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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1月15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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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疫情通报75101例 昨天一篇医生文章的后续

注,其他省市多还没出炉,但湖北出来了,这很重要.


昨天(20日)本刊推送了新冠肺炎死亡超痛苦 医生曝:全程清醒惨叫、逐渐窒息》一文,引起网友关注,现推出后续文章,提到了一些现场情况。


口述 | 黄晓波 (四川援鄂医疗队副队长


1


我们是1月25日大年初一那天,四川援鄂医疗队第一批138人出征,我作为四川省人民医院重症科主任带领我们医院30人随队,接近凌晨抵达武汉。1月26日上午培训,下午进场红会医院。


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我见过紧急公共突发事件救援的大场景,救护车拉着一车一车的重症患者,很多人到医院都死了,我们是在尸体堆中拨活人,那种情况下医院也没有乱。但是1月26号看到红会医院,我有点震惊。


我们入场时,这所二级医院面临崩溃状态。红会医院是江汉区区属二级医院,规模比较小,医护人员不到400人,有300多张床位。1月22日红会医院被政府征用为第一批发热患者门诊定点医院,也是第二批七家定点收治医院之一,每天大七八百发热患者到红会的发热门诊看病,疑似患者和普通发热患者混杂在一起,整个医院都被污染了。


1月26日下午,我们去住院部查看情况,所有床位都住满了病患,走廊过道上也塞满了留观的病患,病人和陪护的家属挤在一起。


当时红会医院面临的最紧迫问题还不是这些,而是医护人员大面积感染。


1月26日,我了解到的情况时该院有30多名医护人员住院,还有30多名医护人员被隔离,将近1/6的医护人员没办法上班。


病人越来越多涌进,医疗物资紧缺,坚持上班的医院员工都缺防护服,谁也不知道自己会否是下一个感染的人。


在电梯里,三个医护人员看到我们,就哭了,说援军终于来了。当天晚上,红会医院呼吸科主任跟我打电话,也哭了,说快要撑不下去了,幸好四川医疗队进来了。


医院床位爆满,疑似病患和发热病患以及陪护家属混杂在一起;缺少防护物资的医护人员超负荷工作,医护人员发病人数太多,如果不紧急采取措施,这个医院真可能会崩溃。


我们四川医疗队进驻的当天,正好有个契机,国家卫健委的一个局长来视察工作,江汉区的领导也在。国家卫健委的官员要红会医院领导讲医院面临的情况。医院领导就按部就班讲武汉市政府是如何要求的,红会医院是如何做的,收了多少病人。


我就坐不住了,抢了话,我说,我要代表四川专家组发个言,医院目前情况已经糟糕,若再不采取措施,不出三天它就会是下一个SARS时期的北大人民医院。


大几百发热门诊病人,300多住院病人,300多医院医护人员,再加我们第一批四川援助队100多人,一千多人挤在这个封闭的被污染的医院,时间长了,所有的人非被逼疯不可。


江汉区委书记就问我,有什么办法改善这种状况。我就建议停三天门诊,切断所有病人的来源,医院住院部床位已经满员了,不能再进人了,再进人只会增加交叉感染。


定点医院停三天门诊,病人反响很大,但如果不停,这家医院会废了。


区领导向市领导反映我的建议,通过了,1月27、28、29日停了三天门诊。


这三天我们做的事情就是甄别疑似病人和普通病人,把医院的污染区、清洁区整理出来。甄别病人最大的难点在于病毒核酸检测的试剂盒不够。


试剂盒检测由武汉市卫健委派人来医院取样,名额有限,1月26日全院只做了10个样本检测,1月27日增加到30例样本检测。300多病人,按照这个检测速度,我们慌了。


1月28日,湖北省领导来看望四川医疗队,我就提了核酸检测的量太少了。那之后,红会医院的核酸检测增加到每天100多份。到1月29日,我们把300多名住院的病人第一次核酸检测甄别完了,把所有检测呈阳性的安排到另外二层楼隔离治疗。1月28日,四川援鄂医疗队第二批也赶到了,大家立即整编投入到新的隔离病房战斗中。


我们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重新规划院感流程。红会医院是一个U型结构,隔离病房和普通病房是相通的,我们做了改进,把隔离病房污染区和医院普通区域隔开,要求只能单向进出,还规划了医用垃圾的存储清理路径。每天让消杀人员消杀,过道上安上空气消毒机。花了三天时间,我们终于整理出医院污染区和缓冲区、清洁区,1月30日医院再次开门了。


