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我在上海国际饭店当总经理
1934年12月1日，国际饭店正式开幕，叫Park Hotel. 是由四个著名的银行成立的公司来经营：金城，盐业，大陆和中南。之所以叫国际饭店（意思是花园酒店），因为酒店位于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和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之间。加上它的特有的建筑，200间客房，在上海特别繁华的位置。它超过了许多城里的欧洲酒店不仅是其设备和舒适，而且吸引人的低价格。虽然投资这个新酒店花了好几百万，但我感觉在我参加的管理部门有很大的问题。一方面中方的经理卢寿联花了几个月培训了180个职工，而他本人以前从来没有经营过酒店；另一方面瑞士经理Max Schibler 却要把酒店经营得高标准。这样是除了高层的矛盾，什么结果也没有。从销售上来看，酒店建筑的楼层计划也有问题。许多特别大的套房没有生意，这种套房在这个酒店有23套。维护的支出，客房收入的损失是很难克服的问题。
1936年我从审计部门调到前台的夜间接待。这个岗位很乏味，我觉得这次调动是对我的降级。我同我太太讲了这件事，她同意我辞职。董事会会长钱永铭接到这个消息，立刻叫我去他的办公室，劝我留下。钱先生对我说：卢先生今天能做的，你有一天会做得更好。他的话是给我一个很清楚的信号，暗示有好事会来的。因此我留下了。在我脑子里毫无疑问的最要紧的是提高酒店管理效率。其实，从1934年到1941年年底，酒店换了五个经理：卢，Schibler,Hertzel, Lamb 和Vogel. 然而每一个人都不能挽救酒店沉重的经济损失。
卢先生和其他外国经理走了，我被任命为经理。我开始充满朝气，努力想表现自己，好像是一个特别好的医生知道怎么来诊治他的病人。我每周开会同职工讨论改善酒店各个领域的服务质量。鼓励职工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写文章。这些文章一旦被我确认就登载在酒店的杂志，而且有酒店支付的稿费。除了内部杂志外，这些月刊也免费发给城里的其他中国酒店。
为了给其他人传授创造效益的榜样，我开始招聘非全日的大学生做培训实习生。我的目的是提高酒店事业的水平。结果圣约翰和沪江大学的学生都很好地响应。最感欣慰的回报是酒店开张以来第一次得知有盈利了。职工的道德水平提高了，住房率增加了，餐饮销售在不断地上涨。酒店开始露出了阳光，而太平洋战争爆发了。钱先生和董事会不得不去重庆或国外。我不得不留在上海守住营地。管理战时的大酒店很不容易。1942年日本部队占领上海时期，欧洲的酒店，像和平（前身叫国泰）大都会和百老汇的水电等公用事业都消费受到限制。有一次一个日本军官叫Hata的将军要从300呎高的国际饭店屋顶看上海，因为怕电梯在半路故障，我不得不在我们自己的维护工以外多雇佣了两个奥迪斯的技工做后备。还有一次，我的总工程师和他的助手错误地撕下来一张官方纸条，被日本警察抓了。幸好通过交涉我们的人第二天就放出来了。好几次有许多事会让人担忧。譬如酒店有几百个空调，日本人把它们当废铁要；酒店要重罚超量的电力，罚款高的几乎是我们一年的效益。幸好这些厄境通过耐心的协商和不休的努力都幸免了。大概也是因为陈公博和汪精卫这些傀儡政府的人员住在我们酒店。我们经常用陈公博作借口保护自己。
在同中国和日本两个部门打交道时，我坚守一个酒店管理人员的职业道德：诚信，尊重和尊严而避开政治。最后是有些效果的。这里我要说的是国际饭店曾经因为用煤和用粮的渠道差点同军管处搞合资。因为上海的重要急需物资都是从青岛用日本的运输船只运来的。酒店执行董事孙立己先生很赞成这个方式。他对我说：“这样做是我们转运的时机。我们就接受吧。”我坚定地回答孙先生：“黎明快来了（指抗战胜利），我要洁身自己。几个月后，日本人投降了，二战结束了。孙先生很感激我，因为最后他听从了我的意见。我也很高兴，不仅是因为把酒店保存得很好，而且在战争年代还改善了酒店的经济状况。侵略者走了，汪精卫傀儡政府垮台了，蒋介石留住了他的政治领导地位。生意也恢复像往常一样了。
