骨文中，把田字写作〇、〇、〇等形状，说明当时的农田和修治完整的沟洫系统是构成一体的。甲骨文中还有“畄”、“「田巛」”等字，据考证即今天的“畎”（甽）字，是田间的小沟。后人叙述西周的农田沟洫，常常有疆理土地的记载，像《诗经》说的“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这是一种自殷商以来业已存在的井田制土地经营方式。但若是从农业技术的角度进行考察，也一可以看成是对农田水利的完善和系统化。每一处井田都有一定的规制，用田埂道路划分成各个小块，然后开挖大小不等的沟渠，纵横相连。后来有人作《周礼》，把井田制当作小农生产的一种理想方案加以描远古时代的水害和治绘。如果我们透过这些被美化了的字眼，多少可以看水到当时的农田水利，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那么，当时的沟洫系统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前面说过，大禹开沟渠的目的是为了排泄洪水。在这以后，洪水虽然顺着江河流归大海导引走了，但防洪排涝仍属主要任务，这与后来挖渠引水灌田，多少有些不同。之所以如此，当然与夏、商、周时期的农业环境密切相关。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农业的产生和发展，一般都是由山地或较高的台地，逐渐地扩及靠近河岸的平原低湿地区。在夏、商、周时期，黄河中下游的广阔平原，便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业区。这与早先的山田相比，平原近河之地土质肥美，但却需要抗洪排涝。而当时的作物多是黍、稷等旱地作物，并不需要太多的水，不过由于那时地旷人稀，在农田近旁，一般都遗留着大片的荒滩草地或沼泽潮泊，可作为蓄水、泄水的处所。这样，每当夏秋之交，雨量大增，洪涝泛滥的时候，人们通过沟洫把农田里的积水排泄到河泽中去。沟洫主要作排水之用。当然，排泄积水虽是当时农田水利的重点，但不等于没有灌溉的需要。《诗经》中有“滮池北流，浸彼稻田”，或“挹彼注滋，可以濯溉”，都含有引水或取水灌溉的意思。另外还出现了一些用人工堆筑土堤以增加池塘蓄水量的储水工程，当天气干旱缺雨时，可以用来灌溉，淋涝之际则排水入塘，实现排灌结合比起单纯泄洪又前进了一步。尽管如此，在夏、商、周时期，农田水利工程毕竟规模不大，而且也比较粗糙原始，在更多的场合，人们只能靠天吃饭。《诗经》中有关祈雨的诗歌就反映了这一点。如“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有渰（音yǎn，云兴状）萋萋，兴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意思是说：弹着琴瑟，打着大鼓，去迎接那管司田地的神灵，求求它痛快地赐洒一场甘雨，帮助我田里的稷和黍快快成长。天上的云彩堆积得那么厚，看来雨水一定很多了，祈求天公先把雨落到公田里去，然后再施惠私田，以便耘完田，能腾出时间来照料我们的私田。从人们对雨水的迫切心情，可以看到农业对大自然的仰赖是多么的深切呵。[参11]
二大型水利工程的相继出现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铁冶铸技术、炼钢技术的发明和在工农业中的应用，再加上牛耕的日趋增多，更多的田野不断被开垦出来。春秋战国又处于社会制度大变革的时期，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一个五口之家，可治田百亩。自耕农民视井田制为桎梏。各诸侯国家在强兵富国思想指导下，奖励耕战，扶植个体经济发展。于是，原来与井田制有密切关联的沟洫水利设施，因小农生产的发展而遭到破坏，促使人们在水利建设中寻找一条新的出路。所谓“井田废，沟洫埋，水利所以作也”，就是这个道理。这也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些大型水利工程相继出现的社会大背景。与过去有所不同的是，在夏、商、西周时代，农田水利主要以排为主，灌为次。新出现的水利工程着重于拦洪蓄水，实现人工灌溉。之所以会有这种转变，与禹治水后积水有了很大消退，同时由于气候变化，特别是黄河中下游一带干早较为严重有密切的关系在这时，引水灌田成为保障农业生产的主要措施。[参11]”

