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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网上对方方的话语攻击？

我爱着蓝色的海洋 2021-01-15

攻击和伤害，从来不会真的解决问题。它只是人在发育早期，身心羸弱阶段形成的防御，是低级的心理防御。

方方日记风波中的攻击者，都是在攻击自己

文/关军

不时有朋友和我探讨方方及其日记引起的纷争，我都是尽量绕着走。泛道德化的、反逻辑的、反常识的争论，争的已经不是道理了，为什么要参与?在我看来，那是一种灾后应激反应的延续。

倒是一系列风波折射出的众生百态，世道人心，让我非常乐于去观察，去琢磨。

难得有这么一个堪称经典的样本，它是多棱镜，光怪陆离，我只想取其中一个侧面，说说纷争中的公众心理。

为了还原一段心路历程，请调匀呼吸，我们一起回到方方最早写日记的那个时间点，1月20日左右。在那之前，人们对新病毒的威胁所知极少，是“情绪稳定的人民群众”。转瞬之间，天地失色，武汉封城，湖北冻结。全国范围最高等级防疫，前所未有的经历，更不要说战争一般的画面与死亡数字了。在心理层面上，这些构成了一个群体创伤事件，处于中心的人尤其严重。

在这样的灾难面前，人们面对的是巨大的不确定性，而且人与人之间必须保持物理隔离，自由度大大受限。恐惧、焦躁、哀伤、愤怒......各样的情绪开始蔓延。

要知道，人的心理机制是趋利避害的，是不愿意直面自己的负面情绪的，要把它精确表达出来，则更难了。就在这时，一些人注意到了方方日记。它也是受困者的视角，记录的是一个武汉市民的焦虑、无助、疑惑、期盼。

方方之前的名气仅停留在文学圈，这是一个刚刚合适的身份，既不是全然的普通人，又不是超级明星。她琐碎平实的记录，让那些读者觉得，竟然有这么一位“接地气的作家”，写出了我们的感受，替我们表达，替我们成为更敢于面对苦难的疫中人，于是潜意识里，愿意把她视为特殊时期自我情感的投射对象。

在负面情绪堆积如山的时期，很多人对方方是有心理依赖的。我的一些朋友，要么熬夜，要么起早，非要等到每天凌晨的日记发布，等到那个共振体验。

总体而言，方方日记里的确是有不少负面情绪。那么，负面就有错吗?它不真实吗?显然不是。既然这样的日记热度不断攀升，谁也无法否认，它在当时呼应了很大一个群体的心理需求。

这种需求当然不是人皆有之。同在武汉的知名心理学学者曾奇峰就说，他读了一点方方日记，不想接收太多负面情绪，就不读了。他也避开了其他的一些相似信息。曾奇峰安静地走开，他并没有说，方方你怎么总传递负能量?想必他知道，那是方方的自由，而且是心理疗愈的一项重要任务，因为它不正是会帮助负面情绪得以释放或消解么?

任何个体表达，读者都应该秉持“不喜勿喷”的准则，你非要不舒服地追着方方的负面情绪，又生着气骂着街加剧不舒服，那就是受虐了。

选台遥控器你一直攥在你自己手里呢，请记住这一点。

在60天的旅程里，日记读者以百万千万计，有些人始终追逐，有些人偶尔看看，有些人中途离开。人的心理需求是不同的，对吧，谁又能说，方方日记作为一种替代性表达，对于那么多认同它的人不曾起过抒解作用?

事态总在变化，情绪也一样。最初的恐惧有所缓和以后，它不再是首要的心理危机。潜意识里，曾经的恐慌、怨怒、无助逐渐被自我看到，对于许多人而言，这无异于新的心理危机——他不愿意自己有过种种如此“不堪”的情绪，得把它们否认掉，或转移出去(另一种否认)。这种否认，在一些对方方“反水”的武汉人身上尤其明显，我甚至看到有人说，我们如此热血，如此坚强，如此乐观，哪有过你写得那般混乱不堪?

