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哥——著名电影演员张巨光

1952年张巨光（22岁）与张巨龄（11岁）兄弟俩合影

我哥——张巨光。倘还在，已经77岁了。他，地支巳年生，属蛇，长我11岁。

我很想他。虽然他已去世38年，但是这种感情，却似乎还在与日俱增……

张巨光（后排左一）与父母及兄弟姐妹

一

1947年初，光哥不足17岁，只身离开了他就读的那所由父创办的“私立奉天回教文化学院”（今沈阳市回民中学前身）到北京，进入“华北艺术专科学校”，攻读声乐，并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领导的文艺宣传队，开始了演艺生活。有时演出，或秘密开会，直到深夜才回到临时寄宿的东四牌楼清真寺。

当时，主持该寺教务的是已故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马松亭。他是父亲早年的弟子。因而，虽然年龄长我们30多，甚至40多岁，但我们从小都称他“五哥”。

光哥回来，寺门已关，不得已则翻墙而入。也许五哥知道他在做什么吧，所以有人反映光哥的行为时，五哥总是以碍于师兄弟面子的缘故，做出无可奈何的表情来。直到年底，父母带我也到了北京（时称北平），他向父亲诉说当时的情状时，还啧啧地叹道：

“嘿，您看我这小兄弟哟……”

言语间分明含着浓浓的疼爱之情。

1948年端午节的前一天，光哥回家来，临返校时，母亲叮嘱着：

“明天是你的生日，可想着回来啊！”

“嗯”。

他答应着，走了。

但第二天，他没有回来；第三天，还没有回来；第四天，依然不见人影儿。

就这样，一连七天，毫无音信。遇事从不惊慌的母亲，这回却坐卧不安了。她一面招呼着成哥快去学校看看，一面嘴里不停地叨唠着：

“可别出什么事儿，可别出什么事儿啊！……”

那时，正值平津战役期间，学潮蜂起，当局惶恐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们一边忙着准备撤退，一边还加紧镇压学生的示威，各大专院校的头头们，则在议论着迁校的计划。这就更激怒了爱国学生。终于，一场声势浩大的“七·五”运动席卷了整个北平，“反饥饿、反内战、反对迁校到台湾”的口号声响遍华北大地。光哥所在的“艺专”，也是一片如火如荼，而该校这场斗争的几位中坚分子之中，便有他。于是，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并将他列入了抓捕的“黑名单”。

“巨光，收拾收拾快走！”有人这样通知他。

情况万分紧急，事属组织机密。从小就深得父母疼爱，又十分孝顺的光哥，此时明白，组织的安排，就是再怎么怕二老担心，这回也不得不瞒着他们悄然而行了。

这样，直到北京解放，他已由组织分配到东北大学（今长春“东北师范大学”）文工组，才与家取得了联系。

后来，他曾对我说，正是生日那天，他走的。但是，几个人搭火车只到天津，就徒步跋涉了。因为，车上军警敌特密布，搜查很严，他们这样的学生装束，弄不好是要出危险的。

于是，风餐露宿，踏平原，穿山坳，有好几次几乎与敌人擦肩而过，但都化险为夷。大约用了十多天的时间吧，他们才趟过辽河，胜利达到已经解放了的东北大地！

部队首长和解放区的地方领导，看到这些曾在敌人眼皮底下战斗的进步学生、知识分子，都热情地迎过来握手、拥抱。

我听着叙述，看到他脸上正闪耀着自豪而兴奋的光彩，就好像当年他们所碰到的艰辛和生命危险，都根本没有发生过似的。

二

光哥是共和国建立伊始的第一代电影演员之一，也是中国电影艺术家协会的会员。他热爱自己的演艺生活，有着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无论戏多，还是戏少，他都是一个劲头地认真钻研。

1955年4月，他参加《平原游击队》的拍摄，到河北清苑县出外景。为了把“老勤爷”这个人物饰演得形神兼备，他细心观察、揣摩和编写人物阐述。在一篇创作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前天晚上在十字街和李万城（饰村长——龄注）、小柏（即柏瑞桐，饰翠屏——龄注）谈有关角色的问题，他们提供了很好的片段素材。我认为：老勤爷的家庭情况，是有个儿子正像向阳子的岁数。从小他们就很要好。我也很喜欢向阳子，特别是当自己的儿子死去之后，更加喜欢向阳子！他组织游击队，不仅打击敌人，同时，也是给自己报仇。翠屏呢，从小无依无靠，和自己生活在一起，我把她拉扯大，如同亲骨肉一样。

