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以人民的名义论官、说罪——原罪·我为民企鼓与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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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天偶患小疾卧床，悉闻本人散文诗《原罪》与相配的一篇文章被删帖，心中震惊。我已六十有二，入党四十多年，是已知天命之人，我1982年人民大学毕业从政，在体制内做研究。1984年任省委研究室的正处（应该比当年沙、达康的职务都高）。
1984年，《中国青年》杂志曾长篇报道了我领导的内蒙党委政研室战略组（处）的事迹，因此被评为全国的新长征突击队，我也成为全国的新长征突击手。1986年，中组部领导点名表扬了三个年轻干部：一个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田园，一个是首钢的赵总，一个是我。1987年，因工作成绩卓越，被调入京城，妻女随行，并给80平住屋。说起笑话来，叫：中进士、点翰林、中书行走。专事中国西部发展与企业制度问题研究。
1990年，因种种特殊原因无奈下海，1992年创办慧聪，将一个街边店办成一家上市公司。2003年慧聪上市的时候，一夜间产生了126个百万富翁，这就是今天在商界传说的私营企业共享制的第一声炮响。请大家记住，如果公有制拥有生命力，他就不能永远停留在国营和集体企业的所有制形态上，必将有所发展。我领导慧聪创办的劳动股份制，就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所有制形态。它正在创造着我们国家新的经济增长和人类新的文明。
《人民的名义》我一直在看，因我是红二代，又是做官出身，后来经营企业，而且把企业从小到大一直做成了上市公司，从这个角度看，我略知官商两道。我今已无欲无求、与世无争，我不缺钱，也不想做官，更不想被重用，但《原罪》之微信被删，我有些话如鲠在喉，不得不说。希望看了这篇文章，官商两界的挚友和读者，能静下心来，认真思考。
我父母都是老共产党员，母亲今年春节去世，享年九十二岁。她走得安详，走得干净，走得廉洁。我的父母高官几十年，从未贪腐。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为人正，为官清。我是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读着《红岩》长大的一代人，至今我还记得我的入党誓言。写这篇东西，不是反党，而是爱党。我曾和一个红二代，云南红的董事长武克钢先生开玩笑说：骂共产党，他们没有权力，要骂也得我们自己骂。
下面，我将从几个方面来讨论民营企业的原罪和官员的评价体系问题。因为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两个问题。
民生的底线，官评的标线
达康书记说：“百姓要什么？要就业、要住房、要吃饭，所以我们才要GDP。”当官员这样努力去做的时候，虽然可能存有私心，但他也可称之为好官。
今年春节，我在美国和华尔街的一些精英讨论中国的贪腐问题。我和他们讲，共产党有贪腐不假，但过去几十年，全世界为本国老百姓谋利益最大、让老百姓得利最多的，就是中国的共产党，谁能否认？！他们不吱声了。我说不管和欧洲、美国和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比，过去三十年，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都是最大的。不管谁在讨论共产党贪腐的时候，如果否认这一点，就是心存偏见！今天讨论共产党的贪腐问题，是希望他做得更好，而不是他做得不好！
贪官分为很多类，关键是他们拿了不该拿的钱。他们不少人也曾为GDP、民生做了重要贡献。但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将功折罪，必须拿掉他们呢？这个道理很多人没有想明白。
我们今天搞的是市场经济，他们贪腐进行的权钱交易在破坏市场交易的原则。如果对于这样破坏市场规则的权钱交易行为不做严格惩处，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则就将被改变。所以，他们不能将功折罪，因为他们是“谋逆”之罪。因为不打击他们，中国就无法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的企业就无法强大。市场规则一旦被破坏，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局将不保。所以，打击贪腐是大局，打击贪腐是让民生得到保证的最大、最重要的底线。
