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84823例，张玉玺，貌似国企的北京菜篮子工程新发地地王

北京本来已经很平静。但这几天突然再次被披露的疫情，震惊国人。

6月11日以来，北京突然出现的第二波新冠状病毒疫情继续蔓延，6月16日新报告了27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这意味着五天内，北京新确诊的本土病例已达到101人。在确诊病例流行病学调查和大数据溯源中，发现均有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活动史或有关人员接触史。

6月13日，市纪委市监委成立调查组，针对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的失职失责问题进行调查。

责令有关单位免去张月琳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总经理职务。

张月琳，正是71岁的新发地董事长张玉玺的儿子。而随着最近疫情的爆发，新发地被推到了舆论风口。

已经迈入古稀之年的张玉玺，在30多年里逐渐建立起张氏家族的商业帝国。

如今，张玉玺的儿子张月琳已成为二代掌门人。而接替张玉玺的新发地村书记位置的，则是其外甥张伟。

天眼查数据显示，张月琳为北京新发地果蔬有限公司、北京新发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市新发地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新发地的关联公司为北京市新发地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天眼查数据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08年1月，注册资本6050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张月琳，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承办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上市商品为：销售食品；零售烟草；餐饮服务；销售新鲜蔬菜、新鲜水果、粮食、禽蛋、水产品、鲜肉等。公司董事长为张玉玺。公开资料显示，张月琳为张玉玺之子。 

工商登记的股东信息显示，北京市新发地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共有5大股东，最大股东为北京食安天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月琳），持股比例为45％，第二大股东为北京中油房山燕宾油料销售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21.25％；北京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中心为第三大股东（法定代表人为张月琳），持股比例20％；北京丰泰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张玉玺任董事长）为第四大股东，持股比例10％。

如今的新发地，是名副其实的首都“菜篮子”和“大果盘子”，承担了北京80%以上的农产品供应，其人流量、客流量都是惊人的。

“市场现占地1680亩，管理人员1500名，固定摊位2000个左右、定点客户4000多家，日吞吐蔬菜1.8万吨、果品2万吨、猪牛羊5000多头、水产1500多吨。承担了首都80%以上的农产品供应。”

“2019年交易量1749万吨，交易额1319亿元人民币。在全国4600多家农产品批发市场中，已连续十七年双居全国第一”

历史机遇与商业帝国

位于北京丰台区南四环至南五环之间的新发地，最早其实叫新坟地，属于明清皇家狩猎场南海子区域（现在的海子公园一带）。位于海子墙西北角的新坟地，主要作为守坟人居住的小村落。

如果熟悉北京的地名，会发现很多地方都有“坟”字。据说，北京但凡带有“坟”的地名，都是清代的坟场墓地，比如公主坟、八王坟。为皇家守坟的家族，渐渐聚集形成村落。

新坟地便是这样形成的一座小村落。

1958年，坟地被辟为农田，新坟地也改名为新发地。

为了解决“淡季蔬菜荒”、“吃菜难”的问题，北京市政府在1985年5月10日出台了放开肉、蛋、水产、蔬菜五种农副产品价格，以及打开城门欢迎各地蔬菜进京的两项举措，正式开放蔬菜市场，外地蔬菜不再需要进京证明送菜进京。

在此之前，北京蔬菜实行统购包销，基本不允许外地供给，只能卖本地菜。

对于已有一千多年蔬菜种植历史、明清时期作为皇家菜蔬供应地的丰台来说，这个新政开启了该区蔬菜民间交易市场。

新发地的菜农在位于今天的黄陈路和南苑西路的十字路口自发摆摊，踏上了自产自销的地摊经济之路。

当时的新发地村支书孟有发，望着这个每天人来人往的蔬菜露天市场，看到了蔬菜交易的商机，便找到了新发地主管农业的生产队副大队长张玉玺，合计合计如何把菜农们组织起来。

在市场经济的探索方面，新发地一直走得挺快。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新发地的生产大队便改为农工商联合公司，各个生产队改为分公司。

张玉玺祖籍山东，祖上曾在清朝中叶作为御厨。到张玉玺这一辈，已是京第六代。张玉玺生于1949年10月10日，与新中国同年同月同日诞生，是实打实的“共和国同龄人”。但这个与共和国同龄的青年农民，仿佛天生就有着干大事业的运气。

出生在北京市丰台区花乡新发地村的张玉玺，有着中等的个头，宽厚的肩膀，这种身材非常适合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尤其是以种地为主的传统农业。

他学习成绩谈不上优秀，家庭谈不上显赫，在那个除了升学、招工才能离开农村的年代，张玉玺唯一的出路是种好家门前的几亩地，做一个勤劳的农民，娶一个持家的老婆，生几个和他一样壮实的儿子，保住一家人的口粮。

