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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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罪人

我爱着蓝色的海洋 2021-01-15

在现在这个紧要的当口，支持方方，就是守护良知，守护公义，守护我们这个社会善良的底线，守护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成果。为了祖国的下一代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正义的人们再也不能沉默。

我是个罪人

文/竹林风影

我是湖北黄冈市的一名普通公务员。黄冈市一度是武汉之外疫情最严重的地方。有关武汉和黄冈的各种令人恐慌的消息开始在坊间流传的时候，本地主流媒体没有只言片语的报道，我同许多黄冈人一样，被恐慌的情绪所笼罩。

我的女儿在武汉。武汉疫情初始阶段，她传给我的消息，跟在武汉的主流媒体报道的完全不是一回事。这加剧了我的恐慌。我迫切地想知道武汉的真实情况。

后来，作为一名党员，我以志愿者的身份投入到了黄冈的抗疫工作中去。我欣慰地看到，黄冈市的抗疫工作卓有成效，并没有出现武汉初始阶段的混乱和惨烈状况。

虽然我身在黄冈，武汉却也一直是我关注的焦点。我一有空就在网上睃寻有关武汉的各种消息，就这样我看到了方方日记。

作为身处黄冈市疫情中心的一个普通市民，方方日记中的记录我感同身受。她平实细腻的文字吸引着我，我开始每个深夜和凌晨守候方方日记，和方方一同欢喜一同忧。

读了她的日记，知道了她笔下的武汉的情况，我的心反而安定下来了。从她的日记中，我知道武汉从初始阶段的惨烈中一步步走出来，在一天天向好，我的心情也越来越好，投入黄冈的抗疫工作也就越来越有劲。白天参加抗疫，深夜守候方方日记，成了我在疫情期间的生活常态。

我没有想到，方方日记，这样一部从个人视角如实记录时代重大事件的作品，这么一些如同邻里大妈絮絮叨叨拉家常的平实文字，后来居然会掀起如此滔天巨浪。

一个身处疫情中心的老人，满怀悲悯之心，记录了疫情中的武汉人经历的苦难，抒发了她的悲伤，同时也记录了武汉抗击疫情的巨大努力，表达了她的欣慰，竟然，会招来海啸一般的讨伐和辱骂。

那些横蛮不讲理的大帽子大棍子，跟文革中的大批判文章如出一辙，让我不能不担忧。这些天，我接二连三看到对方方日记表达过支持的大学教授被极左势力围攻、辱骂和人肉，继而被校方宣布调查。特别是南方海岛上那所大学的教授，九年前的言论竟然被挖出来进行调查，令我惊愕不已。

我是做司法工作的。惩治犯罪还讲个追诉期限呢，如果公民的过往言论可以这样被无限追溯，我们的社会将人人自危，那还了得!

再加上侮辱丑化方方的文革式漫画在网上流传，似乎有大批90后00后加入辱骂方方的大军，更加剧了我对“再来一次”的担忧。

所有这些，都促使我必须要写下这些文字，来表达对方方的支持。我迫切感觉到，在现在这个紧要的当口，支持方方，就是守护良知，守护公义，守护我们这个社会善良的底线，守护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成果，守护我们国家前行的道路不被极左势力干扰和破坏。为了祖国的下一代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正义的人们再也不能沉默。

我想从两个层面谈谈对方方日记的看法，一是政治层面，二是人性的层面。

我是一名司法人员，也是一名共产党员，虽然无品无级，但是党对我们政法干部在政治纪律上的要求跟县级干部是一样的。我们这个群体，大部分人的意识形态这根弦绷得很紧，在网络上极为谨慎，在网络上发言或发朋友圈都非常注意，小心慎言。

方方日记火了后，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却像是没发生过一样。唯有我这个例外，常常在朋友圈转发她的日记，只要是我喜欢的我就转。领导多次提醒我注意，我照转不误。有一天，一个领导对我说，方方有可能被关起来，我一下子激动了，大喊：“如果方方要坐大牢，我一定要进去陪着她!”

不是我有多勇敢，而是我坚信方方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方方日记，展现了她爱国家、爱人民、爱武汉的情怀，政治上是正确的。读了方方日记，我认为方方是人民的作家，我坚信人民的政府不会把一个为人民说话的作家投入监狱，绝对不会!