这里，他把自己和人物完全融合在了一起。“我”，就是“老勤爷”；“老勤爷”，就是“我”，历数“老勤爷”的身世经历，就像述说“我”的家史。他挖掘着人物的内心感受，恰当地把握着“我”和其他人物的关系，为人物的贯穿动作和性格特征，寻找着尽可能合理的生活依据。

一天，他路过县城供销社的门口，见到一位老大爷，他那“花白的胡子”，立即使光哥联想起自己所饰演的角色，便上前攀谈起来。回到驻地，他不仅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件事，还依照老人的外貌特征，想像着画出了这样一组“老勤爷”胡须的设计图：

 张巨光日记中记载关于《平原游击队》中老勤爷的人物创造的笔记

全心的努力，终于换来了成功。在这部影片中，“老勤爷”的戏并不多。但光哥刻苦的钻研，却使之熠熠生辉了，特别是广场上那怒对敌翻译官和松井的对白，以及老人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更表现得生动感人，为祖国的电影事业留下了一个优秀的银幕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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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1960年，他去广西桂林拍摄《刘三姐》，为了将“阿牛爹——老渔夫”的形体动作表现得尽可能惟妙惟肖，他利用途经北京的间隙，专门赶到家里，观察时已85岁高龄，但身体还很健康的父亲，看他走路、转身的姿态，体验他举止动作的每一个细节。接着，便艺术加工地模仿起来：

“巨龄，你看我做得像不像？”

说着，他背对我，将一条手巾包在头上，腰微微前倾，做着后边有人叫他，而他则转身回望的连贯的表演。那蹒跚的挪步，那双手前垂半僵似的转身，还有那缓缓抬头的观望……

啊，倘使不看那张年轻而充满活力的面容，你简直不会相信，他那时才30岁。

如今，每当电视节目里重映这部影片，“老渔夫”那淳朴的身影和他那“渔船虽小能安身，老汉不是陌路人”的歌声一起愉悦着耳目时，我的内心都会情不自禁地掀动着难以名状的思念，并回想起当年光哥模仿老人形象的情景……

从1949年2月到1966年“十年浩劫”前的17年间，除了上述之外，他还先后在《白毛女》、《土地》、《草原上的人们》、《上甘岭》、《铁道卫士》、《红孩子》、《东风》、《草原晨曲》、《金玉姬》、《列兵邓志高》、《母女教师》、《朝霞》、《服务员》、《皮包》、《再生记》、《红梅花开》、《流水欢歌》、《三进山城》、《炉火正红》、《山村会计》等20多部国产影片中饰演老、中、青等不同性格和类型的正、反面人物，参加了70多部译制片的配音和10多部舞台戏的演出，通过形体或声音，塑造了许多艺术形象。其中《徐秋影案件》中的“P491——罗精达”、《地下尖兵》中的敌军“草包”参谋长“宋欣”、《土地》中的“二阎王——谢子奎”等，以及话剧《民主青年进行曲》中的“贺百里”、《日出》中的“潘月亭”、《全家福》中的“王仁利”等，都同“老勤爷”和“阿牛爹”一样，受到好评，并给观众留下了至今犹在的深刻印象。

 张巨光和周恩来总理的合影

为此，他曾获得“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他所在剧组的拍摄，也曾不止一次地接受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伟人的现场检阅。一次，周恩来到长影观看他参与主演的话剧《雾重庆》，当握着他的手时还幽默地开了一句“噢，你长得很像溥仪”的玩笑，接着，还询问他拍了多少片子，鼓励他和同志们继续努力，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影片形象。

每当提起那情景时，光哥都显出自豪、欣慰的情感，表示：一定要加倍工作，决不辜负领袖们的期望！

有一回，我问他：

“哥，要是年岁大了，还演戏吗？”

“演！”他斩钉截铁地回答：“但是，如果真的跑不动了，我就到电影学院去教书，当个教员，去培育新一代的电影演员。那时候——”

说到这里，他抬起头，眼睛望着前方，满怀憧憬般地倾诉着：

“那时候，我要把我扮演的影片人物编成教材片断，放给学生，现身说法地讲自己表演的生活依据，和那时个人所体会的人物内心感觉与‘潜台词’。当然，还要说其中的教训与不足……”

此刻的我，不禁为他的话，和他那充满遐想的神情感染了。

啊，光哥，你是一个多么富有理想和敬业精神的人啊！

 张巨光业余时间在日记本中写的歌谱

三

但是，谁也不会想到，就在此后不久，一场腥风血雨，竟将光哥这一切美妙的向往和动情描绘的彩图统统撕个粉碎！

1966年，“史无前例”的浩劫发生了 。他在长春，我在北京，都处在茫然之中，互相牵挂着，也互相在担心。

其时，我还是北京郊区一所普通农村中学的语文教师。虽然尚未被“揪”出来“批倒”、“斗臭”，但是到了1968年8月，“阶级队伍”即将加以“清理”的时候，关于我乃“反革命”、“异己分子”、“修正主义苗子”的大字报，便逐渐爬上了墙头。

