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胡跃高:农业与第二次启蒙
农业与第二次启蒙 ----读《第二次启蒙》有感胡跃高
饥饿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伴生因素。约在10000年前,世人嗷嗷待哺,人类命悬一线之时,农业的创造与产生成为了人类的第一需求。于是,农业诞生了。观察农业的全部发展历程可以推断,从其创立开始,农业便具备了满足人类基本生活需求的潜能。另一方面,还可以看到,一旦食物能满足人们的生活基本需要,农业的重要性随即便让位于其他的社会活动。人们很容易想象近10000年来的人类文明史,是一幕国家或社群以农业为河床,以其他社会活动为河流,跌宕起伏的历史长剧。一直到今天,世界农业安全问题第一次呈现全局性爆发态势----满足人类基本生活需求的农业的常规潜能行将耗尽,大部分河床水落石出,人类历史上再一次面临食物绝对短缺,文明世界命悬一线。
回朔历史,人类先祖竟然能在如此久远的新石器时代,开创了农业伟业,先民们智慧之高广远,不能不令当代人顿生崇敬!在当时只有石器、陶器、弓箭等简陋工具条件下,先人们曾经历了怎样的艰苦磨难,才一步步地寻觅到了农业之路!
今天,继承着祖先全部基因的人类后裔,面对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新的、巨大的挑战,能够不辱没先人盛誉,在险象环生中再创新的万年基业么?读王治河、樊美筠《第二次启蒙》(下简称《启蒙》)著作,让人联想如潮。
1、第一次启蒙的定位
第一次启蒙指17、18世纪发生在欧洲高扬理性的思想运动。斯塔夫里阿诺斯说:“这一运动的领袖们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启蒙时代。他们将过去基本上看作是一个 迷信和无知的时代,认为只是到了他们的时代,人类才终于从黑暗走进光明。”在中国,第一次启蒙为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呼唤民主和科学,波澜壮阔的“五 四”新文化运动。
佛斯曾在比较两者关系后指出,在中国即使是“五四”时期最保守的国粹派阵营,“对作为西方建构的现代性也没有原则上的反对”。这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发生在欧 洲与中国的两场运动间是血脉相承的关系。所以,尽管在发起时间上彼此相差300年左右,整体上可视为是一体两态的统一体。进一步联系近代第一次启蒙在全球 的展开过程,我们便概括为:近代世界的第一次启蒙原发于西方,是单一起源,其持续了约400年左右,已经波及世界,是一体多态运动的过程。《启蒙》指出: 上述活动“存在某种内在的关联”,“因此之故,我们把它们统称为第一次启蒙”。这是对世界启蒙运动发展的历史把握与准确定位。
2、第一次启蒙思想与行为存在的偏差
第 一次启蒙“在将人们从封建专制中解放出来,在唤醒人们的自由意识和尊严意识方面……特别是它对自由精神、平等意识、民主参与、个体尊严的推重,具有某种永恒的意义。”这是时至今日,第一次启蒙在全球范围内依然余波荡漾的根本所在。但是,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过程,从来都是杂糅正误,不断从错误中学习,摸索前进的历程。《启蒙》总结指出,第一次启蒙存在三方面严重的思想认识缺陷。
2.1 对自然的奴隶主态度
第 一次启蒙封建压迫,反对宗教迷信束缚,走向了人类中心主义,有其现实意义与历史价值。但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在面对自然时,将自然看作征服、宰割和剥削的对象,随意生杀夺予。彻底背离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本质。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立志将自然踩在脚下,使之沦为人类的奴隶。德里达认为,不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听话的“野生动物”和“植物”等非人类生命,可视为“流氓”等。这类思想作为第一次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传播、蔓延,成为近代人类在开发水源、能源、矿山、土地资源、生物资源,发展工业,建设城市中无所顾忌,恣意妄为,成为导致传统自然面目全非,生态灾难危机四伏的思想根源。