1969年的夏天，19岁的张玉玺像往常一样在菜田里忙碌。生产大队领导把张玉玺叫到队部，通知他作为农民代表，参加二十周年国庆游行。

首都的村民不得不说有着天然的便利，他们有很多这种机会。在学生时代，张玉玺曾参与过不少大型活动，比如在天安门广场上欢迎外宾、在“五一”劳动节参加庆祝游行。这让如张玉玺般的青年农民，有了接触政治、感触国家、学会纪律、拓宽交际的机会。

国庆游行前，张玉玺和其他农民代表一起投入紧张的军训。30多摄氏度的高温下，站军姿、齐步走、踢正步，每天汗流浃背。但张玉玺却从中感触到了军人的神圣与自豪感。

那个夏天，张玉玺不仅与农民代表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还让他下定决心走出农村，参军入伍，走向更宽广的天地。

国庆游行后不久，刚过完20岁生日的张玉玺报名参军。在那个年代，20岁参军算是一个很晚的年龄了，可见张玉玺当时是多么的渴望当时的生活。

从没有见过大海的张玉玺，入伍后被分配到了位于宁波的东海舰队37510部队的一艘舰艇上。这时，冷战阴云密布，两岸关系极度紧张，张玉玺和他的战友始终处在高强度训练、备战的状态下。不过张玉玺很感谢这段时光，日后他曾提起军旅生涯把他“磨炼的坚韧、坚强、稳重而扎实”。

照片上的备注生于1978是源于一档口述历史节目

见识过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的张玉玺，在宁波、大连、青岛、海南等地的舰艇上度过六年军旅岁月后，无法提干成为军官也没有入党，从东海舰队退役回到家乡新发地村。

那时的张玉玺并不是如后来很多媒体报道的那样——仿佛他退伍回家就是为了带领乡亲们致富。当时的他退伍只想去国营企业上班当个工人。但造物弄人，他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留在了农村。

张玉玺成了一名村集体的“工人”，也就是虽是农民身份，但是并不种地。他在村里先后被安排干过基建队小工、统计员、放映员、养鱼等工作。

虽然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但张玉玺对村子状态并不满意，他望着辛苦种菜却生活贫困的村民，倍感失落。不过，在这几年里，他在村里生活的却还舒适。他成家立业，加入了党组织，并迎来了儿子张月琳的降生。

1982年，31岁的张玉玺被当时的村领导班子推荐去丰台农校学习蔬菜栽培。两年后，他拿着专科文凭毕业回村当了主管科技的生产队副大队长。

当时中国乡村热衷于搞集体企业，张玉玺又成为了新发地农工商联合公司副总经理、新发地村蔬菜公司经理。现在的报道，常认为先有张玉玺后有新发地，其实新发地村本身就是个走在改革开放前沿村庄，八十年代初，新发地的生产大队就改为农工商联合公司，各个生产队改为分公司。

这次学习意义非同，一是让张玉玺成了村民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为他以后能将新发地系企业在集体企业衰落中异军突起发挥了作用。二是高学历加退伍军人的双重利好身份，使他很年轻的时候便成为村班子成员，有了可以施展商业才华的平台。

对于一个人的成功，鸡汤导师会说“干就完了”，佛系中年会说“听天由命”。只有一位长者把话说全了——“一个人的成功,既要看个人的努力,又要看历史的进程”。

巧了，此刻的张玉玺，个人素质到位后，历史也将给他提供一个千载难逢的际遇。

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民种的蔬菜必须统一由北京第二商业公司收购后销售给市民。

1985年，北京开始了农产品流通领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新时期。北京第二商业公司作为专业“赚差价”的中间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农民开始可以将部分自种蔬菜自行对外出售。

新发地村周边农民向政府交完指定数量的蔬菜外，便在村里两条公路(今天的黄陈路和南苑西路)交叉的十字路口集中摆摊售卖剩余的蔬菜，北京各地的菜贩子也争相来这里收菜。

这种自发形成的市场越来越大，以至于堵塞了交通，逼得丰台区政府不得不出面整顿。而这个任务就落在了张玉玺头上。

张玉玺可能是城管界的祖师爷。那时他每天一大早就带人去市场轰人，这种治理的效果如同今天城管与小贩的猫捉老鼠游戏一样，撵走了又回来，小摊贩貌似永远清除不了。

张玉玺想起在农校学习时，英国一位农产品市场专家讲过“办农产品市场要具备四个要素，市场的早期是自发的;地理位置应该是城乡结合部;交通便利;市场距离消费终端，运输不超过一小时”这四个要素，新发地村全具备。

知识总还是有用的。只不过一些人理论联系实践能力太差，在实践中根本想不起来理论，然后倒因为果，认为理论一无是处。

1988年，农业部农业部正式提出“菜篮子工程”。

而此时，村支书孟有发也是有想法的人，他也看到了蔬菜交易的潜在商机。

经过村委讨论，决定让张玉玺负责筹建一个市场。这就是后来张玉玺津津乐道的“三个15”：带着本村15个青年，用15万元（丰台区出资3万，花乡2万，新发地村10万），用15亩集体土地，开始了创业。