我们佩戴的党徽，党旗下面是“为人民服务”五个金字。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说一千道一万，最后的落脚点都在这五个字上。方方日记，为武汉人民发声，为武汉人民建言，为武汉人民呼吁，为武汉人民落泪，她写的每一句话，都是在实实在在地为人民服务。

我认真读了她的每一篇日记，发现日记的主要内容有三：

一是书写武汉人民在疫情中的苦难，表达对死者及其家人的同情和她自己的悲伤，也指出抗疫中存在的问题，向政府提出一些建议;

二是抒发对武汉某些渎职官员的愤怒，呼吁有关部门对他们进行追责;

三是讴歌在疫情中逆行的医护人员、环卫工人、快递小哥、社区志愿者，表达对这些勇士们的赞美和感激。

疫情中的武汉人民在受苦，不可以表达同情和悲伤吗?可以!因为这样的表达，是对武汉人民的抚慰和疏导，就像一双纤柔的手，轻轻地抚摸伤口。

对极少数官员的颟顸和渎职，不应该表达愤怒吗?应该!渎职也是一种腐败，而且是比贪污贿赂危害大得多的腐败，腐败分子是人民的对立面，党应该把他们从党的肌体上清除。

可以说，方方所呼吁的，正是人民所期盼的，也是有关部门应该做的。方方不是党员，她却说出了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应该说的话。至于日记中写的个别事情是不是完全准确，任何作品都无法做到百分百准确。比起新华社某位女记者在疫情初始阶段写的假新闻，方方日记的这点所谓的不准确根本不值得一提。

方方日记，无处不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她的眼泪，她的悲伤，她的痛楚，她的愤怒，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字：爱!对弱者的同情，对苦难的悲悯，实质上就是对人民的爱。她的文字，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对尊严的守护，对人性的维护，而这些，恰恰是不少人所缺失的。

在这方面，我扪心自问，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

有人说，我们这些从那个特殊年代过来的人，是喝狼奶长大的。我们读过的书里面，没有“爱”这个字，教科书里满篇都写满了“恨”。

那时候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人性，什么是尊严，不知道人的价值是什么。那时候的我，虽然年纪小，却也见多了对人性和尊严的践踏，自己也从践踏中获得快感。

记得我念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全校师生到邻村的小学参加批斗大会，那场批斗大会让我记住了一个小学生没有听过的词：教唆犯。被批斗的人是来自邻村的地主，是一位姓朱的老人。只见他被手持红缨枪的小学生押着，低着头一声不吭接受批斗。他们村的七八个小学生，轮番上台控诉他的罪行：教唆小学生糟蹋生产队的庄稼，虐待生产队的耕牛，等等等等。那几个小学生拿着稿子念，有不认识的字，老师就在后面教。

批斗完了，押着他回村时，我和几个调皮的学生跟在后面，捡土坷垃打他，大的、小的土坷垃打在他的光头上。他像个木偶一样，对着这些羞辱毫无反应，只是佝偻着腰低头走他的路。而我们，在后面哈哈大笑。

后来我上了初中，当年批斗他的学生，有几个正好和我是同班，睡在同一个寝室。我就问起，这位朱姓的地主是怎么成为教唆犯的?几个同学都说：“那些都是假的。”

原来所谓的糟蹋庄稼，是小学生放学了在紫云英田里打滚，他在旁边笑。南方人都知道，紫云英不用收割，犁在田里烂掉当肥料，在上面打滚完全无害。而所谓的虐待耕牛，是他在犁地的时候，几个小学生想试试，他就让他们试了一下。牛不走，他告诉小学生得用鞭子抽。

我当时听了同学的讲述，只是觉得好玩，都没有为自己当初拿土坷垃打他而感到任何羞愧。

我读初三的时候，改革开放开始了。然而，学校教育除了重视数理化，在人文教育方面仍然没有什么改观。我们的心灵在人文方面，依然是一片荒漠。

我还清楚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几个同村的学生下晚自习路过镇上，发现有一个女疯子流落街头，晚上蜷缩在一个墙角栖身。戏弄那个女疯子成了我们每晚的快乐，我们捡起棍子打她，用石子砸她，朝她身上泼水。她起身追我们，我们就跑，既紧张又刺激。她停下来，我们就又返回去打她。还有一次，我们几个人抓住她的脚倒着拖，她疼得大叫，我们却哈哈大笑。

后来，我成了一名中学教师。虽然已经是改革开放时期，但是爱的教育在校园里依然缺失。我这个老师都不懂仁爱，不懂得尊重生命和人性的尊严，又如何能去教我的学生去懂这些?

1984年，我的一个学生在学校后面的麦田里抓到一只刺猬送给我。面对那个惊惶的小生灵，我想到的只是要把它红烧，还是水煮。我从食堂拿来菜刀，它缩成一团，我无从下刀，就把它投进了炉膛，熊熊的炭火烧死了它，我把它从炉膛里掏出来开膛剖肚，发现肚子里有几个小刺猬。怀孕的刺猬不能吃，我嫌恶地把死刺猬丢进了垃圾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读的书慢慢多了，开始慢慢懂得了爱，懂得了尊重生命。那只刺猬开始成为我心头的一根刺。有一年，在我大姐家里，我的外甥女婿抓到了两只刺猬，准备把它们杀了红烧。我趁着他磨刀的工夫，把两只刺猬送到麦田里放生，负罪感才稍稍减轻了一些。

到了九十年代，我读的书更多了，我的世界观也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终于开始意识到，爱，是人生的主题，是人性的力量，也是人与兽类的区别。

可是，学校教育在这方面依旧缺失。1994年秋季的一天，我走进教室，发现前排一个小女生的座位空着，就问：“S同学怎么没来?”几位学生稀稀拉拉地回答：“死翘翘了”，“翘辫子了!”我吃惊地睁大了眼睛，学生们却哈哈大笑。

原来，这位女生那天回家跟父母催要学费，家里没有钱，妈妈狠狠地骂了她一顿，还打了几下。女生一时想不开，喝农药自杀了。问清楚原委之后我对着学生们发了很大的脾气：“她是你们的同学啊!是你们朝夕相处的伙伴呀!她死了，死得这样惨，你们竟然笑得出来!一个情感正常的人，看见花儿凋谢也会伤感，你们看见生命凋零却不悲伤，而且这个人是你们同吃同住一同上课的姐妹!你们还有点人性吗?你们还是人吗?”

