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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战争年代的戏剧活动

2016-06-19 谢铁骊 图说老电影



我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生活在部队文艺团体里。抗战胜利后,我担任旅文工队队长和纵队、军文工团团长。十年部队战地文艺工作在我一生的经历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我后来从事电影艺术创作产生着深刻影响,成为后来我完成《暴风骤雨》、《今夜星光灿烂》等影片的生活源泉。



请注意,当时的帽徽还是“青天白日”,因为我那时属于新四军。


抗日战争爆发后,受到强烈的爱国主义熏陶,1938年我在长兄谢冰岩和小姐谢娴的影响和带领下,在淮阴积极地参加了歌咏和戏剧活动,宣传抗日,从此开始了我的戏剧生活。1940年,我在淮海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在这所学校里,过着紧张、艰苦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学习了革命基本理论,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在这里奠定了我的革命人生观。在淮海干校结业后,我的文艺特长被组织上所重视,分配我到淮海剧社从事文艺工作。1942年,淮海剧社同新四军三师十旅战旗剧社合编。我在战旗剧社同沙维、朱光、汪小为等同志一起,导演过阿英同志创作的古装话剧《洪宣娇》和苏联话剧《前线》。在这个时期,我酷爱戏剧,热衷于阅读各种剧作、文艺小说和农村流传的小唱本,开始尝试着戏剧创作。我曾经创作过反映军民鱼水情的话剧{吹灯》,还创作了揭露国民党在湘桂战区作战时消极抗日、腐败无能的京剧《失失斩》。1945年初,我在战旗剧社担任戏剧教员。从此,我同戏剧这门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此时已是解放战争期间了。


1945年9月初,我随部队攻打“两淮”(淮阴、淮安),战斗结束不久,陶励同志(后任旅政治部主任)对我说:“三师部队要北上机动,十旅战旗剧社将随部队离开淮海。淮海地区要成立新十旅,你将负责筹备建立新十旅文工队。”我接受这个任务后,心情紧张而激动,立即觉得肩上仿佛压着一副沉甸甸的担子似的。我向领导建议,争取在战旗剧社留下几位同志做骨干,再从淮海地区各县抽调一部分文艺人才组成文工队。领导上十分支持我的意见。经过努力争取,老十旅留下了我和月甫、黄雄平等七八位同志,这就是淮海新十旅文工队最初的文艺骨干力量。不久,组织决定将淮海文训大队二队调来,1945年10月初新十旅文工队在泗阳县境内正式成立。我任队长,月甫任指导员,共三十多人。


这是我在《李闯王》中扮演李岩的剧照。


旅领导十分重视文工队的工作,要求文工队创建后立即排一些节目为刚组建的部队演出。我把旅领导的想法同几位城,以李自成失败的历史教训教育引导部队,不因为胜利而居功骄傲,发生腐化,脱离老百姓,演出《李闯王》很适时。因此,我也倾向大家的意见。但我同时考虑到文工队刚成立,人力不足,物资器材困难,难以保证演出质量。然而,文工队领导骨干的不成熟的想法,得到了旅首长和旅政治部的关怀和支持。领导上明确指出:新成立的文艺班子能排大戏,要把排演《李闯王》这出大戏当作一次文艺大练兵,部队正在练兵,你们也要练兵。领导的关怀坚定了我们排演《李闯王》的信心。话剧《李闯王》的主要演员有十多人,配角和群众演员要上百人;服装需要古装,我们一件也没有;舞台装置如皇宫、行宫、古庙等布景以及各式道具几百件,仅有两盏汽灯照明,怎么搞到这些东西,全队同志心中无底,真是困难重重。我曾经到八旅参加过阿英同志亲自指导的排演《李闯王》的活动。我以阿英同志的要求来训练我们这个刚成立的文工队排演《李闯王》,更感到任务艰难。我同月甫同志分工,他负责舞台装置并扮演李自成,我担任导演并扮演李岩;“闯兵”、“清兵”、宫女、舞女等群众角色,采取一人多扮,分场换装,临时充数出台的办法,经过细致分工,在舞台上显示出似乎有上百演员的阵势。经过旅首长批准,我们派专人到新浦京剧团弄来了几箱京剧古装,主要演员的服装获得解决。宫女、舞女、“闯兵”、“清兵”的服装,我们发动本队女同志动手缝制,各种彩色衣裙是从供给部领来纱布染色代用的。月甫领导的舞台装置工作第一次使用白布钉在木框上绘制各种景片,几名队员还到沭阳一座古庙里借来直径五尺多长的大红鼓,放在后台充当炮声效果,擂起来鼓声震天动地;架到台上又作为李自成失败后沦落在古庙里一场戏的“暮鼓”道具。正式演出时,台上雕梁画栋,龙柱宫壁,宫女、舞女在台上走步起舞,飘飘逸逸,风姿满台,看来倒也气势非凡。每当我们转场演出,用牛车拉着的大鼓,总要引来沿途好奇的群众跟随观看。演出的小道具,如红缨枪、棍棒、大刀等都是队员外借或自己动手制作的。


