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最新回应：关于殡仪馆手机照片及海外出版

此事发生后，不止一个人给我留言，讲述他们的家人去世后，手机一直没有找到的事。

八、关于手机照片

文/方方

这也是一个陈旧的话题，但却是引发人们对我攻击的一个最重要的“证据”。

尽管我已经在日记中说明过一次，对记者采访时也说明过一次。再加上清明节前后，武汉新冠肺炎的死亡状况，渐为人知，人们对此事的议论已经渐弱。很多人已然明白，我所说的，完全真实。但是作为备忘，我还是把它完整地记录在此为好。

当时，指责我的观点有四：1、这是二手手机市场的照片，绝对不是火葬场的照片，你造谣;2、医生怎么可能会到火葬场去拍照?你造谣;3、火葬场和医院对病人遗物都有管理规定，不可能这样草率，所以你是造谣;4、你拿出照片来才能证明你没有造谣。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

在武汉疫情已经开始缓解的某一天，突然传来画家刘寿祥去世的消息。我的好多朋友都在纪念他，因为认识，我也感到非常吃惊和难过。恰是这天，我的一位医生朋友传来一张照片。照片上散落着一些手机，上面注明了所拍处是火葬场。

我看到照片时的确非常难受，并且把这个感受写进了日记里。但我并没有贴出任何照片，我所有的日记，每一篇文内都没有配图。意想不到的是，隔了两天，有人传给我一张二手市场一堆手机的照片，问我这是不是你配的。我说不是呀。对方说，微博上有人说这是你配的图。自从我的微博被封后，我也懒得去看，所以并不知微博上有什么东西，以及人们怎么议论我。听到此言，我赶紧上微博看了一下，这才发现某人的微博将这张二手市场的手机照片配上我的文字，并指责我造谣。于是当晚，我即发了声明，因为微博被封，我的声明发在微信上。考虑到我的微信朋友圈人很少，所以我也通过微博进行了投诉。第二天，那位博主删除了他的内容，并就此事表示了道歉。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这张照片却在网上遍传。很多人看到了这张二手市场的手机照片，却并没有看到我的声明和对方的道歉，然后就认定这张照片正是我所看到的那张，由此判断我在造谣。这个结论一旦得出，对我的指责也就越来越多。这里面，自然有极左人士的煽风点火。其实追溯到那几天的微博看看，是活跃在哪些网站上的人在断章取义、歪曲事实，甚至恶意挑唆，就会一目了然。

也有人认为，就算有照片，火葬场不可能这么做，还有说医院也不可能这样做。是的，在常态情况下，这些都不可能，即便到了疫情后期，这种情况，也没有再发生过。但是，在疫情的早期，武汉的状况是什么样子，那些人却是完全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也不知道人是怎么死的，更不知道医院和火葬场的工作人员是如何超负荷运转。灾难来临时，很多事情都不可能按照日常的程序办，就连办死亡证的手续都已经简化到不能再简化的地步。活人都顾不过来，而死者的善后，又怎么可能那么周到?这就是灾难与日常的差别。所以，大约隔了一两天，我写下了关于灾难的一段文字。我得承认，那天我是有些愤怒的。

其实，为了息事宁人，我也曾询问过医生朋友，但对方并没同意我披露这张照片。我表示理解，不是所有的东西皆可示众。有人说医生怎么可能会有火葬场照片?这个问题很幼稚。大家都可以通过网络得到照片，以医生的职业，认识的人遍布各行各业，有人传其照片，这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吗?

而以武汉疫情早期的状况，以及后来大家了解到的事实，难道还不相信有这样的照片存在?武汉因新冠肺炎死去的，不是两千多人，目前正式公布的数字就已达三千八百多，我想统计应该还没有完结，这还不包括因为其他原因去世的人们。

此事发生后，不止一个人给我留言，讲述他们的家人去世后，手机一直没有找到的事。其中有一个留言说：“方方老师，所言极真、千真万确、字字入骨。悲痛后，我才想着再次联系医院，有没有可能将父亲的遗物存留几件，哪怕只是他的手机，这恐怕是每个承受灾难的家人最后的念想。这是一台他新买的手机，今后看到手机哪怕是能有半点的睹物思情，我都愿意为父亲好好存留。看到它，我能想起他换新手机时神采飞扬的模样，他会用微信发照片时欣喜的只言片语，他带着手机住进医院时唯一与亲人相联的念想。在今后哪怕是轻触手机屏幕，我们仿佛能感受亲人生前指尖的温度。”那些逝者亲属的伤痛，他人何曾能够体会得到。