方方日记，每一个篇章都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宛如一曲人道主义的悲歌，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弦。黄冈有位大学教授，写文章质问方方写日记是何居心，我告诉那位教授：从方方日记里，我读出了她忧国忧民的赤心，悲天悯人的仁心，尊重生命的爱心，同情弱者的慈心，痛恨渎职的侠心。可是，方方微博下面围攻谩骂她的人，污水一样横流，其中有不少九零后00后，这些人的语言充满了戾气和恶毒，有的甚至污秽肮脏到熏臭读者的眼睛，这是最让我担忧的。

面对潮水一般的辱骂，方方被迫关闭了评论。这些年轻人，未必有几个真的读过方方日记，却跟着极左势力喊打喊杀瞎起哄。透过这些暴戾肮脏的语言，我仿佛看到无数狰狞面孔下面一双双空洞的眼睛。

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我的那些学生只是冷漠，而这些人简直是歹毒!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了，网络虽然有各种限制，毕竟比没有网络的时候开放多了，可是，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他们的心灵依然是人文的荒漠甚至开满了恶之花?

我期待有那么一天，像方方日记这样的文字不再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不再在舆论场激起巨浪，而只是湖中一个小小的涟漪，或者是山野间一朵平常的小花，那个时候，将是人性在我们这个国度的全面回归。

我是黄冈的一名普通公务员，此刻正在抗击新冠疫情的岗位上，祝愿身在武汉的人民作家方方女士安康!

长江，缓缓流过我居住的地方。（摄影：作者）

【作者简介】竹林风影：六零后。大别山南人，师范毕业，当过老师，后入司法机关，是湖北黄冈市的一名司法人员。方方日记读者。

就如那个默默去世的老人——能使人陷入绝望的，并不是无衣无食，而是不再被爱。能杀人的，不仅仅是新冠病毒，而且是冷漠。

能杀死我们的，并不仅仅是新冠病毒

文/小万工

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带着女儿和朋友们一起去探望了武汉儿童医院和协和医院的几个重症儿童家庭——随着新冠患者出院清零，武汉解封，滞留者返乡，购物中心开放，餐厅恢复堂食，能复工的公司基本都已经复工，高三毕业班预备返校——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武汉又开始慢慢恢复往昔的活力。

至此，我们封城期间发起的志愿者团队的工作也告一段落，未来预备长期服务和跟进的就是这个重症儿童群体。

繁忙复工后，难得有假期，不知怎的，我常常想起封城期间的种种，想趁着还记得，将这些写下来，尤其念念不忘的是一位疫情中过世的老人。

一

那正是武汉封城初期混乱的时候，床位不够，许多人来不及确诊在家中过世;医院的防护用品天天都在告急;公共交通停摆，求医基本靠步行;120打不通，通过网络排队也需要等24个小时以上;分诊权刚刚下放到社区，社区既没有防护，也没有专业的人，超负荷运转忙到飞起。

为了服务城中的市民，武汉城内的朋友们自发成立了志愿者联盟。我们分成好几个组：信息组，采购组，救援组，和医疗组。我是信息组的成员，而我当时回湖北乡下过年了不在武汉城里，便用自己的公众号作为求助入口。救助的帖子如果你在武汉，需要帮助，请联系我们在我的公众号一登出，瞬间就涌入了上百条求助信息。

其中让我最为揪心的，就是这位老人的求助。

向我们求助的是老人的孩子，他说老父亲快八十了，因为患基础疾病卧床多年，生活不能自理，一直由母亲照顾。但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母亲感染，没几天后就在家中过世。几个儿子成为密切接触者被隔离。社区没有防护不敢上门，老人在家无人照料已经多日，目前奄奄一息，不知道是否还活着。

儿子希望我们可以给老人送些食物，最好能联系个床位。

二

那时候武汉还是一床难求，要住进医院，首先要去社区分诊确认发热，然后去定点医院的发热门诊查血、拍CT、做核酸检测——再拿着这三个确诊结果再回社区登记，等床位通知。正常的轻症患者完成这些尚且困难，何况一位四肢瘫痪的老人。

接到这条求助，我立刻想起了那个疫情中死去的十七岁脑瘫儿，同样是生活不能自理，同样是亲人被隔离无人照料。

读到媒体报道的那个脑瘫儿的故事时，我曾经很愤慨，和大家一起谴责有关部门的不作为，导致一个孩子的无辜枉死。

但是这次，当有同样需要真实地摆在眼前，我的感受却不一样，我想的是：换成是我，敢去吗?

