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化肥农药不杀虫照样得高产的神人——中国神奇农民

“你认为什么样的土地才算得上是好的？”

“哪一天，我们可以放心地吃土，那就算是好了。”一位农民在某次研讨会这样回答记者的提问。这个问题的背景是，约占中国耕地面积一半的土地正面临严重的污染问题。

他的名字叫安金磊，1970年生人，河北省枣强县马屯镇东紫龙村的一名农民。他颠覆了人类对“益虫”“害虫”的分别定义，与自然万物共生共荣。1995年，他在冀中平原的40亩土地上，开始探寻“土地哲学”，反思“现代农业”，实践不用除草剂、化肥、农药，进行“顺应自然、合其天性”的生态有机农业。

1993年，安金磊从农校毕业，当上了镇上的农技员。那时他的工作就是向农民介绍推广各种各样的农药。每天接触农药，让安金磊疑惑丛生，这些药水的味道如此呛鼻，洒到地里，那菜能吃吗？就在那时，临近的村子传来一个坏消息，一个孩子因为吃了自家地里的西瓜中毒，原因是那块瓜田用了过量的农药。就连村子里老农在耕地时弄伤了手，用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土法止血——抓起一摞泥土抹在伤口上，结果严重感染，被送去医院急救。原本滋养人的土地早就没那么干净了，甚至可以要人的命。

土地怎么了？

这让安金磊开始反思所谓“现代农业”带来的问题，开始思考到底工业化、城市化是不是我们需要走的路？几千年产生的农耕文化是不是已经过时？

他几次上京，请教农科院的专家。实际上，当时国内还没有“无公害有机农业”的概念，研究者寥寥无几。原来寄希望于现代化技术的安金磊，开始转向学习中国传统的耕种方式。

安金磊回到村子，向一些年长的老人打听，过去没有农药化肥，这地是怎么种的？老人们说，几十年前，田里是有虫子，但虫害却不多见，反倒是如今使用了农药，虫子越来越多，农药越来越毒；采用机井灌溉，地下水越挖越深；使用了化肥和转基因种子，产量是提高了，但粮食和蔬菜越来越没有味道……

农民们图省事，除草剂、农药一喷，化肥一撒，就围在一起打麻将，等着收庄稼。但他们可不肯给土地休息的时间，恨不得把房前屋后每一寸土地都种上“低投入高回报”的经济作物——产业化时代，商人压榨农民，农民们就只好压榨土地。

“逆我者亡，顺我者昌，这是今天农民对待土地的态度。”安金磊说。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人类对待地球的态度呢？

那时候，安金磊读庄子，读《齐民要术》、《本草纲目》，先贤的智慧让他从“道法自然”中获得了启示，那就是尊重、顺应自然规律。他认为，一个种田人不识稼穑、不知农时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农民。

而在村民们看来，安金磊是个傻蛋、“犟种”：种地不用农药、化肥、除草剂，完全摒弃了“现代化农业”的基本常识，甚至还在田里种杂草、养麻雀。

道法自然，仁济万物的躬行者

“有人说我不符合一个农民的身份，我觉得我为什么要符合一个农民的身份，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要符合自然的规律。”

2000年，安金磊承包了村子外40亩们没人肯要的荒地，开始了他的土地救赎计划，从脱毒到复耕，寒来暑往，十几度春秋。

安金磊对土地的痴迷与呵护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为了涵养地力，每年他给大地三个月的休耕期，放任野草疯长、小虫繁衍、鸟类栖息。让乡亲们感觉安金磊怪异的是，每年他都会种一大片谷子，用来招待麻雀，头一年他种了5亩谷子，看到有大量的麻雀赶来啄食，他就不收割，等着麻雀们吃，几千只的麻雀都赶到了他的田里，他妻子惊奇地喊，“全镇的麻雀都来了！”整整喂了17天，忽然，麻雀们发现了旁边棉田里的虫子，于是开始散落开捉虫，捉了几天虫，都没影了，他最后把麻雀吃剩的谷子收回来，还打了400斤。

今年他种植了13亩谷子养麻雀，在谷子7分熟时麻雀们就该来了，将有上万只，“全县的麻雀来开会”。他说现在每年秋天看到这么多麻雀赶来也不欢喜了，“他们为了这么一口食物，得飞多远的路，得多辛苦？想想看，它们平日生活的环境该是多么艰难啊！”

他每天检查土壤，经常闭上眼睛，听虫子唱歌，以此判断土地是否健康。他从来不带手机去地里，因为担心手机辐射会影响到田地里的植物和昆虫。如果有人要来拜访这片土地，他甚至会提前“给它们打个招呼”，以免打扰到它们。