还有一类否认也不要忽略：绝大多数中国人，平时接触的信息里，很少包含对公共服务的批评，算是岁月静好派。但是在疫情之初，这样的批评信息爆炸式地冲击而来，社区的无序，医院的失职，官僚的低能，凡此种种，删也删不尽。而删这个现象本身，还加剧了人们对公共空间的负向认知。

要知道，未经修炼的人，是无法长期处于负面情绪之中的，无论是自己的“不堪”还是身处环境的“糟糕”。它们暴露到一定程度，人就会本能地抗拒，逃离，甚至反向形成，好让自己沉浸在积极的部分，那可称颂的部分。同时，会更在意群体认同，强调群体的伟大(比如它的制度、智慧、传统医学等等)，而认同群体也意味着认同自身。

这个状况下，方方日记就可能“碍眼”了，不被群体心理需要了，尤其到了湖北和武汉解封以后，人之常情是回到常态，回到心理舒适区，现在要密封的，是武汉封城76天里的惨痛记忆。

回顾方方的60篇日记，虽也有情绪波动，但总体上是稳定的，没有认知或情绪上的大起大落。正是由于这个参照物的相对稳定，把疫情期间群体心理的起伏甚至于翻覆，呈现得格外“生动”。

随着疫情在国外蔓延，新的焦虑源产生了。一方面，是害怕国内情势再度失控;另一方面，也隐隐地担心，会不会要承担某种责任。一些民众和媒体质疑特朗普，嘲笑群体免疫，猜测美国是病毒源头，都是在以攻击的方式对抗新的焦虑。

而方方日记的海外出版计划，恰好触碰了那个“责任焦虑”(有必要强调一下，害怕担责与实际负有责任完全是两个概念)，也暗合了否定方方的情绪。我从不怀疑，人都是有深层智识的，那个潜藏的智慧既明白“岂有文章倾社稷”这类常识，也明白方方没本事授人以柄，可惜，那些攻击方方的人把这些遮蔽掉了。攻击她是正当的甚至高尚的，也是安全的，这才最重要。

这样的攻击欲求，在一些人对方方日记形成心理依赖的时候就在累积。不要为此感到惊讶，不健全的人格，很容易在非理性认同与非理性否定之间波动。

最艰难的时期，太多的人在方方那里寄托了太多的认同与依赖，到后来他们划分为两个阵营，激烈对峙。一个要否认，一个要维护，在维护阵营中，也有人把对自身的不满表现为攻击性。

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投射性攻击，就是把不愿面对的一部分自我，投射到另一个人身上，把自我否定转化成对那个人的否定。当然，也有的攻击不具有投射意味，直接把针对自己的负面情绪(攻击)转移到别人身上。在现代心理学看来，对他人的攻击，其动力都是对自己的不满。换言之，所有的攻击本质上都是指向自己。

方方日记引起的巨大争执甚至人群撕裂，让我觉得，其疫情后期的解压阀效应，相比于前期的替代表达效应和心理认同效应，甚至还要大。人们充满无助感，又必须对抗灾难，很容易发生情绪的转移，为发泄寻找“替代物”，比如在单位受了领导的气，回家拿家人撒气。这就是一些不看方方日记的人也加入纷争的原因。

我看到一段评论，有没有道理，请自行判断：“对于此次疫情，你憋了一肚子的火：很多人很多事你不敢骂，但你敢骂方方和方方的武汉封城日记;很多人很多事你不敢骂，但你敢骂那些骂方方的人。一个方方，数十篇‘日记’，一下子稀释甚至几乎掩饰掉了中国社会的共识危机。”

一个疫区受困作家和她的日记，跨越多个阶段，客观上成为了全民宣泄情绪的载体，也有人称之为公众的“心理呼吸机”，真的是奇观。

微博上，方方对非议、攻击采取了对抗的方式，看上去充满战斗的气势，也可以认为，她内心里可能也有着极度敏感、不容侵扰的部分。

在心理学层面，我对方方有一种好奇——是什么样的成长经历和认知过程，让她以超乎常人的强悍去守卫她的安全边界?

