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一转眼，常凯走了100天了

我爱着蓝色的海洋

常凯一家的惨剧，以一家四口的生命代价，给当时的武汉三镇，投放了一颗巨型信号弹。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拉响了一个紧急警报，提醒着所有的武汉人：注意，要注意，街坊们啊，千万要注意！

我心中的常凯

文／杨胜慰

5月23日。一转眼，常凯走了100天了。

一、我心中的常凯

我一直想写常凯，细细地写，因为，从地理位置上说，我对湖北电影制片厂那一片，简直是太熟悉不过了，湖北省党校、武汉市外国语学校、武汉警备区、万松园路、中山公园后门、协和医院、武汉商业广场，等等，等等。

更重要的“因为”，是在我心中，放不下这个兄弟，常凯。

我素昧平生的兄弟。

自从在网上看到常凯的相片，还有他的临终留言，我就在想，甚至总是在想，他仿佛是金宇澄小说《繁花》中的一个帅哥型的人物，潇洒的男主，武汉版的《繁花》，集小说、电影、电视剧于一体的《“大汉口”繁花》，一位注重仪表、注重形象、注重内涵的“小马哥”，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在武汉的八十年代方言词典中，有一个词专门形容这一类潇洒的帅哥，叫“靓杆”。

通俗的写法是“亮杆”。但我觉得上面我写的这个版本，结合了今天粤语的常用词汇，更加贴合，更加准确，也更优雅一些，主要是更加贴近常凯。

另外一个想写的原因是，常凯一家的不幸，对武汉当时的冲击力实在是太强烈了。

无比强烈。

我要致哀，对我同城逝去的小我两岁的兄弟。尽管我们素不相识、素未谋面，但是，我们曾经同城呼吸；青春年少时，也许也曾喜欢同乘一个线路的过江轮渡，从中华门到江汉关，或者，从汉阳门到王家巷。

从武昌到汉口，从汉口再到武昌。

武汉大学在武昌，华中科技大学也在武昌；万松园路在汉口，协和医院，同济医院，同济医学院，湖北电影制片厂，都在汉口。

从常凯的同学在网上的留言，我初步推测常凯可能是武大校友。

倘如此，他应是李文亮医生的学长，亦为小米雷军的学长。

据了解，常凯生前任湖北电影制片厂“像音像”对外联络部主任，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于2月14日在武汉离世，享年55岁。他的父亲、母亲及姐姐也因为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而相继去世。

网上可以找到的常凯的资料少之又少，这是另外一条我找到的信息：

“2月17日晚，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发文缅怀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而去世的湖北电影制片厂导演常凯：“疫情之下生命如此脆弱，伤感的消息让我们深感痛心。”

同时，中国电影导演协会还回顾了常凯的生平与作品，2012年，他以制片主任的身份参与拍摄电影《我的渡口》，该影片在2013年第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国内展映单元“中国新片”中，获得了一项提名。在2014年第十四届平壤国际电影节上斩获最佳导演奖、最佳男主角奖和最佳音乐奖三项大奖。”

这是网上找到的《我的渡口》的剧照：

　　
“2017年，常凯参与制作福星楚剧团原创的现代大型楚剧《可怜天下父母心》，曾被湖北省文化厅评为首届湖北地方戏曲艺术节“优秀剧目奖”、“优秀演出奖”。

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因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影视创作者而感到惋惜：“经典剧目今犹在，他的音容笑貌却永远定格在了2020年。让我们再次怀着悲痛的心情，惜别这位优秀的影视创作者。”

常凯一家的惨剧，以一家四口的生命代价，给当时的武汉三镇，投放了一颗巨型信号弹。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拉响了一个紧急警报，提醒所有的武汉人：注意，要注意，街坊们啊，千万要注意！

这个病毒，实在是太可怕了。

武汉的码头文化基因一直比较浓重，江湖英雄气概，很多人都是一番见多识广胸有成竹的样子，面对危险，总有一番“不以为然”的态度与架势。

常凯一家的噩耗传出，对于那一刻被封在城里的九百万武汉人来说，是用生命发出的劝戒，同时，也相当于是“新冠病毒”正式向人类高调发布官宣，向武汉城里的900万人发出了一颗总攻信号弹，散发出死神的万丈妖艳。

从此，人类进入“新冠时代”。

人类正式与“新冠时代”之前的时代告别了。

常凯一家，在17天之内走了四位的消息出来，所释放出来的信号，对大多数武汉人民而言，首先是善意，是一种善意的提醒，提醒900万武汉街坊邻居必须提高防范等级。

那么武汉人，我们还记得常凯么？

3月30日的那天，我看到了常凯的邻居山涧之音写的方方日记接力之6: 物是，人非。在文中，她这样写道：

“常导演家的海棠开了，枝头，都发了新芽。”

物是，人非。枝头发了新芽，人，却要入新土。

谢谢山涧之音，你让我们武汉这些亲历者再次返场，又有机会回望那不堪回首的当初岁月。

我仍然记得，当我在方方正月二十三（2月16日）的日记里读到常凯和父母及胞姐离开的消息，我的心就一紧，随之悬了起来。

日记中，方方这样写道：

“湖北电影制片场常凯一家因冠性肺炎惨遭灭门之灾，今天，他同学写的纪念文章刷屏。常凯的临终留言，凄然而悲痛，读起来撕心裂肺。不知道那些只看央视新闻和人民日报的人，会不会又认为这又是在制造恐慌?而我在前天曾经写过我的画家朋友捐款十万的事，今天，他的哥哥也因冠性肺炎去世。”

