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最新回应：关于日记所引发的读者的疑惑、质问以及其他附带事项。

这世上如果没有我自己的一份详细说明，或许那些肮脏的东西，就会成为永远的痕迹。

关于：说在前面

文/方方

很多朋友都劝我什么都不要再写了，让时间来证明。明白你的人，终归是明白的。但是，我是洞悉人性的。就算时间过去了，那些泼在我身上的污垢，其实还是留在这世上，留在不明真相者的疑惑中。而那几个仇恨我的人，依然会用各种卑劣的方式发泄他们的仇恨。所以我想，这世上如果没有我自己的一份详细说明，或许那些肮脏的东西，就会成为永远的痕迹。

我不愿意这块污垢贴在自己身上。所以，无论人们听，或是不听，我能说明的，我尽可能在此明说。正是有了这样的想法，我从前天起，将微博评论只留给我关注的人。我要减少那些喧嚣，安静地再做一次记录。

这份记录的名字，叫《关于》。关于这本日记所引发的读者的疑惑、质问以及其他附带事项。当然，也有关于极左的问题。

这是我早就想写的一份东西。上次财经记者采访时，我已经说了一些，但是，它很快被删除。我并不太满意那个采访，因为，它在发出之前，已经删了又删，记者尽了全力，但仍然难以原样照发。由此，我的表达，既不详细，也没尽兴。纵是如此，很多人还是没有看到。

很有意思的是，那篇采访，虽已删到极简状态，但毕竟给了我说清很多问题的机会，比如什么小产权别墅和六套房子之类。此后，质问这一问题的人明显减少。所以，我认为，对于这样一场针对我个人的污名化风暴，只有我自己来诚实面对，直接说明，理性表达，才是最好的沟通途径。毕竟，愿意让自己永远处于非理性状态的人是少数。

尤其现在，那些攻击我的人以团伙方式，在网上“人肉”支持过我的一些朋友，对他们发起围剿。所以，我想，还是由我自己来面对吧。

其实最重要的、也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事，即：引发这一系列的事件的唯一原因，就是我在封城的日子里，作为受困于城中的九百万武汉人之一，写下了六十天的记录。

所有针对我的、或是针对他人的攻击，都因这本日记而起。所以，我清理了一下那些质疑内容，以尽可能的耐心，再次进行说明。也为自己的人生作一份备忘录。

一、关于日记

武汉于元月23日封城。

元月25日即初一那天，《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通过微信找我约稿。下面是我与程永新的对话记录：

程永新：方方老师，全国都关注武汉的疫情，封城之后武汉人的生活状态，我们想组织几个作家，写个“封城记”，就写写日常生活，面对疫情灾难的态度，不知方方老师有兴趣吗?

我：我不能确定。我先记录着再说。

程永新：好好，过段日子再来扰叨。其实面对疫情的人生况味是有意味的。

我：是呀，今天还在说，有这样的经历，才能真正体会到人心惶惶。

当时的武汉，虽不像封城前后几天那样恐慌，但还是有不少坏消息流传。这天是大年初一，我女儿在她自己的住所隔离，她的父亲在上海住院，疑似感染。我们分开，各自过年，我几乎没有心情写作。所以，当时我并没给程永新一个确定答复。但也觉得应该记录一下。封城，毕竟史无前例，而我人在城中，本应记录。

就这样，我上了微博，写下了第一篇。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的微博能不能用，特意问了一声，能不能看见。在这一篇里，我明确地写了程永新约稿《封城记》一事。

因为不是写日记，也不是写文章，只是想将疫中所见所闻记录一下，所以我写得很随便，并且也没有打算天天记录。初二就没有记，初三则记了两篇。因为心里想着只是记录，以后再写文章，所以写得很随意，也没有好好检查，经常出现错漏字。我自己还小小地自责了自己，也有读者教我怎样在微博上修改错漏字。

为什么后来被叫作日记呢?印象中是在我写到十来篇时，某个热心的读者将我所有零散的记录汇集一起，取名为《方方日记》，又或是叫《封城日记》。我记不太清了，大概是这两个名字中的一个。而到了那个时候，我也差不多算是一日一记，于是就接受了“日记”这个说法。

重点是：

1、它是《收获》杂志约稿，而不是所谓美国出版社“约稿”;

2、它最初不是日记，而是为写《封城记》所作的记录。所以，它没有像日记一样“放在抽屉里”。

对我而言，武汉就是一个大现场，我本人正在这个现场之中。我也是整场灾难的受难人之一，我能真切地体会到疫情带给人们的恐惧和伤害。很多事情就发生在我身边，在我肉眼可见的范围内。

关于听说

文/方方

你都是听说的!这是对我的日记质疑最多的一句。感谢大家对于真实性的追求，也感谢大家对记录素材的高标准要求。

既然是记录，我当然也要尽最大努力追求其真实性。但是，从一些人对我的指控中可以看出，他们根本没有稍微完整一点地读过我的日记，有人恐怕连一篇也没有读过。他们只是被某几个公众号的观点所诱导，即：你都是听说的，所以你是瞎编;你根本没有去现场，所以你是虚构;你是“足不出户”，你是“道听途说”。所以，你写的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既然不真实，那你就是造谣。