2.2 对他者的种族主义立场
伊 曼努尔.艾斯在《种族与启蒙》一书中系统收录了启蒙思想家的言行,证明了他们思想上的种族主义倾向。他曾考察休谟与康德,论证了种族主义不仅是其思想的 “偶然事件”,“而是深深地根植在他们的哲学学说中”。伯利亚科夫认为:“种族主义是启蒙科学的一个孩子。一个未被启蒙运动承认的孩子”。在18世纪的法 国,穷人主要是农民,伏尔泰觉得他们是无可救药的一群人(方瞾,2015)。上述思想最终成为将人群分为高低贵贱,国家划分为三六九等,国内社会严重贫富分化,世人熟视无睹,演化日盛一日,不能自已的全球社会经济定格的基本思想源泉。
2.3对传统的虚无主义观
第 一次启蒙者视一切传统为垃圾,欲急匆匆地与之进行彻底决裂。恩格斯将其描述为:“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的东西扔到 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在中国启蒙思想家那里,“打倒孔家店”,“现代性作为西方的财产” 代表了“与中国历史的断裂与中国传统的决裂”,急切地亲近西方,彻底西化。钱穆曾在教育领域观察指出:“新学校兴起,则兼承西化而来。兼重知识传授,大学 更然。一校之师,不下数百人。师不亲,也不尊,则在校学生自也不见尊。所尊仅在知识,不在人。”揭示出其割裂历史传统的行为特点。
总而言之,由于第一次启蒙在根本上与自然对立,在理论上关闭了进入自然空间的途径;对他者如敌,遂堵塞了全人类亲友大家庭联系;视传统若无物,断绝了文明源 流。在第一次启蒙于全球范围内展开的今天,人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先进世界”剩下的只是困兽犹斗般的科学激情、倔强与孤独,还有恐惧及攻击心理与行 为。
由上述基本思想构造本质特征推断,第一次启蒙不论拥有多大的优势,都将必然地走向了全球发展中的局部、短期、僵化、偏态的运动思想与行为。人们可以观察到, 尽管第一次启蒙其思想有时不乏青春活力与光芒,其行为间或激烈悲壮,其结果成就独特,其行为组合效应新奇,但用不了多久便在历史整体上暴露出了其局限性、 不稳定性、两面性与简单性,以至作茧自缚,悄然停摆于行将跨入全球系统门槛之时。从农业文明结束到生态文明开始,是全部第一次启蒙的生命过程,它的名字叫工业革命。《启蒙》作者完整地总结了第一次启蒙根本缺陷,为人类进入生态文明时代的思想大解放指明了方向。
3、农业陷入了深度困境之中
3.1 第一次启蒙前的欧洲农业基础
希罗多德在公元前5世纪时曾分享当时盛行的观念:“农业是文明的标志。”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坚信农业是希腊社会的根基,是希腊文明的养育者。农民必然是最 好的公民,因为他们有本领和有勇气保护自己的农场,也就能捍卫古希腊城邦的自由。他称赞务农是最好的职业,农场是最美丽的土地。所有美好生活的要素(食 物、公民权利、合作、正义、勇敢、爱国、自由和对神的崇敬)都能在农场这所学校中获得。
伊万杰罗斯.瓦连纳托斯(2014)指出“如果希腊人是自由的,小型农场就能继续造就其文明。但是,在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终结了希腊式的民主和自由。罗马人认为自己是天生的统治者,崇拜帝国,随之而来的就是他们喜爱的种植园对小型农场的替代。”在希腊与罗马时期,受地中海周边海域、平原、低山丘陵等地理条件相对便利,海运便捷影响,欧洲文明走向了以城邦为核心、商业文化为主导的方向。西方语言体系中“文明”一词系古希腊“城邦”的代称,西方文化中的“文明”主要指的是“城市文明”。乡村和农村则是没有文明的。