如古钟之锤，开始摆动，嘀嗒，嘀嗒，嘀嗒。

而我也在那一刻，把生命的丧钟，自己在心中为自己悄然敲响。

在我看来，这次疫情中，对封在武汉城内的人在心理上所构成的强烈冲击，有三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第一个就是常凯一家在17天之内，一连串、不停歇地走了四位。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新冠病毒”杀人不眨眼，不限量；

第二个，是次日华中科技大学段正澄院士的离去。这说明，再好的医疗条件也抵不过“新冠病毒”杀人的决心和意志；

第三个，是之前李文亮医生的离去。众所周知，他只有34岁，平时身体素质好，也无任何基础性疾病。这说明，年青力壮与身体健康，在“新冠病毒”面前，也不是一张免死金牌。

正是这三个标志性的事件让我在自己心中悄悄思量，而常凯的一家四口的相继离去尤为冲击。因为在此之前，我也有几分武汉人的“抛禅”，也抱有侥幸心理。

现在没有了。

剩下的全部思维，都是战争思维，我如何与新冠病毒战斗？

因为，也许，今天，就是我生命中最后一天。

常凯的这份绝命书，我不知道读了多少遍：

除夕之夜，遵从政令，撤单豪华酒店年夜宴。自己勉为其难将就掌勺，双亲高堂及内人欢聚一堂，其乐融融。殊不知，噩梦降临，大年初一，老爷子发烧咳嗽，呼吸困难，送至多家医院就治，均告无床位接收，多方求助，也还是一床难求。失望至极，回家自救，床前尽孝，寥寥数日，回天乏术，老父含恨撒手人寰，多重打击之下，慈母身心疲惫，免疫力尽失，亦遭烈性感染，随老父而去。床前服侍双亲数日，无情冠状病毒也吞噬了爱妻和我的躯体。辗转诸家医院哀求哭拜，怎奈位卑言轻，床位难觅，直至病入膏肓，错失医治良机，奄奄气息之中，广告亲朋好友及远在英伦吾儿：我一生为子尽孝，为父尽责，为夫爱妻，为人尽诚！永别了，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

永别了，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这一声声，砸在了我的心上。

此刻，在5月23日的晨曦即将来临的这个深夜里，我听着我热爱的配音演员乔榛献给常凯的这段朗诵，泪如雨下，不能自已。

二、汉阳门花园

要知道，常凯大学毕业，在武汉公共对外窗口兼文艺性质的部门工作几十年，人脉不可谓不广；其父母双双为同济医学院所属的退休员工，也应有一定的医疗资源人脉。但是，当时的武汉，在疫情大爆发时最初的混乱里，医疗资源被严重挤兑，像常凯这样的家庭，如此的人脉，尚且面临如此之惨状，何况他人乎？

为此，在拜读了当日的方方日记之后，我在内心深处就悄悄作好了面临死亡的准备。

“每一顿饭，哪怕是早餐，或者中饭，都有可能是我最后的晚餐”。

我自认为，这不是一种消极的心态，而是一种积极的应对，是我个人在对“新冠病毒”全面宣战的誓言，个人官宣。

我已经在心中悄悄地向这个世界作了人生最后的告别，回望自己的一生，生命的朝阳从东方升起，方位武汉，朝阳的方位，是东方，东方就是上海。

武汉的太阳，天天从上海方向升起，悬挂在武昌青山的上空，开始照耀武汉三镇。

疫情之前，只要我返回武汉，在汉口，我就常常站在武汉美术馆后门公交车站的斜对面，保华街的街头，刻意驻足，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大海的方向，就是上海的方向，也是朝阳升起的方向。

黄昏时分，有时，我也常常会站在这同一个地方，回望夕阳，回望西方，思念自己早已远逝的亲人，妈妈，其它人，还有我的家家。

在武汉，乃至湖北的很多地方，“家家”，特指外婆。

疫情之中，武汉城内，今日回望夕阳，夕阳也许就在眼前。

也许，也许没有什么也许了，我也马上就要去见我的家家了。

悲喜无常之间，心中不禁一阵喜悦。

这是一种生命的喜悦，回家的喜悦。

每个人终究，终究都是要“回家”的。

“十年冇回家，天天都想家家。”

“家家也每天都在等到我，哪一天能回家。”

这是武汉本地歌手冯翔的原创武汉方言歌，《汉阳门花园》，QQ音乐平台，单循环，冯翔亲自弹唱的版本，吉他+男声。

我在泪水中沐浴着人生的夕阳。

后来，在微信平台上，通过“油管”传来的一个武汉女孩郭可（英文名：Kelsey Guo，在美国华盛顿大学研修音乐教育）的另一个弹唱版本，钢琴+女声。

郭可的妈妈与冯翔先生，包括其间在网络上追踪联系郭可的一位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李先生，恰巧都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校友。

武汉人，全球华人，都是在用自己的热诚、鲜血和眼泪，谱写人类的最新金曲。

武汉爆发疫情之后，郭可在万里之遥的华盛顿专门翻唱了这首歌，用音乐来为抗击疫情中的武汉父老乡亲加油：武汉姑娘郭可演唱的《汉阳门花园》

一般人认为强悍的武汉话，在郭可的歌声里，从来都没有这般温柔过。温柔到让我止不住流泪。

在她的歌声里，我看到了我人生最后的夕阳。

夕阳红，血色红。

在常凯事件之后，我曾经看到一个小视频，忘记是“抖音”还是“快手”了，画面中，一位社区工作人员正在对一名隔离在家的小女孩进行“喂投”，嘱咐她一定要乖乖的。

小女孩全家都送到外面去隔离去了，不知道是方舱医院还是隔离酒店，家里只剩下这小女孩一个人，独自一人在家隔离。小小的脸，戴着大大的淡蓝色口罩，背靠着大床在哭。正是撒娇的年龄啊！这么小的女孩。