可见，四五千年前，在所谓“苏美尔、巴比伦”同时代的尧舜时期，全球气候应更为温暖潮湿，洪水对人类生存的威胁要大得多，当时湖泊水系也远比今天发达，其实就在同两河几乎同一纬度的地区就有好多湖区，如<上一篇>分析过的锡斯坦湖区，中国的洞庭湖-云梦泽水系、潘阳湖、太湖、洪泽湖等，北美的密西西比河河口、佛罗里达州，也基本都在这个纬度。您看看这些地方适合作为文明开端的配置么？

“农业的产生和发展，一般都是由山地或较高的台地，逐渐地扩及靠近河岸的平原低湿地区”——这不就是我自<山河文明>以来反复强调的结论么？

而且，注意，正因为这种气候环境特征，上古时期的农田水利，如上所述，是以排水为主，灌溉为辅，总体比较粗放。大型水利工程需要等待冶铁和牛耕技术的大规模运用才有生产力基础。而西方伪史却在反复强调上游如何如何“山峦叠嶂”，气候如何如何干旱需要灌溉，农业以灌溉为主：

“

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上游山峦重叠。在那里，人们学会了驯化动植物，从而完成了农业革命。在那里，人们现在又开始第二次伟大的冒险，他们从山区迁移到大河流域，逐步发展起新的、生产率更高的灌溉农业和新的社会制度。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新的社会制度相互作用，引起一个连锁反应，最终导致文明的出现。

在山峦重叠的高地种植农作物时，降雨量还勉强够，但到了地势很低的流域地区，降雨量则非常不足。要耕种这片肥沃的冲积上，就必须实行农业灌溉，所以最早的农人们开掘沟渠，把大河里的水引到田里。结果，农作物的产量较他们早先在多石的山坡上夺得的产量要高得惊人。公元前2500年的文献记载说，一块大麦田的平均产量是播种量的86倍！食物比过去充裕多了，品种也比过去多多样，而且，由于实行农业灌溉，食物的来源也比过去更有保障。食物的增加意味着人口的增加，而人口的增加又使更多的灌溉沟渠，更多的新农田，更多的食物成为可能。

......

在前几个世纪中，埃及最早的农人象美索不达米亚的农业先驱者在更早的时候所做的那样，开始在尼罗河两岸进行耕种。肥沃的新农田生产出大量剩余产品，足以供养很快在城市聚集起来的各种有专门技能的人。

/* 伪史，请注意甄别 */

[参12]

”

上游再怎么“山峦叠嶂”，山间的盆地平原和高平原过渡的山前平原也足够您跑马了吧？安息、大夏、罽宾这些典型的西域农业大国，也没说非得要建在大河河口平原啊？就以前说的，迪亚巴克尔（阿蛮）的大盆地，还有上面说的北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还不够大不够平坦？而且河道稳定，又有降雨，到今天也都是西亚最主要的农业产区（参见<山河文明>篇）。气候干旱所以必须灌溉之说，也完全与真实的历史记录冲突，甚至自相矛盾——别忘了，您那《拜步经》中的诺亚方舟是怎么一回事呢？

显然就是没有实践经验的“历史发明家”躲在房间里闭门造车编出来的呗。

图12-13 北部美索不达米亚

（此处可参考<大秦传（二）>及<大秦传（二）补>中对阿蛮的分析）

面对洪荒，中国古人是全民治水，一如今天的全民抗疫，在大禹之前，中国古人就已经跟洪水斗争了数千年，建造了如良渚那样的水利工程，反复历练，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拜步经》中的诺亚们，却是造个方舟，逃跑了——这您都跑路了，那又是谁来建的文明呢？河都治不了，还灌溉？

至少，看中国历史及其西域史，都城、文明核心区，都会选在中上游地势相对较高的地区，没有直接跑到河口的——这才是正常人的思维好伐啦？您这都已经被洪水虐得狼奔豕突了，不知道找个条件更好的地方待着么？非得死乞白赖窝在这里，地底下有什么宝贝不成？油田？两河下游也不是最多最大的吧？

