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生原创】|《共享再造私企》——中国私企的唯一出路（老板必读）
《共享再造私企》——家族企业成长纲要与案例解析是专为大陆家族企业的领袖们而作，我相信它能够有助于企业家们在自己企业，推动建立共享制的股改。更企盼他们在此书帮助下，拟出一套自己企业为建立共享制而进行股改的有效方案。这是我平生第一部思路、写法、结构都不是为读书人设计安排的“学术”著作。我自认是个读书人，作了老板也依然是个读书人，所以对读书人还是要关照的。请读书人注意：自序（二）中我把拙作中最重要的学术观点和思想逻辑提炼出来，使读书人看了之后可以更有效率和耐心读完拙作，去进行学术批判与讨论。
今天，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各流派，在经济学研究上有一个共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决定着生产过程中分配、交换、流通、消费等主要方面的特征。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在私有制的基础上是无法解决的，正在造成巨大的社会危害，只有建立公有制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由此产生了苏联、东欧和新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国有化有效而卓越的探索和社会实践。
经典的西方经济学则认为，生产的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但是私人财产必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是社会建立法治与公平的基础，只有坚持私有制才可能使社会长久稳定地保持效率，才可能逐渐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由此产生了坚持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欧美道路。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中进行的大量探索，或许可以归入此类。
一、工业化社会
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天条”，建立于工业革命，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基本没有重大变化。工业化社会（特别在起步阶段），一般劳动相对过剩，资本（生产资料：以生产工具、矿山、土地、原材料等为主，以下皆同）是社会再生产的最短缺要素，以易于定价和事先可用合同交换的有形资产为主。工业化社会将不易于事先评估定价的劳动贡献和劳动占有企业利润的权力置于资本权力之外，确立了资本独占剩余的原则。那个时代一切利润归资本的“天条”尽管有许多不合理之处，但主体是正确的，它大大提高了社会再生产的效率和质量，提高了劳动者的充分就业水平。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对外资实行的“三免、三减半”等多方面的优惠政策，也体现了中国大规模工业化启动时期的伟大资本精神。因此，工业化社会被定义为——资本经济。
二、后工业化社会
后工业化社会（又称信息社会），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最短缺要素已不是有形资产为主的资本，而是具有创造力的知识性劳动（科学技术发明、优质管理等）。在知识性劳动中，劳动者的工作态度、积极性发挥又是最至关重要的，对社会巨大有形资产的作用发挥和价值体现，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如国营企业吃大锅饭，员工积极性不高，一百块钱做不到的事情，家族企业的老板二十块钱就可以做到，而且比国营企业做的还要好，显然劳动态度成为了决定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因此，后工业化社会（信息社会）被称为知识经济。
所以，资本（以有形资产为主的生产资料）的内涵必须做重大调整：应该包括知识性劳动，特别是劳动者的工作态度在内，而且要参与企业的利润分配，还应该占大头，才能保证社会再生产的有序和高效。
三、知识性劳动
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天条，必须加入对知识性劳动的“高尚”保护内容，才可能跟上时代的发展。但怎样从利润分配并且占大头的各个主要方面保护知识性劳动的利益，是过去商品经济很少涉及的巨大难题，需要全新的人类智慧去制定规则来有效解决。
（1）知识型劳动是一种存续于劳动者身上的能力，以薪酬为主的方式已有了对其定价惯例和交易方式。工业化社会由于资本为劳动承担大部分结果失败的风险，因此在资本经济中的劳动易于定价和交易，劳动参与利润分红则是针对结果而言，变得较为复杂和难以确定。（劳动的奖金、提成等工资性收入，虽然也是针对效果而言，但它们首先是计入成本和费用的，不在利润当中，有多少也不属于利润分红，属于资本与劳动事先交易中必须承担的风险。而且，与利润总量相比肯定占绝对的小头。）
（2）知识性劳动在知识经济中的有效定价、交易和对其进行保护的最有效方法，是让知识性劳动占有企业的大部分股份（可以是所有权，也可以是受益权，也可是两者组合）在未来的企业利润中去分红。让知识在不确定的运营中，用自己的努力和最终效果为自己定价，去令人信服又公平取得企业利润的大头。