这得对现代通信和互联网多么不了解，才会轻易接受这一观点，并得出如此结论。它甚至经不起一句反问。在他们看来，每一个人，都必须实地调查，才可能会有真实。那么，如果我反问一句：你们并没有到我家查看，又是怎么知道我“足不出户”?或者怎么知道我“道听途说”?很显然，你们是从网上得到有关我的信息。既然你们可以从网上得到我的信息，我同样也能从网上得到他人的信息，是不是?这个道理真的很简单。

对我而言，武汉就是一个大现场，我本人正在这个现场之中。我也是整场灾难的受难人之一，我能真切地体会到疫情带给人们的恐惧和伤害。很多事情就发生在我身边，在我肉眼可见的范围内。

是的，我的确没有去也不可能去到一些小的现场，但我仍然可以完成我的记录。比方李文亮去世，我不在中心医院，我可以写他;方舱医院，我从没有去过，我同样可以写;公务员下沉社区，我不曾实地采访，这也毫不妨碍我写下他们。还有警察，我并没有出现在他们的工作地点，但通过现代通讯采访，我照样能知道到他们的情况。其实，很多记者的采访也如我一样。比方他们采访医生抢救过程，不可能人在现场，只能听医生陈述。正像很多记者通过网络对我采访，他们也没见到我本人。你不能说这样一类的采访是假的，或者这就是谣言。我想，这应该是个常识问题。

更何况，在封城期间，我这样的人，在得到信息方面，或许有着比别人更多的便利和优势。

毕竟我在武汉生活了六十多年，小学中学大学，当工人当记者当作家当主编，我认识的人生活在武汉市的各个层面，这些人很多都在我的微信朋友圈和我的通讯录里，我要知道信息很难吗?

试问一下，一个人，他对自己熟人讲的实话多一些，还是对记者讲的实话更多一些?包括官员，他们在台面上对着记者讲的实话多，还是跟自己相熟的人讲的实话多?这些不也都是常识?

尤其当我的日记被无数人读到之后，主动向我提供信息的不知道有多少。这些信息的提供者，全都有名有姓。提供的内容也几乎就是他们自己亲人的近况，或是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现代通信和互联网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众多读者可以足不出户，通过网络，夜半三更读到我的日记，或是几天之后，可以知道我写了日记。而我，自然也完全可以足不出户，通过网络，获知八方信息。

当然，这里我还是可以详细地说说我的信息来自何处。

第一，来自官方每日通报的疫情实况、疫情地图和各种媒体的报道;

第二，来自医生朋友。后面我会详细讲述医生朋友的情况。有一位医生朋友经常会告诉我最新的疫情进展和病人医治状况，我也会向他以及另外几位医生朋友提出一些人们关心的问题;

第三，来自朋友圈的资料和朋友们传来的视频音频，其中有很多是大家看到过的;

第四，直接来自亲朋好友，邻居同事，同学熟人各自的信息;

第五，我自身经历和亲眼所见，这应该是我记录中的最大部分。

这样算来，除了第一和第三条，算是间接消息，其他的，都应该算作第一手信息。比方，我邻居的表妹去世，我好友的兄长去世，我自己的同学去世，我哥哥告诉我小区团购的情况，同事记录其下沉社区的实况，等等，这些都是非常直接的消息。每一个人都能点出真名实姓。而这些，大多记者都难以了解得这么细微，媒体也不需要有如此详细描写。但我的角度不同，所以我记录。

至于为什么不写那些人的名字，其实，唯一原因，就是担心这些人受连累。在湖北，人际关系复杂，我不愿意给同事和朋友添加麻烦，所以全都虚写，避免透露具体信息。

到目前为止，真正被某些人说成是“谣言”的，只有所谓手机照片和梁护士一事。而这两件事，我已经有过多次说明，近期，我还会就此专门细说。

我自己曾经更正过两条：一是王广发医生为第二批来汉专家，我曾写成第一批，但他来过武汉这一核心内容不错;二是雷神山医院被大风吹跑几片屋顶，我写成了火神山医院，但确实有大风跑掉了屋顶的事实不错。

除此外，还有什么失实之处呢?

在今天这样一个互联网发达时代，还有人说我足不出户得到的信息都是假的，说这话的人，是真对互联网的强大能力不了解吗?而那些比我对互联网懂得多得多的人也以此为武器来攻击我，他们到底是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我对财经记者采访中说过的那句话：不在于听说或是朋友说，而在于我所说的事情是不是真的。

重点是：

1、某些人说我全是谣言，但这么多天来，根本没有人具体指出过哪一点内容失实（所谓手机照片和梁护士之事，另外细说）；

2、所有记录只有很少的小误差，而在即将出版的书中，已经做了订正。

幸亏当初警惕了一下，不然，他们全都将被我连累。现今想来，真是有万幸之感。

三、关于医生朋友

文/方方

毫无疑问，我的微信朋友圈里是有医生的。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大多都会有几个医生朋友，一旦有病疼，方便及时请教。