这一年1月21日，在南四环马家楼桥南1.2公里处、京开高速公路（106国道）新发地北桥西侧，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中心注册成立。

在铁丝网圈出的15亩地里，张玉玺带着本村14个农村青年开始创业。

这便是后来张玉玺津津乐道的三个“15”的来历。

现在的新发地，共有15道大门，不知是否为了纪念当年发家时的三个“15”。

时年39岁的张玉玺，大概不会想到，这片小小的农贸市场，会成为日后北京的菜篮子、果盘子，更不会想到32年后会成为京城新一波新冠疫情的暴发地。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新发地市场慢慢崭露头角，面积逐年扩大，菜贩越聚越多。菜贩在早晨现买现卖，一杆大秤和一个大筐就是一个“摊位”。场面虽说热闹，但是极其混乱。

这换做其他人，貌似也没什么，毕竟那个年代，只要能赚到钱，谁还去关系其他事呢。

但是张玉玺不一样，他的经历与知识决定了他的视野，他的视野决定了他对这种场景的不满。

如何管理农产品市场？没人懂。张玉玺首先想到了理论知识，但新华书店一本相关书籍都没有。

没关系，毛主席讲过，要重视调查研究，不要老是搞教条主义，山沟沟里才有真正的马列主义！张玉玺扮成商户，拉着两车西红柿到内蒙古的市场里体验菜商生活，十几个本地“菜霸”想以低价全部收购。在张玉玺无奈之时，市场的管理人员出现在张玉玺面前，为他解了围。

这让张玉玺明白了市场治安的重要性——市场想留住商户，就要在市场管理和商户服务上下功夫。

这种深入一线、深入最基层的工作方式，是典型的张玉玺风格，也几乎是创业一代企业家共同的工作风格。

当过六年军人的张玉玺。套用军队简单、粗犷的管理模式，提出“三大纪律、八项原则”等市场规章制度，成立保安队伍，严格管理交易秩序。

靠着这简简单单的道理，新发地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北京市当时最大的农产品流通中心。在日后，进京的外地蔬菜，基本都是通过进入新发地的蔬菜市场，然后流通到北京市民餐桌上的。

九十年代时候，新发地菜市场做大了，但这还是不够的，一个乡村集体企业能否走的更远，还需要更多的现代化管理模式以及更大的经营规模。

除了横向的全国布局，新发地还试图在农产品产业链上有所作为，布局了诸多蔬果种植基地、货运公司、城市零售网点。

从多种经营方面更可以看出新发地的实力。北京一直是房地产开发的热土，作为拥有近5000亩土地的新发地村，自然也想成为开发商。而且他们有着天然的两群客户：回迁村民和市场的商户。

除了房地产，货运物流也是新发地的重要支柱，位于京开高速新发地桥西侧的大片空地被开发为物流基地。雄心勃勃的新发地，最后开设了自己的长途客运站，成为北京南部重要的客运中心。

物业管理公司、咨询公司、宾馆、酒店、矿泉水厂、建筑材料厂这些更是不在话下。

三十年的发展，新发地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商业帝国。

帝国的国王

老书记孟有发在2004年卸任，张玉玺接任。至此之后，张玉玺成为新发地村与新发地商业帝国的双重一把手。

张玉玺时代的新发地，达到了发展的顶峰。不得不说，张玉玺的商业头脑、管理手腕、政治意识都是一流的。

将自己的市场定位为“首都菜篮子”，并且把农产品供应与政治任务紧密贴合在一起，张玉玺的这些聪明的选择，让自己在沉浮不定的商场几十年稳立不倒。

在担任多届书记后，张玉玺将书记位置交出，并逐步退出商业帝国。但在这似退非退的时期，人们才能发现，张玉玺搭建的帝国已经成型。

细心的人会发现，接任新发地村书记的不是别人，而是张玉玺的外甥张伟，逐渐接过商业帝国权杖的也不是外人，正是张玉玺的儿子张月琳。张伟与张月琳，将成为未来新发地的两大权力支柱。

其实，张玉玺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张玥琛：人民警察，丰台公安分局内保处。小儿子张月琳。

小儿子张月琳(图右一)的职场生涯则更加生动，从医生到杂志社编辑记者再到新发地业务员、部门经理、新发地农产物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月琳末于找到了目标——把新发地农产物批发市场做成现代化农产物交易市场，让新发地有飞一样的生长。

多年来，张玉玺和他的帝国总能化危为安，在媒体舆论前一直保持着正面形象，他们是农民企业家、首都菜篮子的守护人、村民的致富带头人·······但这一次，不知道他们能否安然度过这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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