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念真讲述的台北底层故事：好像你有能力，替他讲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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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上午零时》脱胎于社会新闻：原住民汤英伸到台北洗衣店工作，工作太过辛苦，汤英伸几次想辞工，老板不答应，不给身份证。最后汤英伸杀了老板，被判死刑。新闻发生时，吴念真（左前）将30岁，他的第一反应是：我说不定会做同样的事。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石岩
如果台湾的作家不分蓝绿，而分左右翼，吴念真肯定可以算作左翼作家。迄今为止，不管是作为电影/戏剧的编剧、导演，或是写小说、随笔，吴念真写作的出发点一以贯之：“弱势的人，他的声音没有被讲出来，他们没有地方可讲，好像你有能力，替他讲一讲。而且你自己就是那样的人，也曾这样走过来……”
大陆作家的左右翼分野，吴念真不熟：“丁玲我看过，可是丁玲后来变了”，“我比较喜欢沈从文”。
2015年1月到2月间，吴念真任艺术总监的台湾绿光剧团，把他们15年前创作的剧目《台北上午零时》带到内地巡演。这是一个典型的底层故事：
1960年代，台北市一家铁工厂的3位学徒终日在老板打骂中做苦工。他们3人同时暗恋隔壁面摊的孤女阿玲。面摊的老板是铁工厂的头家娘（台语，意为“老板娘”），也是阿玲的姨母。阿玲被姨丈强奸。为给阿玲报仇，学徒阿荣杀了铁工厂老板，入狱服刑；学徒阿嘉娶阿玲为妻，给她腹中小孩合法姓氏；学徒阿生以阿玲的名义给阿荣写信，直到阿荣出狱。此后4个年轻人天各一方，2000年再次聚首，是因为头家娘的面摊要作为“违章建筑”被强制拆除。
剧名《台北上午零时》是1960年代台北私人电台的一档广播栏目。其中包含台语版的世界名著广播剧；有简单的英文歌；有各种即时消息：昨天哪里发生了水灾，从那里出来打工的朋友，如果身上有钱赶紧寄回去；一位妈妈在台北寻找一直没有消息的儿子，如果你们谁认识她的儿子，即刻跟她联系…对当年飘零在台北最底层的异乡人来说，这档每天从深夜播送到凌晨的节目是一个公共的情感码头。
“谢谢导演，我们被理解，我们被抚慰”
2015年1月22日，《台北上午零时》在北京首演结束，已是22：30。很多观众没走，围着国家大剧院戏剧厅的外墙，站着填写调查卷。
问卷的纸张薄得有些潦草，问题也很普通：姓谁、手机号码、邮箱、怎么知道这出戏、冲着什么来看戏、最喜欢的演员……绿光剧团把这些问卷回收，得到寸许厚一叠。很多观众冲着吴念真而来。他们的年龄从19岁到40几岁不等，性别有男有女，很多人以小名“阿钦”称呼吴念真，熟悉他的初恋故事、影视代表作、随笔集。
每一场演出结束，吴念真都会坐在后台，阅读这些新鲜收割到的观众意见，借此判断一出戏是砸了还是成了。
在绿光剧团，《台北上午零时》从属“人间条件”系列。这一系列剧目彼此没有情节上的关联，风格却类似。都是说来话长的故事，从196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到2000年前后的民主政治、工商社会。人情冷暖、沧海桑田，一份“古早”的情义，许多传统的美德…
2014年，《人间条件6》在台湾上演，绿光剧团收集到建团以来最多的调查问卷。有观众写：“谢谢导演，我们被理解了、我们被安抚了。”“我们知道我们很辛苦，但总有那个力气在。”
这些观众大多与吴念真的儿子吴定谦同龄。吴定谦生于1982年，那一年罗大佑写出《未来主人翁》：曾经一度人们告诉你说/你是未来的主人翁/在人潮汹涌的十字路口/每个人的眼睛都望着那/象征命运的红绿灯……我们不要一个被科学游戏/污染的天空/我们不要被你们发明变成电脑儿童。
《人间条件6》要说的是，没有人成为主人翁。大学生毕业工资台币25000块（合人民币5000元），房子贵得买不起，父母渐老，未来势必“二拖四”（一对夫妻赡养4位老人），塑化剂、毒牛肉…
当演员在台上说“近几年来毒害台湾最厉害的就是5、60岁以上的混蛋”，台下拼命鼓掌。
“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一代掠夺他们太多资源了。现在房子那么贵，谁搞的？所以我们这一代是混蛋。”吴念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如果不是写作我早就自杀了
