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疫情通报75101例 昨天一篇医生文章的后续

注，其他省市多还没出炉，但湖北出来了，这很重要.

昨天（20日）本刊推送了《新冠肺炎死亡超痛苦　医生曝：全程清醒惨叫、逐渐窒息》一文，引起网友关注，现推出后续文章，提到了一些现场情况。

口述 | 黄晓波 （四川援鄂医疗队副队长）

1

我们是1月25日大年初一那天，四川援鄂医疗队第一批138人出征，我作为四川省人民医院重症科主任带领我们医院30人随队，接近凌晨抵达武汉。1月26日上午培训，下午进场红会医院。

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我见过紧急公共突发事件救援的大场景，救护车拉着一车一车的重症患者，很多人到医院都死了，我们是在尸体堆中拨活人，那种情况下医院也没有乱。但是1月26号看到红会医院，我有点震惊。

我们入场时，这所二级医院面临崩溃状态。红会医院是江汉区区属二级医院，规模比较小，医护人员不到400人，有300多张床位。1月22日红会医院被政府征用为第一批发热患者门诊定点医院，也是第二批七家定点收治医院之一，每天大七八百发热患者到红会的发热门诊看病，疑似患者和普通发热患者混杂在一起，整个医院都被污染了。

1月26日下午，我们去住院部查看情况，所有床位都住满了病患，走廊过道上也塞满了留观的病患，病人和陪护的家属挤在一起。

当时红会医院面临的最紧迫问题还不是这些，而是医护人员大面积感染。

1月26日，我了解到的情况时该院有30多名医护人员住院，还有30多名医护人员被隔离，将近1/6的医护人员没办法上班。

病人越来越多涌进，医疗物资紧缺，坚持上班的医院员工都缺防护服，谁也不知道自己会否是下一个感染的人。

在电梯里，三个医护人员看到我们，就哭了，说援军终于来了。当天晚上，红会医院呼吸科主任跟我打电话，也哭了，说快要撑不下去了，幸好四川医疗队进来了。

医院床位爆满，疑似病患和发热病患以及陪护家属混杂在一起；缺少防护物资的医护人员超负荷工作，医护人员发病人数太多，如果不紧急采取措施，这个医院真可能会崩溃。

我们四川医疗队进驻的当天，正好有个契机，国家卫健委的一个局长来视察工作，江汉区的领导也在。国家卫健委的官员要红会医院领导讲医院面临的情况。医院领导就按部就班讲武汉市政府是如何要求的，红会医院是如何做的，收了多少病人。

我就坐不住了，抢了话，我说，我要代表四川专家组发个言，医院目前情况已经糟糕，若再不采取措施，不出三天它就会是下一个SARS时期的北大人民医院。

大几百发热门诊病人，300多住院病人，300多医院医护人员，再加我们第一批四川援助队100多人，一千多人挤在这个封闭的被污染的医院，时间长了，所有的人非被逼疯不可。

江汉区委书记就问我，有什么办法改善这种状况。我就建议停三天门诊，切断所有病人的来源，医院住院部床位已经满员了，不能再进人了，再进人只会增加交叉感染。

定点医院停三天门诊，病人反响很大，但如果不停，这家医院会废了。

区领导向市领导反映我的建议，通过了，1月27、28、29日停了三天门诊。

这三天我们做的事情就是甄别疑似病人和普通病人，把医院的污染区、清洁区整理出来。甄别病人最大的难点在于病毒核酸检测的试剂盒不够。

试剂盒检测由武汉市卫健委派人来医院取样，名额有限，1月26日全院只做了10个样本检测，1月27日增加到30例样本检测。300多病人，按照这个检测速度，我们慌了。

1月28日，湖北省领导来看望四川医疗队，我就提了核酸检测的量太少了。那之后，红会医院的核酸检测增加到每天100多份。到1月29日，我们把300多名住院的病人第一次核酸检测甄别完了，把所有检测呈阳性的安排到另外二层楼隔离治疗。1月28日，四川援鄂医疗队第二批也赶到了，大家立即整编投入到新的隔离病房战斗中。

我们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重新规划院感流程。红会医院是一个U型结构，隔离病房和普通病房是相通的，我们做了改进，把隔离病房污染区和医院普通区域隔开，要求只能单向进出，还规划了医用垃圾的存储清理路径。每天让消杀人员消杀，过道上安上空气消毒机。花了三天时间，我们终于整理出医院污染区和缓冲区、清洁区，1月30日医院再次开门了。

