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方法】何明 、吴晓：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基础及其特质
（本文作者之一：何明）
本文来源于《学术探索》 2005年03期，作者何明（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吴晓（湖南省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学科意义上的艺术人类学是美学和人类学两学科间相互影响、相互对话的交叉整合而成的学科。美学发展史上的人本主义美学和科学主义美学的对立和融合的发展特征，为人类学介入艺术研究以及与美学发生关联得以整合无不提供了转型性的契机。美学和人类学以其自身特定的相互青睐的发展轨迹，从而得以可能在这种契机理论平台上整合出新的学科即艺术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就这样以美学和人类学作为学科基础，通过学科对话和交融进行新的整合而成的，以另样的学科视域表现出了异样的学科特质。
一、契机：人本主义美学与科学主义美学的对立和融合
纵览世界现代美学，是以反对古典理性主义美学为起点、以现代人本主义美学与科学主义美学对峙更迭为始终的演化历程。
在西方古典美学发展史上，理性主义和思辨方法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认为艺术是理念“摹本的摹本”或“影子的影子”，从而奠定了理性主义美学思想基础。亚里士多德用“四因”说(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解释美和艺术，提出了著名的“摹仿”说。其《诗学》充满了严密的演绎推理，开创了西方美学的思辨方法的先河。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理性主义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夸大理性和思辨在认识中的作用，极力推崇甚至绝对化演绎法，贬低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地位，以此为基础解释美和艺术，运用“形而上”的思辨构建思想体系。而将这种学术或理论取向推向顶端的人物便是声名显赫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黑格尔运用其绝对理念的哲学体系解释美和艺术，提出了著名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论断，演绎推导出逻辑严密、语言晦涩的美学体系。唯理与思辨，可以说是黑格尔美学最突出的两大特征。
（亚里士多德《诗学》）
现代西方美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一样是在突破理性主义和“形而上”的思辨模式之上形成与演变的。现代西方美学在批判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美学的过程中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众多美学流派，但仔细辨析其核心思想倾向和主导研究方法，这些纷繁的美学流派大体可归入人本主义(非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两大阵营。直觉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现象学、符号学、解释学等美学可归入人本主义思潮，其共同特征是反对理性决定审美和艺术的理论，突出主体尤其是审美主体的情感、想像、感觉等心理体验在审美和艺术中的地位，重点研究艺术和审美中的非理性因素；逻辑实证主义、自然主义、形式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分析学、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等美学可归入科学主义思潮，其基本特征是反对运用逻辑演绎的方法研究审美和艺术，强调对具体的艺术问题和审美经验做出实证性归纳分析。尽管这两大思潮之间在理论和方法取向上形成长期对峙状态，然而在理论取向和研究方法上也存在着一些相同或相近之处，如在研究的出发点上，都反对从概念、理论模式出发的模式，回避甚至拒绝对美的本质等思辨性问题的回答，强调从艺术实践和审美经验出发，对有关艺术和审美经验的具体问题做出解释或回答。此外，两大思潮之间在各个时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互交融、渗透和综合的倾向。
现代美学寻求回答或解释有关艺术和审美经验具体问题的学术目标，为人类学介入艺术和审美问题研究提供了有利契机。自19世纪末，人类学与许多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一样开始了从理性向实证的转向。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和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是完成从古典人类学向现代人类学转向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的学术理念和学术实践，标志着现代人类学学科命名仪式的完成，也正是得益于他们开创和奠定的学术范式，人类学才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学术品性，才形成了与其他众多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完全不同的学术取向和规范。这就是从抽象玄思转向实际求证，从“摇椅”走向“田野”，放弃既往知识界在“纯思”的抽象理论天空翱翔的癖好，从而面向琐碎具体而充满灵动之美的世俗生活，遵循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整体观理念，关注特定时空的文化群体，强调参与观察和设身处地的文化体验，通过这种文化对话和文化相遇，最后以民族志的文化书写方式进行学术表达，以观察—体验—追问—反思的提问方式进行思想观点或者理论框架的归纳提炼和构建。正是如此，从而一旦人类学介入艺术问题及审美经验的研究，实质就意味着它找到了学科理念得以付诸实践的具体路径，能够充分发挥该学科的擅长之处，即对具体文化事项的观察、体验、描述、分析或解释。人类学对艺术关注的这种取向，若置于整个人文、社科发展思潮中来考察的话，它既符合人本主义美学反对理性至上、从概念出发而回归人和审美主体及其经验的学术取向，又符合科学主义美学反对“形而上”的理论演绎模式而追求“形而下”的分析具体艺术问题和审美经验的旨趣。