家父如果活到今天，已经百岁了。他告诉我，抗日时期，他与刘青山是战友，刘青山在战火中可谓真英雄。但建国后，他贪腐就必杀，因为如果建国后对贪腐不杀，就会使共产党迅速败掉。
《人民的名义》中的政法委书记高育良、祁厅长，包括丁义珍副市长，我认为他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都做过大量的贡献。但是一旦贪腐，权钱交易，去改变市场规则的时候，就必须施以重刑，否则中国市场经济的秩序将被打乱，中国将没有未来。
美国是一个金融大国，美国判得最重的罪，不是谋杀罪，不是抢劫罪，而是金融诈骗。安然、世通公司的董事长和CEO，包括跟安然共同贪腐的安达信公司的所有高管，今天都被判了无期徒刑终身监禁，这在美国是最重的刑罚。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美国人明白，如果不打击金融行业中的贪腐和犯罪，美国的立国之本将失去。
今天，中国的立国之本就是市场经济的蓬勃生命力。离开了这样一个准则，国将不国，还会有党吗？所以，尽管他们立功在先，就是再大的功，只要贪腐，就一定要打击。这是大局，这是国策，我们应特别理解之。但今天在打击贪腐的问题上，很多人难从这个大局出发，这是遗憾。
当然官员中有很多庸吏，就像那个看星星的区长，我觉得这样的人应该数量众多。首先，很多人并没有能力，他做官只是因为他入了这个行，因为能力不足，他会成为庸吏。还有一批有能力，但是没有魄力的人，他们也不得不在庸吏的行业中挤搡生存。还有一批人就是攻于心计，知道贪腐会受到惩戒，所以大贪没有，小便宜常占。这些人是用一种最可恨的不干事儿、占小便宜损害着党和国家的声誉，毁掉民心的长城。
我看目前的官员中庸吏多，能吏少。而在能吏中，有贪腐行为的是少数，存有个人私心的是多数。对于他们的私心，要想法予以满足和保护，否则他们也将变成庸吏。哪有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呢？哪有不想把企业做大做强的老板呢？如果对这样的人不施予保护，我们将失去官员工作的动力。但官员必须明白做官就不能贪，国家不是缺你贪的这些钱，而是如果允许官贪，社会秩序就会被改变，我们的国家就面临着死亡的危险。
制度的红线，改革的极限
改革开放，我们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们需要不断地解放思想，改变生产关系中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东西。所以，原来制度中许多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地方，就成为红线，也就变成了改革的极限。能否用伟大的智慧，破红线、冲极限，需要伟人，更需要声援和理解伟人的大众。
包产到户、人民公社的最大问题，就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被写进了宪法。这是制度中最大的红线，如果改变，就是违宪。改还是不改？在面临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候，小平同志领导着我们党认真总结历史，勇敢否定自己。他们先从实践中来，逐步推进，然后修改宪法，正是这个违宪的改革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今天。这个制度的红线不被打破，就将成为改革的极限，民生的死线。
城市改革，我们面临的另外一个红线就是私企和剥削问题。记得当时在内蒙党委政研室的时候，我看到不少文章在讨论说雇几个人算剥削，几个人不算。后来小平同志说这些问题不争论、不讨论，以发展经济为主线。我们勇敢坚定地发展了私企，我就是1992年北京市海淀区注册的第一批私企。
私企的发展更是我们当时制度的红线，也成为了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极限。能不能突破这一红线，是改革可否深入的重要底线。我们从实际出发，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把私企发展作为重要的方向，才有了中国经济今天的蓬勃和兴盛。因此我们要明白，很多制度的红线是应该被突破的。不突破这些制度的红线，就会成为改革的极限。而不改革，中国就不可能发展，不改革就没有未来，没未来就没有民生的希望。所以，制度的红线被突破，在那个时期是必须发生之事。但是突破之后，我们看明白了，就要对这些突破加以肯定，才能保护改革，使改革不断有后来者。如果停留在某些制度的红线上，就会使我们止步不前，中国就没有希望。制度的红线永远不要成为改革的极限。人类社会就是不断突破自己创立的制度红线，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而今天，我们在制度上的最大红线就是对公有制的看法。我们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国营和集体。还记得十三大报告吗？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一个生产关系的初级阶段一定表明他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占有方式也是初级形态。因此，我们可以推论国营、集体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初级形态。那么，他的成熟形态和高级形态是什么呢？