社区工作人员嘱咐她一定要乖，乖乖的，社区工作人员的女声，带着浓浓的哭腔与爱意，视频中的女声，边说边哭，小女孩也不断地在哭。

屏幕外的我，潸然泪下，泣而无声。

这就是当时的武汉，当时的武汉人民，当时的真情实景。

我在满眼模糊的泪光中，无声地哭泣。

三、常凯走了，我们还活着

常凯于2020年2月14日4时51分在武汉市黄陂区人民医院去世，至明日5月23日，他去世整整100天。

今天的我还活着。

今天，我们都还活着。

我要把常凯的遗言一直刻在心里。

一场美好的仗，一直打到了现在，我只记得，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我们都要，好好活着。

【作者简介】杨胜慰，武汉人，职业经理人，2003年出版《温州财富之路——小康中国的尖兵》。方方日记读者。

方方对国家、对人民、对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的情感是真挚的，有温度的。方方敢爱，敢恨，敢怒，敢言，怜弱如亲，嫉恶如仇，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方方日记之“看图说话”：数据分析中见真伪善恶

文/明步平

标题中的“图”，特指数据统计的图表。我说“数据分析中见真伪善恶”确系有感而发。众所周知，“方方日记事件”持续发酵，甚至似乎引起局部的社会族群撕裂，令人担忧。然而，该来的都得来，担忧解决不了问题。最终的“水落石出”，还得靠法律的裁定和时间的沉淀。

方方有记录武汉封城期间生活和抒写感受发表意见的自由，别人也有质疑、评论其真伪、优劣、善恶的自由，只要在法律框架内，又不突破道德底线，见仁见智，十分正常。这里不愿也不屑谈论那些网络暴徒、跟风脑残的恶劣言行，重点想谈一种“伪客观”、“伪理性”的“批方”现象。都说“有比较才有鉴别”，因此，我想通过比较两不同的“数据分析”来透视这一事件中的真伪善恶。

有人写了一篇《关于讨论方方问题的一些“前置性条件”》，其中第一条就是：“最最基本的，当你要讨论方方日记的时候，你必须要至少预先阅读过其中的80%的文章(总共60篇)。而且必须要读‘原文’，不要去读那些别人引用的。”对此，我基本赞同，因为我自己也在微信群中说过“读后再评，这是起码”。不过，我的要求要低得多：你可以只读一小部分，但你的评论只能限于“这部分方方日记”;你甚至可以只读一篇，就评这一篇(当然不可以把对这一篇的看法扩大到全部)。遗憾的是，如此低的要求，竟然有许多人硬是做不到(比如那个在第162期“邱毅说”中乱批方方的名嘴)。

不读方方日记就妄加评点或读得很少就胡乱发挥，固然浅薄;认真读了(或假装认真读了)并且还以“研究分析”的姿态来栽赃方方，那就可能是“奸险”了。谓予不信。且听我“看图说话”。

先看下面的图表(是文章作者转自网友的)：

文章作者在说明以上“截图来自知乎答主@李劼的回答”后写道：“别说是方方这样的大V+作协主席了，哪怕是我这样的个人写作者，因为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也会时时提醒自己，要对自己的文字负责，要基于事实去做评价，要极力避免事实性错误。而方方在这一点上，存在明显的硬伤。方方的日记写的是武汉抗疫的记录，但大量的素材却来自道听途说。

有网友做过统计，在方方的日记中，道听途说类的词汇如‘医生朋友’出现了116次，‘医生朋友说’出现了28次，‘医生朋友告诉’出现了8次，‘记者说’出现3次，‘听说’出现45次……”

我以为该文作者还算宽厚仁慈，只说图表中的常用词统计表明方方日记存“事实性错误”和“明显的硬伤”，因为“大量的素材却来自道听途说”。殊不知，不作深入思考，轻信这样的分析才是“错误”和“硬伤”(有关理由将结合下面的图表分析一并阐述)。

我说上面那位作者“还算宽厚仁慈”，是与下面两种“明确归类”的词汇统计图表相比较而言的。

一种是方形表格的《方方日记高频词汇(60篇)》：

此方形表格与最前面的统计表某些数据小有出入，这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它将方方日记出现的“高频词汇”分为“抱怨吐槽类、攻击类、道听途说类”三种，实际上是直接给方方日记定了性。它的虚假性和荒唐性，我们将结合另一种“扇形”图表一起分析。

另一种是“扇形”的方方日记高频词汇统计图：

这种“扇形”统计图表来自《方方日记，确实是写给洋人看的》一文(作者申鹏，写于2020-04-09，来源：“平原公子”微信公众号)，为了避免人家说我断章取义，愿意看原文的，我给提供该文的网址链接如下：http://www.wyzxwk.com/Article/shiping/2020/04/416622.html

“扇形”统计图表的分类与上面的方形表格基本一致，只是将“攻击类”换成了不太文明的“撕逼类”。还有就是，对不同的词汇在该类中所占百分比作了统计，似乎更为细化。作者通过对方方武汉日记的统计归类，得出的结论是：“现在这本东西，大概率会成为西方攻击中国的证据，甚至会成为某些脑残政客勒索中国的‘证据’。”“她已经被各方势力架在了火上，成为了西方媒体口中‘反体制、反压迫’的‘英雄文人’，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成为武器和工具。”“所以，这些文字，的的确确是写给洋大人看的。所以美国媒体头版头条报道她，拿她的日记做武器，所以她的日记短短十多天就出了英文版，还上线亚马逊。”瞧瞧，人家通过精细的统计，得出这样的结论，你还不相信么?

