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荣贺建增：做农业是农民的事，不是企业的事

【前言】从一瓶醋的好坏，能够了解到中国农村发展的现状，你知道吗？山西农村的日渐凋敝令贺建增先生开始思考乡村发展的可持续性。从环保和乡村重建这两方面考虑，90年代曾在华为工作的他，从IT跨界到了农业。2004年，贺建增先生介入到了有机农业领域，并在农村做调研；2005年，他选择了有机农业这条路作为推动中国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贺总没有架子，讲话慢条斯理，一副温文儒雅的样子，但他的思考和行动，却深邃而志远。

（本文根据录音稿整理而成）

张茜：您为什么给品牌取名为“衡荣”呢？

贺建增：“衡”，首先是平衡。世间万物皆要平衡。说得简单一点，不是让一个社会少数人先富起来其他人就能后富，这条路径走不通；要让大家共同致富，要平衡。你能力强点一年挣10万，我能力稍微差点挣5万，这就对了。但是，你能力强点就能干到1个亿，我能力差点连吃饭的钱都挣不到，这就不对了。社会达到一定的公平、公正，才是对的。

张茜：您创办衡荣的初心是什么？

贺建增：你观察这个世界，现在大家从事的工作有多少是真正对自己、对人类、对社会有价值的？静下心来想想，这样的事情并不太多。社会上大多数人所做的事情，仅仅是利用游戏规则将别人创造的价值拿到自己的手里，是掠夺的过程。现在社会上最受追捧的互联网+，像阿里这样的企业就是收割实体经济成果的最典型例子。实体经济创造的价值通过它的模式被收走了一大部分，而真正做实体经济的却只留下了极其微弱的利润。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对整个社会的认识就豁然开朗了。

张茜：您以前在华为工作，后来才跨到有机领域，那时候您就认识到这些问题了吗？

贺建增：这是人本能的思考。人到底活着干嘛？就是为了赚钱吗？现在的人比较功利，“红尘滚滚皆为利来”，一个名、一个利，大家都在追求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又有什么用呢？一日不过三餐，穿衣服不过一身，再有几套换洗的就足够了，住的房子有一套就行了，太大了收拾起来还麻烦。在这种情况下，人该怎么活，其实是要考虑的事情。

具体一点说，做这个事情（有机农业）原本是基于两个情结。一是环保情结。人在这个世界上就不应该污染环境，任何行为都要从这一点出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把对环境的干扰降到最低，至少是负面干扰降到最低。如果不具备判断什么是正负面干扰的话，那就把影响降到最小。另一个是帮助农民的情结。我最初想到要做这个的时候，农村是被社会发展所抛弃的。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发展轨迹出了问题，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路径，工业化、商业化、城市化，什么地方要发展这种模式就得去掠夺其他地方的资源为我所用。欧洲当年工业革命完成以后，为什么要在全球征地？因为它必须掠夺全世界的资源为它所用，这样才能维持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欧洲发展了100多年以后，美国接过接力棒成为老大，采取的也是称霸世界以掠夺全球性资源。

即便是我们中国，1978年以后，所谓的改革开放也在推行这种方式，发展的结果就是960万平方公里上的资源只堆积起了沿海和内陆等少数几个大城市。这个方式没法持续下去。反过来，那些被忽略了的农村，该怎么办？尤其是回到山西老家，我看到村里面由于教育缺失，农民没有能力、素质很低、挣不到钱，在社会最底层形成一种自暴自弃的恶性循环。这时候，就在想能够为农民和乡村做点什么。

零四零五年的我，和在场的大多数人（第七届全国CSA大会市集现场的从业者）一样，怀有一定的憧憬和梦想进入了有机农业领域，开始了有机农业的探索，其实一直在找路。但是，真正该怎么走，前面有好多探路人。

张茜：您在这个行业也算是资深前辈了！

贺建增：比我资深的人还有不少，我们现在的团队已经凝聚了一批这样的人。北京衡荣有机农业研究院的组成人员里面，技术专家中我是年龄最小的。他们是我十多年来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多比我先进入这些领域，包括有机农业、生态环保、乡村建设等。我们经过十多年的探索，现在主要在推动基于有机农业的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模式。这不是单纯地做有机农业，不是找到几百亩土地就能做好的。它有好多需要平衡和制约的要素，要把各个方面都做通了。我们先从完善体系开始。

