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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了7000美元的大关，这意味着，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基础落后，资源相对贫瘠，人口庞大，长期以来处于计划经济发展模式中的国家而言，不管如何，这都算一个了不起的奇迹。由于中国过去30多年选择了一条不同于其他转型国家的道路，有人将这种极具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冠之以“中国模式”，并且将中国30多年的繁荣归结于中国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经济理论模式的独特的道路。尽管“中国模式”一直并没有很明确的内涵和外延，但这并不妨碍各界对其的赞扬抑或批评。特别是在今天，当中国的改革再次站在十字路口，面临方向性选择的时候，讨论“中国模式”的成败得失，并对中国改革开放37年的历史进行回顾和总结，寻找改革新的共识和突破口，无疑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中国模式”的前身是美国《新闻周刊》驻京记者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但对于“北京共识”，无论其倡导者，还是支持者对其认识上却并未达成“共识”，甚至成了最没有“共识”的共识。比如，其倡导者认为：中国能够创造如此优异成绩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独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它有一个强势政府和有着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有政治精英、学术精英和商界精英组合的带领，因此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因而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创造了北京奥运、高铁建设等种种奇迹，并且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潮中屹立不倒，继续保持超过9%的GDP年增长率，为发达国家所争羡，并成为世界很多国家经济发展的楷模。但是，如果将“中国模式”归结于政治上的保守和经济上的激进，甚至将“中国模式”归结于政治精英的集权式的领导和国有经济的“长子”的作用，这无疑是对“中国模式”最大的误读。集权的政府在中国繁荣中究竟是中国增长的短板，还是独特优势“中国模式”有没有持续性，其自身的优势有没有可能带领避免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是真正的考察中国模式是非功过的切入点和突破点。中国前30多年的改革，创造了年均接近10%的增长，这在一个二元经济特征明显、政治体制改革长期停滞、资源配置的方式模糊扭曲的大的经济体出现，被很多人视为奇迹。当然，也有很多人克制而又不无严肃的指出，30年来中国的增长其实无所谓奇迹，和当年的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发展比较快的国家一样，属于赶超型的，在发展的方式上，主要也是依靠出口，高投资，高储蓄以及高代价的方式。但是，客观而言，如果考虑到中国的发展建立在一个计划经济的体制环境下，人口庞大，并且国有经济成分一直很高的国家，这无疑也属于经济增长的奇迹。到那这种奇迹的创造，却并非“中国模式”的倡导者所总结的威权模式，就经济增长而论，中国经济增长之所有有今天的成就，完全是依靠市场经济自身的力量和私人公司的创造力，而不是什么别的优势。在1992年小平南巡之前，尽管中国经济的增长也比较快，但并没用给世界留下极其深刻的影响。国有企业沉重的包袱和低效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市场机制的不健全也使得经济运行极其不流畅，经济长期陷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恶性循环，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源配置的方式并非基于市场，而是完全基于政府，计划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仍然首屈一指，无人撼动。只有在小平南巡讲话，特别是2001年，中国入世以后，真正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开始居于主导地位，市场的力量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毕现无遗。毫无夸张的说，如果没有市场机制，如果没有入世之后全球化的市场，中国不可能取得这么快的增长，这是市场的奇迹而非政府的奇迹；中国选择的增量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道路，而恰恰是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真正引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民营经济，占有的各种资源不足30%，却贡献了中国增长的60%，中国就业的90%，中国专利和创新技术的70%。而从国企的改革进程看，政府改变对国企的管理，在微观经济领域收缩权力，释放经济活力，才使得国企在某些领域告别亏损。就此而言，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可以概括为一部不断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和限制政府干预的历史，一方面，通过改革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另一方面，通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构筑了新型的政企之间的权力边界，培育了一个能够和政府抗衡的市场主体。没有对企业的改造，没有民营企业这些市场主体，就不可能创造中国的繁荣。尽管2003年以来“国进民退”的趋势明显，但就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言，非国有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依然高达60%以上，成为中国经济繁荣的最主要力量。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市场经济的改革，如果没有民营经济的崛起，靠所谓的政治保守、经济激进以及集中力量办大事，以及维护国有经济在一些关键领域的控制力，就能创造所谓的增长奇迹。当然，在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方，政府对现代经济生活的干预可谓无处不在，没有市场的社会和没有政府的社会都是不可想象的。诺斯在其名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中特别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而对于转型经济国家政府的作用，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1990年推出了一本新书《通向自由经济之路》，在讨论了种种的变革措施之后，作者在本书的最后一章突然笔锋一转，谈起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必要性。依据科尔奈的看法，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实现市场经济的转型几乎没有可能。从企业的层面而言，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企业迅速崛起。以中国企业在《财富》500强的榜单为例，500强作为权衡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中国入围500强的73家企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张名片和缩影。1995年只有3家企业入围，到2015年上榜的中国企业超过106家，中国在500强的榜单在2012年就超过了日本，入围企业的数量仅次于美国。毫无疑问，这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代表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成果。有人将“中国模式”解读为政府的强大和集权是中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减少内耗，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实，这样的逻辑根本禁不起历史的考验，在改革开放之初，政府垄断一切，国有成为垄断了经济的所有方面，但没并没给中国带来繁荣，政治和经济上的极左使得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可见，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保持政府政策的稳定与政府的强大是两个概念。