从当年对十三大报告的理解，对企业制度的研究，到后来我领着慧聪近三十年的奋斗，我真正地认识到劳动股份制、共享制，承认劳动价值的这种新的所有制形态正在成长，社会主义是有希望的，那就是国营、集体这种公有制的初级形态正在被慧聪、百度、腾讯等一系列共享制企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高级形态所代替、所完善。
现在，改革的一个重要红线，就是坚持公有制、坚持共同富裕。但是怎样坚持公有制、坚持共同富裕的问题，一直没有深入讨论。我认为国营企业是无论如何做不下去的，因为他的资产没有人格化。而在慧聪、在百度、在我们这些共享制的企业，十几年前公司上市的时候都是产生几百个百万富翁，我们这些老板资产的占有数虽然很大，而我们每人的消费数不过几个职工的总额，这就是新型的公有制。公有制就是共享制，共享制坚持产权的人格化，保证企业家经营的权力不被分割，让社会在精英企业家领导下，去更多地创造财富，公平地分配财富。
法治的红线，民企的死线
我们对于私营企业从限制、到许可、扶持。从党的几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来看，从把他定义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部分，到成为重要组成部分；从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完善，到重要组成部分，到三个代表，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客观来看，在给予民企的许多政策上是逐渐进步的。今天给予民企的系统政策仍然存在重大问题，（比如不同的贷款政策，比如不同的行业进入政策）这些东西都要逐渐来解决，这就形成了民企的“原罪”问题。
民营企业只要查税，所有的人都有罪，但这个罪必须加以客观分析。近十年，我在钓鱼台举办64期《共享制企业股权激励方案班》，上万老板听了课。在几乎每次股改班上，大家都跟我讨论税的原罪问题，我很难解答。我往往让大家举个手，就是说谁没有偷税漏税过，请把手举起来。每一次股改班上，几乎都无人举手。如果所有人都去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违法，我们的追责就不应是这些人，而是法律本身了。在这儿，我不是为民企的偷税漏税行为辩解，而是要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看中国对于民营企业税制的变化以及民营企业应对税制错误的合理性。
1992年，我刚注册民企的时候，民企营业的所得税是55%，而当时的国企正在转制困难之中，所以国企基本上不交所得税，只要能活就不错了。当时，对我们民企最大的压力是三资企业有三减三免的政策。一个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如果国企和三资企业可以不缴所得税，民企必须交55%的所得税。从竞争的角度看，中国的民企必然全部死亡。
那怎么办呢？大家就去想办法。我是搞政策研究出身的读书人，又研究企业制度。所以，我就找到了海淀区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我在那儿注册企业，享受到和三资企业、国企近似的税收优惠。当然，我也在一些贫困地区注册企业，让我的税负变轻，变得能和国外那些凶残的美国企业竞争的一个水平。而大多数地区的民营企业老板，他们不具有我这样的文化素质和眼界。他们活下来的唯一做法就是“偷税漏税”。
说起税之原罪，全中国的民企，哪个民企的老板敢说自己没有偷税漏税之事呢？我想谁都不敢这样说。
但从当时对私企的歧视以及55%的高重税的角度讲，这个税率是不合理的，特别是和国企、三资企业中间巨大的差别，就使民企选择踏法制的红线还是踏自己的死线。大量民营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他们踏了法制的红线，他们做了偷税漏税的事情。但正是当时有一批官员，他们理解了改革开放，他们看到了民企的发展是中国的未来，他们在改革中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方法，帮助民企走得更远。如果当时他们认真贯彻执行55%所得税的税率，今天中国的民企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那个时代对于民企被极大歧视的错误税率时代，许多民企的偷税漏税行为，就是今天不能公开赦免，也要公正评价，还社会的公正，不能追究，否则，天下难平。