我们还简化了处理遗体的流程。在红会医院，按照流程开死亡证明要求有心电图。但病人已经死了，遗体是带着病毒的，这个时候还要求医护人员进到病房做心电图，会造成病毒扩散的危险。

我就改了这个流程，判断一个病人是否死亡，不是靠心电图判断，是靠医生判断。有的病人家属还想看死者最后一面，还想给他换衣服，我们也改了这个流程，家属只需要提供身份证确认死者身份就行。

办了死亡证明后，医院保安通知人来深度消杀，然后殡仪馆的人来运走遗体。有段时间，殡仪馆的运力不够，打电话通知，说很多遗体处理不过来，有时候遗体会在病床上摆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才被运走。

2

我是四川医疗队的副队长，除了做一些行政性的工作，我的主要任务是重建红会医院的ICU病房。我们进驻红会医院时，ICU非战斗减员很严重，总共十几个医护人员，四名医生中一人确诊，护士也确诊了两例，其他人还病倒了两三个。

红会医院ICU原本有三个房间九张床位，其中一个大房间是六张床位，房间中央是一个圆形的护士服务台，另有一个房间两张床位，一个小房间一个床位。

我一看这个结构不对，护士服务台在中间，病人吹出来的气体都往中间服务台聚集，对护士非常不利。也极易增加护士的感染概率。

我们就改造了ICU，呼吸科和ICU在同一层楼，我们关了原来的ICU，把ICU和呼吸科合并组建了18个床位。

1月30日ICU开始收病人，核酸检测呈阳性的病人两人放在一间屋，呈阴性的重症患者住单间，禁止家属探视。

第二天，18张床位就住满了，还在过道上加了几张留观的床位。

我有十多年重症救治的经验，最让我痛苦的是红会医院是个二级医院，抢救设备远远不够，只能上高流量氧气和无创呼吸机支持。

对于一个呼吸衰竭的病人，正常的步骤是先上高流量吸氧，接着是无创机器供氧，再接着是有创插管，最后是用ECMO（体外膜氧合肺）。但红会医院条件就只够前两种抢救。我们纵使有十八般武艺，也只能摆两板斧。

我接手ICU以来，死了五名病人，有两个年纪大的，状况很糟糕，有一个送进来6个小时后就死了。但还有三个病人，如果有ECMO，还是很有机会抢救过来的，至少可以延长生命，待他们免疫系统恢复留个希望。

病人求生欲望很强烈，试图抓医生的手，让我们不要放弃他，但是没有抢救设备，我们只能眼看着生命消逝，这对我们医生来说是最难受的。

我前后接手40个左右危重症病人，走了5个，今天有两个快不行了，还有的病患正在熬最危险的关。这个死亡率是很高的，对我们团队的士气也是个打击。

年轻医生尤其受不了。他们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会怀疑自己走的这条路到底对不对。我还要做他们的安抚工作。

这些天，我到处打电话求助申请ECMO，找武汉医院的熟人，托成都、重庆的朋友，都没能弄来ECMO。

找武汉市卫健委审批，也叫我们等消息。我知道ECMO很紧缺，很难分配到我们这家小医院。

我们曾经考虑把危重症病人转送到条件好的医院去，但需要通过市卫健委批准，手续很麻烦，其他医院床位也很紧张，而且危重病人插管转移，很容易出问题。

我们意识到危重症患者只能我们自己来救。我们改造了高流量氧疗。危重病人很多都需要高流量氧疗，但是医院电压达不到，报警器经常报警。压力不够，供氧流量达不到，怎么办？

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我们在高流量氧疗设备钢瓶的旁边再加个储气面罩，同时在使用无创机器供氧多加了一条无创氧气通道，两个钢瓶供氧，加一个管道供氧，相当于三股氧气供氧，基本能把病人的供氧维持住。

我们来了之后建了一个负压室，可以抽吸气体，抽进去的有毒气体进行消毒，再释放出来。

原来的病房，是不行的。一插管，病人呼吸出来的气释放到空气里，全是新冠病毒气溶胶，会污染整个病房，对医护人员的安全构成很大威胁。（这也是非典留给医生们的血的教训）所以不敢使用有创插管。负压病房建好，病人呼吸的气可以经过消毒排放，我们就能使用有创插管。

