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台湾触动我的是那些微不足道的琐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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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丹青

从纸媒与电视远看海峡对岸，一片混乱，闹翻天。我曾三次造访宝岛，只是末一回去台北，距今也有12个年头了。

上周，因台湾文学期刊《印刻》举办的年度“文学营”课席，去了几天，看望台北的老朋友，兼带访故宫，逛诚品书店——没有阿扁与马哥，也没有蓝绿阵营和贪污案，我看见的只是台湾的日常，日常的台湾。

日常所见不免琐屑而平凡，我的行迹无非是机场，海关，宾馆，街市，搭计程车，看路上的人群，和朋友在酒吧夜谈。

台北故宫大幅装修过了，最高建筑“一零一”的北端现在是诚品的“旗舰店”，楼层内的咖啡座与各种时尚店，已近东京的水准。十多年前位于敦化南路的诚品书店正待停业翻修，附近街心花园的吴稚晖铜像，当阿扁主政时，已被拆除了……

短暂逗留，我无意核对十多年来的变化，对岛内的政治是非既缺概念，也没意见。我所搜集的密集印象，仅只是交遇过往的生人与熟人，什么印象呢？很简单，用大陆的说法，即“五讲四美”，引祖宗的古语，就是“温良恭俭让”。

台湾人情好，我早就领教的，但那时定居纽约，不以为珍贵，而今居住北京近八年，忽然置身台北，可就处处看得稀罕，然而难描述。

譬如“文学营”主办方的迎送招待，全程没有差错延误，没有横生枝节，大陆做不到这般周详与准确；又譬如宾馆服务敬业到令你诧怪，每个服务生会一再提醒你有访客的留言，额外的请求俱可商量，交代的小事，绝对准时照办；去隔壁连锁店买个卤蛋，摸出一把硬币，掌柜的看我裤袋里零钱太重，不吱声，迅速数过，换给你整数纸币。

在故宫买画册，台币不够，人民币能用吗？——台北尚未如香港那样通用人民币，营业员稍有迟疑，进去问过，欢天喜地回说可以，倒好像是她的麻烦，解决了，比我还要宽慰……

礼貌、笑容、抱歉、连声谢谢，都不在话下，办各种琐事，没一次落空、尴尬、被拒绝。

我本能预备遭遇粗暴的态度，冷漠的脸，僵硬荒谬的机制，穷凶极恶的生意经，还有，在零星小节上的不专业，不认真，权责不清，或心不在焉——那是我在北京随时随地的日常经验。

走在这样的人丛中，我发现只有我自己时或粗心、急躁，在绿灯闪亮前跨越横道线，因为我已像久在此岸的人一样，惯于粗粝的生活，嫌种种礼数与自我克制，太麻烦。

连日会面的新朋旧友则另是一番温良与教养：非常地想要见见，但必定问清你的安排，不使勉强或为难；席间随口应许的事，我倒忘了，不在意，翌日却已悄然办妥，如变戏法一般；谈话间难免涉及人事作品的议论，抑扬有度，不夸张，不渲染，总留三分余地。

说是世故，却世故得自然而斯文，一点不是勉强，显然从来如此。通常，台湾对此岸的客人大抵格外地客气，格外热忱，我的留心观察却并非人家怎样待我，而是人家怎样对待彼此。

这一看，我随时随处目击的人情，实在并非假装——集体性的温良恭俭让，装不出来，也装不像，我所以觉得以上种种情状难以举证描述，并非指社会的精英，而是在街市随处遇见的人。

相比日本人的打起精神事事认真，台湾人的恭谨是有汉民族的温润松爽，不给你看得吃力；相比香港人的凡事规矩兢兢业业，台湾人的周到透着家常的欢然，并不板着脸。

细想想，好像在吴、蜀、闽、粤，民间尚存稍许类似的遗风，偶或遭遇，会念及早先的南中国民风大致还好——北地的良民另是一种表现，而今日各大都市的民风民德，还用我来细说吗？

所谓“温良恭俭让”，现代的说法叫做“公德”，也近于如今大陆常说的所谓“底线”。倘若温良恭俭让被养成集体的习性，日常生活便不至于荒败。

台湾的种种问题已被说得太多，不提政治状况，只说社会罪案，自我1980年代便在纽约华人报章不断读到，最惊心的是1990年代演艺家白冰冰女儿的被绑架被撕票大案。然而由媒体了解一地，与亲履亲历的经验，实在天差地别，不可混同。

我短暂的旅行印象必定表面肤浅，但我所看重的正是这点浅表。假使社会的浮面与浅表都不好看，不看好，我们如何与人相处，度过每一天？

我不关心台湾曾经戒严与解严，也不关心那里如今实行的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以我的阅历和记忆，民主实现之日并非太平世界，一如革命成功之时，世道尤为难测。

我在乎人群的德行，社会的日常，普遍是在底线之上还是底线之下。

总之，在台湾，在这短短几天，我有所触动的并非阿扁的遗患或马哥的希望，而是以上微不足道的琐碎。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发表于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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