《李闯王》剧照,左三是我,左二的女演员,就是我的老伴王遐。


我们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排好了《李闯王》,并下部队巡回演出。旅首长很重视这出戏的演出效果,要求有文化的干部看戏时要认真思考,规定看完戏要组织讨论,收集汇报。我们先在沭阳演出,又转到宿迁为华东野战军领导机关演出,还专程去新安镇(今新沂)到陶勇领导的八纵队演出。陶司令看完《李闯王》之后,特意请我和月甫赴宴。席间,陶司令风趣地说,你们只有三十多人的文工队,可台上看出有上百人,你们演戏和我们打仗一样,也搞“以一当十”。在新安镇演出时,因为礼堂里座位有限,许多观众挤进礼堂站满四周看戏。还有的挤不进礼堂便偷偷地爬上礼堂房顶,扒开房瓦从小洞里向下看戏。现在北影厂演员郑保民就是当年上房顶看戏的观众之一。这次我们文工队演出《李闯王》获得不少赞誉,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很大鼓励,但更重要的是通过排演《李闯王》锻炼了我们这支年轻的文艺队伍,奠定了淮海新十旅文工队后来经常创作和排演话剧的基础。


1946年自卫战争爆发前后,淮海新十旅部队正在积极贯彻党中央关于开展土改、练兵和“高树勋运动”①的指示。我们文工队在这段时间里又连续演出了三台话剧。
  1946年春,我下部队体验生活,根据部队发生的真人真事,创作了话剧《钱风昭的转变》。这台戏主要反映连队帮助后进战士转变成先进的事迹。把活生生的干部战士形象搬上舞台,战士们十分熟悉,深受部队欢迎。为基层连队开展政治思想工作,搞好管理教育,密切官兵关系提供了活的教材。有的连队看完戏,组织战士谈感想,有的班排还制订出单位转变“钱风昭式的战士”的措施。《钱凤昭的转变》这台戏对部队开展谈心活动,推动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教育起了较好的作用。部队首长把看戏作为开展政治工作的良好机会,有一位团首长说,文工队来演上一次戏,我们政治思想工作就活跃起来。
  1946年夏天,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在这种形势下,我们部队发生了个别干部立场动摇、逃跑变节事件。营长李树才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他企图带着情妇向敌战区潜逃,在中途被警卫员向当地政府告发,被押送归队。旅首长抓住这件事在部队开展批判李树才的活动,并决定旅文工队根据李树才事件编排一台戏在部队演出。我接到这项任务后,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用四、五天时间创作了话剧《李树才的下场》,立即排演,到部队演出。当时为了教育部队和李树才本人,旅首长指示将李树才押在台下同部队一起看戏。演出结束,押李树才退场。旅政治部一位干部问李树才看了《李树才的下场》话剧之后有什么感想,李树才说:“戏台上的李树才很像我,我应当受到军法审判。”



谢铁骊导演和夫人王遐

 