“伊本·鲁斯塔说这次改道让原来东河道毗邻的所有地区变成了沙漠，因此在他写作的伊斯兰历3世纪（9世纪），沙漠依然存在”——你看，这鬼地方，一旦河流改道了，马上就变沙漠，旱的旱死，涝的涝死，这个时候，您夸夸其谈的“灌溉工程”又何在呢？连一条旧河道都利用不了，还“灌溉”？可见，没有足够的水利经验，就凭您原始人手里那几根烂木头，以及见着洪水就造船跑跑的作风，“大规模灌溉农业”？

当然，我也注意到，斯特兰奇整理资料时提到，“据阿拉伯地理学家记载那时还没有形成大沼泽”，意思是古代本没有湖沼，是后来形成的。

不过，此处却未提及是哪位地理学家？又是哪本文献？这样没头没脑一句“据阿拉伯地理学家记载”，未免有敷衍甚至夹带私货的嫌疑；而后文的巴拉祖里，我查了一下，是9世纪也就是800年以后的人了，跟写《道里邦国志》的胡尔达兹比赫差不多同时代，则其所依据的原始记载是？——毕竟，唐朝中期之前，大食人还是一个崛起中的游牧民族，“地理学家”？

即便退一万步说，五六千年前海侵比较严重，两河河口还比较开阔，束口状的堰口还没有完全成型，淤塞的情况还没有后来那么严重——前面展示的吹牛8000年前的图10、图11就是把海侵打到了距离巴士拉上游150~200公里的范围，最远250公里左右，那些所谓的苏美尔古城乌尔（Ur）、乌鲁克（Uruk）、埃利都（Eridu）、拉格什（Lagash）等等都成了海滨城市——这意思大概就是说，当时河口比较开阔，河水可直接排入海湾，而不会形成积塞，不过，巴格达以南的整个南部美索不达米亚，差不多少了一半。

那这是否意味着当时这里就适合开发呢？

首先，需要指出，图10、11画得是有问题的，比如图中将阿瓦士（Ahvaz）附近的区域也划入了海侵区，而从地图上可以测出，阿瓦士下游50公里内卡伦河河道一线的海拔还有10米，而乌尔（Ur）、埃利都（Eridu）遗址一带周围区域海拔也不过5-7米，如果阿瓦士附近都到海里了，那乌尔、埃利都也得泡海里，或者是凸出在海面上的孤零零的沙洲（下面会再详细分析这几个遗址的问题）。

所以，当时堰口的形态肯定是有的，最多是不像今天这样完全闭合了。而且，你要考虑到古代尤其是6000-8000年前，无论是内侧陆地的海拔还是外侧海平面的高度，都远比今天要低，按我们在<沧海桑田：尼罗河上的疑案（二）地质论文中的诸多证据>所引用的论文数据，7000a时，海平面为今天的-5到-10m，所以你确定当时的海侵一定能到达你说的位置而不是被早期堆积在这里的泥沙所阻挡么？

而且，既然气候更温暖潮湿，则汛期的洪水水量又必定更大。所以洪水的威胁，是切切实实的，《拜步经》里的“诺亚方舟”也不是我加给你们的，都是你们自己说的；你们自己也在拿《拜步经》给历史背书不是？[参13] 还是说你们愿意承认《拜步经》在伪造历史？

再者，根据大食文献，底格里斯河一千五百年来就经历了两次改道，改道的原因，文中也说了，是河道淤积导致原来的河道被垫高。那么，河道从东侧改道西侧，一千多年后又从西侧改回到东侧，这只能说明，更早的时候，东边的地势更低——当然，也不能再低了，再低就真的低到海里去了。

而且我们在东侧也一样可以看见湖沼的遗迹，那么是不是在唐朝那次改道之前，实际是在东侧南侧形成了湖沼体系呢？

图14-16 古湖沼遗迹

图17 瓦夕的=瓦西特

该城今已不存在，具体城址似已无法确定[参2,p63-65]

在图15中，“大食之前的湖沼或海侵区”是根据密集分布的水系划出的，从卫星地图上也清晰可辨别。A区和B区之间有一条海拔相对高出的自然形成的坝体，同样在B区东侧至阿瓦士（Ahvaz）一带也是一片面积更大的相对高地，这都应该是古代就已经形成束口状的堰塞口的证据。在早期可能是一个潟湖形态。