根据老人儿子的描述，老人快八十岁了，疾病有特殊性，四肢都瘫痪，但头脑清醒可以说话。

他不能自己进食，需要一口一口地喂饭。不能自己上厕所，需要帮忙翻身换成人纸尿裤——以往这些工作都是老人的妻子来做，处理排泄物，为他擦洗身体，喂他饭，甚至在天气晴好的时候，用轮椅推他出去走走，说说话。

而现在，老人的妻子因为新冠去世了，那个最爱老人、愿意为他付代价的女人已经去世了。

三

我可以想见一个清醒的老人的绝望——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子在家中过世，然后躺在床上，无人敢去照料，家里应该是一片狼藉，他的儿子们也被隔离。

这时候我发现，我没法责怪社区，因为即使换成是我自己，要进入一个陌生人的家，照料一个陌生的老人，为他换纸尿裤，清洗被褥，一口一口喂他饭——说实话，在正常的情况下也很难找到谁愿意做这样的工作。更别提老人的妻子刚刚因新冠肺炎过世，儿子都被隔离，他至少是密切接触者，你要用轮椅推着他去社区分诊，去医院做核酸，帮他找床位，而你自身则要冒着被感染而死的风险?

我自问做不到。

事实上，后来我们发现，老人有一个很近的亲属就住在附近，因为她说如果我们志愿者团队愿意过去照顾老人，可以找她拿钥匙。——不要说社区和陌生的志愿者，即便是老人的亲人，也做不到。

而且我还会想，就算我们的志愿者去了，老人挺过了这次疫情，他还能活下去么?这是更现实的问题，我不太敢想。

四

即便如此，我们的信息组仍然将这条求助信息转给了当地的救援组，但当时我内心是绝望的，因为我不知道有谁真的会去，即使去，也不知道是否真的能帮助到这个老人。

很快有人接单。

是武汉南京路的义工们，疫情期间，他们一直在街头分发口罩，传那个古旧的好消息。

我担心他们的安全，他们说他们有工业用的防护服。各地给志愿者联盟寄来许多防护物资，他们把符合医用标准的N95和防护服挑出来送去医院，民用的发给民众，所以甚至有疫情期间的车辆通行证。

他们愿意去照料这位老人，给他送食物，联系车辆。

我当时就哭了，这是不同寻常的爱。

我意识到老人的绝望境地突然就可能有了转机，不是因为他能被医治或是活下去，而仅仅是因为有一位舍己的人愿意去到他家里，喂他食物，为他擦洗身体，换干净的衣服，给他讲——“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慈爱吸引你。”

这样，老人哪怕去世，临终前他不会是绝望，反而有可能是喜乐而有盼望的。

我很希望这就是最后的结局。

可惜，老人没有等到。

第二天一早，我收到了老人离开的消息。社区找到了一辆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但是一到医院就过世了。我们的志愿者去了，却没有能见到他最后一面。

我满心里充溢的，都是无以言表的遗憾。

五

因着这个铭心的遗憾，我一直都记得这个老人。

哪怕后来我们志愿者团队又帮助了许多人，给患病者联系床位，为滞留的流浪者找住处，给独居老人送食物，以及持续服务武汉儿童医院的患癌儿童。

他时刻都在提醒我，我们并不是一直有机会去爱一个人，爱人不可虚假，要付上真实的代价。

疫情初期，在我还没有作为信息志愿者服务城内群体的时候，我也和许多人一样在网上焦急地刷着各种关于疫情的信息，心情随着这些信息上下起伏。

我因为有关部门没有及时公布关于疫情的消息而愤慨，也为了医护人员没有防护而难过;因为除夕夜外地医护的星夜驰援振奋，也因为李文亮之死崩溃;因为火神山方舱的建成而满怀希望，又看到外地滞留者流落街头而寒心……

但当我作为信息志愿者真实地参与其中时，我才发现网络很容易让我关注宏大叙事，却忽略身边人真实的需要，容易让我对整个患难中的群体充满悲悯，却没有能力真实地去爱一个出现在眼前的人。

六

在2月24日的日记中，方方老师这样写道：

检验一个国家的文明尺度，从来不是看你楼有多高、车有多快，不是看你武器多强大、军队多威武，不是看你科技多发达、艺术多高明，更不是看你开会多豪华、焰火多绚烂，甚至也不看你有多少游客豪放出门买空全世界。检验你的只有一条: 就是你对弱势人群的态度。