全中国的形势趋于正常了，国际饭店需要进一步改进和扩大。我们的总经理Fred史刚从纽约回来，开始代替孙立己。史先生和我面对面地一起配合得很好，一起研究重大决策。为了改进餐饮，我飞去北京同那里最有名丰泽楼谈判。我们的协议是三年合作：酒店出资，丰泽楼管理，四六分润。合同通过了，121个职工从北京坐船到上海。我们用整个二楼做这个生意。一年后，合作经营得到的百分之六十分润超过了我们酒店其他各项收入的总和。成功的秘诀是厨房，服务楼层，重要食品供应和烹饪技术的完美协调。进一步详细的秘诀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只有熟悉这一门的人才有兴趣。直到1949年中，以丰泽楼命名的餐厅一直供应着北京菜肴。大概因为我正确地选择了领域和取得的成绩，我被选为下列：
1934-1944沪江大学校友会主席
1946-1947上海A级酒店协会主席
其他的荣誉称号：
1945-1946 上海新皇冠酒店顾问
1948-1949 南京国际酒店总经理
1948.7-12月 被美国海军聘请为 青岛爱德瓦特酒店顾问
早些在1946年，我被酒店董事会奖赏到忆定盘路（现江苏路）中西女中隔壁一幢二层楼的房子.这个奖来的简直是一个惊喜，当然我怀着非常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个房子比我原来在胶州路和亚尔培路（现名陕西南路）住了九年的两个房子要大，要好得多。新的环境给孩子们带来了喜悦，他们第一次能在房前的草坪上游戏，特别是对我的妻子贝蒂能住在母校隔壁也是有一种怀旧的喜悦。
1947年10月我被加州酒店协会邀请去德州圣安尼奥参加美国酒店协会全国大会，我在这个协会做了四年会员。这是一个国际大事。中国第一次有代表团参加。我在那里被热情接待，我讲述了东方酒店的形势。我好像觉得我创造了一个为两个国家未来酒店和旅游事业合作的协调气氛。特别是在人才培训方面，这是中国迫切急需的。大会结束，我从欧洲返国，参观了不同国家的酒店。这次行程真是受益匪浅啊！
我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直到1976年退休。这么多年我同人打交道，发现一个道理：借钱来扩大业务并不是一个好的政策，特别是要发展一个新的领域或借钱人没有这方面知识时。这些人不是有抱负，而是有野心。野心不能表明一个人的聪明或有专长，只能反映他的贪婪。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许多人想做企业家而失败了。
然而，有一个行业我认为是值得推广的，那就是旅游业。它的投资不大，并能保护自然风景和历史史迹。服务质量加上诚信就可以盈利。因此，促进旅游应该是政府首要的投资。事实上，我在1934年就大力提倡‘建酒店，促旅游’。这个倡议经常登载在上海的报刊和杂志上。可惜，我的意见在蒋介石统治的腐败政府时期就像对牛弹琴。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高速发展的世界。战争、地震、洪水、台风、火灾等等使我们感到人类生活的不确定性。在任何情况下，我深深地对所罗门王在公元前940年写论述有感：“我看见阳光下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虚荣，而贪婪所得只是一场空。”如果人生也是这样，你应该用平静和安逸来抚慰自己的灵魂 --- 不要去为无谓而烦恼！
抗战结束时期飞虎队士兵得到特许有机会，在国际饭店顶上眺望上海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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