（3）知识型劳动的主体管理者，应该是其本身认可的知识型企业领袖（企业家），最好拥有大股东的地位，以便令人信服和有效地去支配有形资产，否则极易退化成传统的资本对知识性劳动的简单雇佣。这样可以让知识性劳动在所有权、受益权与经营权上完成三权合一，这是知识型经济最完美的运行方式。在这里微软的比尔·盖茨先生、华为的任正非先生、苹果的乔布斯先生、百度的李彦宏先生、腾讯的马化腾先生、奇虎的周鸿祎先生以及本人领导的慧聪，都形成了这样完美的案例佐证。
在这里最大的难点，是人类在实行了几百年资本占据所有利润之后，可否认同知识性劳动占有企业利润大头的原则，让此成为新的财富分配“天条”。在市场配置资源的自由竞争中，全球的风险投资率先认同并执行了这一“天条”。
a.他们投大钱，占小股。一般无论投多少钱，他们都不轻易占有超过总额的三成股份，让知识型劳动占大头，不用投钱。实践了“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人类最古老的高效率公平追求。
b.由于是小股东，他们也坚持不参与日常的经营管理，在董事会投票权上，坚持与创业者保持一致性的共进退原则。在我与IDG近二十年的合作中，深深地体会到风险投资人在这方面伟大的企业家精神。
c.由于上面的坚守，在风险投资的大多数创业企业，完美地形成了所有权、受益权与经营权三权合一的知识型经济的最高效制度，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批又一批企业。近几十年的明星企业，微软、苹果、雅虎、谷歌、脸谱、华为、百度、腾讯等世界性成功企业几乎都源于这样的制度，而且近几十年不断出现的“首富们”，几乎都是出自这个行列的企业领袖（创造者）。今天，全球几乎所有想要成功的高新技术企业，都必须遵守这个知识经济的天条。不少传统企业也在试探向知识经济的原则学习、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我们将这个挑战传统私有制的企业制度称之为共享制，它直接挑战着已维系几百年，在传统私有制基础上建立的委托代理制（下称代理制）。
四、代理制与共享制：现代企业制度的总危机
（1）制度的定义： 现代企业制度是企业为实现自己利润最大化目标而制定的运行规则，是人类社会财富分配与运营的主体。它主要包括激励制度和管理制度。 激励制度决定财富的分配规则，主要是调动人的积极性，解决为谁生产的问题。管理制度决定财富的运行效率，主要是要让员工调动起来的干劲科学化，解决怎样生产和生产什么的问题。详见下图：
实践中，管理制度对激励制度具有明显的依附性。激励制度的特质，决定着管理制度在假设、架构、流程等主要方面的特质。激励制度不科学，管理制度设计的再好也难以实现，但是仅有好的激励制度，管理制度不科学，企业也难以成功。管理制度要通过激励制度来发挥效率，激励制度要通过管理制度的运行来落地生根。
目前，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问题，在于激励制度的落后，使管理制度体现的效率越来越差，人类社会确实已不堪重负。今天，我们必须对激励制度进行本质变革——废代理、兴共享，在此基础上，对管理制度进行全面再造，才能使人类从工业化社会资本经济百年积淀的代理制，进步为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的共享制。
（2）代理制定义： A 在今天的工业化社会，企业财富分配与运营的制度，是在两权分离基础上建立的代理制。 两权分离是一种所有制理论，是指资本所有权和运营权分离，就是说所有者拥有的资产不是自己管理运营，而是委托他人。目前有全部资产的委托经营，也有老板依然领着干的局部委托经营，欧美前者为主，中国后者居多。 B代理制是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一种法律关系。主要涉及委托人和代理人，前者是股东，后者是董事和经理人。
（3）代理制的经济学假设：A经济人和目标冲突假设：双方都是经济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不可避免发生冲突。委托人追求股东、企业利益最大化，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B信息不对称假设：委托人和代理人在信息占有上是不对称的，委托人处于劣势，从而给其监督和控制带来很大困难，增大代理成本。C不确定性假设：代理结果除了受代理人努力程度的影响，还有许多影响是代理人难以把握的，使代理委托存在不确定性。D逆向选择假设：由于信息不对称，即使经理人有效使用了生产要素，委托人并不知道，常认为经理人没有努力工作，这导致经理人不敢努力（怕鞭打快牛），导致生产要素人为损失。E道德风险假设：作为代理人，可利用信息与管理经验上的优势，在经营中损害公司利益，如侵占公司财产、职务消费、寻租、拿回扣等，是常见的管理层腐败。
几百年来，人类不断对症下药，用完善信息、加强企业内控等多种方法企图解决代理制存在的严重劳资对抗冲突，但均告失败。
1.解决信息对称：代理者不配合，信息无法对称。代理者真配合，还要信息对称做什么？一个自相矛盾的悖论。企业越发展，信息越不对称是必然。只有所有者与经营者一体自控，否则无解。
2.完善企业内控：股东让委托人内控委托人，这是最无效的，安然与安达信的双安腐败最典型。要回扣的，拿回扣的大多都是打工的。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因经营者不配合），“有效监控”只能是所有权方的“自慰”。