我这样讲，是因为中国今天的民生不是三资企业给的，更不是国营企业给的，就是达康书记说到的老百姓要就业、要吃饭、要住房，不是国企和三资企业给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我们对于民企的资金投入不足百分之二十，但是民企却产生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贡献，请看下表。
从上表看到的贡献，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今天的民生、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民企创造的。没有民企就不会有中国，没有民企就不会有我们的党。我们的党就是在保护民企的变通中而领导中国人民往前走。我很理解我们党那个时候的官员，他们顶着风险，冒着许许多多的压力，他们对民企55%所得税之下的变通，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当时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突破了法治的红线，也突破了改革的极限，才带来了今天的繁荣昌盛。对于这些官员，如果免了当时民企的原罪，他们也就没罪了，要让他们能直起腰来做人才对。改革才会代有人才出，共产党才能再领风骚一百年。
有一次在中国企业家的年会上，我、冯仑、王石，还有远大中央空调的王越，我们几个人在台上论坛。王石先生因为种种原因，说到他从不行贿。他说他为了要车皮，他夹着几条烟去送给那个站长。站长批评了他，没要他的烟，给了他车皮。那天以后，他认为好人还是多数。
我也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好人是多数。但是当我们一个批文需要扣一百个章，有两个章没盖你就没法办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好人当道还是坏人当道？你总不能对两个坏人不加予理睬吧？你不理睬这两个坏人，那九十八个好人希望你办成的事儿你办不成。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许多民营企业家忍气吞声，含泪下跪去求他们，真的是去求啊！这也是我心中的疼，也是一个读书人心中的屈辱。记得慧聪上市，因为种种原因，我的无异议函被拿掉了。因此，一个好公司就无法在境外去上市。我当时在香港欲哭无泪，我想行贿都找不到门儿啊。好在我毕业于人民大学，我的同学、老师、朋友施与了众多的救援之手。记得比我低一届的人大学生会主席，他当时给北京市的市长当秘书长，他把我的情况做了认真反映，据说市长发了话，我才可上市。但我是一个做官又经商的人，一个搞研究的人，一个有众多人大校友的朋友的人，那些没有这样关系的人，就只有以“钱”开路了。
对于他们的以钱开路，我们今天该怎样去理解？因此那天在论坛上，当王石讲完他不行贿的话后，我走到台前，对着台下好几百位企业家问了一个问题：你们谁没有行贿受贿，请把手举起来。只有一个人举了手，看大家都不举，尴尬地笑了笑，又把手放下了。我回头对王石说，王石啊，我们全是行贿的，只有你干净。
至今我也不认为王石说的是真话。因为在一百个章才能办成的一件事中，只要有一个坏人，你又不能跟政权去对抗，你又想办成这件事儿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只有去行贿。这就是我在《原罪》里写到的“男儿膝下有黄金，但今天我还得去跪”。我告诉中国民营企业家，我们跪的值得，我们跪的无罪。我们的跪，是为了企业，为了员工，我们所有人的跪，是为了国家和民族。没有我们的跪，哪有今天国家的富强！
我一生中确实遇到过许许多多的好官，他们理解我，但他们对我的理解更多的是因为我受过的教育，我曾为官多年，我跟他们的交流没有障碍，他们从心里也不会小看我。比如，北京市一位姓赵的领导，当年在昌平区当区长，他知道慧聪发展需要支持，他批了我慧聪的园区，在昌平将近90亩地啊！他批了我，他减免相关费用，为什么？他知道他在支持着中国互联网国家队，这个费他免了。因为免了这个费，才有了今天强大的慧聪，才有了今天能在B2B市场上驰骋的一个国际化公司。
还记得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我的出国政审不被通过的时候，我很难出国。我大学的同班同学叫李昭，他当时是宣武区的区长，他知道此事后，找到当时北京市的领导，以身担保，他和领导说：我们大学是同学，我们是好朋友，我深知此人。我愿意给他担保，如果出国之后发生什么问题，我愿负全责。那是在1995年，他当时官运正好，如日中天，但他愿意用自己那样的官运担保。
