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创作举世皆知的标志性照片？
当听到“标志性图像”一词，你会想起什么形象？身着范思哲时装的女明星伊丽莎白‧赫尔利（Liz Hurley）？摇滚音乐家大卫·鲍伊（David Bowie）？还是12世纪时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圣象？
萨拉赫(Alaa Salah)在苏丹参加抗议活动的照片，吸引了全球的注意力。
事实上，上述3个例子都是标志性图像：一张广为人知的明星照片，一位世界闻名的音乐艺术家照，以及一件宗教艺术品，但只有这最后一个才是原始意义的标志性图像。“标志性图像”icon一词来源于希腊语“eikon”，意为“肖像”、“画像”。
在基督教刚诞生的时代，基督教许多重要的人物首次以肖像画的形式出现，比如说耶稣和圣母玛利亚。在那个年代，人们普遍缺乏绘画细胞，所欣赏的不仅仅是好看的东西。这些强有力的宗教形象充满说教意义，迫使你祈祷和服从。画中的每一处，比如使用的颜色、人物手中的物品、人物的姿势等等，都是有重要象征意义的符号。然而，在如今这个大众传媒时代，人们已经不了解这些宗教绘画的符号意义。
但随后，萨拉赫(Alaa Salah)在苏丹参加抗议活动的照片，吸引了全球的注意力。在发表后的一周内，这张照片就成为了整个苏丹革命的象征，并被喷绘在整个阿拉伯世界街头巷尾的墙上。分析这张照片，你会看到这幅用智能手机拍摄的新闻图中体现了几百年前古老艺术圣像画的细节。
那你知道如何创作出这样一个象征性的图象吗?
要打破常规
萨拉赫及这张照片为何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布拉格国家美术馆的现代和当代艺术策展人贝利博士（Dr Julia Tatiana Bailey）认为，这张照片会让人想起巴赫曼（Jonathan Bachman）在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Baton Rouge）举行的“黑命贵”抗议活动中为埃文斯（Ieshia Evans）拍摄的的照片。“在这个图像超载的世界里，我们会被一些真实的图像所触动。这些都是自发的图像，甚至符合我们现在已经习以为常的视觉主题。”
艺术历史学家瑞恩博士（Dr Tina Rivers Ryan）是纽约布法罗阿尔布莱特-诺克斯艺术画廊（Albright-Knox Art Gallery）的策展人，她发现这张照片影响力源自萨拉赫的姿势，朝上指的手指似乎要将所有能量汇聚到一个点，仿佛寓意着这场革命正在汇集源源不断的关注和动力，而萨拉赫则象征是这场革命真正的中心（实际在现场确是中心）。这张照片让瑞恩想起了欧洲古典时代演说家的典型形象：嘴巴大张，手指指着某处。“她的另一只手放在肚子上，是为了让自己的演说显得发自内心，或者说‘源自勇气’。”
这张照片在网上疯传一周后，萨拉赫的形象就出现在广告牌和壁画上。
对西方观众来说，这张照片可能符合他们对阿拉伯世界女性地位传统印象的认知，并传达出他们对阿拉伯女性传统地位无法认可的立场。贝利指出,“萨拉赫和埃文斯的照片也符合西方自由社会对性别和种族政治的认识，人们希望看到有色人种女性被描绘为拥有力量和尊严的形象，以回击长期以来只以有钱的白人男性为标志性视像的历史。”不过在网上分享这张照片首先是苏丹人民，随后才引起了外界广泛的关注。这张照片引起的共鸣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照片对苏丹人民的意义，其次才能说到此照片对那些不熟悉苏丹文化人士的意义何在。
如瑞恩所说，萨拉赫摆出了典型的演说家的姿势，她的姿势是典型的坎达卡（Kandaka）的姿势。“砍达卡”是古代库施王国（现被称为努比亚王国）女王的名号。古埃及浮雕上描绘的库施女王早在公元一世纪就摆出过类似的姿势。因此这张照片成为了苏丹文化认同感重要的一部分，萨拉赫的金月耳钉也使她的女性形象看起来更庄严、更权威。
吸引了观众注意力的不仅仅是萨拉赫本身，照片中众人纷纷举起手机拍摄她的歌声，构成了一片手臂的海洋。这幅图中有很多象征元素，标志着苏丹青年新时代的到来，令人目不暇接，这就是为何这张照片如此引人注目。
也需要天时地利