吴念真从“人间条件”的6部戏中选择《台北上午零时》来内地巡演，是出于“接近性”的考虑：“1960年代到1970年代，是岛内大移民的时代，和今天的大陆很像：大量各地来的人往城市集中，我想他们在城市里面都会东张西望，忍受寂寞。”吴念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有观众不买账。中场休息，一位年轻的女观众对同伴说：“我先走了，实在受不了了…整个一《几度夕阳红》…也是一个女的被强奸了，然后跟别人结婚…”
大多数观众留了下来。虽然表演有涉嫌狗血的段落，他们依然会偷偷擦拭眼泪。他们在剧场中学到了珍贵一课：虽然不是100%的映射，别人的经历跟我们依然有关系：
《台北上午零时》脱胎于一个真实的社会新闻。1982年前后，台湾原住民汤英伸到台北洗衣店工作。老板怕他跑路扣留其身份证。洗衣店的工作时长及辛苦程度超出汤英伸的程度，他几次想辞工，老板不答应，不给身份证。最后一次汤英伸拿刀把老板杀了，后被判死刑。
这件事发生时，吴念真即将30岁，他的第一反应是：我说不定会做同样的事。
吴念真15岁从乡下到台北。酱菜店、工厂小工友、中医诊所的学徒、帮富人遛狗…什么工作都做过，但都干不长。有一次，少年吴念真去台北火车站后面的职业介绍所找工作、一间一间的小房子、小广告密密挨挨、层层覆盖。吴念真看到一个文书的广告。按照当时的规矩：如果一个工作的月薪是600元，求职者要缴300元给职业介绍所。吴念真交了300块钱被带去“上班”：那是另一家职业介绍所，他的工作是：问求职者挑中了什么工作，按那工作月薪的一半收钱，带他去上班…
每一个被骗的人都要找到下一个人行骗，才能从这个循环中解脱。吴念真打破了这个循环，两个女生来找工作，他对她们讲了实情。为此，他被老板打了一顿，并且赔了600块钱。
900块钱花出去，工作没找到，口袋里不剩半毛，吴念真把这段经历写下来，投给《联合报》，得到750块钱稿费。虽然没有回本，他依然觉得很了不起：一篇文章比一个月薪水还多。
这750块钱是一道分界线。从此，吴念真经历残酷，却能书写温暖。
“如果没有写作或阅读，我说不定早就自杀，或者拿刀子杀人了。”在北京与媒体、粉丝交流时，吴念真几次这样说。这是实情。吴念真的同胞兄弟，小时候念书不好，10几岁时追着哥哥的脚步到台北讨生活，后因种种原因深陷赌博、诈骗泥潭，最后自杀了事。而吴念真却把童年的禀赋变为谋生的手段。
◎演员在台上说“近几年来毒害台湾最厉害的就是5、60岁以上的混蛋”，台下拼命鼓掌。“我们这一代掠夺他们太多资源了。现在房子那么贵，谁搞的？所以我们这一代是混蛋。”吴念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剧组供图/图）
“我是最会骂人的那个”
小时候，吴念真在村口树下听叔叔伯伯讲古：他们当日本兵，打仗打到马来西亚…跟父亲去看电影，剧情完全不懂，吴念真却注意到日本人车的车牌上都写两个字“品川”。成年以后问日本人，才知道“品川”是东京的一个区。
15岁，念书念得很好的乡下少年到台北谋生，吴念真特别在意别人的言行举止：他是在挖苦我，还是赞美我？赞美是真的赞美，还是反话？“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病态”，回忆往事，吴念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观察各种各样的人，揣摩他们的心理，曾经是底层少年吴念真最大的乐趣。到服兵役时，他这方面的功夫已经驾轻就熟：部队里什么人都有。有人家里穷，有人很有钱，有乡下来的、有不认识字的、有强奸未遂的…跟大专兵说话可以酸来酸去；如果问强奸未遂的为何未遂，想都不用想，一定一鼻子灰：因为是你妈妈，看她很老，所以就放弃…
及长，台湾的剧作家中，吴念真这方面的功夫无人能敌：跟三教九流打交道，贩夫走卒的语言信手拿来，把市井悲欢写得深情而文艺。
《台北上午零时》中，铁工厂老板“干你娘”不离口，路人甲点评：“啊，哪个老母他都要给人家怎样，他是拿补肾丸当饭吃吗？”内地上演时，这句给改成：“他是不是让所有的妈妈都怀孕？”
头家娘抱怨自己多年遇人不淑：“走了个放屁的，又来了个渗屎的”——用台语念这句词，铿锵有力，变成“国语”，力量减轻许多。
这是内地巡演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吴念真坚决不用字幕机：“看戏的时候读字幕，好像你跟人聊天的同时低头看手机”，但原剧有大量台语对白，其中不乏各种生动的俚语。
那些俚语，都是生活中来。“我们的执行长就脏话连篇。我的朋友三教九流都有。我自己讲起脏话来比谁都厉害。”吴念真说。