但也仅仅是好奇。我不会评判她的心态，性情，更不会妄议是与非——因为我没那个权利。

观看众生，观看方方，我也喜欢反观自身。疫情爆发期，我一反近几年的常态，又参与了一些公共话题，这当然属于公民的本分，可有些时候，会超越理性表达，不知不觉就冒出攻击性情绪，作为一个心理学研习者，我须对此保持警觉。我告诉自己，哪怕监督公权力，也不是我释放攻击性与恶意的借口，而以攻击的方式与人争论方方的是非，更是不可取。

我之前在今日头条的一篇专栏文章里谈到，在重大危机来临的时候，每个人的心理防御机制都会充分调动。这很正常，只不过，你不能对某些心理防御机制过度使用，或形成依赖，比如否认、投射、攻击，这会扭曲你对真实内在的觉察。

攻击和伤害，从来不会真的解决问题。它只是人在发育早期，身心羸弱阶段形成的防御，是低级的心理防御。

这篇文章会冒犯到谁吗?希望不会。还是那句话，要是谁因之而心生愤怒，那愤怒也是指向他自己。

不过，这样的情况也最好不要发生，所以我要再多说几句。在我这里，攻击并不是一个与恶有关的评判。除了佛陀和神仙，人都有攻击性，不然还不得憋闷得炸裂。我只是想提醒，请爱惜自己，请为你的攻击能量找到合适的方式、方向，否则很危险，要知道，过度的自我攻击，就成了抑郁症，过度的对外攻击，就成了狂躁症或“恶棍”。

不妨试试另一些途径，比如以幽默自嘲的方式“攻击”自我，或是以无害的替代形式释放攻击欲(比如竞技运动)，在心理防御体系里就成为“升华”，它绝对是一个好词儿。

各方人士，包括我自己，在为方方日记各种激动之后，是时候冷静一下了，借这面有广袤国土那么大的镜子，照一照我们内在的自己，争取丰富一下自我认知。如此，那些打过的仗，即便不美好，也还是有意义的。

我在北京，祝方方老师安康。

(注：有组织的攻击，不在本文的探讨之内。)

【作者简介】

关军：七零后。前媒体人，写过几部长篇非虚构作品，曾在网易主持搭建写作平台“人间”，目前做一些写作与心理健康的跨学科研究。

牢记安全与质量事故的“四不放过原则”：事故原因未查清楚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未受到处理不放过，事故责任人及周围群众未受到教育不放过，未拟定纠正及预防措施不放过。

支持方方，就是在帮助我们自己

文/雁南飞

我是一名长期在武汉工作的工程师，平时很少写文章，但是这次忍不住想写些什么。我想，可能既是为了支持方方，更是为了我们自己。

因为，在这件事中，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其中，不可能脱离。

我一直相信环境能影响并改变人。就像武汉市有众多的高校，每到春季，常常会看到有学校报道：某院系多人留学深造，某寝室”五朵金花”全部考研或保研成功。但与此同时，肯定也有不少寝室的一些同学成天打游戏，甚至荒废了学业。年青人受周围环境的影响非常大，对常识的认知也是一样。网上方方日记中的的几篇及“交代”访谈，还有一些支持方方的学者写得很好的文章，不少都被删除了。如果我们仍然选择默不作声，那么将会把舆论环境拱手让给了那些不安好心的人。

多年前，我从家乡湖北仙桃来到武汉上大学，七年后，我研究生毕业，留在了武汉一家设计院(工程公司)工作至今。这么多年里，见证了武汉从前些年满城挖的“大工地”，到如今的现代化大都市。也曾抱怨武汉的酷暑寒冬、修路堵车，但无论武汉如何变化，我都和方方老师曾经说过的那样，一直深深地喜爱着武汉，我们大江大湖的大武汉。

我曾多次短期去过欧洲的一些国家进行交流与合作。公司的业务遍布海内外，因为工作需要，我时常会去各地出差，也因此结识了不同国家的一些朋友。项目结束后，有的朋友也会继续保持联系。我曾在国外工程项目的工地上工作过较长时间。第一次是2011年在越南最南端，呆了近一年。第二次是2018年在埃及的沙漠中，呆了将近半年。对于这种长时间的出差，公司会安排我们每隔些日子，就回国休假一段时间。

