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河故事】逊克“贴心奶奶”逐梦60年，她的梦想与这群孩子有关
1958年仲夏，刚从干岔子乡完全小学毕业的刘桂芝，按组织要求到东升村任教并担任校长。满怀希望和憧憬，她向村党支部递交了“调令”。万没想到的是，村里给她吃了“闭门羹”。
是的，当这个只有15岁，身材瘦小、稚气未脱的小女孩站在面前时，村委会一班人怎么都不信，公社会分来一个孩子当校长。
面对质疑，刘桂芝没有退缩，而是积极争取，“软磨硬泡”。用诚心感动了党支部一班人，答应她留下来试试。从此，刘桂芝开启了长达一个甲子的逐梦之旅。
一晃，61年过去了，当年的青春少女，如今已成为古稀老人。提起往昔的峥嵘岁月，当了一辈子老师的刘桂芝如数家珍、神采飞扬。
虽然被冠以“校长”的头衔，但刘桂芝清楚，这是一张有名无实的“空头支票”。东升小学的教育尚属空白。在一无所有的“白纸”上描绘蓝图极其不易。
没有教室，借用村部；没有教具，动手自制；没有学生，挨家去请；没有桌椅，学生自带。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支奇特的队伍—100多号从8岁到16岁不等的“童子军”，在一个童音未脱的小女孩的带领下，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开展学习。村部里、操场上、大树下、场院里，到处洋溢着他们的朗朗书声；小黑板、小沙堆、小树枝、烟盒纸，被他们化平常为神奇，成为简单实用的“教具”；铅笔头、粉笔头、橡皮头、针线头，都被认真地整理收藏，成为不可多得的“财富”。
白天教孩子，“夜校”教家长，深夜忙备课，经常熬通宵，这个瘦弱的小女孩，身上仿佛有使不完的劲。正是靠着这股钻劲、韧劲、心劲，她把村党支部一班人和父老乡亲们深深地感动了。她成了乡亲们眼里的“宝贝疙瘩”，每天请她吃饭、给她送饭的乡亲和孩子们数不过来，可谓“吃百家饭、教百家人”。
人世间最珍贵的莫过于生命，刘桂芝为了山村的教育，险些牺牲最宝贵的生命，而把它从死亡边缘拉回的，是她为之奉献一生的“孩子们”。
刚参加工作的那年9月，她到乡中心校开会。散会后，校长告诉她：给东升小学盖校舍的300元资金批文下来了，需要到公社办领取手续。她满怀喜悦去办手续。拿到“批文”时，已经下午4点多了。
北方的深秋，天黑得特别早。此时，她回村有两个选择—一是走大路，4公里山路至少需要1个半小时；二是走小路，1公里羊肠小道大约需要半小时，虽然可以提前1个小时，却需要趟过一片被称为“后河沟”的沼泽地。几经思考，她选择了后者。
也许是太大意了，到达中间水最深的地方时，她一脚踩空落到水里迅速陷落，周边的水大量涌来。惊惧的尖叫声中，她把军用挎包摘下、举起，身不由己地陷到泥沼中，直到水没腰围，才终于探到实底。而此时，大腿以下部位，陷在泥沼中无力自拔。她一只手死死地扳住一樽较大的“塔头”，另一只手举着挎包，实在举不动，只好把挎包放到“塔头”的制高点上。秋天的水冰凉刺骨，她默默承受着。而此时她才发现，后面，两头狼一直尾随自己。
生的希望出现在最绝望的时刻。在狼距离她不到20米时，村后的小山坡上出现了一群人影。“老师”—，一声声稚嫩的呼唤，划破山野的寂静。伴随着孩子们越来越近，狼跑远了。
孩子们跑回村里，取来干粮和水，斧子和大绳，砍树结排，一直铺到她面前，齐心协力地把她从泥沼中拽出来，放到“柳树排”上喊着号子往回拉。一直拉到村口，秋收晚归的乡亲们闻讯赶来，七手八脚地把她抬回去。
指挥着孩子们完成这一切的，是平时气她最狠的“孩子王”。她说：“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当时那种恐惧、无助和无奈，感到窒息无力时孩子们的声声呼唤，躺在柳树排上眼望漫天繁星，听着孩子们声声喊号时的幸福”。是啊，这种死而复生的经历，无论谁都会铭心刻骨，永生难忘。
病情缓和后，她和乡亲们一起，和泥筑墙、伐木建房，凡事都像小伙子一样冲在头里。赶在上冻前的一个月时间里，建好东升村“第一所小学”。此后，东升小学从茅草屋到土坯房，再到“夹杆房”、红砖瓦房。一甲子岁月，六十载时光。教师们换了一茬又一茬，唯有她，宛若一株不老的青松，扎根在这一方沃土，在这里结婚生子、教书育人，以一颗红烛之心，用三寸喉舌在三尺讲台无私奉献。她是严厉的老师，学生的知己，更是慈爱的“母亲”。如今，她教育的学生，有清华、北大的教授，有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有国企、外企高级员工，有省内知名的企业家。东升村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她的学生。有的一家四代同堂，祖父、父亲、儿子、孙子连带着他们的媳妇，都是她的学生。每逢节日，“孩子们”都会邮来礼物，送来慰问，她说：这是生命回馈给我最好的礼物。
1990年，对于48岁的刘桂芝来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她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那一刻起，她的肩上又增加了新的担子—村党支部组织委员。
“支委不是官，万事心里栓；彰显党宗旨，美名百家传”。这是村里的“土秀才”给她编的一首打油诗。的确，她这个组织委员简直就是“万金油”。无论谁家有大事小情，没有她不到场的。白天教书，晚上“断案”；既是老师，又是“法官”。人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她却偏要管人家的“私事”。说来也怪，无论谁家有事，都愿意找她“评理”；无论什么样的家务事，只要她到场，必定云开雾散；无论谁家娶亲嫁女，她都是唯一的“娶亲婆”；无论多大的事，只要她出面“振臂一呼”，乡亲们没有不响应的。村里有个叫“江子”的后生，年轻轻的得了尿毒症，恶化为肾衰竭。做透析需要手术费1.6万元，这在上世纪的80年代，是一笔“天文数字”。更何况还是一个贫困家庭呢。不得已，他的老父亲找到了刘老师。刘老师号召全村捐款，自己首先捐献500元，原计划3天捐够，殊不知第二天捐款就超过2万元。