“执行长”是李永丰。他的“全称”纸风车基金会执行长。“纸风车基金会”使命之一是给台湾偏远乡村的孩子“送戏下乡”。
2000年之后，几位老朋友——李永丰、吴念真、柯一正发现自己和身边的熟人天天为蓝绿之争吵架。吵到厌烦时，互相问：有什么事大家不会吵。一致的结论是“孩子的笑”。纸风车计划由此萌生：到台湾各乡镇去演戏给小朋友看，不要钱，而且舞台必须是国家剧院的标准。5年时间，几个老男人开路，纸风车剧团走遍了台湾的319个乡镇。
停了两年，有人写信给吴念真：我孙子现在已经7岁了，他出生的时候你在我们村镇演过，7岁过去了，他没有再看过戏，你们要不再走一次？“那我们就再来。天天募款，跟企业募款、跟朋友募款，募、募、募…”吴念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第二轮巡演，319个乡镇，走过100多的时候，一位乡村老师给吴念真写信：昨我带小朋友去看戏，他们很高兴。可是导演你知道吗？它是一夜烟火。第二天小朋友还是要面对偏僻的乡村，隔代教养。很多小孩子都是阿婆、阿公带的，爸爸妈妈到城市工作；或者爸爸娶的是越南太太，她根本没办法教小孩子念书，小孩子天天在村镇里面游荡，打电动游戏、大的小孩就教他们卖东西…作为一个老师，我真的很无能。只能今天捡一个，明天捡一个…我希望小朋友们放学之后，有一个可以一起做功课的地方，有人辅导他们，带他们玩…
吴念真跟朋友商量：老师的希望可以变现。随着人口的减少，台湾流浪老师很多，师资很容易招募，不用他们做义工，基金会付薪水，孩子们会有自己的一间教室，在教室里可以做功课，可以吃东西，学英文和电脑。
2013年7月开始运作，到2015年1月底，这样的教室建了20个。一间教室一年需投入台币100万。
“这种班成立之后不能断，断了小孩子们会绝望。”当初的承诺变成沉重的压力。吴念真为此募款，拍广告…
“今天上帝派了一个人”
吴念真拍广告不爱用帅哥美女，爱用素人演员（非职业演员）。他相信，广告只有几秒钟，只要把情境讲清楚，给对光，摄影机捕捉到合适的瞬间，普通人完全能准确诠释一则广告的情感。
拍广告、拍电视节目的时候，吴念真自己常常“入戏”。
有一次，吴念真带一支纪录片摄制组，到非洲东南部国家马拉维拍片。台湾的医疗机构在当地发放防艾药具，有些病人拿了药转卖给别的国家，这迫使台湾医生想出按指纹拿药的办法…吴念真的摄制组从旁拍摄这一切，每天面对文化冲突、小小的诡计和成片的死亡。
一天，摄制组跟拍一个快要死去的妈妈。吴念真问：现在你最需要的是什么？那位瘦巴巴的母亲说：我希望有一个坚固一点的房子。现在我的房子是泥巴糊的，雨季一来，很容易塌下来，我希望我死后，我的6个孩子至少有一个安全一点的地方。"
吴念真转头问医疗队的工作人员：在这里盖一栋水泥的房子多少钱？工作人员一边告诉他300美金，一边把他伸向口袋的手挡住：导演，这个村子里面有几10户都是这样的，你都要付吗？
又有一天，摄制组走到一个寡妇村。村中一位能干的妇女曾向医疗队递交过一份报告，请求捐款。村中女人用募到的钱养鸡，卖鸡肉、卖鸡蛋…攒够了钱，在村外空地上盖房子，养护已经患病的乡人。摄制组到来的时候，女人们已经把房子盖好，但没有门窗。女头人说：要慢慢来，卖完这批鸡蛋再想办法。
医疗队工作人员的阻拦没有发生效力，吴念真把口袋里的钱掏给那位马拉维妇女。女人接了钱，并不道谢，跟其他女人噼里啪啦讲了一段话。然后，女人们开始唱歌跳舞。翻译告诉吴念真，她们唱的是：谢谢上帝，上帝今天派了一个人来…
与惯常的情况不同，这次是施与者受到震撼。
更多的时候，“有情人”吴念真笃信：“无情无负担”。
成为微博注册用户之后，吴念真发现大陆有很多矿工是肺硅病患者。吴念真是矿工子弟，他的爸爸患肺硅病去世。有一次，有人在微博上转发了一张照片：一位患肺硅病的矿工，看上去很老，实际年龄只有38岁。照片下面配了一条长微博，诉说那家人的辛酸。
“我一看真的受不了”，吴念真去查，发现一个叫作“大爱清尘”的机构，正在为肺硅病患者募款，买氧气机，爱心人士可通过支付宝支付。
“我没有那个鬼东西”，吴念真给大爱清尘的工作人员发私信：给我你的账号，我汇款。
事后，受捐助者给吴念真写信。吴念真自问：这个时刻我帮他，以后呢？所以“无情无负担”。——这句话被吴念真写成了《台北上午零时》的一句台词。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infz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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