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人口一年暴增150万！泰国穷人，要怎么样才能拯救自己啊？
最近
，泰国街头出现了很“正能量”的一幕。
一群在芭提雅经商的中国人，自发在街头为当地人分发物资。
虽然只是大米鸡蛋鱼罐头之类的生活物资，但是对于这个被疫情打散了三魂六魄的旅游城市来说，这一份微薄的心意，也算是对市民们名副其实的雪中送炭了。
而且，与一般慈善活动“慈善五分钟，拍照半小时”的做派不同，这些组团慈善的中国人，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由于口罩的缘故，甚至连面孔都没有在镜头前露出。
在这个时期，这样的行动，无论如何都值得人们最真挚的点赞。
然而，光明是黑暗的影子。
慈善的闪耀，往往意味着这个世道困厄的蔓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身边伸出援助之手，反过来也就意味着身边的世界，越来越多的人，过不下去了。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按照每日费5.5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贫困线”，整个2020年泰国贫困人口增加了150万，总贫困人口突破520万人。
一个冷冰冰的数字里，是多少走投无路的悲剧，多少山穷水尽的绝望，多少家庭风雨飘摇的泪水。
泰国人民乐善好施，皇室、政府、财团、稍有富余的白领和商人，都在不断发起募捐慈善活动。但是在数百万人的贫困面前，慈善活动，只能是杯水车薪。
政府多次动用上千亿泰铢，对失业民众进行现金救助，但只能解一时燃眉，无法扭转大局。
民众依然怨声载道，一次次在反对派的鼓动下围攻财政部，要求泰国削减皇室开支，以此赈济民生。
该怎么办，怎么救？是该捐助、补贴、撒钱提振，还是对国家上层进行改造，向富可敌国的财团豪门征银化缘？
泰国式扶贫，路在何方？
泰国的“扶贫史”的开端，要从700多年前说起。
传统暹罗社会，是一个庇护主义的封建王朝，上层为下层提供关照，下层向上层投靠效忠，整个社会是无数个大佬与跟班之间的契约关系，抽象的“国家”和“君主”在政治上的存在感很低。
在这种“个人依附主义”的古典封建社会中，社会上层，有义务以个人的名义，照顾生活有困难的下属和乡民。这种道德要求，又逐渐泛化到整个阶层，地位崇高的贵族精英天然对陌生的贫民有救助的义务，可以让捐助者积累功德，凝聚人心。
因此，最初的国家系统性扶贫，是不存在的。只有“马大善人”式的个体慈善，或者君主对臣民的恩惠赐予。
佛教，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各地的寺庙实际上部分扮演了民生福利机构的作用，达官贵人常常以向寺庙捐献作为积攒社会声望的手段，再由寺庙向需要救助的贫民进行赈济（在扣除很多佛塑金身的开销之后）。
漫长的数百年间，这就是传统暹罗社会，唯一的“扶贫”形式。
直到今天，泰国、缅甸、柬埔寨等上座部佛教国家，按照“人均捐款在个人收入中所占比例”计算，依旧是世界排名前列的“乐善好施大国”。
而一部分政府的民生投入，乃至正常开销，泰国也常常将其包装成君王的善举，以“国王御赐五千两”的形式，完成政府税收向民生领域“用之于民”的过程。
1932年，暹罗爆发“民党革命”将政治体制从绝对君主制转变为君主立宪制，国王为国家元首，总理为政府首脑。
从革命胜利到1975年，泰国实际上是一个军政统治下的威权主义国家，经历了35个内阁和12个总理，所有掌权者都是通过政变或军事任命而上台的。
掌权的老军头们，并不太关注“扶贫”的问题，23年间依旧没有出台任何福利政策和国家级扶贫方案，泰国式扶贫仍然停留在“大佬乐捐一百蚊”的层次。
直到1975年，在风起云涌的左翼革命的压力下，事情才有了转机。
那一年，刚刚经历军政倒台的泰国，诞生了第一个民选政府。
上台的克立·巴莫总理主持制定了泰国历史上第一个“扶贫计划”。
这个计划的核心是，由国家出资25亿泰铢，成立一个“功德委员会”，用这笔资金雇用贫困村民作为临时工，从事公共基础建设，修桥架路拉电线啥的。
这实际上就是典型的“以工代赈”，政府人为制造就业需求，以劳工报酬替代资金救助，堪称罗斯福新政在泰国的全面移植。
这一政策，很受欢迎，让泰国城乡矛盾缓解，降低了乡村穷人的革命风险，被当成了“富裕的城市”对“贫困的农村”的一次大型转账。
虽然一年之后泰国再次发生流血政变，民选政府光速被军方赶下台，但是这项政策却保留了下来。
此后20余年，泰国无论是军政府，还是民选的文官政府，都延续了这一扶贫政策。
一直到2000年，他信上台。
2001年1月，他信·西那瓦领导下的泰爱泰党赢得压倒性胜利，并于同年2月上台。
他信嘛，本就是依靠农民选票上台的，自然要将“扶贫惠农”的力度搞上一个台阶。
他信政府认为，此前“以工代赈”的扶贫方式，只能让乡村贫民得到短时就业，长远而言治标不治本。要想“治本”，则必须要给农民足够的资金来创办或者投资企业。
于是，他信推出了“每村百万铢贷款计划”，向村民提供大量低息贷款，给农民用来做创业启动资金。并同时推出“一乡一品”计划，大力扶植地方中小型乡镇企业。