第一个体系是产业体系，要形成包括植物、动物、微生物为一体的有机生态产业循环。这个循环不好，有机农业是没法持续下去的。有机农业做了五年十年，有机肥还需要买，那就错了。一亩地三斤、十斤的投入品还可以去买，但如果需要几百、上千、成吨的投入品，就一定要自己生产和循环，就近解决。

在一个区域内要考虑生态布局。首先，因地制宜，当地适合什么种什么。第二，每一个环节的废弃物都是另一个环节的可用之物，比如饲料、肥料、原料，要充分利用，做到在一个区域内不产生垃圾，生态承载量完全达到平衡才对。不是这个地方大米好，我就只种水稻；那个地方苹果长得好，我就种3万亩的苹果园。这种模式是做不成有机农业的。

第二个是从业者的生存环境。不管谁做农业，真正干活的劳动者还是农民，一定要改善农民的生存环境。评价任何有机企业首先看从事有机农业的农民吃什么、过什么样的生活。做农业是农民的事，不是企业的事。农民以村为单位被有效地组织起来从事农业工作，在有组织的前提下发挥个体的积极性才能做好。中国前30年的路，充分发挥了集体的作用，但是到后期个体的积极性却没有被调动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本来有一个机会，当年叫做“联产承包制”。土地是集体的，农民从集体把土地承包过来，以家庭为主体来生产，农民还是集体的一份子。执行了几年集体又被完全打碎了，成了一家一户的小农。1985年后，中国的农业进入了平台期；1990年后，开始走下坡路。没有集体，散户啥也干不成。

企业进入农业一定是做农民做不了的事情，比如技术研发、系统集成、产品加工、市场营销等，与农民的关系是互补合作。农民能干的事情，就让农民干，钱让农民赚；农民干不了的事情，企业才来做。如果哪一个企业想把大量的土地流转出来，再把农民变成雇工，在中国的土地上，必死无疑。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等地广人稀的地方有例外，其他地方一定是这样的结果。企业与农民形成竞争关系的话，这个企业必死无疑。当然，政府有它的导向错误，政府只支持大企业，投资越大越支持，这是它的无知造成的。

张茜：是有一些企业把土地流转出来建生态小镇之类的，然后再把本地农民聘为雇工。

贺建增：那就完全错了。当年，生产大队把农民组织起来，他们的积极性都不高，一个企业把农民变成雇工，他们就能好好干活吗？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引导农民自行组织（生产），组织起来以后，实现有机生产产业循环，再引导他们就地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诸如村容、村貌、村里的基础设施，恢复传统文化和村里的教育、文化、医疗、卫生、金融等服务，重新形成一个有活力的有机乡村。我们称之为“有机农业生产、生态乡村建设、人文社会重建”，三位一体，同步发展。

张茜：您可以分享一下衡荣的经验吗？

贺建增：刚才说的就是。至于在城市的郊区承租几百亩的土地做有机农业，我认为大多数是闹着玩的。有机农业要想大面积推广，首先需要解决产量问题。

张茜：这个也是常被诟病的问题。

贺建增：有机农业不解决产量问题，永远不可能被大面积推广，否则中国的14亿人口就没饭吃了。过去的十多年，我们潜心追求的目标——有机农业不减产，在第六七年（2013年前后）基本实现了。不使用化肥农药，产量也不降低，大部分植物都能做到，粮食、蔬菜、水果、中药材这些。在这个前提下，有机农业才能养活中国人，才能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大面积地推广和实施。

不顾及产量，只是单纯地追求产品的品质和安全，这种是自己玩的，不能作为一个社会化的行动路线，也不应大面积推广。这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表现，只对自己或给自己掏钱的几个人负责，而不对社会整体负责，本来一亩水稻能产1000斤，非要产五六百斤，为了保证自己的那一点所谓的安全，让另一半人挨饿，这是不对的。