3.老板追求利润，员工追求薪酬，两者根本不聚焦。因此，两权分离，老板与员工必然分心、分家，形成视同水火，相互仇视的劳资间对抗矛盾。
4.所有者在两权分离中已将经营企业的权力授予经理人，其目的是依靠他们的专业能力和年龄优势等，为企业争得更多的利润。但在代理制的财富分配体系中，却明确规定，经理人必须尽全力去创造的利润却和他们无任何关系。
两权分离中经理人得到的经营权是巨大的，而与经理人相关的利益－利润却等于零，他们不是给自己干，而是为老板干，他们是打工者。因为没有利益驱动，他们就像国营企业的员工，又像过去为生产队种地的社员，在企业所有权的使用中，这种巨大的权利和几乎归于零的利益是一定要被经理人挖空心思配平的：
a.用经营权去冲抵所有权者的利益——企业利润，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提高成本和费用，将利润转化为能与自己利益挂钩的薪酬。总经理们在为员工加薪时总是显得极为大方，因为给员工加薪可以站在社会道德的至高点上，多数老板们往往敢怒不敢言。其结果必然是水涨船高，先涨员工再加自己成为一种必然。
b.经理人在追求加薪的同时，还会大力追求工作的轻松和舒适，因此总愿意一个人的活，两个人去干，这便使企业臃员巨增，费用上升，利润却在不断下降。 因此大多数家族企业发展到间接管理越来越多的规模成长阶段，总是收入（产值）利润总量增加了，人均产值利润却在不断下降，企业进入了可怕的“死亡之旅”。
共享制的核心含义是“三权”互利。将受益权从所有权中分离出来，让所有者与经营者共享，变劳资对抗为劳资共享。
在当今企业中，由于劳资立场不同，追求不同，所以只有人数极少的老板们在努力工作，员工则追求尽量少干事多挣钱，最好是一个人的活两个人干，从而使企业的浪费甚至比利润都多。
建立共享制的股改让企业中不是老板，却又比老板多许多倍的精英们能像老板一样努力工作，将股改后努力工作多出的利润劳资共享，劳占大头，既是大家都愿接受的双赢结果，也会大大激活几百年来代理制中被极大压抑了的社会生产力。
企业中非老板“精英”的努力工作，必然会带动多数员工的努力工作，从而减少冗员，杜绝浪费。成为“精英”的条件不是靠“资”而是靠“劳”，可以大大激活代理制中员工被长期压抑的勤奋与智慧。把那些又“笨”又“懒”的“坏员工”，变好变聪明，再造人类幸福，重塑社会公平。这种以人为本，更为优化的资源配置，会让很多穷人变富，富人更富。
共享制的建立，将改变社会对“困难人群” 的关照体制（今后不能称之为“穷人”，对不愿劳动而“穷”的人，社会不应过度关照)。主要不是用转移支付的方式去抽肥补瘦（这样会豢养一批低保贵族），而主要是在企业财富初次分配中，通过共享制建立，让企业家们自愿将增长的利润，首先与能力强、贡献大的内部精英们去共享。这样在大量增加富人，减少穷人的同时，也使社会效率大大提高，人类社会将主要在企业的微观层面，有效关照社会公平与效率的和谐。今天“阿米巴”、“合伙人”制度，都是在代理制上作修修补补，最终不会有大成。
一、中国制造的困境
十几年前，慧聪家电网在世界“家电之都”顺德开企业发展研讨会。那天来了几百位老板，包括众多大腕级企业家。在会上我问他们：你们成功了吗？他们一齐笑着说肯定成功了，因为全世界的家电有一半是他们造的，他们不成功谁成功呢？！我又问道，如果你们成功了，那请告诉我，假设造一台DVD利润有100块钱，为什么你们只能拿十块钱甚至更少，而多数利润却被别人拿走？我又问他们：“如果把你们生产线上工人的工资从当时的1000多元加到3000多元，不要说挣钱，哪个企业能活下来请举手？！”全场寂静了，没有人举手。由此可见，中国制造的生存空间很小，我们大多数利润是自己同胞低工资的结果。因此，中国制造和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是突出的、有目共睹的。靠员工低收入、高耗能、高污染、吃人口红利的发展模式，已经很难支持未来中国的成长。中国企业必须提升产品和技术结构、树立强大的品牌，才有出路。
中国有不少大型鞋厂，它们有成千上万的工人，每年做的鞋可达上亿双。但这样的企业利润往往不高，因为它们只是依靠自己规模化的制造能力和低成本去挣“苦命”钱，大多数为他人贴牌。反观耐克，它没有自己的工厂，也不建自己的门店进行销售，耐克拥有的是品牌和设计优势。为此，它可以把鞋拿到全球最便宜的地方去生产，全球卖鞋的都争着为它经销，谁能卖它的鞋，是福气和身份的象征。中国的鞋厂，若市场变化，产量萎缩20%，因为待摊等费用无法处理，很容易就会变为亏损。而耐克当订货减少20%的时候，它只需减少从工厂的订货，顶多赚少点，一般情况不会亏本。耐克凭借自身强大的设计与品牌力量，还可以跟鞋厂要几个月的账期，同时再预收销售公司的货款。因此，它对资金的要求非常低，风险很小，利润却惊人。显然，中国的传统产业缺少以技术与品牌为核心的竞争能力。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必须完成技术与品牌的提升。这方面，我们努力多年但收效甚微。由于低层次产业提升速度较慢，随着各方面成本的提高，它在向国内中西部转移的同时，也开始向越南、柬埔寨、缅甸等更低成本国家转移。低层次产业对外转移的同时，创造性高层次产业又提升乏力，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明显的产业真空。日本、韩国、台湾都相继发生此类事情，使得经济停滞不前，这对我们来说将是一个重大挑战。这是十几年前的推断，今天再看确实有点噩梦成真的感觉。
二、中国制造的困惑
中国制造如何向创造升级，这里研究的主体不是几个处于行业垄断的大型国企，而是以私营企业为主的中国传统产业。我们必须围绕产业升级，提高技术水平和品牌竞争力，让中国制造在走向创造的过程中把更多的利润留下，让中国人民得到应该得到的东西。