恰恰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恰恰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以及政府对资源的支配力过强，才成为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最大短板，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使得政府过度参与经济，各级政府官员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干预，导致寻租等一系列的负面行为，窒息了市场经济的活力，这是中国模式未来急需突破之处而非其独特优势。以国有部门为例，国有部门可谓占有了绝大多数的政策和金融资源，但就国有企业的效率而言，一直却面临不能资源其所的悖论。在2003年之前，国有企业在微观领域亏损累累，依靠财政的巨额补助才能生存，成为财富的黑洞；在2003年之后，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和财政救助政策，中国的国有企业告别了微观领域的亏损，到2010年，国有企业的利润超过了近2万亿，但如果分析国企利润的来源，就会发现，国企的大部分利润要么是靠资源，要么是靠垄断，2010年中央企业的利润70%是靠前10家垄断企业，如果没有政策优惠和垄断地位，国有企业在微观上仍然是亏损和不赚钱的。正是因为国有企业垄断了资源，从经济总体而言，反而造成了整个社会财富的缩水。因为，占有30%资源不到的民营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60%以上，而占有70%以上资源的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只有30%不到，其2万亿的利润，真正上交财政的只有可怜的400多亿。假定这二者占有资源的比例互换，可以想象对经济增长的提升有多大。因此，中国改革30年财富积累的历史，既不是什么政府集权为代表的中国模式所带来的繁荣，也不是什么威权模式带来的，而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中国的繁荣。“如果真的要说，“中国模式”证明了什么，我想说，中国模式没有证明政府强大的好处，而恰恰证明了即使在专制体制、垄断横行、国家不断甩包袱、去福利化的情况下，市场经济也证明了自己的奇迹，在石头上开了花，结了果。这个奇迹是市场的奇迹，而不是威权政治的奇迹，不是大政府的奇迹。由于市场化改革和企业的发展壮大，中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长。然而，随着改革红利边际效应的递减，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急需寻找新的动力。事实上，200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中国经济的转型问题。总的来说，在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必须从依靠投资和出口转向依靠内需的重大决策以来，摆脱对高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从现代经济增长的事实看，无论是前苏联在60年代所遇到的经济增长的停滞，还是二战后欧洲推行的马歇尔计划在70年代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以及为人津津乐道的东亚奇迹的终结，事实上都早已证明了，完全依靠资本投入，经济增长不可能持续。无论是克鲁格曼还是刘遵义，通过对东亚奇迹的研究都得出同样的结论，一个国家如果提高投资率，随着经济向新的稳态转变，该国将经历一个快速增长时期，但这种增长随着投资效率的下降最终不可持续，如果没有及时转型，经济增长最终会出现明显的减速，创造了东亚奇迹的国家和地区，莫不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之路基本是在复制日本和韩国等东亚发展模式，一是依靠高投资，一是依靠高出口。应该说，这种模式复制的相当成功，中国经济依靠投资和出口维持了30多年的高增长。然而，从2004年开始，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超过了40%，2003年到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量年均54%来自投资的贡献。但是，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在人均GDP处于如此低位时维持像中国这样高的投资率。投资维持这样的比例，也许在东亚国家有先例，但连续10多年维持如此高的比例，却是绝无仅有的。我们不能再抱有幻想，认为可以依靠这种高投资的模式再维持20年的增长。投资率高，意味着储蓄率高，因而必然会拉低消费。不可否认，中国的家庭消费过去20年的增长率绝对值不低，但家庭消费的增长率远远落后于经济的潜在增长率。20世纪80年代，消费在GDP中所占比重高于50%，到90年代这一比重跌至平均46%，从2003年开始，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开始大幅减少，2008年和2009年都只有35%，2010年为33.8%，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61%）以及越南（66%）、印尼（63%）和泰国（51%）的份额，也远低于中国的历史水平。在任何经济体中，产出增长变现为GDP三个基本要素的变动的总量，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没有消费，产出就没有变现的通道，资本循环就无法完成。从狭义的“投资”概念而论，没有投资，就不会有增长，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但仅仅依靠投资却无法实现可持续的增长。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历史变迁看，以“哈罗德—多马模型”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产出总量的大小取决于资本存量的多少，产出增长的快慢就取决于投资率的高低，投资越多则增长越快。但是，这种将经济增长完全归结于资本投入的多少的理论不仅违背事实，也违背经济学的基本逻辑。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资本投入相同的国家，往往有着不同的增长率。同时，如果单纯依靠增加资本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必然会引起投资报酬递减和投资效率的下降。正是在此基础上，索洛提出了新古典增长理论，按照索洛的理论，增长的源泉除了资本和劳动投入之外，还有以全要素生产率表示的技术进步。索洛指出，在1909年到1949年的40年间，美国每人每小时的的产出增长了1倍，其中87.5%来自技术变化，只有12.5%来自资本投入。索洛的贡献在于，他最先证明了在不存在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依靠资本投入可以实现短期增长，但不可能实现长期增长，从而纠正了在经济学界流行多年的“资本决定论”。一定要摆脱“高增长幻想症”的依赖，二战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历史，特别是东亚经济体快速增长的历史告诉我们，在市场化的改革完成之后，经济增长必须从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转向内生增长，否则，经济的快速增长将难以为继。中国目前的经济总体规模已经接近60万亿，这是一个很庞大的规模，即使未来维持7%左右的增长，到2025年左右，中国经济总体规模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大国。所以，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速，一定要保持宽容，经济增长速度慢一点不是坏事，慢一点更加有利于创新，更加有利于结构调整；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中国的经济增长，社会稳定都离不开进一步深化改革，就经济改革而言，中国仍然应该致力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的努力，进一步拓宽企业和市场的权力边界，政府应该进一步退出对微观经济领域的干预，释放市场的活力，让政府回归到公共产品提供者的地位。中国的高增长也许不可持续，但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依然不低，中国仍然处在战略机遇期，中国经济的好日子并没有过去。扫一扫下方二维码微信公号：光远看经济QQ群：476675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