这态度这不单单关乎政府，关乎的是这个国家每一个人的努力。

疫情带来许多苦痛，也激励许多人来关心和帮助武汉;但随着疫情的结束，人们又回到自己正常的生活，这些关注也渐渐消退了。

可是我却看到，城市里面个体的需要，不仅仅是因为疫情和封城才出现的，也并不会因为疫情结束而消失。

武汉原本就有许多独居的老人，就住在我们的社区里，如果不是因为疫情，我不曾关心。

武汉原本就有许多流浪者，我们路过他们，如果不是因为疫情，我不曾看见。

武汉原本就有许多医院，里面人满为患，医院的墙壁比教堂聆听更多的祷告，如果不是因为疫情，我不曾听见。

就如那个默默去世的老人——能使人陷入绝望的，并不是无衣无食，而是不再被爱。能杀人的，不仅仅是新冠病毒，而且是冷漠。

早晨去医院探访重症患儿时，我的女儿带给特殊儿童小琪琪一只毛绒小兔，琪琪高兴得在太阳里不停转圈。——疫情使得这些特殊患儿的治疗雪上加霜，医药费也有许多缺口，但这并不妨碍孩子因为旁人一点点的善意而欢呼。

爱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永不止息。

愿我们劫后余生的人，不再忘记那些呼求的声音。

我在复工中的武汉，祝勇敢为弱势群体发声的方方老师平安。

【作者简介】

作者拍摄：湖北通城乡村

小万工：坐标武汉。八零后。地产公司建筑师。基督徒。三娃妈。

不管怎样，生活还要继续，我们正经历历史，也终将成为历史。每个人都是一粒尘埃，沙尘暴中的一粒尘埃。然而，尽管生活给我们以重锤，只要能熬过去，生机不灭，就终究会有抬头的日子。

支持方方老师，不做沉默的大多数

文/月迷津渡

我来自武汉疫情重灾区江汉区。虽然这次疫情里自己和家人都幸运地逃过了一劫，但身边有熟悉的朋友因新冠去世了，而且还有朋友至今仍在医院，不能回家。

我是新冠风暴漩涡里的亲历者。

大概是去年底12月29号左右，我看湖北经视上说，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坊间有消息说可能类似2003年非典。然而第二天的经视直播又说跨年夜，武汉长江灯光秀将照常进行。

我可能是个想法比较多的人。莫名地开始觉得害怕。跨年灯光秀继续，那意味着会有多少人涌向江滩啊。我后背开始有点发凉，我觉得这会不会是风暴的前奏?一场暴风雨要来了……我甚至想过要不要打市长热线，告诉他们，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妥的，万一真的是SARS重来，继续灯光秀的风险太大了。

是的，我当时确实这样想，一连几天都有要打市长热线的冲动。我的孩子在外地工作，因为我们住的地方都离华南海鲜市场很近，我甚至都有想过不要孩子回家过年了。可是又想，大过年的，谁又不是归心似箭呢?

就这样，在犹豫和纠结中，我开始特别留意有关武汉不明肺炎的消息，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听新闻，晚上六点准时守在电视机前看有没有相关的报道。

但是我失望了。那段时间的新闻里，到处都是一片歌舞升平。关于武汉不明肺炎，最多只是偶尔在新闻最后略微提几句而已，并没有我迫切想了解的更深入的消息。

后来就看到8名散布武汉肺炎谣言的网民被查处的新闻。然后大约是元月6-7号的时候，电视上说武汉肺炎的病原体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奇怪的是，报了几天每日新增病人人数后，期间有一段时间，无论电视还是收音机都没有了关于武汉肺炎病人的新增人数更新。我想，是不是我多虑了，这个病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厉害、那样可怕。

其实我是有过怀疑的，我看过苏联女作家写过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故的书，当时核爆炸发生后，苏联照样举行了五一全国游行，还把受核爆炸污染的肉高价卖给人民。我也记得我在读《1984》这本书的时候，那个心惊胆颤，害怕看下去，又不能不继续往下读，几乎要不能呼吸的感受。

可专家来了一批又一批，电视上不管哪个台，都说是有限人传人，有基础疾病的要注意，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这么多专家都是相同观点，众口一词，即使我曾有过怀疑，到这时候也觉得自己是紧张过度小题大做了，放下一些戒备之心。要不然，明知我自己的身体情况，有些东西必须要吃，有些东西不能吃，那些能储放的东西，我肯定会再多买一些存着的。

元月19日早上听收音机。那天终于又开始报新增病例人数，突然一下子就新增了六七十例，之前一共好像也就只有几十例啊。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当时去华南海鲜市场现场采访的湖北经视主持人志国，我一直惦记着他。去年12月31日之后，我好像再也没有在电视上看到过他。我担心他会不会也染上了病毒?后来怎么样了，现在好不好?虽然从来只是在电视上见到过他，他完全不知道我这个普通观众的存在，但是我心里一直牵挂着他。

因为身体原因，我现在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单生活。平时基本不上网，有空就看看书，如果我不是那天正好看了经视直播，又正好看到了关于武汉发现不明肺炎这条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救命新闻提高了警惕性，那我说不定后来也就不知不觉染上了。

我是一名慢性病患者，经常要去医院。12月31日我本来已经约好了去看同济医院专家号，但是因为看到了那新闻，就提醒自己不要赌概率，有风险的事不做，所以临时决定不去了，虽然心里也很可惜同济医院专家号有多难挂得上。