而最初，为了让这片早已没有了活力的土地“死而复生”，安金磊用了中国自古有之的“多粪肥田”法（时髦说法是“有机耕种”）。他用鸡粪代替化肥，不使用转基因的种子，而是自己筛选培育；用翻耕和手拔代替除草剂（不过还要留一些以涵养水分）——40多亩地仅靠两人“人工”干下来可不是个轻松活，夫妻俩披星戴月，整日在田间劳作。别人问他累不累，他说，和土地在一起，我几乎什么心思都不动，心是不累的。

“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安金磊看来，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生物越多样这个系统才能运转更稳定。农药杀的不止是害虫，它连带破坏了整片土地的生态链。如果土地里没有蚂蚁，草籽无法被集中储存，第二年可能就会出现草荒，土地的能量会因此失衡。不用农药，“害虫”虽然不死，但“害虫”的天敌也不会死，这是自然界相生相克的法则。

“麻雀做麻雀该做的，小草做小草该做的，青蛙做青蛙该做的，我们就做我们该做的。”

他们的仁心智慧与汗水，换来了作物更优的品质与并不低的产量。更可喜的是，几年生态复耕下来，安金磊的地里不但可以见到60多种昆虫，还可以见到燕子、老鹰、喜鹊等16种鸟儿，虫语蛙鸣再次成了田间地头最美妙的乐章。而土地，也重新变得松软细腻，散发出特有的清香。

2003年大旱。6月，夫妻俩给棉花地浇水时，忽然发现在棉花地南头，那片旧车辙形成的长条形低洼地里，几千只燕子在抢着喝周边地里渗过来的积水，满满当当地落了一大片！喝饱了的燕子仍不肯离开，有的蘸着水梳洗自己的羽毛，有的在浅水边兴奋地嬉戏。这场景令他们永生难忘。

越是灾害年份，作物表现得越优越

安金磊就是要证明，没有化肥农药，也可以有农业。

安金磊首先就是多样化种植，种各种各样的作物。在地里种了玉米、花生、西红柿等七八种作物，最多的时候有13种。其次就是到处寻找老种子，就是适合华北地区种植的典型的物种，尽量找全，像谷子啊，花生啊，绿豆啊， 黍啊之类的。华北地区气候特点是春旱夏热，夏季后期雨水多，秋凉冬寒，所以这里的农作物以生长期不长，又不过多消耗灌溉水的五谷杂粮为主，像绿豆，只要70天就可以收获了。这样可以充分利用降雨和夏季光照，减少对地下水的依赖。此外，还有坚持间作套种、休耕等。然后开始实验、观察、培育。

这种种植方式还可以为鸟类等其他动物提供一个好的生存环境。农作物生长过程中不仅仅有蜜蜂传粉授粉，还有其他生物的参与，比如鸟捉虫啊、蚯蚓松土啊。其实农作物、动物、微生物等是一个共生的系统，它们共同完成了一个更大的生态圈，来维持生物之间的平衡，维持相对稳定的产量。

田间地头，到处点缀各种小花儿，以牵牛花居多

在种植这些作物时相关的互补性非常有讲究，喜光的在种植间距上要给它留有一定的空间，也不能在它旁边种高杆作物，以免挡光，比如棉花。其次，在品种搭配上也有讲究。比如棉花经常与芝麻、绿豆间种，这样更能防虫。棉蝽象吃棉铃，但在棉花旁边种上绿豆以后，棉蝽象就会去吃绿豆的叶子，不吃棉铃了，而棉蝽象吃绿豆叶子对绿豆的生长影响非常小，这样棉花和绿豆都会长得非常好。此外，如果在棉花外围种上芝麻，蚜虫不喜欢芝麻的味道，便会远远地躲开。这样通过合理的间种就可以防止病虫害。还要考虑对水的利用。比如大豆与玉米间作，大豆怕涝，玉米需水量大，这样它们就可以互补。此外如垄作栽培等，还有很多很多。

在正常年份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但在灾害年份， 比如涝、旱、低温等环境下，安金磊的作物表现会更优越。前几年华北大旱，60年不遇，别人的谷子水都浇了两次了，他的一次都没浇，还是非常正常地生长，最后亩产500斤。收割的时候有很多农机部门都来参观学习。除此之外，种的花生、玉米、大豆都从来不浇水。

自然农法的稳产不是太高，小麦一般亩产700斤， 谷子是500斤。与普通的作物相比，产量可能低一些， 但生态农业下的农作物更抗病抗旱，生命力更强，收获的粮食品级更好，营养含量更高。虽然产量低些，但收获的利益却比化肥的更高。

收回来的麦粒还要再经过晾晒！

其家，其人，其心

走进那个满目爬山虎的院子，便是安金磊的家了，谈笑有鸿儒，往来有白丁。他话不多，跟村民交谈起来略显羞涩，与文人墨客谈天论地却辩才无碍。早在2001年，就有13个清华大学博士去他的地里研习，之后去的还有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美国驻华农业参赞，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女作家等等。其他来取经的学者、农夫、向往田园生活的城市白领更是络绎不绝。