即便我们对五六千年以前的地形使用海侵模型，但对于一个婴儿期的文明来说，将城市和农业设置在滨海，是一个明智的抉择么？[参14] 您怕是忘了您是“农业文明”了么？您一农业文明，不去找皇天后土，成天围着海打转是怎么肥事？您看看那海侵模型（如图10-11）里曲折的海岸线，您还有多少纵深？

要么受洪水和堰湖的威胁，要么受海侵的困扰，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参26]，而海水倒灌对于地下水和土壤都构成破坏（盐碱化），比如《伊本·白图泰游记》中对巴士拉的描述：

“

巴士拉位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河畔，像马格里布的赛拉等地一样有潮有汐。离波斯湾约十米里，涨潮时水含咸味，退潮后河水甘甜。

伊本·朱赞说：“因巴士拉的空气欠佳，人们面有菜色，精神萎靡。”以至于人们拿巴士拉人作比喻。曾有一位诗人，在有人向萨赫布·本·欧巴德送上一枚香橼时说：

天啊！香橼在我们中间，
说明一个可资借鉴的情景。
正如浪荡公子和巴士拉人一样，
身披着贫病交加时的衣衫。

”

且我们不知道，在大食之前，两河的河道，又曾经历过了几次这样的改道？这至少说明此地的水系和地质条件还极其不稳定，并时常受到洪水的威胁。这种低洼地，除了我在<山河文明>中提到的诸多水利、军事、战略布局上的种种弊端之外，还有一点，就是相对于周边其他势力（如果存在），完全处于一种需要“仰攻”的状态，极其被动——我们都知道，中国地势“天倾西北，地倾东南”，历史上北伐总是特别难，常常半途而废，真正完全克尽全攻的只有朱元璋，则更何况您这种被堵在海边，只能向河流上游进攻的？

图18 所谓“两河文明” [参16-18]

傻子都知道，相似条件下，选上游吧？何况上游条件还更好。放到上游巴格达、萨马拉、摩苏尔以及卡米什利、马尔丁一带，它不香么？可您又偏偏要说北方那里的阿卡德人是游牧民族——这真是连撒个谎都编不圆。

“约公元前3000年，从外部迁移到伊拉克南部干旱无雨地区的苏美尔人，利用河水灌溉农田并在生产中发明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从而创造出一批人类最早的城市国家和灿烂的苏美尔文明。在苏美尔人的影响下，两河流域本地说塞姆语的阿卡德人加入了历史舞台并先后和苏美尔人并肩建立了阿卡德和乌尔第三王朝两个帝国。虽然苏美尔文明不断向周围扩大发展成为巴比伦文明，并把北方亚述带入两河流域文明圈，但苏美尔人口却似乎在不断减少。在公元前2004年, 乌尔第三王朝被伊辛和拉尔萨两王朝所取代。从这一时期开始，以拉旮什（Lagash）、温马（Umma）为代表的一批苏美尔城市开始走向衰亡。许多城市荒无人烟，最后沦为废墟。新迁入两河流域的游牧部落王朝在巴格达附近的巴比伦城建立的古巴比伦王朝，战败南方的苏美尔地区的伊辛和拉尔萨王朝，一统天下。随着南方大批城市被逐渐放弃，苏美尔人完全消亡于巴比伦人之中...... 3000年的两河流域文明灭绝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外部的新兴文明如希腊和伊斯兰文明的征服和取代是重要的原因；另一方面, 过度的农业开发恶化了先天不足的生态环境也是一个主要的内因。1982年，美国著名亚述学家雅各布森在《古代的盐化地和灌溉农业》一书中论述了两河流域南部苏美尔地区灌溉农业和土地盐化的关系，并指出这是苏美尔人过早退出历史舞台的重要原因。/* 伪史，请注意甄别 */直到近代，南部伊拉克的农民一直和土地盐碱化作斗争。他们长期的实践表明，每季的休耕种草可以减慢含盐的地下水位上升。当因多年的浇灌使地下水终于达到地表并使农田完全盐化时，他们就完全放弃了这些劣质农田。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干燥，当地下水位降到相当的深度时，后代农民会再次回到这些休养好了的土地上。[参19]”

所以，你看，所谓“伟大文明的创造者”，就是没有一点眼力劲、连地址都不会选的傻子？就算您一开始的牌面比较烂只拿到南部的河口区吧，但这后来您不是都已经扩张到亚述了么？怎么，迁个址到巴格达一带建都很难吗？您本身就是移民，又不是世世代代住在这里的土著——最后，就只能眼看着自己手里的城市日渐衰败、荒无人烟、沦为废墟、种族灭绝......