封城之前，民间流言汹汹。元月18日，我向一位医生朋友询问关于“武汉肺炎”(当时就是这么称呼)一事，想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谣言。医生朋友明确告诉我：不是谣言。同时也叮嘱我：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尤其不要去医院，出门要戴口罩。

得悉医生朋友的信息，我即从元月18日起，开始戴口罩。封城后，情况越来越紧急，有一天，突然收到医生朋友的留言，内容是：“多多保重。不要出门!不要出门!不要出门!”那几天正是疫情最严重的日子。我将这个内容写进了我的记录中。

在记录的早期，我并没有怎么打扰医生朋友们。忽有一天，我收到上海一位编辑朋友的留言，说他们有一批口罩，想要捐到武汉，不知道能不能帮忙联系到接受单位。我即向医生朋友询问，但他告诉我，说他们的医疗用品已由政府负责，且说现在交通不便，接受有难度。我随即将此情况回复给了上海的朋友。好在上海那边，也已经通过另外的渠道联系好了接受单位。

在与医生朋友的交流中，知道他正在组织志愿者，马上奔赴武昌一线。那个阶段中的医生们都比较忙，我也没有再去打扰。直到2月3日，在我记录了十天之后，有不少人向我询问疫情的更多细节。我想还是由更知情更专业的人来讲解一下更好，于是我与医生朋友联系，并且告诉他说，我正在写微博，很想知道更多的武汉疫情的状况。这一天，医生朋友向我介绍了疫情不容乐观的情况，还提到“紧平衡”这一词。这应该算是我第一次对医生朋友采访吧。也是在这天，我把从医生朋友那里了解的情况，归纳成五条，写进了日记。这些内容的增加，让我的记录更有价值。

我日记中提到的医生朋友最初是两位，写到一半以后，变成四位。一位是我的老朋友，许久没有联系，看到我的日记，给我打了一个漫长的电话，然后又互加了微信;另一位是新朋友，他主动联系到我。他所在的位置，基本上是一线中的一线。他的思路相当活跃，交流中，经常有一些让我脑洞大开的想法。甚至，他还引领我进入医护人员交流疫情的微信群里，让我有了获得疫情进展第一手资料的机会。他们二位的加盟，使我从“医生朋友”处得到的信息，更加详细，也更加开阔。

四位医生朋友都是各自专业的领军人物，他们来自武汉的三家大医院。因为他们不断有信息给我，我的日记写了一半之后，医生朋友出现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多。在疫情话题上，我也开始对他们有了一些依赖。

考虑到他们都在一线工作，不仅是专家，有的还是负责人，我不能随便透露他们的个人信息。我担心会给他们的工作带去困扰，所以将他们全部以“医生朋友”替代。幸亏当初警惕了一下，不然，他们全都将被我连累。现今想来，真是有万幸之感。

我在将这些日记编辑成书时，写了一个前言，其中对四位医生朋友表达了我的真挚谢意。有了他们对疫情深入的介绍和专业知识的讲解，我的记录才变得更加丰富。

重点是：

1、日记中提到的医生朋友是四位资深的专业人员;

2、直接来自一线医生的信息，难道不是有凭有据的采访实录?

幸亏当初警惕了一下，不然，他们全都将被我连累。现今想来，真是有万幸之感。

四、关于二十个口罩

文/方方

在对我的批评和攻击中，经常有人说我搞特权。其中一个最让人无语的“特权”是：中新社副总编、武大校友夏春平在采访我时，给了我二十个N95口罩。

我想，大约是采访过程中，我谈到了缺乏口罩的问题，又或他看了我关于缺乏口罩的记录(我写的第三篇，即提到没有口罩一事)。封城猝不及防，当时我和我的同事们，大多都没有口罩。我自己曾经为了买口罩，跑了两趟，最终只买到三个。

中新社完成采访稿，需要拍照。他们驱车来到省文联大院，顺便带给了我二十个口罩。他们走后，我即分了一半给同事(分口罩一事，我也写进了记录里)。同事一家三代被封在武汉，经常要出门购物，她比我更需要口罩。后来我的朋友也给我送了些口罩，我又送给了单位司机十个。他们在外面跑，也比我更需要这类防护用品。

大约隔了两三天，有外省给作家协会援助了一批口罩。办公室同事给我打电话时，我告诉他们，我已经有了。我的一份可以分给其他人。

如果这二十个口罩就是特权，这样的特权是不是有点可笑?何况我还分给了他人，何况我还没有要单位派分的。可悲的是，因为这二十个口罩，竟导致夏春平被举报，被攻击，被辱骂。这才真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重点是：

1、我也是受困居民，二十个口罩算是校友对我的援助如何?

2、援助给我的口罩，我也援助给了更需要的人。灾难期间，大家同舟共济，这种相互援助，跟“特权”毫无关系。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方方：湖北省作家协会原主席、当代中国著名作家。本名汪芳。女。汉族。1955年5月生于南京。1974年高中毕业，1975年元月在武汉运输公司当装卸工。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至湖北电视台。1989年调入湖北省作家协会，曾任湖北作家协会主席。1987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风景》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并因此而成为中国“新写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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