每到一个地方，工作之余，我都非常喜欢与当地的年青人交朋友。这些工程师们受过良好的教育，英语很好，年青人的兴趣爱好也相似，沟通起来非常畅快。我们常常会从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谈起，到婚恋情况、家里婆媳关系、小孩抚养、社会风俗习惯、政府的优缺点等等，几乎无所不谈。

在与这些国外朋友们的聊天中，我能深深感受到他们对各自祖国的热爱，有时候也会有对政府一些做法的忧虑，以及对其它国家的缺乏了解。人的时间精力有限，工作之余，大多数人都只关心着自己的事，身边的事，和自己祖国的事情。其实我们自己也一样，独处的时间，常在网上关心着国内的各种新闻。这次武汉发生了严重的疫情，国外的朋友们非常关心身处武汉的我，发来消息叮嘱我照顾好自己和家人，安慰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在这些出差经历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有这几次。

一次是越南工程师Hung与我谈论起”中国制造”。Hung说身边的东西很多都是”中国制造”，他们的项目也是由我们这些中国工程师带领着，而这些在从前，只有欧美日公司才能做。聊着聊着，突然他来了一句“Chinese is great!(中国人真棒!)”，我在一旁听了，心里觉得特别自豪。

还有一次是在2018年春季，中国驻埃及开罗大使馆的参赞去工程项目的工地上看望慰问我们这些中国工程师。他当时谈了了不少，但是那句“每出一次国，就会更爱祖国一分”给我印象最为深刻。是啊，长时间驻扎在国外工地，休息时间，大家思念的还是国内的亲人，关心的还是国内的新闻热点。回国后，连看到街边一排排中文的广告招牌，都感到特别亲切。

还有一回是与意大利、埃及的朋友们在一起聊天。聊着聊着，埃及朋友Mohammed开始吐槽埃及政府的一些缺点，意大利的小伙子Riccardo也说了一些意大利政府的不足。我有点儿惊讶，发展中国家百废待兴，批评政府还可以理解，怎么来自发达国家意大利的Riccardo也会对政府有这么多意见?Riccardo解释道，无论是发展中国家或者发达国家，每个政府都有自己的问题，都需要民众和媒体去监督。

这让我想起在武汉开车上下班时，车载电台里“中国之声”男主播经常会有的浑厚声音：“每个人都有缺点，每个社会都有不足，每个国家都有待改进。” 既然都有缺点和不足，就更需要我们每个人去批评它，监督它。

经常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如果你觉得这个国家不好，你就去建设它。良心讲，我确实是在建设它。每天早上天刚亮我就离家去上班，等我下班回家时，天早就黑了。用我妈妈的话说，我现在这状态，比我中学读书时还辛苦。但是我并没有觉得辛苦。我觉得，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能为社会做一点贡献，心里很充实。

与此同时，爱这个国家，并不意味着就不能批评它。正如我出钱给了小区物业，物业服务得不好的地方，我就一定要指出来。作为纳税人，我依法纳税，如果吃财政饭的政府工作人员有工作不到位的地方，我也应该义不容辞提出我的意见来。这既是为了自己的权利，也是为了社会更好的进步。

关心国家，监督与批评政府，是因为爱着身边的人、爱着我们这片土地。就像我们会鼓励与批评自己的孩子，但是对邻居的小孩，看见好的当面夸奖，看见不好的，一般除非冒犯到了我们，几乎都不大会去批评。孰亲孰疏，不言而喻。

回到疫情的话题上来。这个春节假期我本来是打算回仙桃老家陪爸妈过年的。但是，元月23号早上起床就看到了封城的消息，虽然当时我们还有时间在截止时刻之前自驾出城，但是想了想，我还是决定留下来，与武汉共担当。