在我怀着愤怒写灾难是什么(2月16日：你看不懂的东西，不要随便喷 )的那天，我还写道：“据我所知，已经有专家们在草拟给新冠肺炎死者及家属更多人文关怀和尊重的报告。其中就有关于设法保存死者遗物，尤其手机的条款。建议先集中保存，疫后消毒，以及与电信部门沟通，根据手机内信息，设法找到亲属。这是亲人的一份纪念。若实在无主，也保存下来，或可为历史留作证物。”

实际上，一位专家告诉我说，在武汉，不止一个专家组对此写了内参。其中都提到希望保存好死者遗物，尤其手机。疫情之后，尽可能通过其中信息找到主人。

武汉解封后，我也看到有关部门有组织地一家一家送还手机的视频。接到手机的亲属们，几乎个个热泪盈眶。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份多么沉痛而珍贵的纪念品啊。

重点是：

1. 我的日记从来没有配过照片。那张二手手机市场的照片，出自网络上他人之手，由此引发的轩然大波是别有用心者对我的构陷。

2、我看到的照片，与谣言中二手手机市场的这张完全不同。我因受人之嘱，不便将它公开而已。重要的是，疫情前期，事发突然，人人都承受着巨大压力，各种资源均达极限，一些逝者遗留的手机受制于当时客观条件，无法按照常态处置，这是灾难中令人心痛的一个事实。

我想都没有想过，在海外出版自己的书，会涉及到所谓“卖国”。

九、关于外版

文/方方

这个话题，我在四月中旬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过一些，但是那个采访很快被删。读到的人虽然不少，毕竟篇幅有限，我回复记者的内容，也没那么详细。所以，我在此将继续陈述。

海外出版我的日记，居然会变成一个群体声讨的事件，这让我深感意外。中国作家在海外出书，早已屡见不鲜。国家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一直鼓励大家将作品拿到海外出版，不少出版社甚至因为承担了相关项目，还能获得些许补贴。所以，我想都没有想过，在海外出版自己的书，会涉及到所谓“卖国”。

针对这次海外出版《武汉日记》，我被骂是“卖国贼”，是“汉奸”，是为了出名或是为了赚钱而“出卖了”中国和中国人的利益，是“递刀子”，是给西方人起诉中国提供了“证据”。还有说，我就是为美方“约稿”而写，否则不可能以“光速”的速度出版。又有说出版这本日记的出版社与中情局有如何如何之关系，诸如之类。指责和叫骂声，一时间有如海啸。

我听到自己被如此指责时，最初的奇怪感，就像我先前听说有几千万人等着看我日记的奇怪感是一样的，完全不明白为何如此，而且从直觉判断这样的事来得不正常。连续好多天，看到那些慷慨陈词的公众号以及各种口号、视频，叫骂等等，我就好像在看一部多维的连续剧，而且还是幻想类。

而事情的经过，其实很简单。

在我记录疫情大约到二月中旬时，已经引起一些出版人的注意。于是不时有人来问是否可以出版。我当时心情不好，也没有出书的想法，所以基本上都回绝了。最早问我的是译林出版社，因为我的新长篇《是无等等》将在该社出版。所以我说，如果届时考虑出版的话，我肯定给你。其实也没别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是最早提出的。

而翻译我日记的白睿文先生，当时正在翻译我的一部小说。他是著名的汉学家，曾经翻译过王安忆、余华、叶兆言等作家的作品。他有微博，我们也互相有关注。我估计他是在微博上看到了我的疫情记录，所以有一天，他通过微信给我留言，提出能不能先翻译这个记录。回翻日期，我查到他征求我意见时是2月17日。我因无意出书，所以当时也没有同意，白睿文先生也表示理解。这些微信记录我曾给财经记者验证过。

及至2月下旬，前来询问的出版社更多，也有国外出版人在询问。此时武汉的疫情已得到极大缓解，我的心情也随之改变。我在同意国内出版社出版的同时，也回复了白睿文先生。由于这是在国内各大新媒体上发表过的文字，对于结集出版，我觉得很自然，何况国内的出版社也在做出版的准备。白睿文先生于是开始联系出版社和代理人。白先生自己在大学教书，精力有限，最后确定把这事交给代理人。我亦图省事，三月初，便把除中文以外的全球版权，全都委托给了代理人。