安金磊没有上过大学，他的知识全靠自学以及广泛的阅读涉猎，从儒释道经典到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的《濒临失衡的地球》，无所不有。在他的床头，就挂着一幅借笔太极图的《阴阳鱼》、一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书架醒目的位置则摆着一套《南怀瑾全集》。

安金磊相信，中国的土地、自然和中国固有的文化是结合在一起的，传统文化里的精神能更好地帮助人理解自己存在的意义和生活方式。因为不希望孩子接受“与自然脱节”的教育，他把孩子送到成都一所书院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接受“开化心智”的启蒙。他希望儿子将来还能回来种地，做一介农夫，一个比他更能通达自然的农夫。

谁能计算污染一滴水的代价？

看着大超市里应有尽有、琳琅满目的商品，人们享有着舒适便利的城市生活，但有哪位消费者想到过自己为此付出的代价呢？减少欲望。

他常年素食，他认为素食是最健康的，而且一个肉食者对自然的消耗是素食者的10倍。他常常告诉别人要吃应季、当地的食物以获得健康，节约能耗。“我平常菜里经常不放盐就生吃，也吃不多，我教育孩子吃饭喝水要想着天下还有众多的人和生灵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七分饱就够了。”

“钱在大自然里完全用不上。”现在做什么都讲效益，他说，经济效益是最末节的东西。谁能计算出污染一滴水的代价？现在土壤一年一年在恢复，生态系统在好转，这其中的价值无法用金钱来计算，更重要的是，自然的田园给了人最健康的生活。

每年秋天，他会把一部分收获的健康粮食供养到柏林寺，一部分寄送给各地的朋友；冬天他和妻子要做大量的天然棉被套，分寄给各地有自然之心的朋友分享。

“我想世界上没有农业……我们所从事的农业应该是整体的部分，必须有河流、有荒坡、有森林，有鸟的栖息带，有人的感受，我们会听花香和鸟语，有社区的群居行为。我认为真正理想的生活是相对安定而自然的，而不总是盯着股票信号，心脏就跟心电图似的那种状态。我们要知道什么音乐是最好的，懂得放松自己，懂得生命。在这种和谐安静的环境里面冒出一个念头——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安金磊，小概率事件？

安金磊可以没有社交，只与自然共存，这也是他的理想。所以他对于外部世界来说，实在是一个沉默的存在，活得非常自在。

对于农民个人来说，他的行为不具有可复制性，有多少人能像他那样———心无旁骛，视土地之外的一切几乎为不存在？这本应是一个农民的美德，我们却没有底气去这样要求农民——他们在市场体系中已经太过弱势，他们辛苦一年的利润可能远远不及各级农业中间商。

2006年国务院对粮食实施保护价收购，但调研证实：国家为此支付的巨额财政收入，只能有15％落入农民的腰包。对于今天中国的农民群体来说，对土地、对环境、对生态的特殊责任，比起改善生计、提高收入的强烈愿望，实在是一种苛求。多少年来，他们不曾享受更多的权利，却一直在相对较低的生活水平下履行农业生产的职责。

衡量任何一件事情在农村是否行得通，最直接的就一条标准———是否很快就能见到收益。安金磊这个收益花了六七年，这对一般农民来说，太长太长了。农民已经不习惯相信长远的承诺了———以前有过很多，事实证明一多半都打了水漂。

安金磊曾经特别痛惜他们村里的大树被人砍了卖钱，但对砍树的人来说，今天可能土地被开发，明天可能树木被砍伐，那么最理性的做法是什么？就是有树可砍的时候自己赶快先砍掉，卖了钱落袋为安。要不然明天就可能被其他人砍去。

所以，安金磊是绝对的小概率事件。

但他是一个挑战，挑战着一些普遍的带有社会性的理念，挑战着每个人心底习以为常的一些思维套路。农药化肥就等同于科学吗？更多地付出辛劳就等同于落后吗？轻而易举地杀光田里的虫子就等同于人定胜天吗？视草类为仇敌就等同于以人为本吗？他给出的回答，是每一个人每天都在遇到的问题：我们与自然、与世界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取舍得失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希望更多地让人们去关注他的那些挑战性的想法和做法，而不是去了解他个人生活的成败———况且是成是败，不同人的标准恐怕也大相径庭。相信有很多人会说：完全就是苦行僧嘛。这样说的人，却未必有安金磊那么快乐、过得那么有滋有味。他对于我们这个世界的意义，不在于他自己活得怎么样。

就算他无以为继，也不证明他的那些说法毫无道理。

安金磊承包的农田，和周围的其他人家的农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文章来源素材一：

《南方周末》记者徐楠采访祁胜勇

文章来源素材二：

《燕赵都市报》记者祁胜勇采访安金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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