这是我自己整理的我这名普通武汉人在元月里，疫情初期武汉封城前的一些日常。

元月初

新闻中有“八位网友”造谣。我没有在意。因为网上有人说了，SARS之后，中国已经建立了先进的预防机制，武汉也有技术领先的P4实验室，疫情不可能会在武汉发生。

元月中旬某晚

同事的夫人是武汉市一家医院的医生，那晚在医院值班时给同事打了个电话，让他把小孩尽快送回江西老家。当时我正在跟同事一起加班，接完电话后他就跟我说了，武汉发生了肺炎，情况可能会像SARS一样严重，劝我也把小孩送离武汉。但是我仍然没有听进去。哪怕香港的管轶教授来武汉考察后说武汉的疫情起码比SARS十倍起跳，我也跟很多人一样，觉得不至于有他说的那么严重。毕竟我听到的官方新闻里专家说得斩钉截铁，“可防可控”，未发现人传人证据。

元月18日，农历小年

我们开车从武昌去汉口湖锦酒楼参加聚会。这还是我们在去年7月就预订的位置。湖锦酒楼非常热门，不提前几个月根本订不到。那一天，汉口的大街上车水马龙，一如既往的繁华。虽然后来才知道，当时不少医院里的病床都已经住满了。但是在大街上，我并没有看到有多少人戴口罩，酒店里好几对婚宴和团圆宴，尽是一派喜气洋洋迎接春节的景象。聚会上朋友们谈笑风生，都是各自的事情，我没听到有人提及肺炎疫情。

现在想起来，那天我幸好是自驾去的汉口，如果乘地铁，还说不清楚会不会就染上病了。

这些年里，我养成了看 MSNBC Nightly News 的习惯，最初是为了学英语，后来成为了解外界的一个窗口。那天的新闻里说，元月17日起，美国三大机场以及美国CDC工作人员开始针对来自中国武汉的旅客进行检查，中国周边国家相继报告出现疑似病例，但是武汉从官方报道上来看，却并没有多少新增病例，病毒还被网友们开玩笑称为“爱国病毒”。

元月19日

我乘地铁2号线去光谷广场参加小孩培训班年底公开课。地铁上很少看到人戴口罩，培训学校里坐满了家长、老师和孩子，也几乎没有人戴口罩，更没有人讨论肺炎疫情。各班的老师们忙着在征询家长春节假期期间孩子的上课安排。

元月20日

钟南山院士告知“人可传人”。

元月21日

上午开始上班前，有些同事还在办公室讨论春节假期的外出旅游计划。在微信同学群里面，外地的同学焦急地询问是否应该回武汉，而我们身处武汉的同学还在开玩笑说，“外地人以为武汉是疫区，武汉人以为汉口是疫区，而汉口人呢，在开开心心地办年货”。玩笑话虽然是这样说，我们还是建议同学尽量不要回来了。

这样复盘看来，初期疫情政府对人们的预警确实是严重不足的。

突然就封城了，家里都还没有置办多少年货。但是我们还是决定尽量不出门了。很快，小区里就有了确诊病例，还有一些疑似病例。早餐我们就下面条和鸡蛋，中午就一个菜，晚上再稍微多做点。那些天确诊人数持续在增长。就这样一直坚持到了正月十五，家里实在没有菜了，我们才第一次出了小区去超市买了一次菜。

就在正月十五那天，我们住的楼栋里也有邻居确诊了，但医院都没有床位，需要社区帮忙报告给医院，排队等待，方舱医院也因为他超龄不收，只能在家隔离。邻居们帮他打了各种求救电话，市长热线、社区、居委会、区政府卫生部门等等，但是没办法，只能在家等待。社区为了保护病人隐私，不会公布是哪一户。有些邻居们开始陷入恐慌，担心会不会传染给自己，也担心如果自己染病会不会也会是这样的无助。有的邻居甚至都不敢出门下楼去扔垃圾。

封城后，微信朋友圈开始陆陆续续有同学和同事转发方方日记。我听他们说，日记出来了必须要立即看，要不然第二天起来再想看，有的篇就已经没有了。他们还说，越是被删，看的人等的人就越多，大家也就越要第一时间转发。

我一开始忙着别的事，并没有去追方方日记。到了二月下旬，在网上看到了批评日记的帖子。我出于好奇，特地去看了几篇日记，一下子就被吸引了，写得太好了!于是我特地去找了以前所有的日记都读了，也开始加入了每天凌晨守候等待方方日记更新的队伍里。铺天盖地的新闻中，我似乎只能在日记中才能感受到真正的人情味，能体会到我们武汉人共同经历着的悲欢。