而且，注意！而且：所谓“古代低海平面”的理论，其实还只是一家（如陈中原教授）之言，学界其实还存在着另一种“高海平面”的理论，即认为数千年来某些时段海平面比今天要高，时高时低，随气候变化而振荡，且可能持这一派观点的学者人数更多[参21-25,27]：

“众所周知，关于6000年来的海平面变化，包括全新世高海面是否存在的问题，目前尚存在两种基本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以R.W.费尔布里奇为代表，认为至大西洋期结束时海平面上升到现今海面之上约3米，并从那时以后的振荡具有6米的振幅。这是6000年来海平面振荡的学说。另一种意见以F.P.谢泼德和S.杰尔格尔斯玛为代表，认为全新世海平面的上升是连续的，直至今天由于时间的前进而逐渐减少，否认在全新世时期有任何比现今海面要高的高海面的存在。不言而喻，海平面的变化是全球性质的，而海平面变化曲线，则是根据某些研究地区的古海面遗迹的高度与C14年代作出的。由于据以得出结论的研究地区的升降运动与沉积物压实的性质与程度不同，样品代表海平面位置的准确性和样品因污染所造成的年代误差，从而产生种种分歧以至对立的意见。不难设想，要同时兼备地壳稳定，样品与古海面关系准确且未受到污染，还要有足够的不同时代与高度的样品保存等条件是不可能的，这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分歧意见了。[参22,24]
海滩岩是古潮间带或浪花飞溅带石化了的沉积物。因此，在潮间带形成的海滩岩，应代表古平均海面位置，而在高能海岸浪花飞溅带形成的砂堤，则代表古平均高潮面以上的位置。如前所述，鹿回头次生礁与烟墩，青州岛二上升海滩的砂岩、砂砾岩，均代表当时的古海面。现在，这些古代的海滩岩已位于平均海面以上1一5.5米的高度，表明这些海滩岩形成时期，为距今3750年及2000年左右，均有相应的高海面。[参22]
综上所述，仅就海南岛沿海的现有资料，6000年来不仅有5200一4900年前的全新世高海面，而且还有4300、3800一3600、2100一1500年左右的三次高海面的可靠证据。前三次高海面已为台湾省与西沙群岛的隆起珊瑚礁与高出海面的珊瑚碎屑沉积所印证；后一次高海面也可在上述地区找到同样的佐证，如台湾省南海岸的红柴坑隆起珊瑚礁（距今1730±110及1600±14年，1.5米）和海口隆起珊瑚礁（距今1470±10年，约1米）；西沙群岛永兴岛西北岸礁盘上的珊瑚礁灰岩（距今1754±95年）等。[参22]
根据作者在华北、华东长期下沉的平原地区的研究，也可发现6000年来4次高海面存在的证据。例如...... 上述几道贝堤的底板，均高出黄海平均海面0.7一2米，与平均高潮面相当，亦表明几次高海面的存在。[参22]
2.3　海面变化气温上升，降水增加, 导致海洋热膨胀，冰川消融加剧，海平面虽出现多次缓慢升降，但总的趋势是不断升高的。全球平均海平面比现代上升0.5～1.0m。我国全新世普遍出现高湖面，而相应在我国东部地区则为高海面。海侵范围达到全新世最大。中国沿海综合的高海面高出现代海面1.5～3m。新加坡、马来群岛在全新世最高海面比现今高3～5m。美国墨西哥湾在6.8 ka B.P. 海平面比现今高2m。意大利南部 Apula 区同样也有报道在中全新世其海面比现今高1m。在南半球, 巴西最大海平面高度高出现在4m；智利构造海岸海滩贝壳的放射性碳年龄测定认为其海平面高出现代4～5m。毛利他尼亚海岸全新世海侵也上升到现今海平面之上，报道最大为3m；赫龙弗莱(14°S)海侵作用达2.5m。马六甲海峡的贝壳、珊瑚、海滩岩、泥炭赫红树林、地貌特征、阶地等都表明全新世大暖期平均海平面比现今高1～3m。在南极附近的 Windmill Islands 的海相地层高出现代海面23m，在维斯特福尔德丘陵区，当时海相沉积构成现在海拔15、10、6m的高阶地。[参21]
总的说来,多数赞成在8～3 ka BP之间为暖期，期间存在次一级的冷暖波动；特别是7～5 ka BP之间，为高气温高海面时期，气温高于现今2℃左右，海平面高于现今1～3m；而3ka BP前后是气候环境的一大转折点，似可将该时间作为晚全新世起点。晚全新世以后，还经历了隋唐温暖期（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暖期）和小冰期。但隋唐温暖期比中世纪暖期短，且后期变冷。[参23]
末次冰消期以来黄海海平面变化如下: 末次冰消期海侵从略早于14ka B.P. 之前开始，至6ka B.P. 海平面达到最高位置，高于现今海平面；从6ka B.P. 至今，黄海海平面在高位上出现了几次波动: 在6～4ka B.P. 和3～1. 9 ka B.P.，海平面高度超过现代海平面；在4～3ka B.P. 和1.9ka B.P.～现代，海平面可能降低至现今海平面位置。至于中全新世以来两次高海平面的位置，一般认为高出现今海平面1～3m。[参27]
冰后期海平面普遍迅速上升。这个结论几乎是所有学者都取得一致的看法。而存在的主要分歧是10000年来，特别是6000年来，海平面上升的模式和时空规律性等方面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我国海平面同时自晚冰期末迅速上升到大西洋期末的冰后期高海面的最高位置，大约比今高5一7米。然后在4500一5000年以来，海平面有三次较明显的升降活动，并有逐渐下降的现象。这种现象虽然同冰后期海平面持续上升的或稳定上升的观点有较大的不同，但是它似乎接近于振荡运动的观点。所不同的是中国海平面达到冰后期高海面位置和时间，可能不完全一致，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参25]
( 三) 冰后期以来，海平面曾迅速上升，距今7000年前上升的古海面可能达到目前平均的低潮面附近。在5000一6000年前海平面可能上升至高6一7米的冰后期最高的位置，然后分别在4500一4000年、2500一3000年及1000年以前，海平面有三次明显的升降，并大约有4一5米的变动幅度。200年以来海平面趋于下降。[参25]”