60多年来，这样的事在她身上数不尽说不完。如果说这是威望，那么，威望的背后，是付出、是艰辛、是包容、是委曲求全、是责任与担当。
乡亲们忘不了，刚建小学时，白天学生五组循环复式授课，夜晚全村的百姓聚集在村部跟着她识字；乡亲们有感触，“大炼钢铁”时期，是她第一个把自家的铁送到队部；乡亲们都记得，上海和郑州的知青下乡进村时，是她第一个把知青请到自家，让到热炕头上，而她自己和爱人却打了半个多月的地铺，直到村里的知青点建好；乡亲们想着呢，珍宝岛冲突导致中苏关系紧张，基干民兵每晚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站岗放哨，是她把热腾腾的饺子送到岗哨上，而那时每人一年只配备7.5斤的白面；乡亲们常提起，黑龙江堤筑坝时，每村都要出义务工，是她把农校办到了大堤上……一桩桩、一件件，乡亲们都铭刻在心间。在她身上，人们看到的是无怨无悔、无私奉献的精神；人们都说，刘老师当支委，吃一家饭，管百家事，这样的党员，够格。
针对村党员队伍老龄化问题严重，她挨家挨户走访，做思想工作，逐个谈心谈话，积极争取指标，发展了20余名青年党员，使村党支部一举摘掉软弱涣散帽子，成为市级“五好党支部”；针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她提出重点改善村容村貌，号召村民在自家庭院种花种草，美化环境；起初，她的提议并未引起群众的响应，她带头干、做示范。自费购进各类花卉种子，摸索种花技术，连续多年坚持在房前屋后种植花卉数十种。夏季来临，她家门前各类花卉竞相开放，成为一道亮丽风景，引起许多外村人驻足观赏。
“头雁飞、群雁追”。在她的带动下，乡亲们家家栽花、户户种树。如今的东升村，每到夏季，红墙碧瓦、绿树掩映，百花盛开，俨然一幅的“世外桃源图”。
秋天落叶，冬天下雪，年过七旬的她，对自家门前卫生责任区，依然坚持打扫维护。她说：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认真干好每件小事，用实际行动影响更多的人。
担任支委28年来，她每年都是县、乡两级优秀党务工作者，村党支部的党建工作，成为县、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一面旗帜。她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却凭借朴素言行，为党的基层组织树立了良好形象。
一转眼，她已经在这个小山村生活了60多年，由“小刘”成为“老刘”，从人人喜爱的刘老师成为人人敬仰的“贴心奶奶”。岁月在延展，时空在变迁，唯一不变的，是她对党的无限忠诚，对父老乡亲们无比深沉的爱。
作为高龄老人，她从不给村里添负担，还主动帮助贫困家庭。对她来讲，退休与奉献，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她于2003年退休，但退休不退岗，居家不赋闲，坚持在校内外做编外义务指导教师。她看到村小学撤校后，村里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空巢老人辅导不了留守儿童，干脆在家里设置“小课堂”，像最初那样，建起一个常年累月没有假期，留守儿童永久的课堂和“乐园”。同时，主动到有留守儿童或空巢老人的家庭，了解情况，送去生活必需品，协调中心校的年轻教师，掌握留守学生在校学习状况，尽己所能提供帮助。每次扶贫捐款，她都带头资助，用爱与善诠释了人间真情。村里受过她资助的老人和儿童150余人，还帮助30多个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成功申办低保。
60多年来，她有很多机会可以离开小山村到县城工作，甚至可以改行到政府其他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大小十几次机会，都被她毅然决然的放弃了，她知道，村里的孩子们更需要自己。
面对和她同样日益变老的丈夫，她无比愧疚：“对不起，这么多年是我耽搁了你进城当官的好机会。”丈夫满怀深情地回答：“知妻莫若夫，我知道，你已经把生命融入到了这个小山村，离不开这里的山山水水，离不开这里的孩子们”。
她和丈夫为子女定下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只允许当兵和执教。她说：当兵保家卫国是男儿本色，执教哺育后人乃家国根基。如今，7个子女（四子三女）都按照父母的期盼，在本地各自的岗位上取得了骄人工作业绩。这个充满传奇的大家庭，光荣地成为守边戍边的“军人诗书世家”。
一个人，一辈子，一件事，一生情。60年的坚持坚守，坚强逐梦，她收获了与众不同的别样人生—近百本各级各类荣誉证书，是她平凡而又辉煌的一生最真实的写照。她身上浓缩着整整一代人的家国情怀，这种情怀最平凡，也最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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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朱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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