如何让中国制造走向创造，现在许多经济学家都在关心这个问题。他们的建议和讨论主要在下面几个方面：
作为一个私企老板，我非常理解其重要性，而且从心底拥护。但从解决中国传统产业提升上看，这真的是核心问题吗？那些几乎从未实行过公有制的国家，如巴基斯坦、印度、墨西哥、巴西、菲律宾，它们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应该很彻底又比较完善，但它们传统产业面临的提升问题，比中国所面临的还要严重。日本、韩国、欧洲发达国家也都不同程度面临此问题。这表明，私有产权保护之外的某些因素，对于产业升级更具关键作用，而它是什么？
这也是十分必要的，非常有助于企业成长。但是打破大陆石油、金融、电力、电信几个尚存行业的垄断，对中国服装、家电、玩具诸多完全市场化、国际化行业的产业提升助力能有多大？目前，美国、欧洲这些发达国家几乎都存在着垄断问题，只是它们的垄断并非行政垄断，多为市场垄断，比如微软、辉瑞的市场垄断等等，但他们的产业升级并未就此变慢。因此，即便打破国内几个行业还存在的垄断，也未必就能使中国企业得到所盼望的提升。所以，打破垄断也非产业升级的核心问题，只是相关问题，那更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清除腐败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们想想，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的腐败很少，官员清廉，但那个时候经济发展却非常不好。反腐败就能让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吗？这个论断也是站不住的。现在的欧洲和美国也有很多腐败问题，比如英国议员的“报销门”，意大利贝卢斯科尼的腐败案件等，可他们的产业升级却做得比较好。这么说不是反对清除腐败，而是要想想清除腐败到底和产业升级有多大的关联性。阻碍产业升级最主要的问题如果不是腐败，那又是什么？
从“十三大”开始，政改问题就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政改确实非常重要，但是俄罗斯、东欧国家在进行“休克疗法”以后，政治体制依照西方模式做了完全改革，然而他们传统产业的提升、技术与产品的换代却解决的非常不好，遇到了比我们还要严重的问题。印度、巴基斯坦一直是典型的西方民主体制，他们产业升级的问题也比我们压力大的多。这又说明政治制度对产业升级有着重要影响作用，但也非核心作用，也不是改了它，产业就能升级。那牵引产业升级的核心问题究竟又是什么呢？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制造走向创造的不成功源自中国私营企业的外部环境太差，有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定论，中国的私有企业发展环境是全世界最差的。作为一个私企的老板，过去我真的是非常同意这一观点。但2011年十月在美国游学，几位华尔街的华人大亨对此却有不同看法。
他们问我：过去三十年，哪个国家经济增长是最好的？我答：中国。中国经济增长谁是受益最大？我答：老百姓。经济增长的主导原因是什么？我答：企业发展快，特别是私营企业发展得快。全球产业资本流入最多的国家是哪个？我回答道：中国。于是他们为我做了总结：过去三十年，中国私营企业发展环境虽然有众多问题，但依然是全球发展环境最好的，因为没有事实和逻辑证明，经济发展最好、百姓受益最大、最被全球资本追捧的中国，私营企业发展环境是最差的，如果最差，中国经济就不可能发展的好。仅十几分钟时间，我被震撼了，感到有必要更深入地反思这个问题。这也说明，改变民企外部环境，也不能成为中国制造走向创造的核心问题。今天，相当一批大陆私企，你把税收全免，利息率变为零，他也无法提升，甚至照样破产。
上述问题看似都重要，都应该解决，但似乎都只是在隔靴搔痒，属于非核心的二类问题。我们要把更核心、更重要的原因找到，才能真正解决中国企业发展中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问题。
创造的本源来自企业：产业升级的本源动力，是看企业本身是否拥有创造的机制和动能。目前，人才流失是中国企业难以走向创造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企业中有能力的人一般干上三两年，就会选择跳槽或自主创业，而其中很多人因为不拥有企业家素质导致创业失败。因为他们不断离开打工企业出去创业，使企业核心人才不断流失，严重阻碍了企业技术升级与品牌建立。中国制造型企业在给别人贴牌和低层次自营的时候，特别需要技术研发人员的稳定和努力工作来提高产品档次，同时需要拥有更强市场运作能力的人来塑造企业品牌。然而，有这两种能力的人绝大多数都出去创业了，在低层次创业中他们又把自己变成了低层次产品的复制者。
中国民企的生命周期很短，平均只有3～5年。很多人对这个现象做了大量研究，提出了留人要靠待遇，靠事业、靠文化等等，但这只流于表象。中国人人想当老板，而现在老板一股独大的产权制度总是一个槽上拴不住两头叫驴，这样企业就办不大、办不强。我在中关村拼了二十多年，看到过许多企业一做大就分家，“两通两海”等一大批企业先后失败。所以中关村大量的企业无法去研发技术和产品，没有长期的品牌战略，只能是低层次的去复制原有产品和服务，于是利润变得越来越低，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