而那时，我这边的记录也并没有结束，白睿文先生在与代理人签了协议后，即开始翻译。也就是说，我这边每天写，他也每天翻译我前面所写的内容。因为不是文学作品，所用的几乎都是大白话，所以翻译起来也应该比较简单。代理人认为这样的书有时效性，出版得越快越好。所以，白睿文先生也是日以继夜地工作。

最让人难以想象的是，白先生在翻译我作品期间，美国的疫情开始严重起来。他自己亦受困在家，如我一样在经历封城。翻译过程中，他几乎有了与我完全相同的感受。

我的稿子到四月中旬才交出，当时的翻译也没有完成。书名为《武汉日记》，副标题是“武汉封城60天”。最初我提交的书名是《武汉封城日记》，副标题是日期，从某天到某天。但翻译和出版社编辑商量觉得这个标题太长了，促销起来不上口，建议改短一点，而读起来最顺的是《武汉日记》。他们就此征求我的意见，我同意了。

比较意外的是，武汉解封那天，国外开始预售。这个时间点的重合，纯粹偶然。而预售这件事，我完全不知道。这是我不曾有过的经验，因为国内基本没有预售这一环节。所以，对突如其来的“阴谋论”和“美国约稿”一说，我自己也有些懵。心想，是谁约稿，我第一天就写得清清楚楚，这些人看都不看一眼，怎么可以这样胡扯?

英文版封面的设计以及副标题的改变，我当时并不知道，翻译也没有留意到小字。而德国方面，从封面到简介，事先都没与我们沟通。预售宣传出来后，翻译发现了问题，立即与代理人交涉，并且从此定下规则：封面和简介必须征得我的同意。其实很快两个封面以及德国版的简介都进行了修正。这样的事，出错即改，改了就好。就我所知，几位翻译我日记的汉学家，都是对中国非常友好的学者。

正式出版时间，美国方面的原先预定是八月，其他国家有些是定在六月，这个时间还都在调整。其实，用三到四个月的时间安排出版，以国内出版社来看，完全能做出来。现在这样一个科技发展的时代，排版和印刷技术非常之高，只要觉得某一本书需要抢时间，一两个月出本书几无难度，有的几天就能出版。

至于版税，当时无论在与国内或是国外谈版税时，我都与对方说好，我的所有版税都会捐出来。而且考虑到版税数额不会很大，我的大体设想是定向捐赠给去世的医护人员遗属，我希望失去亲人的他们未来的生活质量能好一点。翻译和代理人都表示，他们也想捐一些，希望自己能为武汉人民做点什么。这些亦都有当时的微信记录。捐款一事，我的几个同事也都清楚，因为我跟他们说过，要请他们届时帮助我。

重点是：

1、在国外出版日记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既非美国“约稿”，亦非所谓“光速”出版，更不是有意避开国内出版社而专门拿到国外去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家在海外出书是非常正常的事。预售时出现的《武汉日记》封面和宣传语，是出版商为促销而做，后在我和翻译的要求下，很快即全部改过。

2、关键的是，迄今所有的日记都还挂在网上，里面没有对武汉疫情的造谣。恰恰相反，我以相当多的篇幅详细记录了封城中后期政府和民众共同付出的巨大努力，以及所采取的各种抗疫措施。特别对困守城中，配合抗疫的武汉九百万市民，我有着由衷的敬意和赞扬。

(未完待续)

延申阅读：

我们这代人总是和时代同步行进的。时代在想什么，我们就会跟着想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这种深刻的烙印伴随我们的人生许久许久。

文学千年来都被人吸引，重要的是源于个人表达

文/方方

我最初的写作，是19岁。那时我是一个个头矮小身体瘦弱的女装卸工。因为文化大革命，高中毕业后不能继续升学，于是我被街道办事处分配到一家装卸站工作。在这里，我前三个月能拿到38元的工资，三个月后，可以拿到42元人民币的工资。我靠这份工资养活母亲和我自己。在父亲去世以及兄长都下乡的年代，这是我家一笔重要的收入。