听起来振振有词，看起来有的放矢，其实，这些图表的制作者都是“逻辑骗子”，他们在玩“欺蒙的把戏”!过深的道理我不懂，且允许我在这三类高频词或常用词中各举一例来说明真相(所谓解剖一只麻雀，可知所有麻雀的生理结构)。

比如“抱怨吐槽类”中的“政府”。方方用这个词表达正能量的例子很多：

毕竟，现在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瘟疫。我一定会和政府和所有武汉人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共同抗疫。政府向市民提出的所有要求，我也会百分百配合。(1月29日)

政府不会封锁信息，否则就太对不起老百姓了。我基本上跟二哥的想法差不多，觉得这么大件事，政府不可能封锁信息，不可能不让百姓知道真相。(2月1日)

不管政府前期有多少失误，无论如何，我们目前也只能相信政府，我们还是要给予他们信任。不然，这种时候，你能信谁?你能靠谁?(2月4日)

我们的敌人是病毒。我绝对与政府保持一致，绝对配合政府的每一项行动，并且努力帮助政府说服不理解的人们，帮助政府安抚焦虑的人们。(2月8日)

剩下的日子，还将继续。我们依然会全力配合政府，关门闭户，坚持到底。只期待拐点更快到来，期待武汉尽快解封，更祈祷病人们悉数痊愈。(2月9日)

能够明显感到的是，政府措施越来越有力，方法也慢慢人性化了一些。诸多的公务员被派到社区基层帮忙，就连作协这样的机构，都有派出指标。有党员身份的专业技术人员，也照例下派。一个人分管几户，协助政府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需求等等。……毕竟大家都活着，还能相互照顾。都说，我们还能坚持。我们对政府有信心。(2月13日)

昨天就听说，寒流将至，气温将急速下降十度左右，或许还有雪。想必政府已为那些隔离在方舱的病人，准备好了御寒设施吧。尽管拐点没到，但援兵已至，主帅亦临，我们的抗疫工作也明显走上正轨。(2月14日)

百姓既然信任政府，就会给他们以时日，而领导作决策，也要给下面办事的人以时日。(2月21日)

听说住进方舱医院的病人，病好了也不想出去。因为方舱医院空间大，伙食好，跳舞唱歌聊天斗地主，一点都不缺玩伴。此外诸事有人管，重要的是还不收钱。远比寂寞地待在家里要踏实得多。但我想，既然政府已经接管下这些人这些事，人心都是肉长，他们自然不会再漠视这些老人现存的问题。(2月24日)

在武汉，人人都有一种莫名的压力，外地人恐怕很难体会。用任何美好的词汇来夸赞武汉人在这次疫情中所作的奉献都不为过。我们还在继续坚持，依然听从和配合政府的所有指令。(2月29日)

现在政府已将他们集中在一起照顾。他们都是未成年人，小的只有四五岁。(2月29日)

早期的武汉，仓促封城，就像一个百孔千缝而且连底都没有的大水桶。政府全副精力忙着把底先兜住。(3月2日)

疫情控制住，已是板上钉钉的问题。我长居武汉，知道这是很难做到的。毕竟武汉那么庞大，三镇格局那么混乱，老式的里巷和旧街那么复杂，加上病毒无处不在的恐怖，能在这样的时间内，控制到如此程度，委实不易。尤其疫情前期，恰逢春节，加上官方昏招迭出，致混乱更甚。换帅之后，政府以铁腕抗疫，效果确实很明显。(3月4日)

我还没有举全，这些都是体现方方在日记中表示支持政府、服从政府、相信政府、肯定政府成绩的内容，哪有什么“抱怨吐槽”?

比如，“攻击类”(或撕逼类)中的“狗”。

我的家里，除了我，还有一只16岁的老狗。元月22日下午，突然发现狗粮没有了。赶紧跟宠物店联系了买狗粮，想着正好可以顺便出门买买口罩。(1月27日)

家里16岁的老狗已经没有狗粮了。它是2003年圣诞夜出生的，像是一份圣诞礼物。那时我在医院刚刚动过手术。女儿一个人在家，她又惊喜又害怕，然后看着狗宝宝一个个出生。这一只白色小狗，因为像玩具狗，被点名留下了。就这样，它在我家足足生活了16年。春节前，我在淘宝上给它买了狗粮，但是始终没有寄来，对方说，他们也没办法。(2月11日)

出门放狗到院里，一个月没洗澡，它已经很有点臭了。但是洗狗池的三角阀坏了，不能放水。(2月26日)

家里的老狗关了有些时日，不想出去，怎么赶都不愿进到院子，一定要趴在窝里。(3月11日)

家里的老狗，已经又脏又臭了，它的皮肤病，也已复发。(3月19日)

下午终于把狗送到了宠物医院。它的皮肤病再次发作，全身溃烂，不治疗也是不行了。(3月23日)

原来如此!方方养着一条老狗，宠物养久了，肯定会有感情，日记中絮絮叨叨提到“狗”毫不奇怪(2月11日约150字的日记片段中，就有5次提到了“狗”)。炮制高频词或常用词统计表的人，不引用原文，只提一个“狗”字，让人联想到方方用“狗”字来攻击谩骂他人。如此阴险的“暗示战术”不是奸人谁能做出?