中国制造走向创造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呢？经济学研究三大问题：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三个问题中，为谁生产，即财富的分配规则，决定着另外两个问题解决的方向和效率。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主要成就，就是围绕产权变革而得到的。农村改革的成功就是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变成了包产到户，从而改变了农业的财富分配机制，并且藏富于“民”，处理好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是从国营集体企业为主，变到除了少数几个垄断行业外，几乎全都变成了私企的天下。在这种产权变革引领下，打破大锅饭，让企业有了生命力，而且藏富于民，也较好地处理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所以，产权变革是企业进步的起点，也是中国制造走向创造的问题根本。完善和发展中国的私有产权制度，才是中国制造走向创造的核心问题。
三、私有产权变革——人类的世界性难题
a.私人财产收为国有，建立国家所有为主体的公有制。近百年前，苏联和东欧把私有产权变成了国家所有制，不少拉美、亚洲国家也走过这条路。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今天又返回到原来的逻辑起点上，这说明简单把私有产权变更为国有制的做法存在着许多问题。这在中国经济成长的过程中也有大量经验可以总结。
b.简单产权国有化的公有制改革，违反了市场经济的两个重要原则。
①产权人格化的原则。国有资产的产权非人格化，必然产生巨大的社会浪费和腐败。不得不将国有企业领导人假设为坏人，由国资委监控。但监控他的人由于没有内在的利益，作用也很小，反而加大了社会资产的运行成本，腐败发生的机率大大高于私营企业。
②企业家引领的法则。
——现代经济的运行将劳动者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劳动者，另一类是企业家。企业只有在企业家的引领下才有效率，国有化扼杀了企业家，也扼杀了效率。所以，尽管国有化短期内满足了一些公平的需要；长期看，没有企业家引领的企业，最终还是要彻底的失败。
——企业家的能力，主要是先天而来，不是后天培养。一个人是否是企业家，只有在创业中才能被社会认定。这种认定是竞争的产物，而非“上帝”的指定。这种竞争只有在产权人格化的市场环境中才能进行，企业家地位是由他们占有产权的数量而决定。
——企业家占有企业资产的比例越大（比如100%），其自我管理约束的机制就越强。所以，今天中国没有私营企业资产管理员会去监督老板，限制他们损公肥己。这样大大降低了社会的成本，事实上私企的老板被假设成了好人。关键是只有企业家引领的社会经济组织才是真正的企业，才能抵御各类竞争，才能产生自我约束的机制，引领企业健康地成长。
a.面对社会革命的巨大压力，资本主义为维护私有制，就必须协调劳资矛盾。因此，建立工会保证劳动者权益，成了重要的举措。
b.工会为劳动者争取的权益，主要是增加工资福利，最终还要计入成本。这样工会争取的利益，永远与所有权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是冲突的，这样的运行必然加大劳资矛盾，无法根治劳资冲突。
c.为维护劳动者权益，不少工会规定了工作时间，规定了单位工作时间的最高工作量，反对加班。这样严重影响了社会效率的维持和提升，在劳资矛盾的争斗中，人类的勤劳被扼杀了，创造被抑制了。
d.选举制加大了上述矛盾，使西方社会多以共和（左）、民主（右）两党的轮流执政为特征。效率与公平对抗更多遵从于政党轮替，多数政党为了多数人（穷人）的选票，大讲公平，效率被经常性的损伤。
近几十年欧美人的工作日在大幅下降，休假在大幅上升。希腊危机已经到了如此地步，上来的总理还说，假日少了，把增加假日作为竞选的重要纲领。效率低下，追求享乐，不思奋斗、勤劳的问题日渐突出，欧美衰弱的本质是劳动者不愿意多干活。
e.社会不得不用再分配、转移支付的方式去帮助穷人，美国财政收入40%以上，主要用于帮助穷人建立医疗保险中，这样在转移支付的过程中也豢养了一批低保贵族。但由于维持了私人产权制度，尽管有上述问题，其效率依然大大高于简单国有化公有制的经济运行。
总结：现存私有制不是万能的，也必须进行完善。2008年，在现代私有产权制度最完善的地方——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它对社会财富的摧毁和打击是空前的，远远超过了苏联、中国国企效率低下为人类带来的损失。这充分说明，当欧美的私有产权不能够有效人格化的时候，职业经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就会裹带着整个社会去为自己牟私利，比资本家表现的更为贪婪，破坏性更大。因此，这种私有产权制度必须得到完善。另外，这种私有产权制度，将企业收益狭隘地归于少数人，使对抗性的劳资矛盾成为企业的常态，贫富矛盾日益激化，企业效率进步缓慢。企业冗员巨大，被劳资矛盾吃掉的财富，甚至比企业的利润都多，使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挫伤。有能力的人只有创业才有未来，使公司走向创造的努力难以实现。