我们还简化了处理遗体的流程。在红会医院,按照流程开死亡证明要求有心电图。但病人已经死了,遗体是带着病毒的,这个时候还要求医护人员进到病房做心电图,会造成病毒扩散的危险。


我就改了这个流程,判断一个病人是否死亡,不是靠心电图判断,是靠医生判断。有的病人家属还想看死者最后一面,还想给他换衣服,我们也改了这个流程,家属只需要提供身份证确认死者身份就行。


办了死亡证明后,医院保安通知人来深度消杀,然后殡仪馆的人来运走遗体。有段时间,殡仪馆的运力不够,打电话通知,说很多遗体处理不过来,有时候遗体会在病床上摆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才被运走。

2


我是四川医疗队的副队长,除了做一些行政性的工作,我的主要任务是重建红会医院的ICU病房。我们进驻红会医院时,ICU非战斗减员很严重,总共十几个医护人员,四名医生中一人确诊,护士也确诊了两例,其他人还病倒了两三个。


红会医院ICU原本有三个房间九张床位,其中一个大房间是六张床位,房间中央是一个圆形的护士服务台,另有一个房间两张床位,一个小房间一个床位。


我一看这个结构不对,护士服务台在中间,病人吹出来的气体都往中间服务台聚集,对护士非常不利。也极易增加护士的感染概率。


我们就改造了ICU,呼吸科和ICU在同一层楼,我们关了原来的ICU,把ICU和呼吸科合并组建了18个床位。


1月30日ICU开始收病人,核酸检测呈阳性的病人两人放在一间屋,呈阴性的重症患者住单间,禁止家属探视。


第二天,18张床位就住满了,还在过道上加了几张留观的床位。


我有十多年重症救治的经验,最让我痛苦的是红会医院是个二级医院,抢救设备远远不够,只能上高流量氧气和无创呼吸机支持。


对于一个呼吸衰竭的病人,正常的步骤是先上高流量吸氧,接着是无创机器供氧,再接着是有创插管,最后是用ECMO(体外膜氧合肺)。但红会医院条件就只够前两种抢救。我们纵使有十八般武艺,也只能摆两板斧。


我接手ICU以来,死了五名病人,有两个年纪大的,状况很糟糕,有一个送进来6个小时后就死了。但还有三个病人,如果有ECMO,还是很有机会抢救过来的,至少可以延长生命,待他们免疫系统恢复留个希望。


病人求生欲望很强烈,试图抓医生的手,让我们不要放弃他,但是没有抢救设备,我们只能眼看着生命消逝,这对我们医生来说是最难受的。


我前后接手40个左右危重症病人,走了5个,今天有两个快不行了,还有的病患正在熬最危险的关。这个死亡率是很高的对我们团队的士气也是个打击。


年轻医生尤其受不了。他们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会怀疑自己走的这条路到底对不对。我还要做他们的安抚工作。


这些天,我到处打电话求助申请ECMO,找武汉医院的熟人,托成都、重庆的朋友,都没能弄来ECMO。


找武汉市卫健委审批,也叫我们等消息。我知道ECMO很紧缺,很难分配到我们这家小医院。


我们曾经考虑把危重症病人转送到条件好的医院去,但需要通过市卫健委批准,手续很麻烦,其他医院床位也很紧张,而且危重病人插管转移,很容易出问题。


我们意识到危重症患者只能我们自己来救。我们改造了高流量氧疗。危重病人很多都需要高流量氧疗,但是医院电压达不到,报警器经常报警。压力不够,供氧流量达不到,怎么办?