比如“道听途说类”中的“听说”【这里有必要逐条简析附后】

初一听说中心城区机动车将要禁行，我已经给女儿送去了一批保证她能活十天的物质。(1月29日)【“将要”之事，尚未得到证实，确系听说，也只能用听说】

下午，我即向我的一位医生朋友了解近况。他正在一线。插空回答我的提问。我们聊得很杂，概括起来有几点。一是，武汉现在绝不容乐观，形势依然非常严竣。医疗用品处于“紧平衡”状态。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词，按字面理解，大概就是紧张，但也刚够吧。(2月3日)【罕见词语，承认自己见识有限，是“第一次听说”】

仅李文亮所在的中心医院，死去的不是一个李文亮。我听说已有三位医生离世。……他们全都是用自己生命救人的仁心医者。(2月7日)【即使有误差，也因为用了“听说”而显得严谨。】

今天作协值班的小李也来电话，询问身体和生活情况。还有同事听说我的药没了，表示要替我去医院拿药。(2月8日)【“同事听说”，不是方方听说】

听说来鄂的各省不只是人力支援，还自带医疗设备和防护用品，就连油盐酱醋诸多琐碎事，也一律自备，不给当地添加任何负担，这真是让湖北人感激涕零。前来湖北的医护人员，多达两万。这份情谊，何其厚重。(2月10日)【此处”听说”的内容是感恩，满满的正能量!“批方”的人敢否定其真实性么?!】

昨天就听说，寒流将至，气温将急速下降十度左右，或许还有雪。想必政府已为那些隔离在方舱的病人，准备好了御寒设施吧。(2月14日)【此处听说的是天气变化情况，没有政治性。更何况，后面对政府都是往好处想的!】

这里是传染病疫区。你经常会不清楚哪里有危险。你面对的受访人，是不是一个感染者，你可能也不知道。更或者，你已知道，你仍然要前去相见。听说，好多记者都很年轻，非常有职业精神，不怕苦，又拼命。我自己年轻时也在电视台干过，外出采访有多劳累，有多麻烦，实在深有体会。(2月23日);【此处“听说”强调的是记者“很年轻”，对年轻记者的职业操守和牺牲精神不吝赞扬。有人说方方与当代年轻人格格不入，这又怎么解释?!】

好了，足够了(如果要举，我可以举出不少于30例)。方方日记中用了很多“听说”，主要是因为她必须服从政府防疫的统筹安排，窝在家中，许多信息来自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熟人等，确实是“听闻”而非身历亲见，用“听说”体现了严谨性，恰恰说明她尽量地记录实情，避免出差错。即使主观上力求严谨，也还是出了几处因“听说”而产生的小误差(广西梁护士之死讯，雷神山与火神山之混淆等);但这其中哪里有一丝“造谣”的影子?

由以上举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的方方日记高频词汇统计，纯粹是故意作伪以欺骗世人、误导舆情。将某一或某些词语直接归入某一种褒贬分明的类别，其逻辑本身就站不住脚，十分荒唐。同是“政府”一词，可以用于“感恩政府，支持政府”，也可以用于“批评政府，帮助政府纠错”，当然也可以用于“辱骂政府，颠覆政府”。关键要看作者是怎么用的，与高频低频无关。以上图表中，将“死亡”“去世”这样的中性词也列入“抱怨吐槽类”，语水水平也太臭了!其实不是语水水平的问题，而是人性之恶。

有些人千方百计构陷方方，可被质疑根本没有全面、认真地读过武汉日记。于是，想出了词汇统计这种“伪客观”的鬼点子，自以为可以通过“伪大数据”欺骗别人，给没时间读或根本为愿意读日记的人带节奏。殊不知，奸恶者只能骗得了蠢货和脑残的跟风者，骗不了尊重常识的理性人。我认为，这种故意作伪的数据统计是一种“精致的恶”，它远比那些整天喊打打杀杀的网络暴民危害性大，因为它装得很“高雅”，很“科学”，很“客观”，欺骗性强，隐蔽性强，识别它有一定难度。

那么，数据统计分析就不需要了吗?非也!真正合理、科学的数据统计不可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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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转载了一篇《<方方日记>内容数据分析》(来自时代融媒体“大风号”，04/29 07:11。作者署名“河山入梦宛委別語”?)，

网址链接如下：http://ishare.ifeng.com/c/s/v002CBLi8RUWntvH0tfpHVd-_uQfZQUaKwg-_UApYgM5gIPL0__

该文中也有一个关于方方日记统计的表格(较长，分为三截)