a.从微软、雅虎到Google，从华为、百度到腾讯，近几十年，一茬茬成为世界首富的人，不再因为他们祖上有钱，而是他们拥有企业家创新的能力，拥有知识，与资本共享了财富。一是知识占大头，资本占小头的所有权。二是知识占大头的人管理公司经营权。这样实现了有能力的人自己为自己干，让所有权、经营权与收益权完美对接。三，这不是任何人的安排，而是要素竞争的结果，完全符合市场规则。
b.知识占有财富的大头，不会只是一个人的发达，带来的是一批人的致富。据说微软创造的百万富翁已上万。所以，它使财富的增加机制在占有上变得更加社会化更有效率，也使社会发展的更为公平和谐。
这不是简单否定私有产权制度，而是在完全符合市场竞争的原则下，在极大提高效率并保证“劳资”双方利益的基础上，成功地改变财富分配规则。
——现代企业制度必须从委托代理制的两权分离，资本独占企业利润彻底变革为共享制（企业利润）的三权互立。使人才与知识成为财富增量的最大受益者，而后才有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成为增长核心的推动者。
——其实，这种三权互立中国晋商百年前就有。例如：不出资的伙计掌柜占有身股，身股分红占分红总额的60%，拥有企业产权的东家却只占有40%。这不仅实现了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还实现了收益权和经营权的合一。现代知识经济更完美的社会化产权制度，也是建立在牢固确立以人为本的非资本收益大于资本收益的原则之上。
d.私有产权社会化不是简单变成国家所有的旧式“公有制”
——共享制的概念：利润共享的人数增加，而且一定是在效率提高基础上产生，而不是仅仅靠资本增加或者是革命，更不是所有员工平均增加。
受益权不再是资本一股独大，而是企业核心人才靠知识和能力直接进入企业财富的初次分配。经营权和受益权的合理结合，会使公司人才济济，而且人人忠诚于企业。
——共享制其产权依然是人格化的、有人负责的。用国家所有制的方式改变私有产权制度，其最大的问题是使产权人格化特征消失。产权的社会化如果牺牲了产权的人格化就一定会有巨大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的形成机制，就是人类在盲目追求产权社会化，希望企业不再有家族控制权（人格化的产权制度）而由职业经理人来控制，这显然是不行的。职业经理人会按照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逻辑来运作企业，比自私的“资本家”更坏，因为企业不是他们的，他们的贪婪会变得更可怕，更不负责任，所以产生了金融危机和雷曼兄弟等一系列公司的倒台。
——这种产权人格化要重塑的机制是：有人依然拥有企业产权而控制企业，因而对企业负责，最好是创业企业家引领，产生自己管理自己的机制。能人因能力拥有企业股份而大大弱化劳资矛盾，能人因能力拥有企业股份而使企业竞争力大大加强，而且能人因有大量股份在身而不去做“坏事”，努力做好事，而且不会离开企业。最好这些能人，因为制度保护成长为引领公司的企业家，合理改变企业的控制权，使企业在高效率中完成传承。
e.分钱机制的转变：
——从以资本为核心的分钱机制转变为以“能人贡献”为核心的分钱机制。
——这种变化使传统的“私有”拥有了共享特征，具备了更高度社会化的含义。
——这种“共享制”比原有的私有产权制度拥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多的“人心、人和与人气”，坚持不改变产权人格化，企业由企业家引领的两大特征。
a.有恒产者有恒心：在农业社会，我们为了让农民去好好种地，就提出了“耕者有其田”。包产到户就是让耕者有其田，从而达到了让农民努力种地的目的。那么根据现代社会以企业为核心的运作模式，耕者有其田应变成一个新的口号叫“商者有其股”，含义就是经商的重要人才要拥有企业的股份。现在中国有几百万个私营企业，基本上是老板独自所有。如果通过共享制的方式，让几个能人拥有一些股份，中国至少要增加上千万个殷实的中产阶级和富人。这可以促使效率提高，大大减少劳资矛盾，又使企业的发展趋于平稳，拥有了从制造向创造过渡的机制。如果增加了有恒产的几千万能人，企业的收益会提高，规模会扩大，员工也会受益，关键是产生了创造型企业出现所必备的社会化产权制度。
b.商者有其股：公平与效率兼得
在经济学里，我们一直认为公平与效率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在改革开放初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提高效率而提出的国策。而现在随着贫富差距扩大，我们又不得不用大量转移支付行为去保证低收入人群收入增加， 58 53884 58 31673 0 0 5151 0 0:00:10 0:00:06 0:00:04 6220多数拿了的人也不感恩，很多人也不会去努力工作，因为这种增加是平均的，而且是权力促成的，所以腐败无法制止，这无形中把效率和公平对立了起来。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对立是难以调和的，提高效率就得牺牲公平，强调公平就得牺牲效率。我们现在提出建立共享制的股改，是在企业进行初次分配的时候，把原来归于老板一个人的利益，在大大提高效率的情况下首先将增量扩展到更多人身上，使产权人格化不变，企业不失去企业家引领的条件下，首先实现新增财富的社会共享。第一，它使每个企业从一个人富变成了几个人富，有利于贫富问题的解决。第二，这个钱不是简单给在穷人身上来追求公平，而是给在最能干的人的“穷人”身上。这样，在解决贫富问题的时候，也保证了企业效率。