后来元月15日，我必须要去协和医院开药。我戴着口罩，一路小心，把自己防护严密地去了。检查后，医生又给我加了用药的量，开了3个月的药。封城后，我看情况不对，就还是维持原来的药量，这样我手里的药就可以管5个月了。

我15日去协和看病的时候，都没有看见医护人员戴口罩，虽然有叫号机，但病人都是一窝蜂地拥在医生办公室。收费室、验血的化验室和药房都没有人戴口罩...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协和医院已有14名医护人员感染。但是医院没有给我们任何警示，我们一点儿都不知道!我去的时候，协和医院里到处人挤人，好像唯一的不同就是门诊二楼的直饮水机停了，我又上了三楼开水房，好像也停了，挂着维修的牌子。门诊二至五楼上去的电梯也都在维修，我们必须走步梯。我不晓得这个跟疫情防控有没有关系。

元月20号钟南山到了武汉，说会人传人，好吧，终于有人来揭盖子了。挑破了脓包，我反而安心了。我开始为少出门备货，刚开始，心还是挺定的，因为我需要吃的药已经开了，可以很长一段时间不用去医院了。那时候并不知道会封城，也不知道疫情会延续这么久，更不知道后来我们连小区的大门都不能出。

我甚至为自己的先见之明有点小得意。我自认为我准备得很充足了，一个月的牛肉、鸡蛋、牛奶和坚果，主食澄面备了两个月的。蔬菜类的不可能买太多，但是我想，应该可以随时在附近超市买到。所以我并没有太担心。

元月23号早上六点起来，我这才知道武汉突然要封城了，并且连市内公共交通到上午10点也要停摆。我惊住了，赶紧又在天猫上下单再买了一箱牛奶和坚果。坚果元月26日按时送到了，但是牛奶一直都没到。那也是我后来有一小段至暗时刻的原因之一。

封城后没几天，我读到了方方老师的日记。她每天日记里写的话，我都有共鸣，会流泪。特别是疫情初期，那种对未来的不知，那种不确定性，那种惶恐，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很难感同身受。

每个人对疾病的认知不一样，有朋友不敢下楼倒垃圾，将垃圾放在自家的门外。有朋友即使家里菜快吃完了，也不敢下楼参加团购。专家明明说需要多通风，但有邻居太害怕了，一直关门闭窗，还拉上厚厚的窗帘，我甚至一直都以为她家里没人。

随着我们小区有了几家确诊的新冠病人，许多人都不敢坐电梯了，二十几楼的，都每天爬楼梯上下楼。哪怕那些新冠病人已经被送去了医院，大家还是害怕，特别是住在同一栋楼的住户，就更加紧张。

每个人都像是惊弓之鸟。

封城的时间比我想象的长，我一度绝望，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走到隧道的尽头，看见那光。那段时间，我把自己每天吃的东西全部减半，每天半个土豆，即使已经不新鲜了，也不敢扔掉，闭着眼睛吃。那是我的主食之一。放几片蔬菜。家里的肉吃完后我想要再买点肉，但是我根本买不到。家门口的小超市没有，而中百仓储，永远都有很多人。

我有点不理解，中百仓储，平时都是有两个人称重的，那时却只安排了一个人，大家都排着长长的队等。其实超市完全可以把东西事先称好拿出来卖，顾客挑选后，直接付款，省时省力，又免得大家排成几条长龙，容易交叉感染。

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我根本达不到医生对我的每日动物蛋白质摄入的要求，能吃的，不能吃的，也没得挑。我知道自己状况很不好了，甚至不能站着做完自己的早餐。但是我尽量用积极的心态暗示自己，鼓励自己：我这样的慢性病患者本是高危人群，到现在还是好好的还没有被感染上，已经谢天谢地了。我应该知足，不能要求得更多。

我认为武汉抗疫前期是混乱的，我一直引以为傲的江汉区也是让我失望的。最难的时候，打我们社区网格员的电话，竟然关机。小区物业的部分上班人员那会儿也需要隔离，人少事多，没办法管我们吃菜的问题，完全只能靠业主自救。我们的电话都打破了，到处联系团购的事。

我们的前马书记说已排查到98%的时候，我就是那2%;说排查到99%的时候，我是那1%。

直到换了新的领导，事情才开始起了变化。武汉进行三天大排查的时候，2月19号，总算有人打电话给我了，问我发不发烧。我说我不发烧，可是买不到菜，她说买菜不该她管，就挂了电话。

2月20日之后，我们完全不能出门了。当时的情况很糟糕，物业一直与社区联系，社区说，要管十几个小区，没人手，所以我们小区当时是没有网格员的，这些事全靠物业和志愿者到处联系帮助我们。幸亏有他们，我们老人又不会团购，要不是有他们帮忙，后来我们真的就要自生自灭了。

我到今天还记得，2月22日，我最绝望的那一晚。家里的菜都吃完了，那天我刚刚进小区的团购群，本以为总算可以再买点吃的了。但是原来联系送菜的群，按新规定不能再进入小区了，但中百以及武商超级生活馆，因我们没有社区证明，又不接受我们的团购。