原文写道(为了不断章取义，不掠人之美，只能做一下抄文公)：

一、说明。表格中“好消息”，主要集中在疫情好转、所熟所知者的病愈、党和政府的正确决策以及八方支援的战果;“坏消息”主要集中在疫情凶险、所熟所知者的感染、病故。
“悲痛”主要是集中在武汉人民亲人病故、封城生活不便所带来的情绪表现; “坚忍”主要表现在武汉人民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在抗疫中体现出的坚强、达观和善良。“赞扬”主要称赞了在武汉抗疫中，各级领导、基层干部以及各界劳动者、支援者、保卫者、志愿者令人感动的表现，最后一篇也表扬(感谢)了攻击她的人，因为正是这些攻击激励她坚持写完了日记;“批评”主要是指向疫情防治中出现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及构陷攻击她的人和言论。“问题”主要谈了在抗疫期间有关防治、民生及社会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建议”主要是针对问题而言，统计表中建议比问题少，是因为有的问题作者没有建议。“追责”非常具体地指向两种人，一是放言“人不传人，可防可控”给武汉带来惨痛损失的人;二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的主要领导。
二、对日记的判断。从数据统计情况看，除追责(12)无法类比外，日记中好消息(67)多于坏消息(44);坚忍(20)多于悲哀(12);赞扬(61)多于批评(27);只有问题(50)多于建议(42)，因为有些问题，个人无法提出有实际操作性的建议。据此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方方日记无论出发点还是内容，基本上是客观、公正的。主体是健康、正面和积极的。并非是专写阴暗，专揭“家丑”。
从日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武汉这座英雄城市和英雄的武汉人民怀有真挚而深厚的感情;对武汉当时抗疫所面临的困难发自内心的担忧;对党和政府以及全国人民的真诚感激;对所有劳动者、支援者、保卫者及志愿者的由衷赞颂;以及对官僚主义和渎职者的痛恨。而那些意见、建议也体现了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作品在叙述上是实事求是的，其拥护党和政府的立场是鲜明的。至于日记中写到的所谓“阴暗面”，我们应当辩证地看，试想如果没有疫情严重，我们为何封城?为何要八方支援?如果没有武汉人民所承受的三大压力(病毒威胁、生活不便、外界偏见)，那么武汉人民那种坚定意志、无畏勇气与顾全大局的崇高品格，又怎么体现?疫情好转，解除封城时的喜悦与激动，又怎样产生?日记就风格和结构看，它主要采用了对比的手法，通过正面与负面、好与坏、悲与喜、善与恶以及问题和建议的比较，集成放射出耀眼的光束。
关于被一些人紧咬不放，视为造谣的满地手机图片和广西援鄂护士去世消息的内容，日记本身已有认真说明(详见2.13、2.15、3.20、3.23、3.24日的日记)，本文不再赘述。

同样是数据分析，此文着眼点是“内容”，前面的“伪数据”着眼点是“高频词”。哪一个客观公正，哪一个实在靠谱，哪一个接近真相，一望而知。

说白了，对“内容”进行统计能反映方方究竟写了什么，“高频词”则云遮雾罩，故意作假，涉嫌构陷。一真一伪，一善一恶，判然分明。

还有一点，“内容”的数据统计和分析必须全面、认真地阅读60篇方方日记(否则，不可能得到真实数据)，“高频词”统计者当然也可能全部读过，但也可以“一篇不读就能得到数据”。方法很简单，上网下载一个方方日记合集，复制粘贴到word文档中，利用文档本身的检索功能(“查找与替换”功能)，输入需要检索的词语，一般用不到20秒，就能知道该词语在方方日记中出现了多少次。例如，我检索了下，“狗”字在武汉日记中共出现了43次(见下图)，只花了10秒种左右。以此类推，完全上述关于方日记高频词的“伪数据”统计，绝对用不了两个小时。奸恶者往往也是投机取巧者!

或许有人会说，你为了“挺方”下了大工夫啦。这样说就因果颠倒了，我是因为下了一些工夫，全面认真地研读了武汉封城日记，才觉得方方没有做错什么，才觉得方方的记录基本是真实的，方方对国家、对人民、对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的情感是真挚的，有温度的。方方敢爱，敢恨，敢怒，敢言，怜弱如亲，嫉恶如仇，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我这样说，并不等于认为方方完美无缺，或认为方方日记毫无瑕疵。相反地，我与别人在微信中私聊时，也指出过日记中有的地方对官场和官员的指责有些偏激，日记发布后对批评的声音有时反应过度。但总体观照，方方日记应该是新冠疫情期间有特色的民间记忆的经典性作品，可能会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时间会证明一切，历史经过沉淀，总会辨明真伪善恶的。本文剖析的“真统计”与“伪数据”不就是善恶昭彰的例子么?

我在方方老师微博中看她说过，她作为一个普通人遭遇的这些，会让普通人害怕。是的，我这个普通人真的害怕了，我怕父亲讲述的那个疯狂的年代会回来。

往事并不如烟

文／若湘

昨日小满，上海已然入夏了。2020年的春天就这样在寂寞中远去了。那些竞相开放的春花，今岁该是最寂寞的一次吧？花儿们是否知道这个春天的故事？它们如果有记忆，又愿意记住些什么？

题图中戴着口罩的美羊羊是三岁女儿的杰作。这个春天里，凶狠的病毒不仅打乱了成年人的工作生活，也在孩子的心里埋下了恐惧的种子。三岁的她害怕她爱的美羊羊被病毒侵害，特地认真地给它也戴上了口罩。

女儿的生日是在2月上旬。那时，疫情的控制还未明朗，上海不少行业尚未复工。我在网上订不到给孩子的生日蛋糕，辗转跑了三个地方，才终于买回了一个蛋糕为她庆祝。贪玩的孩子每天缠着我，问，妈妈，我经常玩的那家小游乐场开门了吗？我总是回答她，还没有，外面有病毒，很危险，现在不能出去玩。等病毒过去都安全了，咱们就可以再去玩了。

看着孩子满脸的失望，我也跟着失落。但是那时候，我们都以为要不了太久，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就又可以去小游乐场玩了。可是，直到现在，小游乐场还是没有开业。我甚至不知道，它会不会已经在这个春天里倒闭，不会再开业了。

元月23日，当武汉封城的消息传来时，我们全家都惊愕极了。回过神来，才发现全家六口人，连一个口罩都找不到。一时间，心慌无措得不知如何是好。后来，上海市政府公布了一批定点药房的名单，民众可以去药房登记排队，每个人最多可以买十个外科医用口罩。公公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一只从前的防雾霾口罩，得以出门去排了队，排了两回，一共买回了20只口罩。

春节后，买口罩变成了在居委会登记，然后由居委会通知到哪个药房购买，一次五个。我妈妈也住在上海，她们的小区由居委会把口罩送上门，最大努力避免人们聚集。上海不少部门和单位应对这次疫情的务实高效，着实让我们感激。