柏拉图《菲多篇》中曾记载到,当苏格拉底跟着一个雅典市民朋友出了城门来到一片梧桐树林的时候,他对这个朋友说,他很少到这种地方来,因为自然不是他的老师。在苏格拉底眼里,“只有城里人的知识才有价值。”(王治河,生态文明呼唤一种热土教育,2014)古希腊文化、罗马文化是第一次启蒙的基础。这是一个由两河农业衰落史、埃及农业衰落史、古希腊农业衰落史、罗马农业衰落史,以及海洋文明史、商业文明史共同构成的历史基础。农业起源、衰落;扩大范围,再建立,再衰落;进一步扩大范围,以终结农业衰落,走向未来,在更大范围内摧毁农业基础,造成更大、彻底的衰落,是深入到第一次启蒙思想行为骨髓的基础与内在规定要求。
3.2 第一次启蒙下的欧美农业概况
第一次启蒙对自然、民族、历史三大问题所持偏狭立场,由思想到行为一路展开,遂使农业成为工业化、城市化、商业化、殖民化的直接牺牲品。
1985年,美国音乐家比尔.霍姆在《音乐的失败》一书中曾经记述:“在我15岁的时候,我就可以很快界定何谓失败了:那就是老死在明尼苏达的眀尼奥达(霍姆的农村老家)。”在那个时代,作为一个年轻人,如果你不能逃离你不幸生长在其中的农村,那么你就是典型的失败者。这样一种视乡村为“失败之地”,“绝望之地”的观念,按照柯什曼的说法,是弥漫在整个美国的文化雾霾。这就是第一次启蒙下欧美文化的真实写照。
其结果就是在英国消灭乡村已经有150之久,“在美国,现在已经没有乡村文明了。它在几十年前就被毁灭了”(小约翰· 柯布,2014),而日本、韩国在20世纪大幅度与欧美接近后,乡村衰落也有60-70年。放眼世界,凡是工业文明出现之处,乡村便必然走向衰落。
2014年,小约翰.柯布曾经总结指出:“如果我们能够客观地审视我们今天所处的境况,我们就会发现,生态危机的脚步在一步步逼近。以气候变化为例。全球气候变暖已经不可逆地发生了,它将断送上万年来良好的环境。即使我们明天就停止向大气排放碳,冰川也依然会融化、危险数量的甲烷也仍然会被释放到大气中、海平面也同样会升高。这意味着大面积的三角洲和沿海低洼的土地将会被海水淹没,而这些地区正是如今具有极大生产力、拥有密集人口的地方。成千上万的人将成为生态难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寻找新的家园,包括黄河和长江在内的依赖于冰川的河流,都将会断流或断断续续地流淌,暴风雨将会更加猛烈,更具破坏性,洪水和干旱都会增加。”
2009年,英国政府首席科学家贝丁顿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的粮食储备正处于近50年来的最低水平,但到2030年,我们的粮食产量还必须再增加50%。那时,我们对能源和淡水的需求将分别提高50%和30%。我们在2030年将遭遇一场全面风暴,因为所有这些都在同一时间范围内发生。全球农业已经处于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危机大爆发时期。
4、全球农业安全状况
我们可以从5个方面来判断全球农业安全状况:
4.1 食品安全问题
食品安全问题本质上为食品质量与食物结构问题。具体表现为耕地污染、水源污染与空气污染引起的食物生产源头污染;食品加工、运输、销售过程中盲目或违规使用添加物、违禁药品造成化学污染;食品储运系统控制不良形成生物污染;违法生产的假冒、伪劣食品;食物多样性减少、总体结构简化、综合营养低值化等问题。由全球公众健康基本状况不良与发展严峻态势,食物生产、食品加工体系输出食品质量、食物结构演化趋势综合判断,世界已经客观存在食品安全问题。从全球长期发展历史看,这是农业自一万年前诞生至今,世界农业第一次遭遇规模如此巨大、原因错综复杂、演化后果难以预料的食品安全问题。没有产品质量保障,一切农产品的数量终将失去意义。食品安全问题是当今世界农业面临的第一大安全问题。