也就是说，即便我们按最保守的高海平面峰值，取2米，而由于冲积因素，古代地面海拔高度又比今天低不少，这一加一减，再加上必须为潮差预留出安全居住面的高度，您那些个 Eridu、Ur 什么的恐怕都得在海里洗澡，更上游一点的什么 Uruk、Umma、Lagash 之类的只怕也保不住。

图19-22 黄河厚厚的冲积层

算一算上面图21所示黄河堆积的地层，仅到汉唐就已经最少有15公尺（米）了，您那可是6000年8000年，而且那时候全新世刚刚进入繁荣期，气温快速上升，水量充沛，那么之前冰期干旱的泥土在洪水的冲刷下水土流失造成的冲积效应只会更显著、堆积的土层应该更厚——当然，考虑到地层会有侵蚀、沉降和压实的作用，再根据黄河的输沙量打个大大的折扣，只减个5米不为过吧？我记得杭州南宋御街有一段南宋街道遗址，就在地下1.5还是2米来着。您再看看那什么 Ur、Eridu 的海拔，倒算一下，看看是不是得冲海里去了？

所以，不否认当时这里肯定会有一些人类活动，有一些聚落如渔民、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甚或某些区域一些耕种的农民，但顶多也就是作为边缘地区。您非说这里是文明的发源地和中心地带[参12,14,16-19]，您摸摸自己良心再说话好吧？

