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台湾被查禁的歌曲

1987年以前，台湾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经历了长达38年的戒严时期。台湾政府对人民的禁锢真是无所不在，禁歌、禁书、禁语、禁党、禁止怀疑、禁止“打酱油”…

戒严时期对于演艺工作人员采取证照限制，很多歌星当时都是演唱了禁歌，就被取消证照，这下不能在台湾表演了，只好转往香港或东南亚一带发展。比如说文夏、洪一峰、姚苏蓉，还有“性感之神”欧阳菲菲，也是禁歌的大户，她最广为人知的禁歌就是《热情的沙漠》。

◎欧阳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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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热情 啊！

好像一把火

燃烧了整个沙漠

太阳见了我　也会躲着我　它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

被禁唱的理由竟然是歌曲中的“啊”太淫秽，容易让人产生性幻想，这首歌简直就是把“三俗”的境界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后来欧阳菲菲只好远走日本。

还有《路边的野花不要采》这首歌最早也是禁歌。

◎《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收录于专辑邓丽君专辑《少年爱姑娘》中

“送你送到小村外　

有句话儿要交代

虽然已经是百花开

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

台湾怎么可能有野花？台湾当然没有野花，台湾没有鸡，台湾都是良家妇女，明显违背善良风俗。

当年，控制台湾文化事业的机构有两个，一个是“行政院新闻局”，一个是国民党文工会。在那个以党领政的时代，文工会当然是新闻局的老大，而文工会又是两蒋的传声筒（当然不排除有假传圣旨的时候）。

照理说是新闻局执行，文工会推行，可是这文工会又常按捺不住，想要过一过权力瘾，所以也常有捞过界的情况发生，反正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20世纪70年代之后，当时国语流行歌坛有越来越多专家们认为流俗低劣的歌曲，引发这些专家纷纷拍砖，说这是伤风败俗，靡靡之音。

再加上当时台湾“风雨飘摇”，所以，这些文工单位一方面查禁，一方面又要大力推广具有“歌德派”、战斗、净化意识的歌功颂德歌曲，规定电台跟电视节目一定要唱一定比例的“净化歌曲”，并且限播闽南语歌曲。

那时候歌唱演员必须要有证照，叫“演唱登记证”。以台北市来说，主管的是市教育局，歌星要领证，需具备唱指定20支净化歌曲的能力，包括《中国一定强》《美丽的宝岛》《高山青》《满江红》《热血》之类的歌曲，申请之后，还要由教育局的督学来“面试”，通过后才能领证。

其实当时有很多歌星反对这个政策，但如果不配合演唱净化歌曲的歌星，“政府”就不发给证照，只能到“国外”演唱了，也真的有很多歌星就这样去外面唱了一圈。

当局要打压歌曲很简单，最快的方法就是吊销演员证，后来电台普及，就直接从电台下手，这招狠，斩草除根。唱片需要靠电台播放才能畅销，电台不能播放禁歌，唱片就卖不出去，唱片公司与歌手就只能回家，这种手段让不少唱片公司破产倒闭。

那如何在一张已经录好的唱片上查禁某些歌呢？以前黑胶唱盘中的每首歌都有不同的音轨，假设一张唱盘的第二首歌被禁，如果负责执行的警总人员不太敬业的话，就是直接用粗笔把禁播的歌名与歌词划掉，这样还是听得到。认真一点的人，就会在被禁歌曲的唱片音轨上贴上黏性很强的小胶片，让唱针在播放时撞到胶片而跳针甚至毁坏，或是故意用刀片割坏划掉。

最强硬的方法是，由于黑胶唱盘有软硬两种材质，硬的可以直接用双手折毁，软质的因有弹性而不易折破，就拿喷枪在唱片上烧洞。

当年这些好听的歌曲，都被国民党以千奇百怪的理由禁唱，台湾同胞不知道也不敢去问被禁的理由是什么，可是强权能打压通俗文化，却无法压制人心的骚动。

20世纪60年代，美国热门音乐传入台湾，这种活泼自由的音乐借着美军在电台的播放，吸引了许多年轻人收听，比如猫王、披头士等。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些年轻人又长大了，一方面对靡靡之音的国语流行歌曲不满，又反抗那种如嗑了药般亢奋的战斗歌曲，于是他们高呼：“唱自己的歌！”民歌运动开始了。

民歌清新又有思想内涵，受到知识青年的喜欢，从《偶然》到《捉泥鳅》，从《再别康桥》到《外婆的澎湖湾》，民歌在校园风靡一时。有像《橄榄树》这种唱出梦幻天堂情境的，也有回忆童年的《童年》，还有像《龙的传人》这种歌颂故国神州之美，反映出当时台湾政治气氛的歌曲。

有思想内涵的民歌，唱着唱着让人产生自我意识，这种结果当然不是当局想见到的，他们对文化创意有着戒慎恐惧的莫名心态。所以这些民歌虽然清新，却被盯得更紧。所以像由三毛作词、齐豫演唱的《橄榄树》造成轰动后，下场也是禁播。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流浪”

据说审查人员认为这首歌的歌词“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会勾引听者思念大陆故乡之嫌，而且又反复提及“流浪”一词，好像在驱使年轻人离家出走去流浪，所以不能通过。

另一首包美圣的《捉泥鳅》也有问题：

“池塘里水满了　雨也停了

田边的稀泥里到处是泥鳅

天天我等着你　等着你捉泥鳅

大哥哥好不好　咱们去捉泥鳅

小牛的哥哥带着他捉泥鳅”