4.2 粮食安全问题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粮食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趋于接近。其粮食年均增长率为1.98%,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73%;90年代两项指标分别为1.16%、1.47%,粮食增长率明显弱于人口增长率;2000-2011年两项指标分别演变为0.9%、1.29%,人增粮减“剪刀差”进一步拉大。世界粮食增长率长期低于人口增长率,在以不可逆转方式走向分叉。2011年莱斯特·R·布朗研究指出:“世界正从食物丰富过渡到匮乏的时代。在过去的10年中,世界粮食储备已减少了三分之一。世界粮食价格已经翻了一倍多,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土地抢夺,并迎来了一个以食物导向的新地缘政治。食物成为了新的‘原油’。土地是新的‘黄金’……食品的地缘政治效应快速盖过了石油的地缘政治效应。” 观察这一历史发展大势,不能不使人忧虑,马尔萨斯人口论“幽灵”在离开地球200多年后,似乎正蠢蠢欲动,在再次悄然降临世界。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已经客观存在。
4.3 农村牧区社会安全问题
近400年来,工业化、城市化代表了世界总的发展方向与主导建设力量。其行为本质为“重工业,轻农业;尊市民,卑农民;贵城市,贱乡村”,表现为以牺牲农村、农业为代价,实现工业发展和城市繁荣倾向。
20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现代化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展开。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取得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成就的同时,世界已总体陷入全局性城乡差距扩大,农牧民每年在以3000万人口规模涌入城市,农村牧区凋敝,农牧业萎缩,农村社会解体,农村牧区板块畸形错位发展的困境之中。
与此同时,世界出现了工业产能绝对过剩,跨国公司强势发展,社会财富分配失衡,贫富分化严重,城市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中产阶级总体趋于萎缩,失能国家数量持续增加,世界难民与移民规模与日俱增,不可再生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贫穷国家动荡不安等系统性恶化问题。整个世界在滚雪球般地变化为“城市欧洲化、乡村非洲化”的双色球。这场表面上的农牧业危机、农牧民社会危机与农村牧区生态环境危机,本质上为城乡对立,多数人贫困化与少数人财富聚集的历史过程。这是世界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全球工业化、城市化浪潮仍在凭借巨大的惯性力量向前滑行,农村牧区社会安全问题仍在加剧。全局性农村牧区安全问题是隐藏在食品安全问题、粮食安全问题身后的第三大农业安全问题。
4.4 地理资源生态环境安全问题
地理资源生态环境指地球表层资源环境构成的系统,即地理系统。地理系统大于农业系统,是农业系统的基础与屏障系统。自约700万年前人类诞生开始,人类与自然的矛盾运动便一直是在生物地理系统内部展开的。伴随着近代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人类改变自然的能力持续增强,人类与自然的冲突日益激烈,其对地理系统的扰动量不断积累增大。如对水资源、土地资源过度开发造成全球土地荒漠化;工业化、城市化为特征的现代化导致全球气温上升,影响全球气候变化;大量社会经济活动使地质结构变化引发泥石流、地震等地质灾害;人类扰动空间持续向地球表层多方向扩展,导致生物生存环境巨变,发生大规模生物物种灭绝,遗传资源加速丧失等。2012年《自然》杂志6月版登载由15个国际研究机构组成的专家组文章称:人类已经使用了地球43%的陆地生物地理系统,养活70亿人口,如再增加7个百分点,人类就会走向不归路!全球生物地理系统安全状况在人类浑然无知中已经陷入深度险境。
4.5 全球农业安全问题