1960年的一天，古巴摄影师科达（Alberto Korda）带着他的徕卡M2相机参加哈瓦那的一个追悼会。他知道自己要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人物拍照：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格瓦拉（Che Guevara），甚至连萨特（Jean-Paul Sartre）和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也在场，但他并不知道自己拍的这张照片会让格瓦拉成为世界闻名的人物。
科达手举着为格瓦拉拍摄照片的裁剪版和原版。
这张照片后来被叫做“英雄游击队员”，最初的原始版本尺寸更大、没有经过任何剪裁。格瓦拉左边是一棵棕榈树，右边是一个男人的侧影。由于这是参加哈瓦那袭击事件后的追悼会，格瓦拉穿着得体的军装，戴着他那顶著名的贝雷帽。这张照片深深地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有些人十几岁时还曾把它当作海报挂在卧室里，人们以为格瓦拉总是戴着贝雷帽，但其实并不是如此。
因此，科达不但为自己的拍摄对象塑造了一个完美的战士形象，当他按下快门时格瓦拉正看着人群，准备发表演讲。这跟我们在其他照片中看到的大笑着吞云吐雾的游击队员格瓦拉不一样，这张照片中的格瓦拉是一个凝视前方，目光坚定的男人。
如果没有裁剪，如果格瓦拉是看着镜头，或者如果他没有戴贝雷帽，这张照片就不会有同样的效果。现在照片是希望的永恒象征，再加上贝雷帽，好像此照片许下了一个承诺，将同资本主义战斗到底。
但有趣的是，使格瓦拉成为举世皆知的偶像人物不仅仅是这张照片本身。
等待拍摄对象去逝，改变图片以赋予它更多的意义
如果你不知道科达拍的这张著名的照片，那你一定知道爱尔兰艺术家菲茨帕特里克（Jim Fitzpatrick）1967年为这张照片创作的海报版。标志性图像不一定要以新闻照片的形式出现，没必要让一切都百分百精确，特别是如果是出自艺术家之手而不是记者。
爱尔兰艺术家菲茨帕特里克对柯尔达照片的非写实处理帮助其确定了象征性地位。
菲茨帕特里克在格瓦拉死后不久就创作了这幅画，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他说：“在我看来，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直到现在我仍然这样认为。当格瓦拉被谋杀时，我决定要做点什么，所以我创作了海报。必须让世人看到这张照片，否则没有人会纪念他。他会和很多英雄一样沦落为无名之辈。”
海报中大幅使用红色并非偶然。许多评论家讨论过这种对于格瓦拉肖像的“基督化”处理。红色象征共产主义的革命激情和牺牲精神。人们甚至把格瓦拉死后的照片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虚弱的耶稣基督相比较。但与科达照片不同的是，菲茨帕特里克所创作的海报迈出了不朽化格瓦拉的第一步。
无独有偶，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同样在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死后不久就改编了她的一部电影的宣传照，为其创作了一副标志性的艺术品。西班牙艺术家戴维斯（Coco Daves）主要创作波普艺术的现代画像。她发现上述两幅波普肖像都很有感染力，都改变了画中人物在她眼中的地位。她说，“格瓦拉之前并非无名小卒，但这张照片将他塑造成了著名的标志性人物。安迪‧沃霍尔将梦露打造成了一个超级偶像。她本身已经非常有名，但这张照片让她成为了超级偶像。”
安迪‧沃霍尔为许多好莱坞明星创造了新的标志性形象，梦露便是其中之一。
安迪‧沃霍尔也巧妙地运用了梦露的形象，进行了数次改编。那幅著名的双联画使梦露名声大噪，她的脸出现在了世界各地。画中所使用的颜色十分浮夸，将她的脸变成了一副二维图像，如此遥不可及，不再是海报上随处可见的女演员，而是超越好莱坞的一位神圣的标志性人物。同样，安迪‧沃霍尔笔下的金色梦露放大了她金色的头发和妆容，有意利用了世人眼中标志性的特点。画中的梦露沐浴在金色之中，宛如拜占庭绘画中的圣母玛利亚。
选择一位已是英雄的人物