这种学术取向和旨趣的符合，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消解了人本主义美学和科学主义美学长久以来的对立。具体而言，人类学对艺术关注而形成的研究模式，从学理和实践层面上有效兼容了人本主义美学和科学主义美学的学术取向，这两者间的兼容为学科视域的刷新和升级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人类学对艺术关注而形成的研究模式就有可能升华为艺术人类学学科。
二、升华：美学与人类学的整合
人本主义美学和科学主义美学的有效兼容还仅仅是一种外在的条件，对于艺术人类学的形成来说，更重要的是它所赖以产生的母体学科，即美学和人类学的学科内部要能够发生相互的吸引和基因组合。
美学向人类学的转向，一方面是新语境中学科整合的必然，到了20世纪以后，原来独立发展的学科之间需要进行学科视野和方法的互补整合，以克服和超越独立发展模式日渐暴露出对于时代的不适应症，所谓跨学科、整合学科已经成为20世纪以来学科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学自身的内在需要而进行人类学转向，而以探究人类文化的本源为重要使命，以追求“人类历史的还原”和“文化原理的发现”为终极目标的文化人类学，以它特殊的现代学科品格，在研究对象、方法和理念上，恰好能够切合美学的发展需要；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类学介入艺术研究的学术模式，已经为美学内部冲突和对立的化解做出了学理实践，美学要在新时代表现出灵活的现实阐释力，有必要进行人类学的转向。
美学的人类学转向之所以可能的首要原因是美学和人类学两学科间本来就存在着天然的相互联系。美学与人类学的相互联系有着漫长的历史。尤其是在人类学产生以前，许多美学著作几乎同时就是人类学著作。如提出“诗性思维”概念的重要美学著作《新科学》(1725年)。德国古典美学创始人康德从形而上层面对人做出哲学的理解，实质是与后来的人类学的基本理念和学科目标是一致的，即对人做出理解。黑格尔所着重论述的主体与对象(人与环境)的关系，实质也是人类学非常关注的问题。由此可见，美学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过人类学的产生。在人类学学科产生的19世纪，欧洲学者在美学领域发展了一种反启蒙的浪漫主义立场，为了对抗理性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浪漫主义者诉诸地方性知识和民族性的感性主义传统，并认为这种传统保存于无文字群体的民众的口头文本之中，应该要回到乡间去寻回这种正在消失的传统并书写到文学中去。这种张扬浪漫主义的美学主张，要求回到乡间、深入民众生活，这种实证方法深刻影响了19世纪诸多学科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这种实证方法与人类学的旨趣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谋而合。20世纪的美学与人类学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两者的关系由单向影响变成了互动影响。从事美学或者人类学研究的学者，有时很难对其做出学科上的归纳。如美学界弗莱的原型理论，很大程度上是以人类学作为基础的，同时，其原型理论对人类学也有很大的借鉴作用。此外，美学与人类学最明显的互动莫过于结构主义在两个学科中的表现了。
美学的人类学转向之所以可能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人类学的学科开放性为其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作为一门全面研究人及其文化的人类学，文化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核心对象。何为文化?在人类学视野中，“文化，就其在民族志中的广义而论，是个复杂的整体，它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及习惯。”（泰勒）在这里，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作为人类学研究对象的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艺术”。“艺术”自泰勒时代起，就已经作为一个重要方面纳入人类学的研究视野中了，并且，在艺术研究方面，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泰勒依据大量的人类学资料，对人类的心灵意识观念进行了综合全面的研究，从人对自我与自然关系认识的角度生动阐述了人类的意识产生过程，包括人类的艺术、审美观念的各方面也都有涉及。在《原始文化》之后的另一部人类学经典之作《金枝》(1890年)，更是以丰富形象的资料探讨了早期人类生活中各方面的起源、演进及传播。这些人类学经典作品有关早期人类意识观念产生、演进的论述对“美学”研究产生震撼性启发。人类学自学科产生起就已经开始对艺术进行研究，艺术是人类学与生俱来的一个观照对象。特别是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大量欧洲旧石器时代的雕刻、壁画等远古艺术的陆续发现，人们尤其是人类学家对美洲、欧洲等地现存原始艺术的研究逐渐兴盛起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他于1926年出版的《原始艺术》被视为人类学系统研究原始人的艺术和审美活动的经典之作。人类学传入中国后，同样也非常重视对艺术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开创者蔡元培曾撰写过《美术的起源》等文章。人类学家凌纯声，在《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和《畲民图腾文化研究》等著作中，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民间文化艺术并做出了精彩的论述；林惠祥在《文化人类学》中，专列章节讨论原始艺术问题，对原始人的人体装饰、器物装饰、音乐舞蹈和诗歌作了详尽的分析；岑家梧的《史前艺术史》、《图腾艺术史》和《中国艺术论集》，已经成为中国早期人类学家研究初民艺术的典范之作。20世纪80年代中国美学界随“美学热”而兴起的原始艺术研究，实质主要就是利用人类学资料和方法进行的美学研究，也可以看作美学和人类学进行学科联盟的试验。