二月初，在方舱医院建立之前，一位已经回河南老家过年的同事问我，为什么每天电视与报纸新闻报道里面，形势都是一天天向好，但是网上来自武汉的一些消息却让人如此揪心呢?我告诉他目前武汉的情势确实还很严峻，有的人病得已经很严重，却无法确诊，有人确诊了，却无法顺利入院治疗。

人们都想要了解真实的情况。这也可能也解释了为什么新华社湖北分社的模范记者廖君两个多月里发了几百篇报道都没有吸引多少读者去看，而方方老师每天的武汉日记，却被老百姓争相传阅。有时候，我觉得那天的情况似乎还好啊，可是，读当天方方写的日记却仍然感到有压抑。我想，哪怕是封在城里的武汉人，每个人的经历也都不一样，朋友圈信息等来源也更是不同。方方老师作为一名成名作家，她接触到的消息来源比我们一般人只会更多。哪怕因为某种原因她无法都写进当天的日记里去，也会影响她那天的心情。其实我想，不喜欢日记的人选择不看就好了，但是进行人身攻击、抹黑造谣，这些做法实在是太让人感到不齿了。

疫情期间，武汉本地的医护人员一直在负重前行，与外地等援汉医疗队在一线战斗;清洁工人师傅们一直在坚守岗位，快递小哥们也一刻都没有停过，为武汉人送这送那。他们，还有民警、社区工作人员、下沉干部、志愿者们以及世界各地为武汉捐款捐物的留学生和华裔等，方方老师在她的日记里也都有记录。援汉医疗队撤离时，武汉人自发地为他们送行。有位邻居在微信群里说：“有些感恩，不需要开展教育，不需要组织发动，更不需要警察上门。” 有好几位邻居给他的话点赞。确实，他也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们武汉人，是爱憎分明的，知道该感恩谁，该追责谁。

我们公司由于项目任务紧，早早就安排了员工在家远程办公。我作为一名工程师，隔离在家不外出，远程办公也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社会出一分力，我觉得很光荣。

对我们工程师而言，安全与质量是最为重要的。近年来各地的安全与质量事故频发，回头看，基本上都是因为管理不善，没有严格执行安全标准。

我们工程界对于安全与质量事故有“四不放过：

事故原因未查清楚不放过;

事故责任人未受到处理不放过;

事故责任人及周围群众未受到教育不放过;

未拟定纠正及预防措施不放过。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做法。其实我们的社会治理也可以借鉴这种方法。认真地反思，总结与追责。

有网友说湖北与武汉已经换帅了，也免职了一些干部，为什么还揪着不放?但是我们武汉人想知道，他们到底是因为防疫不当而免职呢，还是抗疫不力而免职?这其中的不同要搞清楚。另外还有其他的责任人呢?那些人都找出来了吗，查办了吗?新的预防和纠错措施有了吗?如果再有下一次的危机，“吹哨人”的声音能够发的出来吗?归根结底一句话，如果真的再来一次，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可以避免悲剧重演吗?

随着武汉的解封疫情的好转，我们也返岗复工了。这些天来，感觉武汉人明显变了。邻里们能更体谅，邻居群里谁家有点难处，马上就有人出来帮忙;物业费交得也爽快。路上的小汽车没有原来那么多争抢车道的了;同事之间工作沟通起来，似乎也少了一些风风火火，多了一些平和。我在想，随着疫情的消除，天气变得炎热起来，武汉人会不会又恢复到从前“火气大”的常态里呢。

若干年后，回想起2020年初的这场疫情，我希望我们不仅仅记得李文亮医生、艾芬医生、作家方方，医疗队以及匿名的英雄们。我更希望，我们也能实现李文亮医生生前所说的那句话：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支持方方，就是在帮助我们自己。

我在武汉，祝方方老师安康。

【作者简介】

雁南飞：八零后，华科校友，高级工程师。生活在武汉，热爱工作，喜欢读书跑步。方方日记读者与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