在企业里把钱给谁对发展最有利呢？只有企业家知道。但我们过去只给工资、奖金，这是绝对不够的，现在给股把“劳”中的优者也变成“资”。当企业家自愿这样做时，就从一个人的企业变成几个人、几十人、上百人的企业。就像百度、腾讯、慧聪、当当、奇虎这些互联网企业一样，从李彦宏、马化腾、郭凡生、李国庆一个人的企业变成了百十个人的企业、上千人的企业。2003年，慧聪上市的时候，一夜之间126个员工成为了百万富翁。这不但解决了财富的共享问题，而且还能更好的激励效率的产生，因为财富共享制不养懒人和笨人。据说今天百度、腾讯已经创造了上千百万富翁。这几年我们帮助股改的大量企业，也在大规模、稳定批量化地生产“员工富人”。这难道不是公平和效率兼得吗？今后对穷人的“关照”，更多不是用转移支付的“大锅饭”方式进行，而是在企业初次分配中，由效率优先、贡献优先、忠诚优先的原则解决。
c.我们来回顾，在耕者有其田的过程中，产生了两种形式：一种是中国大陆的土改，强行的从几百万地主、富农手里拿到了土地，办了人民公社。但是我们的生产效率没有提高，三年自然灾害依然饿死上千万人。台湾实行的是赎买政策，就是政府出钱把地主的地买下来再分到农民手里，这避免了一次血与火的争斗，但这种赎买也有平均主义的特征。懒人和勤劳的人、能人和笨人手里的地是一样的，这种公平在某种程度上也很大地牺牲了效率。简单把私企国有化，犯的是同样的错误。这是改革开放走到今天，我们中国人必须想到的一个问题：如何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既能使公平得到尊重，同时效率又能得到提高，我认为以建立共享制为目的科学合理的股改就是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方向。
显然，企业家必须是领导者，因为他们拥有企业的产权，只有他们主动引领和推动的产权变革才叫改革，否则就是革命。虽然革命从表面和短期看照顾到了公平的要求，实际却对效率有着巨大的损伤。企业家引领股改是和谐的变革，不是简单的改变分配关系，它可以让一个老板为自己干，升华为企业精英团队，为自己干的伟大机制。
企业家的定义:企业家是现代社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家必须同时具备三个特征：企业家地位、企业家权力以及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地位，是指企业家须拥有企业的股权（产权），而且产权收益是主要追求对象；企业家权力是指企业家必须自己经营和管理企业，实际领导企业的运营；而企业家精神，是指企业家应该拥有理想和社会责任。只拥有产权和企业家精神的，是股东；只拥有管理权和企业家精神的，是职业经理人；拥有企业产权和管理权、但缺乏企业家精神的，也不能称之为企业家，我们只能称他们为富人。
为什么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会有如此惊人的成长？有的观点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成功地从计划经济转变成了市场经济。这种推论不无道理，但它的悖论是——印度、埃及、菲律宾、巴基斯坦南美众多国家，他们几乎都没有搞过计划经济，如果从计划转到市场，就能让中国经济发展，那么从来没有搞过计划经济的那些国家，应该比中国经济发展的更好才对，但结果却不是这样。
还有观点认为这是源于中国的人口“红利”。这也不无道理，但是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越南、缅甸这些国家，也有庞大的人口，人口红利的道理如果对中国成立，对他们也应该成立，可为什么他们的发展依然不如中国呢？
我想，类似归纳有许多，但要研究中国经济成长的主要原因，就要找到除了别人不具有的独特原因才合理，什么是中国现在拥有而别人没有的东西呢？我把根本核心原因归结到一群特殊人的身上——中国的企业家。
1949-1979年，由于特殊原因，中国企业家集体消失了。因为他们的缺位，使中国经济缺少内在的动力和优秀的领导者，中国发展陷于平庸。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企业家阶层迅速再生和崛起，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产生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企业家社会”。让我们把中美两国企业的领导人做一个对比：中国企业领导者主体基本上和我相仿，多数是1992年后到现在成长起来的，我们几乎清一色都是创业者，集收益权、产权、经营权于一身。美国的企业领导人有一部分是企业家，但多数是职业经理人和“富二代”。全世界几乎都是这样！正是因为在特殊条件下，中国企业领导人清一色的企业家特征，才引领中国经济进入了高增长、强竞争力的时代。
2012年在美国，我和几个美国朋友们在华尔街开玩笑说：“假如让老洛克菲勒、福特、卡内基复活，让比尔盖茨回到20年以前，让美国建国以来的伟大企业家都集体出现在今天，你们想一想，今天的美国经济会怎样？！”他们一致承认说，如果这样，美国经济危机或许不会出现，美国经济会有惊人的成长。我说，这就是中国经济胜过其他国家、得以飞速成长的核心原因，因为这是中国拥有、而其他国家一直未拥有的重要条件。欧洲、美国的节假日比大陆多一倍，不少失业者的生活过得和就业者的差不多。请伟大的美国人民想想：当年你们“五月花号”长辈们代表的创业精神，在今天的美国，还真正存有多少？！
a.企业家也是人，要用经济机制来引导企业家进行变革，而不能强制性的采取均贫富的方式，那样挫伤了企业家的积极性，也就没有了劳动者的利益。经营慧聪二十多年，我看过许多企业的情况，最近几年在50多期股改方案班的八千多学员身上，也产生了大量案例，根据这些案例来总结，我把一般私营企业中由老板引领的股改总结为下面四句话：先为己后为人，先为利后为义，先物质后精神，先企业后社会。