1946年7月,我根据《华中日报》关于东北战场上国民党高级将领潘朔端率部在海城起义的报道,创作了三幕话剧《海城起义》。在创作这个剧本时,正处在炎热的夏季,白天太热,夜间比较凉快,我就利用夜间赶写剧本。农村里一到夜晚蚊子特别多,好心的通讯员为我用扇子驱赶蚊虫,我又于心不安,便穿上双层衣裤以防蚊虫叮咬,可是大热天穿多了热得全身大汗淋漓,实在受不了。有几个队员为了改善我的创作条件,不知从哪里借来了一顶圆形蚊帐,挂在一棵大树下,并在蚊帐内点上油灯,让我钻进帐内工作。这个小环境果然舒适多了,既凉爽,又不受蚊虫叮咬。为了改善我的创作条件,可能因为这种景象过于奇特,所以我刚进入圆蚊帐不久,村里便有一大群男女老少来到树下,围在蚊帐周围观看我。我坐在圆帐内明处,面对帐外围观的人群,全身不自在,实在无法定心动笔。亏得好几位队员向乡亲们说情,人们才逐渐离去。我用了七八个夜晚在树下帐内完成了话剧{海城起义》的创作。全队同志不顾炎热坚持排演,并立即到部队演出,配合部队正在开展的我军必胜、蒋军必败和瓦解敌军的政治教育。
  1946年秋冬,国民党集中了二十五个半旅的兵力,围攻我苏北解放区。我军主动大踏步后退,转战陇海路以北,战事十分紧张,我们文工队白天黑夜跟随部队转战,并派出一部分同志深入部队开展战时政治工作和战勤保障工作。1947年2月初,我们文工队随部队由山东转战回到苏北解放区。就在这次急速进军前夕,我们把集存的全部文艺器材打埋伏留在山东的一个村庄里,但后来派人去查找,毫无所得,我们又一次成为一无所有的文工队。


  [附注]
  ①1945年10月30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将军,率部1万人在邯郸内战前线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中共中央曾号召国民党军队官兵学习高树勋部队,开展“高树勋运动”。 


1947年1月,我们文工队随部队改编成为华东十二纵队三十五旅文工队,在淮海、盐阜敌后转战。开始在淮沭公路两侧作战,后来在柴米河畔作战。4月16日在胡集作战,文工队几个主要骨干险遭敌人捕捉。5月我们转战盐阜地区。5月22日至25日在沟安墩作战。在上述作战过程中,文工队的男同志大都分散到部队第一线参加战勤工作。

1947年6月,我根据部队返回苏北地区作战的英模事迹,创作了话剧《三勇士》,在7月7日抗战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为部队演出。7月25日,我们应第十二纵队领导机关调演,在益林纵队部驻地复演《海城起义》,得到纵队首长的表扬。8月7日到12日,文工队大部分同志参加盐城战役。盐城战役后休整期间,我根据部队转战淮海、盐阜各地的真情实感,创作了《不屈的人们》(又名《关家屯》)。这是一台五幕话剧,主要反映苏北人民在我军主力北撤山东以后,在国民党军事进攻面前,不畏强暴,同敌人展开英勇搏斗的事迹。在创作过程中,又是夏季,盐阜区的蚊虫多得可怕,夜间写剧本不得安宁,通讯员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将两条腿泡在放满清水的大木桶里,用被单在木桶上蒙住,这样既凉快又防蚊子。有的同志风趣地说,蚊子只有学会潜水才能吸到谢队长腿上的血。我用了十多个夜晚,完成了《不屈的人们》的剧本。8月下旬,全队同志投入了排演,9月到部队演出。记得在一零五团演出时,突然发生敌情,我们赶紧收拾幕布随部队转移。1947年10月,我们又赶排了话剧《吕登科》到一零四团演出,因大风天寒,部队首长劝说我们停止演出,我们以遗憾的心情与部队告别。记得在这次演出归来不久,旅首长谢振华和陶励主任来文工队看望全队同志,对文工队同志们在创作演出和参加各项战勤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奖励和表彰。同时,首长批准我荣立一等功。在庆功大会上,向我颁发了奖状和奖品——一支金星钢笔,我把这支金笔送给一位经常为我抄稿的队员耿力田同志。后来在打济南时金笔丢失了,力田同志痛惜不已。1947年冬季,部队出发参加盐南战役,领导上决定文工队留在后方休整排戏。在此期间,我创作了反映苏北土改斗争的现代京剧《恩仇报》,及时地配合了部队开展的“三查三整”*的教育。1948年春,我们文工队专程到华东工委领导机关去演出《不屈的人们》。这次演出中,华东工委领导人管文蔚同志接见了我们。演出过程中,我们观看了第十一纵队文工团演出的话剧《升官图》,并同他们进行联欢,向他们学习。

1948年4月,我们文工队上升编为第十二纵队文工团。这时我军在苏北协同作战的第二纵队、第十一纵队和我们十二纵队,组成苏北兵团,作战区域扩大了。为适应部队机动作战行动,这个时期我们文工团主要排演小型歌舞节目,加上京剧折子戏,如《打渔杀家》、《野猪林》等,以活跃部队的文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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