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方法】女性主义与人类学
（白志红著《女性主义与人类学》）
女性主义与人类学[1]
白志红（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年来，国内人类学界在女性与社会性别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如何继续开展以女性和社会性别为主题的研究是人类学研究者一直在深思的问题。
我们发现仅仅采用一些新词汇、新术语（主要是一些翻译过来的理论和概念）仍不足以丰富我们的认识，深化我们的思考。“我们必须要学会、要了解这个学科的世界语言，不是说讲英文或讲什么语言，而是概念的问题、思维的问题。”[2]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更新而且还要重新学习和审视我们的知识结构和积累。之所以如此这般咬文嚼字是因为“更新”（update）一词太轻而易举，容易让人联想起点击鼠标或刷屏那般轻松；而“重新学习”（re-learn）强调的是一种态度、立场、胆识和毅力，将自己的知识体系置于浴火而重生。唯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不断拓宽自己的学术视野，提高研究水平，在学术上展开与外界的平等对话和交流。正本需清源，有必要先厘清女性主义与人类学的关系及其来龙去脉。
一、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
女权/女性主义（feminism）一词源自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法国，法语fémonisme，泛指西方国家主流社会中中产阶级妇女反对性别歧视、主张男女平等的各种思潮。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创立法国第一个妇女参政会社的法国女子奥克蕾（HubertineAuclert）最先公开提出了这个词。[3]Feminism指“以消除性别歧视，结束对妇女的压迫为政治目标的社会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和文化领域的革命。”[4]
从事妇女解放运动的女性们率先使用了“feminism”一词为其政治主张冠名，中文翻译为“女权主义”一词可谓名副其实。Feminists （女权主义者）一词常常被用来指称妇女解放和妇女发展事业的倡导者。然而，美国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南茜·科特(Nancy Cott)认为，最早自称女权主义者的妇女们并不具备那个时代的典型性。[5]许多史学家对“feminism”（女权主义）也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他们也用feminists来指称那些从未以女权主义者身份自居的女性。查尔思·特尔根(CharlesTurgen)给feminists 的定义则包括那些“放弃男性特权”的男人们和“不大声张但实际上贬抑男性至高无上地位”的女人们。[6]由此可见，即使在西方，feminism和feminist的含义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同样，feminism和feminist的复杂性也体现在中文的各种译法中。二十世纪初feminism最早引入我国时也有“女性主义”、“女权主义”、“女子主义”、“妇女主义”和音译“费米涅士姆”等多种译法。最后确定的“女权主义”这个译法与我国当时的历史和政治背景有着直接的联系，既顺理成章又名副其实，并得到了各方的认可。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们认为，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争取的是参政权，选举权、继承权等一系列权利，而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需要争取的是婚姻自主权和受教育权等权力和权益。因此，一开始我国的文化精英们就意识到“女权主义”一词在中国应该有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含义和文化含义。
后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女权主义”一词渐渐被赋予了“狭隘的”、“资产阶级的”、“西方的”这类负面的、贬意的色彩；[7]于是，有人用“女权主义”一词来指称西方的feminism，而用“女性主义”指称中国的feminism。近年来，有学者认为汉语中"女权主义"有将女性视为一个整体对男性中心主义进行反叛的意味，其思想直指政治、经济、伦理道德及文化各个领域；“女性主义”代表的是作为“第二性”的先知先觉者在价值观念上对客观世界的理性认识。[8]而西方一直都是使用“feminism”这一个词。
无论feminism一词在中西方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含义如何五花八门，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女权主义”一词被妖魔化。无论是普通百姓心目中，还是在政治上、学术上，“女权主义”这个词都是一个让人恐惧的标签。普通百姓坚信倡导女权主义的人就是那些要与男性针锋相对、一味争取女性权利的女人，是那些想要压制男人的女人，是那些不要男人、仇视男人、不愿意结婚和承担家庭义务的女人。还有人将女权主义者描绘成“怪诞的光头女人”。[9]结果，“女权主义”不仅仅在男性当中，也在女性当中引起恐惧和反感。“女权主义者”常常与具有进攻性、无政府主义者联系在一起。许多女性都不愿意自称或被称为“女权主义者”。她们担心自己在别人眼里变成咄咄逼人的母夜叉，[10]或变成与端庄贤淑、窈窕妩媚、婀娜多姿的传统女性典范格格不入的铁姑娘、女强人。