有两名病人给我很深印象，一个活下来了，一个死了。活下来的病人是一个11岁孩子的母亲，我每天会去留观室查看，连续三次都在留观室看到那个女的，她的老公在旁边陪护，是一个很诚实的小伙子。那名女子的状况不是很好，他老公总会在旁边给她鼓劲。

1月30日ICU建起来，我就决定把她转进ICU。但是留观室在4楼，ICU在7楼，从4楼转到7楼，转运可能需要十多分钟。在这期间，怎么维持住她的供氧是个问题。当时她已经呼吸衰竭，严重缺氧，但她的意识是清楚的。她老公一直在旁边喊老婆坚持住，为了孩子也要坚持住。

看得出来病人很努力地想要活下来。转到ICU病房后，给她做无创机器供氧，她的氧饱和度从70多升到90多，二三天后能吃东西了，现在情况在逐渐好转。

走了的那个病人62岁，第一天进入ICU病房状态其实还可以，氧饱和度有90多，还可以在床上俯卧，头天晚上我去查房，我跟他说，“你情况还不错，要坚持住。”他说听我的话，还能坚持做俯卧位。

但第二天早上我再去查房，他的氧饱和度数值就很低了，给他做无创机器供氧，依然不行。我就意识到他如果不用ECMO，可能就撑不住了。到处打电话借ECMO，借不到。昨天早上他就走了。

对于危重症病人，其实我们能做的很少，目前还没有特效药，只能维持住病人的生命，等待病毒的自限期，等待他的免疫系统慢慢恢复。

我们还会鼓励病人多吃，病人的盒饭和我们的盒饭差不多，能吃补充营养，就有希望。这个过程最主要的还是靠病人自己熬，有的病人氧饱和度数值偏低，但精神状态好，比较乐观，求生欲强，就挺过来了，熬不过来的就死了。

3

我的工作状态一般是每天早上七点半从宾馆出发到医院，参加医院领导层会议，了解医院的动态和遇到的问题，帮他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我就是把红会医院当作自己的医院一样来守护。

我也会帮助他们设计一些科研课题，帮助他们去申请武汉市卫健委、武汉市科技局的一些科研课题，以联合单位的方式申请成都市科技局的课题。我希望帮助他们重新树立必胜的信心。

对于红会医院的医护人员，我也把他们当作自己医院的同事一样看待，有人感染住院了，我会去探望他，给他鼓励。红会医院护理部主任确诊感染了，我去看了他两次，我要鼓励他，让他有战胜病毒的信心。

一般上午十点，我会进ICU病房查房。我最喜欢的工作还是在一线，和病人在一起。

我每天查房，在病房里一呆几个小时，最重要的是给病人做思想工作，让他们别放弃，坚持住，战胜病毒。病人经常给我竖大拇指，我跟他们说，我什么都没做，主要是你们自身素质好，有活下来的信念。

病人的求生欲望是很强烈的，尤其老年人，他们害怕孤独和死亡，希望有人陪伴。13病床的一个老伯伯，只要医生和护士站在他旁边，他就没事，一声不吭。但只要护士离开那个房间去外面配药、处理别的事情，他就一直哼哼嚷嚷，在里面乱喊乱叫，护士只要进去安抚他，他就又安静了。

今天早上我去看他，他就挺好的，不停感谢我，他知道我们是在救他。

一般晚上七点离开医院，回到宾馆，还有一大堆事情等着我处理。我是四川医疗队的副队长，要开执委会会议，还要给年轻的医生们谈心。

今天早上有个病人走了，一个年轻的男医生和女护士给我打电话，他们哭了。他们跟我倾诉，是不是自己不努力，是不是哪个环节犯了错误？我就疏导他们，现实条件如此，我们只能全力帮助，这是医生的大义。只要是醒着的人，我们就要多给他一点鼓励，握他们的手，安抚他们，至少让他们觉得还有希望。

红会医院在这次疫情中遭受重创，我们刚来的时候，红会医院濒临崩溃，现在战斗力和信心恢复到30%，我希望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们的战斗力和信心能恢复到80%，一定有能战胜病毒和困难的信心，这也是作为医生的灵魂和信念。

我跟红会医院院长说好了，今年九月份，我会带着队员回来看红会医院，一起痛痛快快喝一场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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