指与任何一国农业安全相关联的周边国家、所在世界大区域与全球农业的安全状况。国际农业安全状况归属于全球农业安全状况,其与世界社会经济结构直接关联。周边国家富庶,中心国家一般无虞;而周边国家贫乏,中心国家往往唇亡齿寒,面临危机。因此,国际农业总的安全状况在相当程度上为一国农业是否安全的重要因素。需要清醒认识的是,在全球农业危机总爆发的今天,全世界所有国家农业已经无一例外地总体处于危机之中。
第一次启蒙作为直接影响全人类存亡的事件,竟然在全球范围内的极大争议中,在一方面提供了物质生活便利的同时,另一方面则苦苦折磨了人类400年!直到今天,人类仍然处于优柔寡断的状态,这样亲痛仇快的事实不能不发人深省。第一,人类文明曾经集聚了足够顽强的生命力,使今日世界得以在自体对抗免疫情况下延续了400年的生命。人们迫切关注回答的问题是:人类还能这样走下去吗?如何继续走向去?第二,可以断定,人类文明一定在第一次启蒙中出了问题,以至变得如此麻痹、僵化与乏力。人类先是丧失了爱,然后是丧失了自省能力、总体把握能力与正向建设能力。直到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尚能通过自我调整,平稳走过10000年左右的历程;而工业文明刚刚只有400年时间,就已经变得如此危机四伏!第三,既然黑白参半的第一次启蒙能够如此作为400年,那么,我们就不能排除当今文明系统中仍可能残存有类似于第一次启蒙,甚至更大、更深刻的思维与行为缺陷。人类正面临在已经全球化的今天来一次大讨论,以实现思想飞跃,智慧醒悟,迎接全球时代的到来。
5、第二次启蒙与农业
5.1第二次启蒙的定位
一方面,“我们的危机不是正常的而是超常的。它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的或政治的失败,而是主导了过去四个世纪的西方文化和社会的基本形式的崩溃。”(Pitirim Sorokin,2003)很显然,第一次启蒙难辞其咎;另一方面,“我们正在面对地球生命系统的崩溃。其规模和严重性,在地球上只有6700万年前中生代结束和我们现在的新生代开始时恐龙和其他无数物种的灭绝这样的大事件才可以与之相比。” (托马斯·柏励)这甚至已经成为人类文明进化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以至当年“我们看成是树干的西方历史已经变成整个森林的一部分。理性的胜利以及19世纪工业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带来的斗争只是区域性的重要性了。”(安克斯密特)而要“超越现代化,实现从现代化向后现代化的转变,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演进,就有必要在反思第一次启蒙的基础上开展第二次启蒙。”(《启蒙》,2014)
站在长远历史发展视角来观察,生态文明是建立在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两者基础上的文明。即生态文明既是对工业文明的否定与扬弃,同时也是对农业文明的否定之否定与扬弃。这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既要认真辨识,保留工业文明精华,主要地纠正其不当思想意识与行为,包括那些正在流行的部分;同时要注意吸收农业文明精华,包括曾经被工业文明抛弃的部分,当然也要弃其糟粕。在此基础上,以全球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融合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成就,创建出新的文明形态----出于旧文明,高于旧文明的形态。第二次启蒙与生态文明建设并行不悖,她将开启生态文明思想建设,并贯穿整个生态文明时代。
5.2农业的定位
农业是人类连接地球母亲的脐带。人类与地球是以慈母弱子,母子一体的方式渡过农业文明时期的,大地之子是在母亲的怀抱中一天天长大的。随着工业文明兴起,自以为已经强大、事实上仍在襁褓中的人类,发生了狂妄地挥刀刺向地球母亲的惨痛行为,现如今农业脐带已经千疮百孔,母亲仍处在痛苦地挣扎之中,生命力越来越衰落。人类先是陷地球母亲于危机之中,然后是陷自身于危机之中!