看过梦露和格瓦拉的肖像画后，再来看看费尔雷（Shepard Fairey）为奥巴马创作的名为《希望》的画像。我们很难对它们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视而不见。《希望》几乎是前两幅图像的结合，安迪‧沃霍尔的波普艺术加上科达《游击队员》的凝视远方。对于戴维斯（Davez）来说，这位标志性人物必须是“已被世人熟知的人物”。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奥巴马的形象如此符合美国人的喜好。戴维斯说，“他选取了一张已经在政治圈里大受欢迎的照片，然后把奥巴马变成了一件艺术品，”费尔雷的再创作将一张新闻照片变成一张海报，这张海报可以在集会中举起，贴在街头的墙上。这幅海报让人想起美国国旗的颜色，甚至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颜色的组合。
瑞恩说，这张照片象征着“国家的统一……用美国国旗的颜色（蓝色、红色和白色）取代了他本身的肤色，在淡化奥巴马的种族身份同时肯定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但也助长了种族主义者的假设，即有色人种不是美国人。”出自费尔雷之手的奥巴马如此扁平，没有色彩层次，很容易让人想到波普艺术。“海报尝试把他塑造成通俗可亲的形象，这克服了人们对奥巴马的‘精英主义’的怀疑。”
领导人的形象很难被正确塑造，像这样将人物圣化的形象可能并不适用于其他美国总统，因为他们身上没有奥巴马的显著特性。对于贝利来说，“西方观众会以嘲讽的态度来看待以如此手法来描绘一位政治领袖的肖像作品。你只可以在叙利亚看到这样的阿萨德画像，在朝鲜看到这样的金正日画像。最近人们对于麦克诺顿（Jon McNaughton）创作的特朗普画作的冷嘲热讽体现了此类画作如今在西方受众眼中是多么突兀和荒谬。令人震惊的是麦克诺顿这位画家在描绘特朗普时所采用的手法与独裁统治下的领袖作品风格很相似，但他对此没有表现出一点自我意识或讽刺。”
艺术家应尊重创作对象
要表达尊重并不一定要喜欢他们，或者更确切地说，要让你的创作对象不要太在意你的镜头或画笔是否把他们塑造成标志性人物。1941年，摄影师卡什（Yousef Karsh）试图给丘吉尔拍照，但丘吉尔似乎很不高兴，因为卡什礼貌地要求邱吉尔把烟斗放下，遭拒绝后竟然把雪茄从丘吉尔嘴里抽出来。卡什说：“丘吉尔看上去虎视眈眈，差点把我吃掉。就在那一瞬间，我拍下了这张照片。虽然这不是最讨人喜欢的照片，但他的霸道让这张照片成为了一张著名的标志性照片。
卡什1941年为丘吉尔拍摄的照片捕捉到了这位领导人不讨人喜欢的挑衅表情。
对于戴维斯来说，这是一幅很复杂的肖像作品。她指出，她创作的标志物性人物作品都是为了向这些英雄致敬。她说：“我之前为媒体工作，拍摄的人物都是我未必认同的人，我的职责就是帮助他们讲述故事。当我获得艺术创作自由后，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创作，比如我在《无脸者》（Faceless）所要表达的。我选择的拍摄对象人物都是我认可的人。” 她个人从未想过选择丘吉尔作为自己的英国标志性人物形象，但确实有许多人把丘吉尔奉为偶像，尤其是这张照片，会让很多人这么想。
基督教诞生初期，那些画圣像的艺术家们即或不是教士，但一定都是虔诚的教徒。画圣像被视为一种祈祷方式，作品是对画中人物表达敬意和忠诚。画者当然都十分热爱他们所绘画的人物。众所周知，科达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他从未索要过格瓦拉照片的版税，而菲茨帕特里克也将格瓦拉视为个人英雄。
“未来，每个人都能出名15分钟”。安迪‧沃霍尔的这句名言表明，他笔下的梦露所展现的是些许玩世不恭的态度，而非理想主义色彩。他对梦露形象的处理充分体现了对梦露的理解和尊重。摄影师史泰钦（Edward Steichen）说：“塑造肖像的并不是相机，而是相机两端的人。”把这句话套用进现代肖像学的领域，那就是无论是绘画还是摄影，都存在一个真理：如果不是这些人物具有独特个性或者适时出现了才华横溢的肖像画家或摄影家，创作出来的图像就将会淹没在如今铺天盖地的视觉垃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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