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慰安妇纪录片《芦苇之歌》导演：只要有一个日本人看到，便能知道那些被掩盖的暴力与伤痛
◎慰安妇的历史你可能明白，但阿嬷们的日常生活呢？（图/芦苇之歌脸书）
「慰安妇」是台湾历史不可磨灭的印记。是二战时期国家强制力下的牺牲品，见证日本亟欲扩张的野心；是女性被作为性客体，在性别议题上至今未解的难题。我们远远读着的历史字句，却是走过那段历史的慰安妇阿嬷们要各自面对的人生处境。
纪录片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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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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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你人生造成很大伤害的人不认错，你要怎么办？」
这是阿嬷们要面对的课题，也不只是阿嬷们要面对的课题。
痛苦追逐者的提问：我们该如何看待悲剧？
纪录片《芦苇之歌》，以慰安妇的晚年生活为题，纪录2011至2012年阿嬷们参与妇女救援基金会身心照顾工作坊与平日生活，甚至是他们前往日本抗议的身影。导演吴秀菁说到愿意接拍此片的原因，主要是切中了她的「疗愈哲学」。
「当初会同意有一个共同点是因为，她（妇女救援基金会执行长康淑华）告诉我她想拍的东西，她很想单纯纪录阿嬷的晚年。」
「而且他不想要锁定在『控诉』，虽然这个事情还没有了结。所有人看这个事情的第一个反应都是，为什么日本不道歉？」
接受了妇女救援基金会执行长康淑华的邀请后，吴秀菁开始思索，如果不再锁定「控诉」，那还能拍什么？
「拍纪录片我一直是个 Pain Tracer，痛苦的追逐者。」
在吴秀菁导演入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作品《回家》中，她拍摄了死刑犯汤铭雄与受害者家属杜花明的故事；与《芦苇之歌》相似的是，两者都在跟时间赛跑，也都在处理某种人生悲剧对个体生命的缠绕。导演把自己的疑问放进了创作中：究竟，我们该如何看待悲剧？
「我十几年来拍纪录片，后来做了一个整理，就包括、特别是《回家》，就发现我的哲学应该是说：寻找罪行之后的悲剧改写。」
整理人生，你的人生才会是一部真正的电影
看过《芦苇之歌》，会被片中淡然但仍让人掉泪的余韵击中，而要理解导演处理生命课题的厚实感，必须先了解导演拍摄纪录片的理念。在台湾艺术大学电影系授课的吴秀菁，提到她给学生的拍摄作业，一定要从自己开始：从「我的名字」、「我的家人」到「我的悲剧」，一步步爬梳自己的生命。
「如果你觉得你的生活没有悲剧，你也可以拍喜剧。但没有人拍喜剧。」
吴秀菁说，拍完了悲剧，接下来则是要拍摄「悲剧改写」。
「如果你不整理你的人生，那你只是一直在拼贴别人的电影。」
因为唯有更了解自己，才能重新突破自己，改写已经造成的错误。而这彷佛也是《芦苇之歌》中的一幕 : 慰安妇阿嬷们轮流跟椅子说话，将椅子当作是生命中那位来不及见到，或是再也无法见到的人，把心中最懊悔、悲痛或感谢的话通通说出来。那是勇敢面对自己尘封的过往，是和过去和解才能从中解脱，才能迎向未来。
「也许很多人会觉得，难道做一做那些游戏，阿嬷们就可以得到疗愈？当然我也有些怀疑。」
但身心照顾工作坊让吴秀菁体会到「疗愈」对阿嬷们的重要，也是点亮《芦苇之歌》的灵感。以「疗愈」为题，这一次，阿嬷们出来诉说当年，不再是为了控诉，而是要整理自己，和自己和解。
◎在身心照顾工作坊里，相知相惜的阿嬷们也成了彼此最重要的存在
在纪录片和阿嬷的关系中，我选择与阿嬷的关系
而对于吴秀菁来说，拍摄《芦苇之歌》，她其实非常感谢阿嬷们对她的信任。不过，这些信任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刚开始拍摄时，阿嬷们除了在身心照顾工作坊之外，私人的生活，其实都不喜欢拍摄团队来访。那是过去的经历，让他们对人的安全感降低。
吴秀菁认为，后来他们之所以能有这样的信任，在于吴秀菁将与阿嬷之间的关系放在更前面的位置。
例如片中的莲花阿嬷曾经生病住院了十天，吴秀菁导演就去医院看了八天。
「我没有一天带摄影机。」吴秀菁说。
「我不想要让她觉得，我去看她只是为了要拍摄。」
「我在意我跟阿嬷之间的关系。」吴秀菁认为，纪录片是由拍摄者与被摄者共同创造的。而在影片之外，拍摄者与被摄者的关系，她也同样重视，那是人与人之间的互信。正如她最常叮咛学生的话：「你要拍电影吗？要拍给人看的吗？那你要先像人啊。」
历史里最美丽的是人，他们都是撑下来的芦苇
「时间」当然也是《芦苇之歌》中重要的元素。
片中的阿嬷最长三年、最短则有一年，是待在慰安所的。导演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但是，你想想看，她的人生最长活到八、九十岁，那是一年的经历；那，这么长的其它时间里，是谁使她受伤的？」
透过纪录片映照出时间洪流里的生命刻痕，对应当下日本政府仍不承认其暴行，导演认为，她所记录下来的影像，就是一个见证；只要有一个日本人看到，便能知道那些被掩盖的暴力与伤痛，是确实存在的。那就是纪录片的珍贵。
而在片中出现的日本支持团体，他们到台湾关心阿嬷，以及当阿嬷到日本抗议，也提供接待及引导。这是日本支持团体第一次出现在慰安妇纪录片当中。
◎到日本抗争时，小桃阿嬷坚毅而勇敢地诉说着自己的盼望：日本政府应该道歉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不承认这件事。」吴秀菁这么说。日本的支持团体在二十几年前知道慰安妇这件事情，就来台湾探访，也在日本推动立法，然而在日本政治势力角力的情况下，这样微弱声音发出了二十几年，仍未被听见。
而导演也分享，当《芦苇之歌》在日本放映时，日本支持团体里一位参与过二战的渡边牧师，在看了三次电影之后，跑来跟导演说，他知道为什么这部片要叫做《芦苇之歌》了。
「他觉得阿嬷是芦苇没有错，她们被压伤。看了三遍之后他觉得，那些在二战中被强迫派出去打仗的军人，难道不是芦苇吗？他们不能够决定他们要去哪，他们为了国家就必须要去做。」
「他们在那样的慰安所做那样的事情，难道他们的人生没有因为那样的事情有任何影响吗？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在国家利益的夹缝中，个人的生命经常陷在进退两难的处境中。《芦苇之歌》意外引出了看似对立的双方，在面对无情的战争时，是同样无法唱尽的生命哀歌 :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熄的灯火，他不吹灭。
面对真实，让电影院成为疗愈室
「原谅在我们的文化中很少见。」
导演吴秀菁指出，原先并未有让《芦苇之歌》上院线的计划，是由于2013年特映时，观众反应相当好。甚至有观众说，他从没遇过在电影院里前后左右的人都在落泪的状况。
其实导演并未有想要透过影片制造煽情的意图，她想呈现的是：「如果对你人生造成很大伤害的人不认错，你要怎么办？」
从疗愈出发，让人生可以是一片片风景。吴秀菁更想知道的是，当我们不控诉时，「有没有面对真实的勇气？」。
※文章来源：台湾Vstory网站；何孟璇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