而所有那些辉煌的所谓“历史”里，却都只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打打杀杀，关于这些城市兴衰、河道海岸的变迁，大食之前原始的文献在哪里？不是说古希腊科学很厉害、地理很牛逼么？怎么这些基础数据都完全没有记录？还必须完全靠今天“考古”挖掘来推断来“复原”？

再有就是，我们之前在<甘英路线图>和<条支传（下）>中也质疑过的，“甘英没看到过也没听说过”——阿蛮都写到了，甚至于远至欧洲的斯宾、于罗都写到了，安息东边的“小安息”木鹿城写到了，西边的安谷城也写到了，偏偏文明中心的两河地区，提都没提一嘴？后面直到唐朝杜环《经行记》之前，也没有确切证据有中国文献提到过两河这里的繁华，且杜环也只是见证了它的兴起——那时候可是已经来往了好几百年了，唐朝在西域合纵连横联合波斯、拂菻和吐火罗等国遏制大食的战略都已经布置下去了；大食攻破了波斯、拂菻，“始有米面之属”，而之前只能“渡怛曷水（曷古音念gā，此即底格里斯河），劫夺商旅”，此时两河下游繁荣的农业何在？

说了这么多底格里斯河，最后说下幼发拉底河的一个疑点：阿拉伯人称其为富拉特河（al-Furāt）[参1,p067; 参2,p6]，其中 al 是冠词，类似于英语的 the，而欧洲人称之为 Euphrates。那究竟是阿拉伯人搞错了，把所谓“古希腊”人的 Eu 发音理解成了冠词 al，还是伪造历史的欧洲人搞错了，没有分清楚阿拉伯人不规范的冠词 al 的使用呢？我不知道。你猜？

其实那些“历史发明家”们也经常说什么古代气候条件如何如何更好，什么水草丰茂适合农业开发之类的，却忘了还有洪水和海侵的威胁，这就是典型的顾头不顾腚。而且若彼时两河河口的条件更好，那其他上游的条件不也会更好么？若不是较这个真认真查资料，那就真被他们蒙混过去把咱们耍得团团转了。而且他们那些个气候变化往往是几百年草原就可以变沙漠的魔术，吹牛皮不打草稿的。

四、苏美尔遗址的怪事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我说一下。

我把所谓“苏美尔”的几个遗址标了出来，有 Ur、Eridu 和 Uruk，拉近了看，然后发现比较奇怪的是，这几个城堡的地基实际上都处在一个相对周围更高的台地上，高出差不多10来米呢：

图23-24 所谓乌尔遗址

Eridu 和 Uruk 类似，不赘述了，我把坐标给出来，有兴趣自己去看：

Eridu：30°48’57.02”N 45°59’45.85”EUruk：31°19'28.92"北 45°38'15.97"东

啥意思呢？——别忘了，看上面图15，这几个地方，都在大食时期的大沼泽里面的，也就是说，至少应该在水里泡了一千年，再加泥沙沉降压实的，您那 Ur 遗迹还这么光鲜亮丽是几个意思？

图25-26 所谓的 “Ur 遗址”

这建筑高度二三十来米吧，那得露出大沼泽水面了呀？文献没记载？

您说是考古挖掘出来的，那可也就奇怪了呀？按说您这被河流冲积了五六千年的大平原，加上沿海的塌岸、沉降效应，又至少在水里泡了上千年，河沙湖泥的，那您是挖出来的，不是应该在坑里面么？地基不应该比周围高呀？那些更新时代的地层呢？

比如我们看殷墟遗址、二里头遗址，挖掘出的遗址地层都深埋低下，没有说地基比周围还高一圈的：

图27 殷墟遗址公园

图28-29 二里头遗址

如前所说的，几百年前还是中心城市的瓦西特城被毁后，今天都无法确定其具体位置，几千年前的废墟您倒是一找一个准了？

所以，我们极度有理由怀疑，那些所谓“欧贝德、苏美尔”的上古遗址，极有可能其实就只是波斯或大食（阿拉伯）时期建造的城堡遗迹。类似于阿勒颇卫城，建于公元12世纪末[参20]。

图30-32 阿勒颇卫城

尤其再结合古条支人喜欢在山上建堡垒的风俗

说实话，风格确实都蛮接近的

（参<条支传（上）>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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