这个政策，本质上属于“大撒钱”，虽然农民欣喜若狂，对他信更加忠诚，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销售渠道和国内需求，大部分村民实际上将资金变成了“消费资金”而非“创业基金”，相当于把扶贫的珍珠鸡给炖了。
最终，他信的扶贫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拉美化的，过把瘾就死的，不可持续的“民粹政策”，反对派抨击他用政府资金去买选票，结果钱是花出去了，但泰国农村还是没能摆脱贫困，短暂的繁荣昙花一现。
到英拉政府执政末期，由于“稻米典押计划”的失败，泰国政府财政枯竭。军方挑动政治动乱，并以“止暴制乱”为由发动政变，夺取他信政权，他信的“百万贷款扶贫”也寿终正寝。
不过，他信时代建立的医保体系，延续了下来，极大缓解了泰国民众“因病致贫”的压力。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泰国扶贫政策趋向保守。
主要原因是，全球金融危机对泰国的经济造成打击，泰国内需不振，经济结构更为依赖“对外出口”和“境外游客”两大领域，没有余力再去直接扶贫。
于是泰国的扶贫策略，向“补助企业，间接扶贫”的方向转变。
阿披实政府时期，曾经搞出过一个“泰强健计划”，拨款70亿铢补贴企业，让企业扩大就业，按照人头向招工企业进行补贴。
这个思路，是花钱资助企业，让企业促进就业，以就业实现扶贫。这一政策确实显著提升了泰国民众的就业率，并创造了GDP年增长7.5%的经济奇迹。但是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大型企业财团，成为了这一扶贫项目的主要受益者。
2014年，巴育政府政变上台时，泰国经济处于低迷状态，军政府一边要刺激经济，一边要大力扶贫以争取政治支持，可谓压力山大。
巴育政府推出的扶贫政策包含了此前很多元素，甚至很多地方接近他信的政策。巴育最著名的扶贫新政，是推出国家福利卡，登记贫困人口，加以直接现金补贴。
结果，一下子泰国登记了1400万贫困人口，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一。后来筛选了一番，剩下1100万人，享受政府的各项补贴。
客观来说，巴育军政府的扶贫意愿，是真诚的，力度也是很大的。
但是单纯的“给钱”，在长期扶贫效果上连他信还不如，理念上出现了明显的倒退，属于“威权政府民粹主义”的典型，比拉美还拉美。
除了显著增强了巴育政府的支持率之外，这一政策同样没能扭转泰国的贫困率。由于大家抢着当“贫困户”，加上世界经济的萧条，泰国贫困人数连年上升，越扶贫，贫越多。
疫情来袭之后，泰国经济受到致命打击，这已经不是巴育政府能解决得了的问题，而是世道的问题，大环境如此，别说扶贫，不崩溃就算不错了。
减少贫困，缩小贫富差距，历来只有两条路线：
一是“劫富济贫”，提高对富裕阶层的税收，向贫困者转移支付。
二是“蛋糕做大”，提升整体经济体量，实现大河涨水小河满式的共同富裕。
泰国扶贫，反复纠结于两者之间，忽左忽右，无法持久。最重要的是，泰国缺乏对贫困人群精准辅助和鼓励的能力，无法促进受助者自发的良性循环，钱花掉了，也没能实现“授之以渔”。
将钱给农民，便是花钱买人情，将钱给企业，又成了“给大户扶贫”。无论哪个方向，钱都最终流向资本，穷人不过是将钱从政府手中转移到财团的工具。
因此，缺乏经济发展的环境，足够的政府能力，民众自身的奋斗精神，扶贫无论用何种方式花钱，都难以奏效。
更何况，现在这个样子，也没钱可花了。
泰国今后怎么办？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答案。
但是，要求泰国政府向民众继续发钱，甚至实行美国杨安泽都没能实现的“全民基本工资”，肯定不是出路。
指望乐善好施的民族传统，共渡难关，同样杯水车薪。
而贫困一旦旷日持久，必定引发动荡，老百姓不会管你凯恩斯学派还是芝加哥学派，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威权的军事政权，一个花钱如流水的皇室，一群越来越富有的大型财团，一群“少吃一顿饭，便能让我活一年”的精英阶层。
到那个时候，无论上层多么“慈善”，一旦反对派振臂一呼，民众将选择感恩，还是选择讨债，想想便能猜出结局。
希望这个疫情，快些过去，让泰国经济有喘息的余地。
在那之后，再去好好回顾历史，思考未来，让权力与财富的分配更平等，让老百姓有奋斗的动力，为泰国谋求一个更好的未来吧。
说到底，我们不知道，最终的答案。
只能祝愿泰国，自己去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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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王新宇
文：岳汉
图：综合自泰媒
编辑：布周十面派
来源：泰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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