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媒体札记 3月29日

局外人显然偏好正能量戏份，然而在武汉这座封锁的孤城当中，什么声音更能够代表他们，则不是这种看客所关心的事情。

打倒方方，是一种惊人的寡廉鲜耻

文/章北海

Loyalty Dance 忠字舞

昨天有读者要我谈一谈方方和她的日记，其实一直以来也想同大家谈一谈，然而精力有限，事情又没有尘埃落定，只好搁置。

如今日记已经完结，我也终于下定决心来为中国当代文坛日暮西山之时，还能做出的一点影响，写一点点东西。

在方方之前，中国的体制作家们，也就是作家协会的成员们，已经在公众视野里面消失很长一段时间。

方方面相很善

但骨里很有湖北人的风气

拿了雨果奖的大刘和拿了诺贝尔奖的莫言，其实都是作协作家，但是他们用不着用一个作协的身份，自己就有足够的知名度，足够在社会上行走。

各地作协剩下的作家基本处于小圈子自娱自乐，没有什么影响力和话语权，写的东西没人看，作协基本成为了一个唬人的名堂。

不客气的说，传统文学是衰微的，特别是体制内的文人地位大不如前，某地作协会长，可能这段时间还没有我的阅读量多。

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新媒体成为了风口上的猪，夺去了人们在过去一个年代里面对于作家和文学的集体凝视。

宋丹丹很想念赵忠祥

我很想念王小波

也很想念七八十年代

风口终于吹到了方方的身上，老炮作家和新媒体两相结合，威力无穷。

暂且不论内容如何，作协的功底还是值得肯定的，情绪的调动和文字的功力，仿佛让我在2月的武汉，打寒战，彻骨冰凉。

当然，人红是非多。60篇封城日记，让方方成为了一个标签和符号。爱她的人爱到不行，恨她的人恨之入骨。

说句题外话，其实我还挺庆幸我没有走红，倘若走红，也一定有人用我的旗号在网上相互攻伐，这无疑是把人架在火上烤。

作协在很多时候只是开会的工具

余秀华：开会就是大家互相吹捧一下

反对她的人说，她的消息未经查实，多数属于身边事件，如此怎么能够随便发出来?

不错，我也反对方方传递不实消息，方方也的确弄错了不少东西，比如她说护士猝死，实际还在抢救，这确实不实。

然而这样的反对显然缺乏点常识，职业记者和机构媒体们的采访，也是一种听说。假如不允许采信当事者，所有的新闻和报道，全都失去了信息来源。

文字工作者们显然无法做到100%的真实，无论是口述的采访和方方的日记，都只是我们这个年代的记录。

当时我们都生活在朝令夕改的迷惑与困惑当中，我挺纳闷儿，奢求一个老太太做到100%的真实，怎么不安排她去国家档案馆写史书呢?

倘若对于一个人的写作，对于其在公共视野里的话语，不论其影响力大小，要求绝对真实，要求像论文一样严丝合缝。只能造成一种结果，剥夺所有人的话语权，只留下一种声音。

苛求绝对真实的后果

我们已经看到了，不是吗?

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方方的反对者鲜见有湖北人和武汉人。

因为方方本质上，是湖北人的传声筒，她的状态就是大多数湖北人的生活状态，生活在狭小的房间里不能出门，继而听说某某家庭如何死人，听说某某地如何夜哭到明，明哭到夜，邻居和亲朋也可能感染，一床难求。

湖北人就是中国人和冰冷的死亡之间那道帘子。反对者们也是湖北封锁的既得利益者，这些人从湖北的牺牲中得利，避免了自己和死亡的短兵相接。

但是很显然利己主义者们不愿意听湖北人的抱怨。他们着看不见死亡和牺牲，觉得哭声刺耳，居然要反过来诘问，湖北人的苦难是不是真实，无非是自己站在干岸上站着说话不腰疼。

汉口殡仪馆

领取骨灰的长队

湖北人就生活在这种恐惧里

亲爱的读者们，我希望你们能够向普通人投入更多的关心，卖热干面的小贩，办公室的职员，也应该关心湖北人的命运，因为我们自己也只是普通人。

有的人生活在想象的胜利里面，以一种阿谀谄媚的态度拥抱触手可及的廉价胜利和他人牺牲，并引以为自身之荣耀，假模假式挤出几滴自以为高尚的热泪，从而有权在别人的尸体上分出一份蛋糕。