一天，我正在宿、办两用的屋子里思考着如何应对就要倾注到我身上的“急风暴雨”时，突然，有人传来口信，说母亲托人打来电话：光哥——出车祸了！

我的心，“轰”是一下！

这“车祸”二字的分量，我是明白的。那怕是他因为一切理想、抱负都已化为泡影的一种选择吧？

真的，当人性遭到肆意摧残，当“造反有理”，“人头”竟可以认作“狗头”，可以“砸烂”，甚至要“踏上亿万只脚”，令其“永世不得翻身”的疯狂了的时代，我知道对于这样终结了的光哥，那正于我也虎视眈眈的“革命”的“委员会”，是决不会同意我去奔葬的，相反的，或许还会要我与之划清“界线”。

于是，我回家，并毅然不告而辞，坚决地搀扶着已逾花甲之年的母亲，踏上火车，直奔长春——那当年光哥逃离敌人之虎口，不避艰险而一心追寻的地方！

一路上，我凝视着窗外，那车轮“咯噔、咯噔”滚动的声音，在我却总觉得像是在一堆堆的含冤而逝的人们的白骨上碾过一样，心里不住地寒颤和酸楚。母亲痴呆的目光，刺激着我，我沉默着，回忆着。此时，光哥那养成有素的歌喉唱出的优美动人的歌，不知怎的仿佛又在我的耳边荡起了：

河里青蛙，从哪里来？

是从那水田向河里游来；

甜蜜的爱情，从哪里来？

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

光哥当然不像而今有些可以搅动媒体的大牌明星那样，他执著、踏实、赤诚、厚道。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他的确是一位为观众所瞩目的优秀演员。他于工作极富热情，但性格有时又近于内向，甚至还会有些腼腆。

大概是1958年的年初，也就是“反右”刚刚结束的时候，他初谈对象。可是，去见面却一定要拉上我，说是好帮他“参谋参谋”。那时，因“反右”的缘故，父亲被“批判”，虽然未划为“右派”（这是1978年以后才弄明白的），却也获得了同“右派”一样的“待遇”：被解职，且每月只发15元的生活费（后来是再次批判，则连这区区小钱都不再赐予了）。全家人不仅无以为生，也无以栖息，只得临时移居到北郊的马甸西村——那里有当年姥姥曾住过的的旧土房子——去住。但光哥似乎并没有因家境的变化而颓唐，仍然满怀希望地工作与奋斗，仍然是那样烂漫地愉快和乐观着。

“相亲”回来，晴空万里，阳光明媚。那田间小路两旁一望无垠的碧绿的麦海，在轻风和煦中摇曳起伏，他，与我并肩走着，似乎完全沉浸在一片兴高采烈之中，哼起了那首他最喜欢的世界名歌《哎呀，妈妈》，抒发着他初恋时的欢乐情感。

看着他比平时还要轻盈，甚至近于雀跃了的脚步，我为他而高兴，为他而感到幸福，并从心底里祝愿他的未来，有美满的家庭和更加蓬勃的事业成功！

但，这一切怎么就被眼前残酷的现实击碎了呢？

我坐着，心中悲哀与惆怅……。

火车依旧“咯噔、咯噔”地向北行驶，我的心情愈加沉重，头在“嗡嗡”作响，血在“呼呼”地翻腾。我将头埋下，双手用力紧抱地憋着，努力地憋着，终于没有使自己“呜”出声来。

啊，充满理想和抱负的光哥确实死掉了，有他的“埋体”为证；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光哥确实死掉了，有他的“埋体”为证！我知道，这是真的，但又真的不愿相信，也不敢相信这就是真的呵！

因为，那一年，他——才38岁呵！

 张巨光的笔记本

四

到长影演员剧团，第一个抓住我手臂的，是光哥的好友、著名电影演员郭振清。他那双唯有我才能感觉的、充满悲恸的眼睛里，分明噙着泪水，但只是噙着，或是同我一样的不敢让它流淌下来，嘴里只在重复着：“你看，怎么就这样了呢，怎么就这样了呢？……”

原来，当“横扫一切”的“大革命”袭来时，光哥也和绝大多数的人一样在努力寻找着自己合适的坐标点：既不能与恶魔们同流合污，又要显示“紧跟”“部署”而不至于失足或翻船。

