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资料： 承前启后的电影杂志《上海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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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展示的是两本不同版本的《上海电影》创刊号，封面分别为表演艺术家张瑞芳的生活照和蒋天流、尤嘉演绎的故事片《枯木逢春》剧照。

全国解放后，经历了公私合营、反右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之后的1960年，因放弃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失误，再加上持续性严重的自然灾害，全国国民经济急剧下滑，老百姓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在这个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原因，各类文学期刊相继停刊。其中在影刊方面停刊的有《上影画报》、《电影故事》、《百花》，《长春电影画报》在勉强维持了几个月也于1961年3月停刊。

1960年11月《上海电影》创刊，上海电影编辑委员会编辑，上海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出版。月刊，16开，画页20页，文字页16页。该刊为什么能在最艰苦的年代创刊呢？笔者认为：一是继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献礼片鼓舞下，上影厂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已逐步进入了正常的轨道，不断生产出题材广泛、质量上乘的影片，如《今天我休息》、《百岁挂帅》、《地下少先队》、《万紫千红总是春》、《沙漠追匪记》、《地下航线》、《向海洋》、《乔老爷上轿》、《摩雅傣》、《红色娘子军》、《风流人物数今朝》、《马兰花》等等。给广大观众带来了文化业余生活的繁荣和视觉的满足。但手头总缺少有影片故事情节，演、导、职员的介绍，幕后拍摄和影坛之外花絮的纸质资料。二是北京有长达10年的《大众电影》，而作为一个泱泱大都市的上海是当年我国最大、最重要的电影基地之一，有每年生产各类影片100多部的多片种的制片厂，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地方影刊呢？三是响应刚刚闭幕的第三次全国文代会提出的“文学艺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加强思想领域内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口号。为此《上海电影》实际上是在继承了《上海画报》、《电影故事》两刊的基础上，再借鉴《大众电影》的办刊风格上应运而生的。

再说到前面，为什么《上海电影》有两本不同的创刊号。笔者认为：封面为表演艺术家张瑞芳的生活照应该为样刊，作为原北影厂、中青院和后上影厂演员、上影剧团团长张瑞芳在建国后连续拍摄了《南征北战》、《三年》、《母亲》、《家》、《凤凰之歌》、《三八河边》、《聂耳》、《万紫千红总是春》等影片，可谓是硕果累累，精彩纷呈，给观众留下了可塑性强、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考虑张瑞芳生活照作为《上海电影》创刊号封面，也在情理之中。而故事片《枯木逢春》，正是配合了在1958年至1960年全民消灭血吸虫病的形势，同时也为纪念毛主席曾发表的《送瘟神》诗词，有非凡的现实意义。最后经编辑再三权衡，将《枯木逢春》剧照定为《上海电影》创刊号封面出版发行。上海高教科学工作部部长、上海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其五提写了“发刊词”，电影事业家、剧作家于伶发表了“欢呼《上海电影》”的文章。两本创刊号内刊登的剧照有所不同，也可看出编辑颇具匠心，力求精益求精，把最美的图片展示给读者。

下面几图作比较如下：

《上海电影》每期介绍以上影厂为主及各地制片厂的新片10部左右，包括故事片、戏曲片、纪录片及少量的美术片和科教片。有银幕之外上海电影演员剧团进厂、下乡体验生活和上课培训的镜头。另辟有影片评论、新片座谈会、电影故事、电影歌曲，有时还刊登影人的画作、诗词等等，内容丰富，琳琅满目。

1962年10月，《大众电影》由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南迁上海瑞金一路150号（即《上海电影》编辑委员会地址），《上海电影》出刊至总21期后两刊合并，刊名为《大众电影》，该刊出至1966年第7期后，因文革运动而停刊。

如果《大众电影》不南迁，如果文革运动没发生，《上海电影》还会继续办下去，并且会办得越来越好。但历史就是历史，没有如果。一本期刊折射了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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