怪了，怎么看也看不出哪里有问题呀！玄机就在于我们现在看到的歌词是被更改过一个字的，歌词里的“小牛”原来其实是“小毛”。明明小毛就是很通俗的小朋友名字，偏偏审查者认为隐喻对岸领导人毛泽东，所以硬是改成小牛，这些人心里都想些什么呀！都认为别人也是像他这样想的，真是离谱。

侯德健作词、李复建唱的《龙的传人》命运更是曲折离奇。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　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巨龙脚底下我成长　 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　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　巨变前夕的深夜里

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　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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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德健在鸟巢与李建复合唱《 龙的传人 》

这首歌产生的年代，正值台湾风雨飘摇，“国民党政府”遭内忧外患的年代，所以这么一首振奋人心的歌曲，在官方的授意下，一再传唱，以提高民心士气。可是这么一首当局喜爱的歌，为了配合政策还是稍微有改动，就在“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这一句，最原始的歌词是“四面楚歌是洋人的剑”，这洋人当然是指跟国民党当局断交的美国啦！当初明明说“愤而断交”，还怕歌词刺激到美国，所以“洋人”改成“姑息”。

这首歌唱呀唱，唱进了20世纪80年代，突然有一天不能唱了，好像没有过这首歌一样，原来是侯德健偷渡前往大陆，当局觉得脸上无光，就禁掉了。

◎侯德健

民歌时代的歌手或作词者，对于国家和民族多多少少有着热切的情感，政治正确的歌曲也不少。侯德健还写过一首歌《山河还我》，这应该很合国民党官员的意呀！不幸还是被禁了，原因是：“歌名违背‘还我河山’的习惯讲法。”

蔡琴与李建复合唱的《意映卿卿》：

“意映卿卿 再一次呼唤你的名

今夜 我的笔沾满你的情
然而 我的肩却负担四万万个情
钟情如我 又怎能抵住此情万万千千”

禁！理由是：“这是革命烈士对他妻子说的话，名称不妥当。”

◎知名作家张晓风

知名作家张晓风写的词《中国在我心里》，禁！理由是：“会使人想到‘我的家在长江，我的亲人在黄河’，但‘政府’不让我们通邮通商。”

在民歌运动流行的同时，文化界也有一股“回归乡土”的风潮，文学界在那时候有一场“乡土文学论战”辩得热火朝天，也刺激了一些台湾本土的文史工作者，开始做闽南语老歌解禁的努力。早在20世纪40年代，有很多优美的闽南语经典老歌因为政治问题而被禁，现在要努力将它们救回来。

比如说经典老歌《四季谣》，最早歌名叫《四季红》，由于众所皆知的原因，禁！孙燕姿翻唱过的《天黑黑》，分明在影射什么，禁！《望春风》，望什么春风，禁！《补破网》，台湾人民在“政府”英明领导下怎么可能那么可怜，禁！

几十年过去了，这些老歌才在更改部分歌词妥协或重新审查后，始予解禁，重现于民间。

而说起“禁歌之王”，《何日君再来》这首多朝元老当之无愧。最早说这是“贺日军再来”，后来又说这是“何日军再来”，不同朝代不同政权都能自己解释。

20世纪80年代以后，台湾社会风气逐渐开放，当局也慢慢知道大势已去，对歌曲的控制不再像以前那么严格。这个时候会受到当局关心的歌曲，肯定都是比较充满社会关怀，反映社会变迁的歌曲。

◎罗大佑

像罗大佑这类人，就常受到来自当局深情的“关爱”眼神。解严之后，会禁的歌更少了，后来有一张由黑名单工作室推出的专辑叫《抓狂歌》，其中有首爆红的歌《民主阿草》。

◎专辑《抓狂歌》

“透早出门　天清清　归阵散步来到西门町

（清早出门冷清清，干脆散步到西门町）

看到归路的警察与“宪兵”　全身武装又构向头前

（看到整路的警察与“宪兵”，全副武装向前走）

害阮感觉一时心头冰　害阮感觉一时心头冰

今嘛已经民国七十八年（1989年）

咱来借问矣警察先生　是不是要“反攻”大陆准备战争”

20世纪80年代末期是个各种街头运动不断向体制挑战的年代，各样的议题百花齐放，这首歌用念歌的方式来狠狠嘲笑诸多政治怪象。

在十几年前的某个夏天午后，我昏昏欲睡，这首歌听着听着，我拍案惊醒，突然懂了一件事，原来让威权政治瓦解的，就是它的荒谬本身。

◎林暐哲

这首恶搞的歌传唱很广，让国民党很头痛，于是被禁掉了，这首歌成为台湾最后一首政治性禁歌，却意外大卖。这个《民主阿草》的主唱林暐哲呢，约过了十年后，捧红了陈绮贞陈老师。再过了十年，他又捧红了苏打绿，台湾一路从抓狂歌唱到小情歌，挺不容易的。

台湾最后一张被新闻局查禁的唱片，是1990年水晶唱片出版的赵一豪专辑《把我自己掏出来》。

◎赵一豪专辑《把我自己掏出来》

前不久，台湾办了一次“禁歌演唱会”，以前被禁的歌，一次听了个够。听着听着恍若隔世，走了一回台湾当代史，这种想唱就唱的感觉真的很好。想讽刺就讽刺，想嬉笑怒骂也可以，也没有人把我们当小孩子一样指导，说什么是低俗什么是高雅，什么可以听什么不能听。

话说回来，2005年，当局重新审查这些禁歌，有近三分之二解禁，我倒好奇了，那剩下的三分之一到底是什么样的歌？

※ 文章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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