企业家也是人，要尊重他们作为一般人的“私心”。他们走的第一步往往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这是普遍的、长期的现象。主观为社会，客观也为社会，这一定少数的、偶然的事情。现在我们谈到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责任的时候，往往把少数的、偶然的现象作为一个普遍性的标准来要求企业家阶层，这是不对的，顺着这样的思路走，很容易走到打“土豪分田地”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歧路上去。
b.股改——变小私为大公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社会变革和革命的成功首先要尊重人的小私。农民起义叫“杀尽不平方太平”，叫“均田免粮”。我们共产党人领导人民的革命叫“打土豪分田地”，包括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都是尊重了人的小私。把美国独立宣言中最经典的“人人生而平等”拿来分析，其实也是尊重了人的小私。不尊重人之“小私”就不会有天下之“大公”，可以说天下大公源自于对每个人小私的保护和满足。改革开放其实是尊重了每个人的小私，然后用一种伟大的制度，把这些小私汇聚成大公。我们建立共享制的股改恰恰也可以这样，让老板和优秀员工共同拥有企业，把老板的“私”和拥有股份的员工的“私”汇集在一起，变成一个大“公”，用制度去汇聚人们分散的力量，变成和谐社会的创造力。
我们一直认为国营和集体企业是公有制企业，而把民营企业归为私营企业——非公企业。我们是否想过，除了国营和集体企业，难道公有制就没有新的形式了吗？以慧聪为例，三千员工的平均工资和股权收益也有二十万。虽然我拥有慧聪30%股份，但那是生产资料，我不能用于个人消费。2003年慧聪上市的时候，有126个人成为百万富翁。当百度、当当、腾讯、新浪、搜狐这些公司上市的时候，有成千上万个员工成为了百万富翁。这样的公司和老板独占股份的公司还可能是同样的私有产权制度吗？显然不一样！而我们拥有企业多数产权，并不是因为我们生来有钱，百度、腾讯、当当、慧聪，我们这些企业家都是拿了美国风险投资的钱，因为我们能干，风险投资为利自愿投大钱却只占小股份。我们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得到的财富，而且，这个财富不仅仅是我郭凡生一个老板的，还是几百个持股员工的。我一年的收入60万用于自己的生活，而我的三千员工，人均十几万的收入，有几百人的收入在几十万，这难道不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吗？
在人民大学时我曾熟读《资本论》，清楚记得马克思在《资本论》上讲到的异化学说，这个学说曾深深的打动了我和许许多多的学子。马克思说，人类文明的发展让我们创造了资本，人是主体，资本是客体，但现在人反过来去对资本顶礼膜拜，主体变成了客体，这就是异化。几百年前马克思就期盼着把这种颠倒的关系再颠倒过来。而今天，大量的有钱人通过基金和风投的方式去寻找优秀的企业家和科研人员。当他们愿意出资几千万美元却只占公司小股份的时候，在我看来马克思所期盼的事情发生了，人又变成了生产的主体。所以，我认为建立共享制的企业股权激励可以最终成功，因为中国千千万万个私营企业可以通过这样的产权制度让社会变得更和谐，让企业变得更强大，帮助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同时，众多实践告诉我们，“公有制”不是一个不可实现的荒谬的梦。今天，百度、慧聪、腾讯、携程、当当，包括蒙牛，它们都不是一个人的企业、一个人当老板，而是一个人作为企业领袖，引领着几十个、几百个拥有股权的员工去共同努力，这样的公司效率更高，利润更好，员工的收益也就更大。这是一种为全人类造福的、比国营和集体企业拥有更高水准的新型的社会化产权制度——共享制，我们也可称其为新型的“公有制”。
我们知道，在私有制最完善的美国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件是上个世纪初的经济危机，一个是2008年的金融风暴。这两次危机造成的损失比苏联、中国所有国营企业因效率低下对人类造成的损失都大得多，从对人类财富毁坏的角度来看，这种私有制比落后的、陈旧的公有制更为可怕。（我们简单否定私有制，而让企业走向国营集体的行为，注重了公平而丧失了效率。）所以，人类并不是在私有制的路上就会永远走的顺，而在公有制的路上就会全面失败。实际上人类是在私有制的不断失败中去寻求“公有制”，在公有制的失败中去完善“私有制”。我们追求的不是简单的公与私，而是更为社会化的、更有效率，也更有公平的产权制度。
实践正在改变社会，大量风投在网络公司的投资改变了高科技行业。慧聪的“耕者有其田，商者有其股”，几年前蒙牛的“财聚人散，财散人聚”正在改变着传统产业。其实，我的股改课程也正在改变着中国许多传统企业。
《共享再造私企》，我们就是要通过建立共享制改变天下商人的谋利手段。先让商人以利为主考虑股改，在股改过程中再让商人提升为企业家，用伟大的企业家精神把股改坚持下去，升华为善良、高尚的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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