在学术界，尽管“女性主义”一词又不足以体现其与政治的联系以及人权运动对学术研究的影响，为了避开“女权主义”这个词被赋予的负面色彩，许多研究者都倾向于使用“女性主义”这个词，或者是在表示强烈的政治倾向和立场时用“女权主义”，而在表示学术态度和立场时使用“女性主义”，以减少不必要的反感和可能引起的偏见。
二、女性主义与人类学
人类学中的女权/女性主义（feminism）一词是指反对男女不平等和社会性别不平等，关注社会性别关系的所有理论思潮。本书的主要思路是通过介绍妇女研究、女权主义研究以及女性主义人类学和社会性别研究中的主要理论、概念、视角、议题、理论争议、方法论和分析工具，以及这些研究所经历的发展过程和研究成果，进而探讨这些研究对男女两性的不平等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做出些什么解释，如何解释，以及这些解释在哪些方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女性、男性以及有其他社会性别属性认同的人们。
女性主义人类学是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和学术研究的产物；在学术思潮上，妇女研究、女性主义研究、社会性别研究、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和社会性别人类学研究是一脉相承，相互交融的。几代研究者经过一系列的研究和反复思考意识到：不能仅限于某个单一的概念、单一的学科或单一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社会性别，必须以多视角、多声道、多层次的方式来反思各社会文化中有关男女两性的社会性别观念是如何建构起来并得以延续的。
在人类学研究领域中，女性主义人类学愈来愈多地再现不同的声音并证明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学术地位。至于这些研究是否已经发展成为成熟并独立的分支学科，远远没有它们与人类学的交叉和融合，以及对人类学的贡献重要。更为重要的是整个研究历程；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不断揭示了不同社会文化中的社会性别规范，深化了我们对人类自身以及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形形色色的人们的认识。因此本书没有以女性主义人类学为名。
三、关于本书
本书从讨论女性主义与人类学两者之间的关系入手，展现女性主义思潮对人类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所起的作用以及对人类学学科领域的影响，说明人类学就女权主义运动、妇女和社会性别研究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所做出的解答，介绍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前沿问题、主要研究范式以及在中国研究中的运用。
本书将重点阐述人类学中以妇女、社会性别为中心的研究所涉及一些与文化相关的、由文化界定和建构的有关男人、女人，以及他们的行为（包括性行为）的基本概念。从这些概念出发，论述女性主义人类学家们如何努力再现那些表现在社会性别观念上的文化多样性，如何触及那些隐秘的，包括通常被社会主流文化所忽略甚至摈弃的或曲解的内容。
由于妇女人类学、女性主义人类学、社会性别人类学与妇女解放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的历史渊源和发展历程有着紧密的联系，本书将用许多篇幅来介绍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的立场和观点，目的在于将女性主义人类学的研究的缘起、思路和发展历程置于特定时代背景之中。历史性和阶段性的回顾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妇女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妇女人类学、女性主义人类学和社会性别人类学的发展脉络。
随着各种女性主义思潮和学术研究的发展，人类学领域中的妇女和社会性别研究也在不断地变迁与革新。最初重视研究对象的声音，强调研究者在研究中应保持中立的社会性别价值观，现在强调社会性别“差异”和“平等”这类概念已大大超出了男女两性这个狭隘的范畴，其研究的焦点也越来越明显地指向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及其对社区、弱势群体和个体（包括男人、女人和具有其他社会性别属性认同的人）带来的冲击和压力这一类现实社会问题。应当清楚的是，人类在面对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以及关乎人类自身的社会问题时，很难找到绝对完美的认知方法，这不仅仅是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困难，也是所有社会学科研究的难题。因此，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提供的视角和分析工具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不容小觑。