我陷入了绝望里，整夜无眠。我觉得我们成了一座孤岛，被人遗忘;成了一叶孤舟，完全自生自灭。明天，明天怎么继续呢?写到这里，我仿佛又回到了那至暗的一夜。我的眼泪忍不住又流下来，手都在颤抖，人也在抖……

何况还有朋友的离去。

2月6日的晚上，我市场上的朋友告诉我，小W走了。过年吃了一顿年饭后，她一家有三个人都感染新冠。那是元月底，正是武汉床位最紧张的时候，她迟迟进不了医院。2月1日，她病情加重，开始120每天送去医院门诊打针，2月4日，她走了。

那晚我很难过。人生无常，时常犹如风中残烛。而我们皆在其中。我自己，会不会也会成为下一个?小W与我一般大，才51岁。她是家里的顶梁柱，就这样，鲜活的一个人，说走就走了。

小W的妹妹和舅舅也感染了。他们幸运一点，撑到有了方舱医院，捡回来了一条命。

我们武汉人，因为每个人自身和自家的经历不同，痛的程度也是不同的。与离去的小W一家相比，我所谓的痛苦简直不值一提，但是我还是想说出这段时间自己的心路历程，让大家了解武汉人当时的人生百态。

早期，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不明肺炎的严重性，我们武汉人很多就是因为去医院开药，或者去复查，短短一个小时，就中招了。有些人是去做了其实不是必须要马上做的手术，结果住院期间在医院感染。其实如果有预警，他们很大可能可以躲过一劫的。我看过一篇文章，作者的妈妈肺上长了个小结节，她父亲非要妈妈赶紧去武汉中南医院开刀。妈妈后来在医院感染走了，这个父亲到今天都在自责不已。这份伤痛，又如何排解?

这些日子以来，我有时候会忍不住回想我自己这些年来走过的路。

我是60年代末出生的。高中毕业后进了工厂，成为一名仪表工。后来，我下岗了。1992年我生了小孩，孩子十个月大的时候，感冒生病要住院。我没钱交住院押金，去我妈妈家借了钱才住进去。儿子出院后，我就非要自己出来做生意，当时，所有的家人全部都不同意。他们担心我出来做生意，孩子太小没人带。

当时我爸爸说，每个月可以补贴我几百元钱养伢，我哥哥也给我找了帮别人卖服装的事做。但我认为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我当时对他们说，我绝对不会去给别人打工，我要自己当老板，不管怎样，我要试一下，我要是穷命我就认了。

就这样，凭着3000元的本钱。我开始了在航空路摆地摊买邮票的生涯。

当时，年轻气盛，不懂事。颇有一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气概。做生意的过程中，碰到不少贵人，几次本要赔钱的货，硬被我变成赚钱的货。邮票与其他商品固定格价不同，与股票类似，价格是浮动的，进货出货完全要看你对后市的判断，以及市场上有没有新的同类货源到货，对你构成冲击而价格下跌。

我是1993年11月15日那天正式出来做的。那天，发行毛主席100年的纪念小型张。我清楚地记得，第一天打过手，我就赚了18元钱。很开心，有信心觉得可以在市场生存了。当时，我是将孩子放在我对街的一个嫂子家全托，每月要花400元。

我觉得做人做事，诚信最重要。我第一次出门去湖南的一个邮局拿货，他们不小心多发了一万元的货给我。我打电话过去说货发错了，他们以为是少货了，还连忙说对的呀，当得知我说是多发了一万元的货给我后，他们惊讶万分。95年的一万元还是蛮值钱的。从那后，他们特别信任我。后来邮市行情来了，他们允许我先拿货卖，再结账。邮票是一项你有再多钱都不够的生意。新票，老票，每个月都有票出。当时外地一些邮商，因为我的诚信，也都慕名而来，敢与我订期货，知道价格涨得再高，我都会如约出货。

我曾去邮局拿货，为了赶早回市场出货，连夜乘长途汽车回汉，整晚睡在长途汽车里。也曾为了出货，一周五次往返于武汉和上海。九十年代，打款、物流基本都没有。每次去下面邮局拿货，几十万的现金我都得绑在身上。邮票很沉的(因为反面有背胶的)，再重我也得拖，当时是一个拖车走天下。大家看我一个女人，多数都是会过来帮我，基本都会帮我送上火车。

记得98年去广州，凌晨五点下车，为了不想超重罚款，出站口时，故意装得很轻松的拉着行李箱，顺利出来后，叫了一辆的士，货都放进后备箱了，司机看了后问，装的啥，这么重，把车胎都压扁了，司机说，对不起，这是我自己的车，不是挑土的车。又硬是要我搬下来。