缺乏个人能够引以为豪的素质者，往往倾向于集体自豪。如果并非如此，他也就不至于抓住那些他和无数百万人所共有的东西为荣了。

这就造成，热衷于高喊口号，为自己增光添彩，而丝毫不为牺牲者感到共情，甚至拒绝睁开眼睛，看到那些为他牺牲的人，这种疯狂毫无疑问是可怖的。

我自认是主席的战士

但我不同意搞忠字舞

疫情以来是我一年当中写字最多的时期，赋闲在家，每日写点东西权当解闷，仅仅有几天空缺。

这也算是我的日记，每天我们都看见什么，每天我们都经历什么，每天都在思考什么。确实不够正能量，但是能量真的有所谓正负之分吗?

应该每天都挑高大全，写正能量，跳忠字舞，提振信心，搞所谓的团结吗?

新华社的廖女士倒是足够正能量，8人造谣的新闻是她发的，未见明显人传人，自我麻醉画饼充饥，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那就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吗?

调查结果出来了

我们要不要训诫一下廖女士?

不要总是站在道德的山顶上，站在上帝视角，站在完美无缺者的角度讲话，高地上风多大呀，别闪了舌头。

方方是武汉的记录者，并不全面，也不完全真实，这个记录者也不完美，利用社会关系搞过小特权。但解决办法是让所有人都站出来，都记录每天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不是打倒一个记录者。

更紧要的问题是，谁让记录者变得难能可贵，让记录的话语稀缺，让武汉这个惨烈的共同记忆的记录，成为高歌胜利的边缘，凤毛麟角的配色?

选择站在苦难的一方承受灾难的一方，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相反，高歌胜利加入一场声势浩大的合唱，可能更符合部分人心理诉求。

写的压抑，令人扫兴，惊扰了自己心目当中想象的胜利形象，耽误了自己想象当中的胜利，恐怕才是反对的理由。

可以喜欢听赞歌，但听赞歌的时候，要允许为胜利的牺牲者哭一哭，掉些眼泪。在氛围紧张，空间狭窄的今天，无疑应该保有掉眼泪的自由。

已阅

狗屁不通

还有一种反对者本着实用主义的精神，说团结力最要紧，方方的记录是动摇军心。

我接触了很多武汉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当他们在急诊一线，因为患者堆积，同事大量感染而崩溃，而痛苦，而辗转无法入睡的时候，可没见有人为他们加油鼓气，为他们鼓舞军心。

局外人显然偏好正能量戏份，然而在武汉这座封锁的孤城当中，什么声音更能够代表他们，则不是这种看客所关心的事情。

住不到床位鸣锣救母，疑似得不到确诊大量求助，丈夫自杀保全妻女，这些都是在武汉真实发生的事情，如果某人在武汉每天面对这些事实，尚还保持满身正能量，其实是一种情感能力的缺失。

远在千里当然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用些团结，稳定之类的漂亮话来捂住别人的嘴巴，用冷彻的实用主义，精致的利己主义来装点自己，作壁上观。

扁担山墓地的新坟

人应该对此感到共情

有些人认为作家只会空谈，起不到真正对于疫情的治疗效果，这是实用主义的一种泛滥。无论是治疗疫情，还是通过文字来表现武汉的灾难都是对于受害者的一种拯救。

生理的疾病需要医生治疗，心理的情感诉求也同样需要作家的笔来表示慰藉。

如果只能表达乐观的声音，社会就是危险的，可防可控人不传人，这些乐观又正面的声音给我们带来的回报是什么，我相信大家没有忘记。

批评方方不够真实，当然可以，但是打倒方方，越等于是捂住湖北人的嘴巴。我们因湖北的牺牲而保全，怎么能慷他人之慨，要求灾难中心的牺牲者们，不许掉一滴眼泪?

反对者们无非是要求湖北人挺胸抬头，精神昂扬斗志百倍迎接死亡;是要求湖北人死的好看，死的坦荡;是要求湖北人死出风格，死出水准。

总之，是嫌别人死得不体面，给自己丢人，这是一种惊人的寡廉鲜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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