从几个代表人物的著作看来，研究者摈弃了普遍性的立场或只关注部分群体的偏颇，从强调男女两性差异性的立场过渡到努力模糊男女两性差异的立场，再过渡到强调人类社会性别的多样性的立场。这些过渡不仅仅是学科发展策略问题，而更是思想和理论的飞跃，并为人类学带来了新的视角、内涵、理论和方法论。不同时期的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的共同之处是：假设所有的文化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性别制度，假设所有人都有某种（或几种）社会性别认同和社会性别角色，假设所有人都处于某种社会性别关系中。研究和探讨社会性别制度，特别是揭示特定文化中的社会性别认同、社会性别角色和社会性别关系，便能够解释该社会文化的意义，揭示社会文化变迁。
此外，无论是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还是社会性别人类学研究，其研究方法都没有局限于传统人类学的方法与手段。研究者采用多元、多学科的理论框架，越来越多地运用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形式和手段，来研究社会性别、社会性别差异、平等这些不断在扩展的概念，使研究范畴和方法越来越广泛，并愈来愈具有包容性。其研究者大多具有社会学、人类学、历史、人口学等人文学科背景。面对纷繁的文化现实，研究者都以剖析社会文化为己任，对原有的理论和既定的社会性别制度进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颠覆。许多妇女研究中心都被社会性别研究中心取代，但也有的院校仍然坚持以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中心为名，以便继续为一直处于弱势和边缘的众多女性争取权力和权益。
必须说明的是，妇女研究、女性主义研究、社会性别研究、女性主义人类学和社会性别人类学不是一个单线性的学术学科发展轨迹，也非时间顺序上简单的先后排列。这些研究关注的内容都是相同的，即社会性别观念、社会性别差异和社会性别平等问题，而且都是以社会性别这个不断变化和扩大的概念为主线。研究者努力以公平、关怀的理想开展研究，力求改善人类社会中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面对缤纷复杂的社会性别认同，他们基本上都不（再）强求统一的普遍理论，而以分散的，局部的、地方性的知识和理论代之。虽然这些研究打破了科系的藩篱，涵盖了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并表达了对人类福祉的终极关怀，但由于无法量化、难以符合传统学术领域的成规，同时又因为试图颠覆男权话语以及所谓的“科学”体系，女性主义人类学和社会性别人类学在很多情况下很难被主流认同。
其实，无论是社会性别研究，还是女性主义研究、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社会性别人类学研究，其目的只有一个：即探寻什么是较合理平衡的社会性别关系及如何实现这种平衡。当前西方女性主义人类学家们不断拓展其研究视野和范围，努力克服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非西方国家的研究者们在建构学科的同时努力将西方女性主义人类学的理论和各种后现代思潮本土化，努力探讨跨文化视角下对女性及社会性别的多种内涵和意义的理解，突破西方的理论局限性。
本书的另一个目的是借鉴西方的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成果，以跨文化的视角认识不断发展变化中的社会性别观念、社会性别差异和社会性别平等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内在含义。西方在这方面的研究走在了我们的前面，社会性别的研究在英语地区的研究成果大大多于其他地区，实际上即使是在英语地区内部研究也存在不平衡，美国的研究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其他任何地区。[11]纵观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发展可以看到，我们的学术前辈们从来都不是简单地重复、照搬西方的理论，而是在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下不断地自我认识和艰苦探索。[12]
中国的女性主义人类学也不必完全追寻西方女性主义人类学的足迹，探求与西方相同的尺度。以西方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研究理论为基础，并不是为了复述西方的理论框架和模式。而是尽量把它当作一个事实、一种存在、或一个文本来叙述和评议；在力图深入分析西方女性主义人类学者和社会性别研究先锋的著作和文章的同时，有意识地观察、探讨中国人类学家、发展工作者和其他研究者是如何在研究中展现其社会性别视角、如何分析中国社会中的社会性别关系，以求达到一种历时的、动态的理解和认识。只有事先清楚地、正确地认识西方的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才能谈得上将之本土化。
本书并没有使用“女性人类学”为题。这是因为单单使用“女性”一词来限定“人类学”暗含本质主义倾向，况且在大众的思维中“女性”有与“男性”对立之势。这种二元对立是绝大多数女性主义倡导者和学者力图避免的。
同样，本书也没有采用“社会性别人类学”为题，首先是因为“社会性别”是一个女性主义运动和理论研究在原有意义的基础上被不断赋予新内容的概念。社会性别这个涉及人类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整体性范畴同时也是一个开放性的范畴，而不是终结的概念。社会性别人类学研究尚处于发展之中，它将人类学的视野、方法论，以及女性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做了进一步的延伸和扩展；这种延展并没有断裂，女性主义人类学和社会性别人类学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性别人类学的研究内容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多方位变化着的。社会性别人类学的出现并没有昭示着女性主义人类学的结束，而是对女性主义人类学的终极目标和形式的进一步探求，也是对妇女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和人类学研究进行的重新理解和思考。