我也不知道当时自己哪来的能量，回头去看，我认为可能是责任感。我承担着养儿子的责任，没有想着靠谁补贴一下。所以说，女人本弱，为母则刚。

我们厂里2005年破产算断了，那些没有出来，一直安于厂里那点死工资的人，与我们自己出来闯荡，讨生活的相比，会差一些。

如今的我，很满足，也很感恩生活赋予我的一切，让我衣食无忧。一个人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年生活，并且我很享受这样的简单。早上看看NBA，午睡后，起来看看书，风雨无阻，每天晚上沿着湖边走三公里。

我对社会都没意见，我觉得万事得靠自己，谁都有困难的时候，勇于面对生活挑战的人，就能有活路。只看你自己是不是放得下来你所谓的面子。哪怕现在再不好找工作，去做个快递应该也不难。

并且我对封城也没有意见，当时的情况，那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也对我们封城期间的生活理解，特别是换了新领导后，有下沉的干部来解决我们吃菜的问题，还有人送爱心菜，爱心鱼，爱心水果，等等，因为只有大家都不出门，才能切断传染途径，我们理解、配合。

我们生气的是：为什么12月27号，新华医院的张继先医生，已经上报了武汉肺炎，12月31号也已经封了华南海鲜市场，为什么一点点都不通知我们市民加强防范，至少说一下，能不出门，尽量不要出门?我忍不住想，武汉市政府到底有没有把我们一千多万的武汉人民的生命放在心里。所谓人命关天，人民的生命是高于一切的啊!

多数人是疫情爆发了，才开始关注这个事，而我们在城中，在现场的人，从12月底就开始受煎熬，对事情的无知，才是最让我害怕的。

武汉开军运会的时候，社区网格员天天通知我们，不要出门，不要在凉台晾晒!我们都配合，怎么到了人命关天的事，到处都听不到任何消息!任凭我们独自焦虑!

作为武汉人，经过2003年非典的经验，我个人都有警觉，然而，武汉市政府当时什么都不说，什么也没做，长江灯光秀照常，过年团拜演出一场又一场。甚至到了要封城前几天，万人宴还热火朝天。这，真的让我很不理解。

因我有慢性疾病，经常要去医院。作为高危人群，我觉得我能活着真是老天爷在保佑我，我非常认同方方老师在日记里说的一句话：

我们不是幸运者，我们只是幸存者!

当时，如果大家了解一点武汉肺炎的情况，至少会多多少少备点货，不至于封城令来时，一窝蜂地去超市抢菜，很多人就是那个时候在超市扎堆感染的。至少有些非必要的手术，有些人也不会选择做。能不去医院，我想大家都不会去，谁不想好好活着呢。

今天看了刘大使的采访，各国去年12月31日就收到了中国政府关于武汉肺炎的信息。而我们武汉人，在第一现场却一无所知!我们需要武汉市政府给我们一个解释。

其他国家轻视病毒，导致如今的局面，与我们国家无关。但如果与这件事相关的领导就这样轻描淡写的过了关，我们武汉人心会痛，会失望!

我觉得这与教育孩子同理。小孩犯错了，打了小朋友，你是护犊子，还是批评教育这样不对，长大后哪个孩子会成长更好的人咧。

疫情基本控制住之后，钟南山在中央电视台接受采访说：如果晚三天封城，确诊人数将会达到几十万。事实上武汉是从12月8日起就有不明肺炎的病人，现在听说最早是12月1日就有，如果从那时，或者12月31日关闭华南海鲜市场开始，就采取一定的措施，那还会不会需要封城呢?那我们也不必到现在30℃的天气，出门还必须戴口罩。新冠病毒是天灾，但是有没有人祸的因素咧?我想这才是方方老师要追问的，要追责的。也是我们武汉人想同问的。

我不会上网，甚至一直到3月26号我为了团购菜方便，家里才装了网线。我也不关心我管不了的事情，从未发过或评价过留言。无论微博微信，我都一直潜水，只看我想看的。我独自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很满足，很自在，但对“方方现象”愈演愈烈，作为一个武汉人，我越来越忍不住了，必须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唯有如此，才能做到支持方方老师!

疫情是算过去了，可是我们武汉人要面临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有朋友的孩子因疫情滞留在外不能回家，有回家后，至今不能出门复工的。有因为收入减少不堪重负，在崩溃的边缘挣扎的。

我们的孩子会不会因为身份证号码是4201开头而遭受歧视，这也是我作为一个母亲深深的担忧。

还有我们的经济将到底是怎样的伤害还不得而知，武汉现在入室盗窃案频发，不少人又因为疫情失去工作，我们的安全感，需要找回来。

我用这句话来安慰自己，也送给一直在风尖浪口勇敢作战的方方老师。

人，有时就得对生活低头。但我们做事，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做事的唯一标准，良心，就是考量的标准，不能做有违良心的事，让自己内心受煎熬。

我遵从自己的良心，站出来支持方方老师，不做沉默的大多数。

武汉的我在汉口，敬祝亲爱的方方老师安康!

【作者简介】

月迷津渡：武汉人。六零后。高中毕业，90年代下岗，摆地摊做个体户多年，自食其力。现已退休。平时爱看体育特别是NBA与财经新闻。方方日记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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