人类属于地球,但地球不属于人类。人类文明已经处于必须立即纠正自身错误思维、彻底更改散漫习性的决定性时期。地球母亲已经十分虚弱,在苦苦支撑,危机每分每秒都在步步近逼,灾难随时将降临。作为连接地球母亲与大地之子的农业,如果不能立即扭转自由落体般的衰败大势,实现新生,传承万年之久的人类文明必将面临灭顶之灾。农业新生,只有农业新生,才是今日生态文明建设的第一要务。
5.3 第二次启蒙与农业
农业,唯有农业,才是人类创造的第一奇迹。一边是地球自然地理系统,一边是人类社会系统,农业竟然准确地居间连接起了两大系统。自此全部人类文明史以农业为界便一分为二。农业诞生前属于原始文明,农业起源后的人类便迎来了文明辉煌。近10000年来的人类文明史反复证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与地区,只要农业兴盛,她的文明就繁荣;而只要农业衰败,其文明就必然衰亡。农业与文明共进退,长在了一起,以至农业本身几乎就是文明的代名词。
全部人类文明是建立在农业健康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农业安全状况则直接预示着文明的存亡状况。因此,坚持将农业安全放在全部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核心位置,代表着维护全人类的最高利益。而将农业安全偏离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核心地位,则表明离开了全人类的最高利益。正是在这一根本原则问题上,发生在近400年来的第一次启蒙,最终指向追求商业利益,将其作为根本出发点,自觉不自觉地走向了错误方向,背离了农业,背离了人类的最高利益,几乎是在世界范围内驱使全人类集体闯入险境,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
没有坚定明确的认识,便没有毅然决然的行动。今天的世界人口已经达到10000年前的1000倍左右,人类社会影响已经遍布全球,这意味着第二次启蒙将远远不是简单复古到农业文明思想与行为状态,而必须是全人类超越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实现生态文明意义上的人类智慧大飞跃,实现农业新生。
5.4 第二次启蒙与中国
2013年,菲利普·克莱顿指出:西方社会“作为管理者,我们一开始经营组织时,根据的是社会、全球和环境的广泛需要,是为了更高的目标去实现“共同利益”,但压力和日常管理危机迅速将我们还原为很不系统的管理者。我们向消防队员一样,哪里有火情就跑到哪里。开始时我们是理想主义者,希望我们能对社会和地球带来正面影响。最终,我们变成了实用主义者,只治标,不治本,很少去思考或解决那些问题本身。简要追索西方系统哲学的历史,我主张,西方系统哲学本身不足以提供我们需要的基础。”这是一个西方学者面对挑战,对已有智慧积累提出的审慎认识。另一方面,中国有问题,欧美有答案,曾经是1840年以来中国人解决自身问题的金科玉律。但是在今天世界形势下,它已经被彻底打碎在地。未来中国与世界将只能共同努力,探索新的前进道路。今日世界“东风压倒西风,西风压倒东风”的时代已经过去,全人类大统一的时代正在到来。
中华民族曾经在历史上为人类文明做出过重大贡献,如今的中国是世界第一农业大国,也是世界亘古至今唯一从农业起源开始便以农立国,不间断地传承至今的国度,积累了最丰富的农业实践智慧与社会资本。近代以来中国又深度卷入工业革命浪潮的风口浪尖,沐浴了腥风血雨,中国命运已经与世界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当世界第一次启蒙激荡起来的工业文明飞沫纷纷回落,干涸的农业河床越来越袒露在世人面前,唯有农业新生,文明才有希望之时,中国,您能对世界做出新的贡献吗?
《启蒙》作者将农业作为开篇第一章,分析研究现代农业弊端,提出后现代农业建设思想。在此基础上,分别教育、文化、人权、民主、科学、自由、生活方式与美学等进行系统分析论述,论证了系列性后现代建设纲领,高高举起了第二次启蒙大旗。国人近水楼台,细心咀嚼,指导实践,正当其时。
主要参考文献
1、王治河,樊美筠,《第二次启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2、 方瞾,补在蒙昧,人类历史上的启蒙之光,经济观察报书评,2015年5月30
3、伊万杰罗斯.瓦连纳托斯,世界文化论坛,2014,63期
4、王治河,生态文明呼唤一种热土教育,2014
5、 小约翰.柯布,中国的伟大机会,世界文化论坛,2014,63期
6、Pitirim Sorokin,The Crisis of our Age,2003
7、 菲利普.克莱顿,过程哲学与系统管理,世界文化论坛,2013,60期
(文章作者:胡跃高,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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