其次，如果使用“社会性别人类学”为题还会导致回避或淡化女权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的决定性贡献，从而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性别人类学是整个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的产物而不是替代物。如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一样，社会性别人类学的研究是建立在以往的研究基础上，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能够超越更不能抛弃以往的研究。社会性别人类学以及将社会性别纳入分析的人类学研究在其思想、理论和方法论方面赋予了人类学和女性主义研究极大的灵活性和生命力，但却未构成真正有别于女性主义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论。
正是有了传统人类学、妇女研究和女性主义研究做基础，女性主义人类学和社会性别人类学才能够在漫无边际的学术研究领域中呈现出一个新轮廓，显示出自身的新的内涵和特质，并因此丰富了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理论和分析路径。无论是在哪一个时期，尽管研究的重点和风格不同，但以社会性别为视角的人类学研究都重视社会性别的政治意义和社会含义，关注男性中心主义话语下女性的命运，关注特定时代的重大社会问题；在政治层面和个人的层面上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倾向。
在本书的行文中，出于叙述上的方便笔者粗略地把不具备社会性别视角、没有社会性别分析的人类学研究称为早期人类学或传统人类学研究。这种简单的分类与研究者的国别、民族、研究对象、时间、地点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顾及研究者的学术理论倾向或立场，而只重视研究成果中是否体现社会性别的视角和社会性别分析。
笔者将不同时期、不同性别的具有女性主义人类学理论倾向或涉及社会性别研究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作品都纳入本书的归纳与分析之中。书中评析的著作并非完全出自女性主义人类学家之手，有的甚至不是人类学家的著作[13]。但是，这些研究在理念、研究主题、理论取向和方法上具有社会性别视角，或以社会性别为研究主题，或进行社会性别分析；其研究资料也涉及女权主义运动发展以来的各个时期、各个方面。这些研究并没有在宣扬某种教条，而是表现出一种坚定的认识：即认为人类学研究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男性中心主义和女性中心主义，实现不带社会性别偏见的研究。
本书提到的一些著作（包括女性主义人类学著作）也与研究者的性别无关。女性人类学家并不一定具备女性主义观点和立场，不一定具备社会性别视角和进行社会性别分析，也不一定写出女性主义人类学的作品；研究者不一定非要成为女性主义者或人类学家才具备社会性别视角和社会性别分析的能力。同样，不是所有的涉及女性的人类学研究都是女性主义人类学成果。而一些非人类学研究者们愈来愈关注社会性别，也或多或少会体现出女性主义人类学的观点。所以，本书充分利用那些能够从社会性别角度来解释或说明女性主义人类学的人类学、民族志、史学资料等，所用资料不仅仅来自北美和欧洲，还来自中国、东南亚、非洲，分析这些著作中所反映（以及没有反映）出来的社会性别意识、社会性别观念和社会性别视角。
人类学是一门既重视田野调查又重视理论反思和历史积淀的学科，针对妇女和社会性别研究这个部分在理论探索和妇女工作和发展工作中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而且，因为学科本身充满了矛盾和自我否定，给笔者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和挑战，深切体会到在动态中寻求相对稳定的状况下定论的困难。在不断认识西方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过程中的不完整性、困境和矛盾后，本书想从“他山”取一块不起眼的小“石”，为雕琢中国人类学研究这块美“玉”尽一份绵薄之力。这是个艰难的过程，既需要对西方理论研究和实践有广泛的了解和认识，又要谙熟国内的研究和应用成果。独坐寒窗数载，其中的艰辛和苦闷实在难以言表。
本书的意义决不限于呼吁男女两性之间的平等或社会性别平等，而是指向一种新的公平，一种平衡的研究取向和公平的社会风气和学术氛围，让女性（包括女性主义本身）在文化上和学术上得到真正的解放。通过再现男女两性和那些有其他的社会性别属性认同者的经验和体验，让人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及其他独立的、平等的个体，消除社会性别不平等以及各种社会不平等。