但，随着那“触及灵魂”的“运动”的日渐“深入”，他终于还是无从把握地被投入了“学习班”，强令“斗私批修”。同在一组的，还有郭振清、李亚林等一批优秀演员。

“你为什么从国统区到解放区？”

“你怀着什么目的？”

“国民党、三青团给了你什么任务？”

………………

一连串莫名其妙的斥问，像钢针一样刺穿了从16岁起就追寻真理而最终到了解放区的光哥的心。呵，世间用心险恶的人之所以卑鄙，就在于他们会趁火打劫、布设罗网，使人处于进退维谷之中。面对这诱人就范的问题，光哥当然不能辩驳，也不能胡编乱撰地迎合。因为，倘是前者，就将被视为“态度不老实”而引来更无理的训斥；倘是后者，就将自动坠入恶人早已掘好的“敌特”的陷阱，而纠缠不休。

于是，他选择了沉默。

人，固然应该有庄严的自尊。但是，在那样的想要自尊而不得的日子里，却一味执著的自尊，怕也不能不说是一种“痴”，或者干脆是近乎于“愚”了。鲁迅曾说过：“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事，漏船载酒泛中流”。我至今以为，光哥的大缺憾，就在于逢着要你“破罐破摔”、“自作自践”的境地时，他却不能鼓起那“自嘲”的勇气，更少了一些“管他冬夏与春秋”的魄力。

终于有一天，他的精神崩溃了！

他开始怀疑，怀疑周围的一切人。窗户敞开着，他以为是有人在窥探；好友偷偷来看望，他以为是去前来监视。

他，得了“癫狂症”！

但，这样了，还不放过，还强令着他照常上“班”；说好了让他去四平的那家精神病医院诊治，但依据要他在厂“斗私批修”，听候传唤。

8月24日，厂里开大会。那些口吐白沫、张牙舞爪的家伙，在台上大讲全厂“对敌斗争”的“大好形势”之后，便把矛头指向了光哥，说他“装疯卖傻”，以图“蒙混过关”，要他必须“悬崖勒马”、“老实交待”，否则，就要“死路一条”。此时，一些不怀好意的目光投向光哥。光哥却埋着头而不敢，或者是不愿正视。

也许，在心力交瘁到极点的他感觉着，那一束束凶神恶煞似的东西，真的宛如豺狼的一样吧？

回家的路上，他似乎一直在精神恍惚之中。说好的，有人陪伴，但其实没有；说好的，有人护送，但其实也没有。这时，一辆有轨电车从他面前呼啸而过。

而他，竟没有躲闪……

“忍看朋辈成新鬼”，同样需要勇气。但27岁的我，和已不知如何是好的母亲，在那举目无亲、无助、无法呼告，也无以呼告的地方，实无“忍看”的魄力，只是，也只能任“人”摆布地依照那成了“革命”的“人”之早已想好那样做，却又要我们自己说出那样做的办法，未去看他最后一眼地料理了他的后事。之后，就匆匆返回北京。

光哥就这样地永逝了，而北京等待我的，果然是那一场“万炮齐轰”。我的不告而辞奔向亡故了的光哥的举动，也果然成了有人声言必须同样施我以“专政”的“罪状”之一。

1978年，光哥的冤案得以昭雪。中共长春电影制片厂党委在有关决定中对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毛主席”，以及“认真钻研业务”的精神予以了肯定，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1981年由国家名誉副主席宋庆龄题笺的《中国电影年鉴》刊出了包括光哥在内的39位殉难者的事迹和照片，并这样评价他们： 

十年动乱，使我国电影队伍惨遭摧残，不少导演艺术家、表演艺术家、剧作家、评论家、技术专家、美术师等在这场大动乱中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这些死难者曾在不同的电影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为中国电影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光哥去世已37年，我依然很想他。

我之所以要做这迟到的纪念，是想借以要年长的人们不要忘记，要年青与年少的人们了解那曾经给国家、民族，乃至千千万万个普通百姓之家带来无尽灾殃的历史，从而更加珍惜今天的一切。

诚然，我们的改革进程中，还有泥沙和曲折；奋斗的途路中，有欢乐，也有痛苦。但是，终于可以议论，终于可以伸张，比之那动辄的咎，呼告无门，只有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者才得以横行，而忠诚者却惨遭涂炭的时代，毕竟有了天壤之别。

三姐影片重映日，

漓江渔歌绕梁时，

音容历历今犹在，

青山绿水忆梢翁……

这首追悼会上人们送上的挽诗，正表达着那曾经和正在奋发于祖国电影事业上的光哥的同事和朋友们共同的思念与期冀。

2000年端午节写于北京。

2006年5月改于湖南岳阳。

部分照片提供：张巨光之女张红舫

注：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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