我们在推动基于有机农业的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模式。有机农业是一个地域概念，要在整个区域内进行。简单来说，就是化肥农药不进村了，所有可能污染村庄的物质都进不了村。我们从几个村开始，最小的单位是一个村，一般来说是一个县，逐步扩展。

张茜：比较系统地来思考的话⋯⋯

贺建增：农民在这个体系下，可以通过有机生产赚到钱，通过生态乡村建设在村里住得很舒服。村里的人文社会恢复以后，他们过得就有尊严。在这种情况下，有机生产才可持续、可复制。而且，通过这种方式还可以大幅度降低有机农业的生产成本，产品面向消费者时价格才会下降，这样才能让更多人吃得起有机食品。我们要把有机食品、有机生活从所谓的金字塔尖拉下来，让更多人能够受惠。

张茜：衡荣的手工醋卖得还不是很贵，但最近通过了有机认证，是不是意味着要涨价了呢？

贺建增：我有一个总体目标，销售系统做得更畅通之后，就可以把衡荣产品的整体价格往下来，而不是往上提。对我们的产品来讲，提价是极个别的产品，价格整体往下拉才是一个趋势。将来我们的有机粮食消费者10元（每斤）能吃上，那就好了。现在的平均价格在20元左右。（按照现在的物价水平来讲，未计通货膨胀）

张茜：现在有许多返乡青年也在做这方面的事情，您给他们什么建议呢？

贺建增：青年返乡初期是交学费的几年，大多数都在摸索。青年有这样的志向，愿意回去帮助一方百姓、清净一方水土、让村民富裕起来，这是好事。不过，还是应该先学习，没必要自己一头扎进去交这样的学费。你把学费投入到学习环节，找一些靠谱的企业、农场或村庄去做义工，都比自己一头扎进去先干起来要好。做上三年义工，可能就成熟了一半；做上五六年义工，就能独当一面，把自己的村子做得很好。

我的建议是：与其拿钱回乡创业，三年后得到的只是失落，不如拿出一部分钱先去学习，把其余的留着。等自己真正能发挥作用的时候，有三百万真的能把一个村做得很好了。好多人坦诚地讲“自己没做到有机”，在做生态农业、做良心。我确实知道这些人都是真诚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讲，他们做不到有机是一种无奈，因为不会。一开始谁都不会，潜心学上三五年就会了。

接下来，我们会办一个学校，为有机领域，也为我们自己培养人才。起点暂时确定的是本科毕业或具备同等能力的人，完全封闭式脱产学习三年。学习的环境就是在各地的有机农场。我们研究院有将近20个导师，可以给大家上课，也可以带学生，相当于硕士生教育。

我们培养的是既有理论水平又有实操能力的群体。这些人组合在一起，就可以形成完整的体系。做农业不是一两个专家，三五个专业能解决问题的。一个工科院校有几十个专业，毕业的学生面对的却是社会上那么多的行业；而一个农大同样是几十个专业，但面对的仅仅是一个农业，并且，还不是完整的农业，后期关于品牌、市场这一块，涉及得非常少。农业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其他行业，不能相提并论。学农的人，一部分要有跨界思维、整体统筹的能力；还有一部分，只需要具备专业能力。这些人能够凝聚在一起做事，而不是一个专业的人去解决所有的问题。

张茜：您做这个事情开心吗？

贺建增：做这个事情本身就符合我的意愿，也是自我修炼的过程，到一定程度后，就无所谓开心不开心了。这本身就是生命的一种状态。人活在这个时代，应该是有些使命的。这就是我的使命落地的地方。

张茜：作为企业，不会有经营压力吗？

贺建增：作为一个企业肯定是要盈利的。我们不追求暴利，拉低价格也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但一定要保持适度的、微弱的利润，让企业健康发展，才能帮助更多的人。帮助了农民，同时就帮助了消费者。市场上，还需要更多的消费者觉悟，导致咱们今天的食品安全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消费者的无知。消费者在拿着自己手里的钞票选择社会的未来。钱花在哪里，未来就在哪儿。

张茜：您不觉得我们这样的力量太渺小了吗？

贺建增：中国自古有句话“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只要大家能够团结起来，从小事做起，一个人传播十个人，十个人传播一百个人，最终传到十四亿人时，世界就好了。

张茜：谢谢您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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