春节前我在南京有一件事情做到了一半。2月20日复工后，我就开车去了趟南京。结束后回上海，正常四五个小时车程回家的路，那天正好赶上复工潮，我一个人开了整整12个小时。以前沪宁高速上的服务区都和家门口的商场一样热闹，物品应有尽有。可那一天，我路上停靠的好几个休息区都只开着小超市，而且货架上的方便面、粉丝、汤等各种热乎的食物统统售罄。幸好我出门时随身带了些面包，就靠着面包支撑了一天。待到我终于平安开回上海，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快两点。进了家门，我手脚发软，倒在沙发上都起不来了。

3月2日，我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山樱若是多情物，今岁应开墨色花。在文中我这样写道：

这次疫情爆发，武汉处在了漩涡的中心。我总是想写写它，却又不敢下笔。我怕我的笔触太苍白，徒增“强说愁”的滋味。可是不写，我又会遗憾。

我开始回忆自己当年在武汉生活的时光。那是2007年5月，我大学即将毕业，从南京跑到武汉实习，毕业后，又在那里开始了我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带着青春的懵懂和鲁莽，跌跌撞撞。

刚到武汉，我就感受到了她的“大”。武汉三镇，武昌，汉口，汉阳，三个名字都是如雷贯耳。最开始我在落脚的朋友那里住，每天坐公交车从武昌的青山区，转上三趟，路过汉口，还有那有名的汉正街，最后到汉阳的单位上班。这一路需要近两个小时。

公交车上的时间，最能感受武汉那热热闹闹，市井生活的烟火气。能看到不下十几种各式各样的武汉特色早餐。我吃不惯武汉最有名的热干面，但是汤粉，豆皮，面窝都很合我口味。而最让我叹为观止的，是武汉的司机都是把公交车开成赛车的，而乘客们竟然可以在车上站着吃汤粉而不洒出来！

那段日子里，每每看到视频中武汉街头的空空荡荡，我都会想起它平日里的繁华热闹，于是心里很难过。武汉与上海的气质不一样，虽然从春节到三月时，上海的街头也是人车稀少，但我会觉得像是名媛今天没有出来参加社交而已。但那时武汉街头的空荡，给我的感觉就是把一个爱热闹的浑身肌肉满身力气的爷们给捆绑在了家里，让他动弹不得。那种感觉好生凄凉。

那段时间里，我每天都会等着方方老师的日记，她在武汉围城中困守，却用她的笔让武汉以外数千万计的人们了解被封的城里武汉人的痛苦，无助，坚持，隐忍。她用她不畏惧的心对抗着巨大的压力和质疑。等这场疫情过去后，我真希望我能回到武汉去看看她，为她献上一束花。

当我写下上面那些文字的时候，方方日记还没有引起如今这般的波澜汹涌。虽然日记时常会被404，也有人质疑，但并未遭到现今如此的攻击和围剿。写那些文字的时候，我曾担心，当疫情终于得到控制之后，人们会不会忘记了当时的惶恐和追问，忘记那些永远留在了这个春天的人。现在看来，当初那些担心，恐怕已经沦为现实了。

当时除了官方每日更新的数据和千篇一律的正能量外，我希望能够看到有更多的贴近普通人生活的记录，想知道武汉围城中困守的人们具体的真实的生活。我们离得远，从网上的渠道看到了很多不能入院，没有床位的人的求救信息，看得心里惊惧害怕。而这些信息又在官方的报道中几乎完全缺席。越是没有，越让人恐慌，因为越没有透明的信息，人们就越加会去往最坏的方向揣测。

我算是方方日记比较资深的读者，但当时除了日记，我唯一看过的，就是她的小说拍成的电影《万箭穿心》。那时候追着读日记，我还总觉得方方老师写得仿佛太谨慎了些，很多言语能读出是经过反复斟酌的，好多事情都是点到为止，只有她的那些追责，追责之声，毫不掩饰，振聋发聩。待到后来发生这场浩浩荡荡对日记的围剿，我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实在是过于单纯了。连这样温和克制的日记都被构陷辱骂成如此不堪，如果她当时如我所希望的写得更加详细深入，那现在都不知道会成什么样的景象！

方方老师与我的母亲同岁，而我的父亲是1949年出生的。他们都是与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人，我们学过的和没学过的那些新中国的历史，组成了他们的人生。从我记事起，我的饭碗里从不敢剩一粒米饭，因为浪费粮食是父亲最深恶痛绝的事。我还记得父亲曾深深地叹息，用带着浓烈长沙口音的普通话跟我说：“女，你没有挨过饿，你不知道挨饿的滋味......”

父亲和我说的历史，比我在教科书上学到的多了太多，也具体到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有着自己的名和姓。父亲对童年时挨饿的记忆刻骨铭心，说那时他从大人口中总是听到哪里又放“卫星了”，粮食产量高极了，一头猪都可以养到上千斤。父亲就总是想，那么多粮食他们总应该吃不完吧？也许用不了多久，也可以分给他们一点，这样他们就不用挨饿了。可是等来等去，肚子依然填不饱，小小的他实在想不明白，那么多粮食都去哪里了。后来等他长大了才知道，那些所谓的“卫星”，原来不过是大人们之间骗人的把戏。

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父亲大概十岁时，曾拜过公社一个庙里的老和尚为师父，老和尚可怜他，有时候会分一些香客的贡品给父亲充饥。可是有一天，突然来了一群人，将本就破烂的庙拆了，泥做的菩萨全部被推倒砸烂。老和尚只背了一个布包，拿着一根树枝当拐棍，默默地离开了，什么都没和父亲说，从此父亲再也没有见到他。