19岁，正是青春蓬勃的年龄。装卸劳动的繁重劳动和艰辛生活以及整个社会对装卸工人的蔑视和可怜，令我感到生活的苦闷和压抑。因为装卸工几乎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一群人。在这样的生存背景下，面对这样的工作环境，19岁的我开始写诗。那是七十年代，写诗仍然需要两副面孔，一方写一些激昂的歌颂劳动的诗寄给报纸或杂志社，试图依赖诗歌改变自己的命运;另一方面写一些抒发自己内心情绪的诗，藏匿在自己的笔记本里或是只在好朋友中传阅。

文革结束后，我有幸参加了高考，并且考入了武汉大学中国文学系。

我的大学同学大多都是历经生活的艰辛而终于有机会读大学中文系的文学爱好者们。1978年到1982年间，文学几乎占据了我们全部的生活。我们成天讨论着当时最流行的文学话题。记得它们主要是：1、文学作品应不应该写爱情;2、文学作品是不是只能歌颂光明而不能暴露阴暗;3、文学作品是不是只能有喜剧而不能有悲剧;4、文学是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它们被我们简称为：爱情问题;歌颂与暴露的问题;悲剧与喜剧的问题;工具论等。在那样的时代，争论从来都没有结果。最后拿出结果的是时间。时间自顾自地往前走。走着走着，这些结果便在无需争论的情况下水落石出。

但是，有些事情是不必讨论出结果的，有过程就可以了。

我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大争论背景下开始了小说创作。

我们这代人总是和时代同步行进的。时代在想什么，我们就会跟着想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这种深刻的烙印伴随我们的人生许久许久。当然，时代有多幼稚，我们也就会有多幼稚。因为成长背景和教育背景的局限，似乎很少有人可以超越。八十年代，我们就生活在激情之中。写作也都为这种激情所驱使。

一九八七年我写了四个不同类型的中篇小说，它们分别是《白雾》《闲聊宦子塌》《船的沉没》和《风景》。这一系列小说，令我收获到极大的荣誉，给我鼓舞也让我更有信心。然后，我就被人叫作“新写实”作家。及至八十年结束，九十年代的来临，这种激情业已度过了它的高峰和低潮而进入了强帑之末。八九年之后，严酷的现实和被挫折的理想使得生活冷峻的一面赤裸裸地展示在眼前。改变现实的无力变成了无奈和厌倦。在无奈和厌倦中又不想放弃温暖。那时的我就是这样心情矛盾而虚空。我在九十年代的许多作品，都表达着这样的一种无奈。及至今天，这种无奈感纠结在心，一直延续着，不肯散去。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小说创作不仅是我的热爱，它更成为我的心理需要。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世道人心常常与我们所构想的或是所需要的完全不同。它使我们的内心因各种情绪的涌动，形成一种冲动或张力。这股力量一刻不停地在寻机迸发，写作便成了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它得以让我通过文字来倾诉和发泄，以减轻我的内心压力。我想许多作家大概也是如此。

这是一种很个人化的倾诉。至于有没有听众或听众有多少，在倾诉者来说并不重要。这个倾诉的过程全然可以尽情尽性。没有人阻止我倾诉激情，也没有人会轻视我倾诉平淡;没有人厌烦我的燥乱，亦没有人嘲笑我的痛苦。文字就是我絮絮叨叨的话语，笔便有如舌头。它带着强烈的个人心境和个人情绪，是最为纯粹的个体表达。

而文学千年来都被人吸引，即令网络发达至今，热爱文学者仍然不计其数。其重要理由，正是在于文学作品源于这样的个体表达，它坦露的是每一个写作者的内心。无数的个人内心中折射着无数不同的世界。它记录着社会真实的场景和莫测的变化，也记录着人性复杂的层次和幽暗的内在。同时，也体会着人和人之间既简单亦微妙，既紧张亦舒缓的神秘关系。

世界如此之大，而我们个人的生活触点如此之小。文学尤其是小说，让我们得以了解到一个超越我们自己视野、超越自身常识、超越自己认知深度的另外的世界。我们从中可看到很多不同的人生。有强者的人生，亦有弱者的人生，而更多的是像我们自己一样的庸常之辈的人生。于是我们的生活可以得到很多参照，内心得到很多鼓舞。精神上得到某种力量。我们每一个阅读者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所对应和所需要的。文学的魅力持久不衰大概也正在于此。

虽然一个人的声音很微弱，并没有多少人可以听到。但当它与无数的声音汇集一起时，便会强大，时代的声音就是这样一点点汇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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