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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雾霾更恐怖的,是“咱们的雾霾”

2015-12-04 台湾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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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陈奕名


上周本来在三亚出差,碧海蓝天,脑子一热为了周末的事儿匆匆忙忙赶回了北京。忒幸运了,赶上了醇厚的北京雾霾。我一个山西人,从小在煤炭和钢铁厂的包围中久经考验,居然扛不住这么猛烈的帝都,来京十多年间,染上慢性咽炎,一到雾霾天,就感觉一个小钢丝球卡在嗓子眼上,特别刺激。


本来是不打算写有关雾霾的文章,毕竟也算见过世面的,2002年北京最严重的沙尘暴,漫天昏黄,我们在理科教学楼上课的时候,我们跟老师之间的浮尘居然能分出层次感,跟现在当代水墨的感觉一样一样的。后来,沙尘暴转成雾霾,少了几分戾气,多了几许醇厚,每年冬春,总要有那么几天如在仙境一般,我的慢性咽炎也越来越严重。这次PM2.5爆表,在我看来就像北京的例假期,总得来几天。




然而真正让我恐惧的,是今天在微博上看到贾樟柯发了一条,本来大家在调侃朝阳公园里跳广场舞的大妈们,在雾霾中变成了《寂静岭》的画风,贾樟柯补了一句:去年拍环保广告,胡同里突然冲出几个大妈大爷,高声嚷嚷:“他们在拍咱们的雾霾,快把摄像机扣下来。”


如果说雾霾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城中所承担的物质代价,而“咱们的雾霾”这种看法,则是危害更高的精神成本。


当污染与民族主义绑定在一起,邪恶亦会假正义之名而行。雾霾被人为划分出边界,意味着我们已经失去了理性。如同上周我发文,讨论那位辽宁记者在南航的遭遇,对比了中美在急救方面的反应情况,立刻有读者给我留言,“不要张口闭口美国那咋样咋样,看着就烦。”还有一次参加禅修,法师在教打坐之前,谈到了日本人端坐姿态有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一位参加禅修的人突然暴起,“提TM日本人干什么!”然后,一路骂骂咧咧离开。




“家丑不可外扬”,“为尊者讳”,“面子”,这些中国人日常情境中的行为准则,构成了一套基本的思维方式,从个体到群体由此联系起来,翟学伟在《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中写道,“中国人在情理社会中借助人情和面子的运作,放弃的是规则、理性和制度,得到的却是不可估量的社会资源、非制度性的社会支持和庇护及以势压人的日常权威。”


这种权力关系,在封闭社会中的应用是有效的,尤其是在熟人社会中,村寨、乡亲的概念,形成了一套有效的规则和秩序。传统社会中家国同构,皇权、绅权、族权等形成一套稳定的关系。但是进入现代社会的中国,这种“放弃规则、理性和制度”的人情社会权力生产,被集权和民族主义替换了精神内核,形式却保留下来,形成了一个大封闭环,内部看来,似乎开放了,对外的心态,依然保留了狭隘民族主义的鸡贼。



◎北京雾霾天在天安门看升旗仪式的民众


在这样一种权力格局中,意识形态在为一个共同的权力群体背书,这就非常可怕,因为我们容易因为守护某一种秩序,而放弃基本的价值底线。譬如,在电影《英雄》中,张艺谋让刺杀秦王的刺客因为“天下”而放弃了刺杀,慷慨赴死。这个“天下”并非普世价值,而是建立在杀戮和侵略上的权力体系,偷换概念在为权力的合法性保驾护航。再到如今的反日、反美思潮:逢日必反,不惜打砸抢烧;任何国际事务都是美帝阴谋,亡我之心不死。如此论调,也是这种权力和民族主义笼罩下的必然。


至今我们都活在人情社会中,小到“地域狗”,大到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从来都是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却从未想过人是否有一些根本的价值平等。费孝通先生提“差序格局”,我的一位老师说得更尖锐,“中国人除了熟人之外都不是人”,我们不太基于人性而是基于关系去思考他人,这种心态扩大到国家,就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


◎深圳小伙用100天收集北京雾霾灰尘制成板砖


国外也有三K党、种族、宗教仇杀等负面事件,然而在社会公共事务中至少能暂时达成一致,这是出于利益。而冲出来的阻止贾樟柯拍摄雾霾的大爷大妈们,则是牺牲个体利益守护面子了,但在他们心目中,这是“北京人”亦或是“中国人”的面子,牺牲自己的利益守护面子,放弃制度和规则,守护的却是权力侵犯公共利益的合法性,只不过大爷大妈们不知道而已。


当我们群情激昂热血沸腾的时候,却在为权力做嫁衣。我们可以理解雾霾在国家发展中的成本,但是我们有权利要求政府最大限度地保障我们的健康,我们也有权利反思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我们也有权利督促当权者做出改变,系统性的改变,不是那种周围工厂停工、汽车限行、禁止烧秸秆、恨不得让老百姓都别做饭省得产生油烟的“阅兵蓝”。




我们试图避免发达国家遭遇的“伦敦雾”等事件,结果发现不仅没有避免反而更甚。据bloomberg报道,2012年绿色和平与北大医院有报告,北京、上海、广州和西安因雾霾致死8572人。这组数据我尚未确认,但实在难以找到雾霾对中国人健康具体影响的数据,恐怕这项研究都属禁区。


我不恐惧雾霾,而恐惧雾霾背后封闭的面子,以及面子背后的权力。

因为,如果我们封闭下去,雾霾就会永远挥之不去。我不想把儿子永远关在家里,打开空气净化器,看着警示灯一直是红色。对我两岁的儿子来说,冬天不是白雪皑皑,而是模糊不清的天空。如果那些“正义的”大爷大妈们,守护的是这样的一个未来,才是我们最大的悲剧。


据说风要来了,等风来。


也别永远“等”风来。


※文章来源:世界华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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