慧聪在发展中遇到了很多这样的贵人，比如，因为种种原因，我不能上电视，不能发表文章的时候，我的一位老领导和我照了一个相，把相片给我，告诉我说去给那些媒体的人看看，或许有用。正是这张照片，让我从窘境中得以解脱，我感谢这些讲义气、有原则又懂变通之术的官员哥们。
他们照顾我，他们帮助我，从不索要任何好处。当我事成之后向他们当面致谢的时候，他们还说这是应该的。在八九十年代，我们官与商一起顶着雷，硬是闯关改革，今天历史更不会忘记他们。记得我那位大学同学，他退休过生日的时候，我们全班同学在一起，我又讲起这件事情。他说那是做官的人必须做的事情，“郭凡生啊，我不只对你，我对当时北京市开发区的许多企业家都做过这样的担保。”他的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也并没有带来他的官运亨通。1995年的正局级干部，几年前退休的时候依然是正局级。这样的干部不能升迁，问题何在？我深知此道。
因为我特殊的经历和文化背景，使我能够接触到这些官员。而那些做鞋的、做家电的、做衣服的企业家，他们起步创业的时候，连个乡长都不认识，村长就是他见到最大的官了。他们怎样做呢？他们只有行贿。
因为不行贿，发薪、还债还是交税，都没用。因此，我觉得在特殊的年代，在特殊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家的很多行贿之举，也应该予以赦免。当然，对于索贿拿贿的官员不能赦免。现在我们的一个大问题是行贿受贿同罪，情理上是不对的。官员索贿要重判，而在今天中国的现行体制下，贪腐监督还有很大问题的情况下，许多企业家的行贿之举，应该给予理解，对他们一定不能施予跟贪官同样的重刑，那样他们将无法生存。
现在是应该回头看历史的时候，我们要让民营企业家们卸掉历史的重负，轻装上阵，才能让中国的市场经济得以发展。所以，对于那些行贿出于无奈，偷税漏税因为要活下去的企业家，要给以极大的同情，要赦免他们的“原罪”。
道理讲多了，大家不愿听。还是把我的原罪再放一遍吧，我相信这首散文诗，能更深入、更深刻地打动你。让你更理解我这篇文章的内容和意义。官员们、老百姓们，来读读这篇散文诗《原罪》吧，或许会让你们理解那些拼搏在一线的企业家们他们的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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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为穷人讲话，未曾发声就一定是对的。为富人说理，尚未出口，就肯定错了。长夜难眠，偶阅好友冯仑之巨著《野蛮生长》，浮想联翩，凑成一诗，抚己敬人。
——郭凡生
《原罪》
——一个民营企业家的酒后独白
长夜未睡,
我真的好累。
马上将去抵押最后一套房产，
发薪、还贷，还是先去交税。
我知道欠债要还，
我知道签约无悔。
但为什么有些人却可大逆此道，
莫非仅仅因为他们是当朝权贵？
啊，几十年蹉跎徘徊，
这次我真的没醉。
那一次次长跪之后的长醉，
那一次次常醉之后的长跪。
多少次啊，多少回，
我跪的让亲人和员工们心碎。
他们哀求我，
不要为了企业生存再受此罪……
我总是和他们讲：这肯定是最后一次了，
但到时我还得去跪。
我活的窝囊，
但我从不后悔；
我活的下贱，
但我真的无罪。
面对欺辱我总是逆来顺受，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该去恨谁。
跪天、跪地、跪父母，
我跪的无怨无悔。
跪大、跪上、跪权贵，
我跪的心中无愧。
没有贪婪的敲诈，
我为什么要去下跪。
我也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啊，
为什么作了企业家，
就变成了人间“鼠辈”。
敢问天理何在，
凭什么将我归入那无耻的“另类”。
啊，还要多久我这非公人士，
才可以回归寻常百姓的团队。
长夜未睡，
我真的好累。
那长跪之后的长醉，
那常醉之后的长跪。
不知道如此的磨难，
我还能再撑几回。
我知道男儿膝下有黄金，
但今天我还得去跪……
我真想割开自己的动脉，
用鲜血洗净身上无端的是非。
我愿用全部财富，
换回我应有的人间尊卑。
多么希望我屈辱的创业，
能有一次任性地发挥。
哪怕苍天发怒，
将我这黑心的老板挫骨扬灰。
但这一定是空泛的梦，
因为，我无法承受企业倒闭后，
亲人与员工绝望的眼泪。
因为我知道企业家的肩上，
承载着家庭、员工与整个社会。
向后一步，踏伤的将是亲人和百姓，
丝毫无损于那些肮脏的权贵。
我们就是当代的万里长城啊，
受尽屈辱也决不能后退！
忍了，忍了，我忍了……
为了下一代不再遭受此罪。
忍了，忍了，我忍了……
因为我相信那来世的公平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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