本书将理论探讨置于中外学者的研究实践和田野调查资料中，是一部研究型的学术著作。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来源，包括妇女解放运动与女权主义运动、女性主义理论流派、人类学有关社会性别研究和女性主义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尤其是人类学中的社会性别研究内容，以便消除一些常见的误会和对基本概念的歪曲。本书的第二部分主要关注研究实践及理论突破；先介绍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的先驱们及理论发展脉络，然后探讨女性主义人类学者如何反思早期人类学研究中女性的在场与缺席，如何通过跨文化妇女的地位研究批判二元对立理论，如何扩展亲属关系和婚姻家庭的研究，如何探讨能动性和主体性这些人类学研究中的终极哲学思考和人文关怀。
此外，第二部分还介绍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如何探讨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和挑战。第三部分介绍国内民族志资料和研究成果来展现过去的30余年里的“本土化”研究实践和社会实践，展现国内研究者如何运用、反思妇女研究、社会性别研究和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方向。本书在介绍理论研究动态的同时，也将一些发展工作和扶贫工作的实际经验展现给读者，力图做到既注重理论又注重实践，引起读者对妇女研究、社会性别研究和人类学理论的思考和重视。本书既适合人类学、民族学、妇女学、社会学、社会工作等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使用，也适合发展研究者、政策制定者、NGO实践者、以及致力于农村女性发展和扶贫项目的工作人员阅读。
女性主义固然充满了政治和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大多数女性、女性主义研究者和女权主义倡导者所争取的并不是作为女人去行动、去主宰谁，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在生活、学习、工作中自由自在地发挥每个人的能力，并能够无拘无束地思考、憧憬未来。笔者希望通过本书，与更多的有识之士努力创造无数发展的空间给更多男人、女人及有不同社会性别认同的人们。
[1]本文是在2014年出版的《女性主义与人类学》（知识产权出版社）的《绪论》（1-11页）基础上修改完成的。
[2]乔健教授人类学高级论坛发言（2012年）。
[3] (法)比尔基埃(Burguiere, A)等主编：《第一卷：遥远的世界 古老的世界》，《家庭史》下册；袁树仁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158页。
[4] Roger N. Lacaster & Micaela di Leonardo (eds) (1997): The Gender Sexuality Reader: Culture,History,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也见肖巍：《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3页。
[5]克莱尔·茉斯：《‘女性主义’之源起》载李小江等主编《批判与重建》P278－290，三联书店，北京：2000年版。
[6]克莱尔·茉斯：《‘女性主义’之源起》载李小江等主编《批判与重建》P278－290，三联书店，北京：2000年版。
[7]王政追溯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在欧洲的斗争，分析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是最早把女性主义界定为“资产阶级狭隘的女权主义”。那时，作为第一国际中的一分子，中国共产党如是说，只是增加了“西方的”。中国共产党把那些非共产党组织的妇女运动都叫做“女权运动”或“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运动”。向警予在文章中写道：“凡是不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的，就是资产阶级的女权运动；如果参加的，就不是了。”（详见蔡一平王政杜芳琴主编：《赋历史研究以社会性别》1999年8月，天津（妇女史学科建设首届读书研讨班专辑），262－263页）
[8]阎纯德：《论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道路》载彭庆生 主编《中华文化论丛》 307－24页，中国文学出版社，河北：1998年版。
[9]与云南省社科院赵捷研究员个人交流。
[10]即使在西方，这种担心也很常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feminism这个词也鲜为人知，在早期女权主义运动中也并没有起决定性作用。问题是，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一些反对男女不平等和社会性别不平等的人在提倡妇女权利的同时拒绝“女性主义者”这个标签。
[11]梅里•E•威斯纳－汉克斯：《历史中的性别》，何开松译，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13页。
[12]参见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1903-1949》上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55－60页；79－101页；123－160页。
[13]有的人类学家不愿意把自己贴上女性主义的标签，甚至不愿意公开宣布自己是人类学家（与个别学者的个人交流）
（本文系《人类学之滇》约稿，图文由作者提供）
主编：何明
值班编辑：冯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