父亲跟我讲述他的童年时，总是以“爷爷被打倒后”开始。父亲前年去世了，在疫情初期那段超长的假期里，我翻看了父亲留下的信件和书籍，第一次看到了爷爷的很多遗物，他亲笔写的日记，还有那些年代感十足的各种交代材料。看得我百感交集，一时间，自豪，无奈、悲哀，恐惧，一起涌上心头。

爷爷在1908年出生于湖南的一个乡村。那一年最大的历史事件是11月14日光绪皇帝病逝于瀛台，11月15日慈禧太后病逝。一部中国近代史，组成了爷爷的人生。爷爷从一个放牛娃，靠着他的天赋和努力，25岁考入黄埔军校第十期步兵科，七七事变后，对日本作战负伤住院，伤愈后任张治中部手枪连长。1939年，于日本西进越缅之役，在缅甸负重伤.....

戎马一生，最终爷爷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被发配劳改，奶奶悲愤交加，不久便离世了。那时的父亲刚刚8岁，戴着反革命狗崽子的帽子，还要带着更小的才5岁的妹妹。他们是在本族人的救济和四处乞讨中，才终于活下来的。

父亲文化程度不高，他保存着爷爷的这些遗物，最珍惜的是有关爷爷“关于摘掉四类分子帽子的通知”和那张法院再审判决书。通知上只有简单的几句话：“现根据党的政策，经群众评审，批准摘掉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

法院再审判决书上，也只有这几句话：“经查，XXX原主要以历史罪判刑不当，根据既往不咎政策精神重新判决如下，撤销本院原来XXX号判决，对XXX恢复名誉。”

时隔近半个世纪，当我捧着这几张发黄的纸，我的心中五味杂陈。因为爷爷的这个帽子，让父亲家破人亡，让他幼无所依，受尽白眼，尝遍人世心酸。

方方老师把她能交代的，几乎都交代了。那几件被那些人反复质疑的事情，殡仪馆的手机，送侄女去机场，梁护士的脑死亡。可是那些人几乎完全不看，完全不听。当我在方方老师微博下面看到那些诋毁和谩骂的文字时，我的脊背阵阵发凉。她特意又写了《我不能不交代》，但是发出来后几个小时不到就被删除了。我心中阵阵发痛。再后来，又看到她一天天写《关于》，每一篇都是那么真诚，真诚到让我心疼。

这些和我爷爷当年的交代何其相似啊！我在方方老师微博中看她说过，她作为一个普通人遭遇的这些，会让普通人害怕。是的，我这个普通人真的害怕了，我怕父亲讲述的那个疯狂的年代会回来。方方老师用一支笔，平实地记录了武汉城里发生的事，那些都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不是吗？何罪之有？何罪之有！

跟读完60篇方方日记后，我又开始追读每天的读者接力。我认真地跟读了每一篇，以及接力文下的精彩留言。我非常想也写点什么，期望自己也能够参与这场美好的仗，但总觉得我的笔，很难表达心中所想之万一。但是，当我读到了第42棒接力作者方舟写的我愿和你们一起，成为那不再迫默的顽强烛光时，我心中的那道小小的烛光也被点燃了。第49棒林泉僧的我愿随喜这思想启蒙的传灯，让我看到连出家人都在发声了，我心中的那团火越来越强，烧得我无法安宁。我决定我要写，不论我的文章能否被选用，我都要写，用我简单的文字，为我过去几个月的心路留下一些纪念。

我在朋友圈转发读者接力之41: 方方日记，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我是个罪人）时，写了一段话。我说：“年轻的人们，不要侥幸地认为自己的岁月安好是理所当然。那疯狂的岁月并未走远，历史总是在轮回。”

是的，如果我们任凭那些疯狂的谩骂，恶毒的攻击在网络上肆虐，也许用不了多久，这些疯狂的谩骂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如果我们都因为害怕和压力而迫默，选择做沉默的大多数，那么，当你的危险来临时，还会有谁站出来保护你？如果你根本没有认真读一个人的文字，就跟着那些人谩骂攻击，那么，如果未来你被冤枉的时候，又有谁会为你发声，救你出水火？

往事并不如烟，那些发生过的暴虐，曾经深深地伤害了我们的祖辈和父辈。身为80后的我，也曾经以为那无知疯狂的岁月早已尘封，不会重演。但如今，看到不少年轻人也挥舞着大棒加入讨伐方方老师的大军里，我曾经以为疯狂的历史不会再演的信心消失了，心底的慌张越来越多。

年轻的朋友们啊，请清醒一点，再清醒一点。卢梭在《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中曾经说得：“我们将看到：公民的自由和民族的自由已一点一点地消失，而弱者的呼声被看作是煽动的情绪；我们还将看到：政治家们把保卫共同事业的荣誉只给予一小部分受政府雇用的人；我们还将看到：祖国的保卫者迟早会变成祖国的敌人，将刺刀指向自己的同胞.........”

年轻的朋友们啊，请警惕你心中的恶，别让那恶之花越长越大。因为正如同为八零后的梁欣之老师在方方日记接力之52: 当我们不再迫默，明天才会更好里所说的，如果我们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等下一次雪崩循环再来时，那我们自己，就会是压在孩子身上成千上万片的雪花，谁也不比谁无辜。

听说今天下午，北京的天空曾电闪雷鸣，瞬间天黑，随即下起了倾盆大雨。我在初夏的上海，遥祝武汉城中的方方老师安好，愿晴朗明澈的天空早日来临。（部分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