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我们在高流量氧疗设备钢瓶的旁边再加个储气面罩,同时在使用无创机器供氧多加了一条无创氧气通道,两个钢瓶供氧,加一个管道供氧,相当于三股氧气供氧,基本能把病人的供氧维持住。


我们来了之后建了一个负压室,可以抽吸气体,抽进去的有毒气体进行消毒,再释放出来。


原来的病房,是不行的。一插管,病人呼吸出来的气释放到空气里,全是新冠病毒气溶胶,会污染整个病房,对医护人员的安全构成很大威胁。(这也是非典留给医生们的血的教训)所以不敢使用有创插管。负压病房建好,病人呼吸的气可以经过消毒排放,我们就能使用有创插管。


有两名病人给我很深印象,一个活下来了,一个死了。活下来的病人是一个11岁孩子的母亲,我每天会去留观室查看,连续三次都在留观室看到那个女的,她的老公在旁边陪护,是一个很诚实的小伙子。那名女子的状况不是很好,他老公总会在旁边给她鼓劲。


1月30日ICU建起来,我就决定把她转进ICU。但是留观室在4楼,ICU在7楼,从4楼转到7楼,转运可能需要十多分钟。在这期间,怎么维持住她的供氧是个问题。当时她已经呼吸衰竭,严重缺氧,但她的意识是清楚的。她老公一直在旁边喊老婆坚持住,为了孩子也要坚持住。


看得出来病人很努力地想要活下来。转到ICU病房后,给她做无创机器供氧,她的氧饱和度从70多升到90多,二三天后能吃东西了,现在情况在逐渐好转。


走了的那个病人62岁,第一天进入ICU病房状态其实还可以,氧饱和度有90多,还可以在床上俯卧,头天晚上我去查房,我跟他说,“你情况还不错,要坚持住。”他说听我的话,还能坚持做俯卧位。


但第二天早上我再去查房,他的氧饱和度数值就很低了,给他做无创机器供氧,依然不行。我就意识到他如果不用ECMO,可能就撑不住了。到处打电话借ECMO,借不到。昨天早上他就走了。


对于危重症病人,其实我们能做的很少,目前还没有特效药,只能维持住病人的生命,等待病毒的自限期,等待他的免疫系统慢慢恢复。


我们还会鼓励病人多吃,病人的盒饭和我们的盒饭差不多,能吃补充营养,就有希望。这个过程最主要的还是靠病人自己熬,有的病人氧饱和度数值偏低,但精神状态好,比较乐观,求生欲强,就挺过来了,熬不过来的就死了。

3


我的工作状态一般是每天早上七点半从宾馆出发到医院,参加医院领导层会议,了解医院的动态和遇到的问题,帮他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我就是把红会医院当作自己的医院一样来守护。


我也会帮助他们设计一些科研课题,帮助他们去申请武汉市卫健委、武汉市科技局的一些科研课题,以联合单位的方式申请成都市科技局的课题。我希望帮助他们重新树立必胜的信心。


对于红会医院的医护人员,我也把他们当作自己医院的同事一样看待,有人感染住院了,我会去探望他,给他鼓励。红会医院护理部主任确诊感染了,我去看了他两次,我要鼓励他,让他有战胜病毒的信心。


一般上午十点,我会进ICU病房查房。我最喜欢的工作还是在一线,和病人在一起。


我每天查房,在病房里一呆几个小时,最重要的是给病人做思想工作,让他们别放弃,坚持住,战胜病毒。病人经常给我竖大拇指,我跟他们说,我什么都没做,主要是你们自身素质好,有活下来的信念。


病人的求生欲望是很强烈的,尤其老年人,他们害怕孤独和死亡,希望有人陪伴。13病床的一个老伯伯,只要医生和护士站在他旁边,他就没事,一声不吭。但只要护士离开那个房间去外面配药、处理别的事情,他就一直哼哼嚷嚷,在里面乱喊乱叫,护士只要进去安抚他,他就又安静了。


今天早上我去看他,他就挺好的,不停感谢我,他知道我们是在救他。


一般晚上七点离开医院,回到宾馆,还有一大堆事情等着我处理。我是四川医疗队的副队长,要开执委会会议,还要给年轻的医生们谈心。


今天早上有个病人走了,一个年轻的男医生和女护士给我打电话,他们哭了。他们跟我倾诉,是不是自己不努力,是不是哪个环节犯了错误?我就疏导他们,现实条件如此,我们只能全力帮助,这是医生的大义。只要是醒着的人,我们就要多给他一点鼓励,握他们的手,安抚他们,至少让他们觉得还有希望。


红会医院在这次疫情中遭受重创,我们刚来的时候,红会医院濒临崩溃,现在战斗力和信心恢复到30%,我希望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们的战斗力和信心能恢复到80%,一定有能战胜病毒和困难的信心,这也是作为医生的灵魂和信念。


我跟红会医院院长说好了,今年九月份,我会带着队员回来看红会医院,一起痛痛快快喝一场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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