（人类学经典之作《金枝》）
美学对人类学素材引用的早期表述传统，似乎成了美学有朝一日要进行人类学转向的隐喻，而美学与人类学相互影响的关系，正好为人类学接纳美学作了哲学和美学方面的准备。人类学对艺术研究的历史积累，为美学的人类学转向做好了人类学方面的准备，提供了充分可资借鉴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模式。美学和人类学共同关注于对人的理解，有着天然一致的学科旨趣，共同关注于人类的各种艺术，有着共同的学科对象，这样的共同属性为美学的人类学转向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平台，也是学科内部发展的素质要求和可能。就中国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原始艺术研究，吸取人类学和美学的学科优势，在实践模式和理论建构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可资借鉴的经验，一方面为美的本质的探寻提供了实质性的启发，另一方面为有朝一日取得新的学科命名作了必要而充分的探索性铺设。如此一来，只要时机一到，学科命名便水到渠成，一呼即出：艺术人类学。
三、特质：在整合中凸显和超越
显而易见，作为整合而成的艺术人类学，一方面是美学进行人类学转向的结果，是美学发展过程中进行学科转向、视野变更和路径调整的策略之一。这似乎先天性地赋予了艺术人类学和美学具有学科联袂、派生关系的特征。在当时的历史处境中，艺术人类学确实肩负着美学重要的学科使命，它在获得自身独立品格的同时，还要对美学的发展起到一种转换视角和超越困境的策略功能，它要通过对具体艺术样式的人类学研究，来不同程度地推进美学的进展，至少，艺术人类学为美学的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冲突化解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从学科研究对象而言，艺术人类学关注的核心是人类的艺术现象和艺术活动，而艺术现象和艺术活动所体现出来的人类审美经验，恰恰也是美学所关注的焦点。由此而言，它与美学在研究对象上有着共同的关注焦点。所以，无论是从学科产生背景来说，还是从学科研究对象与目标来说，艺术人类学确实具有很大的美学学科色彩。所以，20世纪80年代，艺术人类学即使在西方真正开始兴起时，也都是具有鲜明美学色彩的。比如罗伯特·莱顿的《艺术人类学》，沃尔夫冈·伊塞尔的《走向文学人类学》，哈彻的《作为文化的艺术：艺术人类学导论》，布洛克的《原始艺术美学》，安东尼·泰特罗的《本文人类学》等著作。它们都是基于美学立场上来对艺术进行研究，只是在研究的路数上按照人类学的方式而已，所以，在美学立场上看来，这都是艺术人类学走向成熟的标志。这种情况在中国也是如此，中国学界一批有志于艺术人类学的中青年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成立了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这当然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进展，然而，他们的研究旨趣主要是美学研究，真正从人类学学科立场出发进行艺术研究的似乎还很少。中国的艺术人类学研究的美学化，是有着深刻历史原因的。一方面艺术人类学是美学学科进行自身困境超越的一种策略结果，艺术人类学的确是从美学转向过来的一门交叉学科，不可避免地具有美学的血液和基因，因而，美学化是学科惯性使然；另一方面，目前从事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大部分是美学研究出身的，因而，美学化是学者本身的学历惯性使然。也正是如此，艺术人类学才能够不断为美学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不同的刺激和兴奋从而得到美学研究者的青睐。
然而，艺术人类学的学科特质并非仅仅停留在美学层面，人类学从另一个维度更加鲜明地昭示了其开放、灵活的学科特质。毫无疑问，艺术人类学是从人类学视角对艺术做出关照和把握的学科。艺术人类学常把艺术当作一套象征符号体系来对待，所以，对艺术的理解，就成了对艺术符号的象征含义和文化意义的解读，这是现代艺术人类学的焦点问题。为此，艺术人类学研究的首要问题便是诠释艺术符号得以存在的文化生态，也就是对艺术符号的外显媒介和载体进行通透的把握，实际上也就是对艺术赖以存在的特定群体的生活进行整体性的观照。通过透视艺术符号的文化生态特征，方能进入到艺术本身去探究其所包含的内隐的文化价值和潜在意义，才能富有体验性地准确理解艺术的符号意义，而不至于发生理解不透或理解过剩这样的误读行为，最终才能以艺术符号作为切入点达到对特定群体的理解，即由理解艺术到理解人。也就是说，艺术人类学不仅仅对艺术做出理解，它更多地是寻求和把握艺术存在的整体文化格局，深入透析生活与艺术的互动关系，揭示艺术何以产生、何以发展和演变的人类学根据。艺术符号生活群体，这是艺术人类学在研究路径上表现出的学科特质。
艺术人类学在操作方法上表现出来的学科特质便是从人类学中整合而来的民族志方法。民族志方法“主要是一种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研究方法，研究者尽可能的进入到某个特定群体文化中，并从当地人内部的视角提供有关意义与行为的解释”。该方法的一个重要理念便是文化整体观，即“对某一文化进行全貌性的深入研究”，实际就是强调文化的相关性、联系性，即使是对某一单个文化现象进行研究，也得综合关注这一单个现象与其他众多现象呈现出来的整体特征。因而，艺术人类学便时刻以整体观的视角把握艺术现象，“旨在通过最细致的观察，提供有关某一生活方式的全面图景。”民族志方法的精髓是参与观察，这就能够确保研究者获得深刻的文化体验感，从而尽可能地避免研究者主观意志的干涉。参与观察所获得的共同体验，在艺术人类学研究中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连一种最起码的文化体验都没有，那艺术特征、艺术功能等话题从何谈起呢?美、艺术之类的文化现象，更多地是与人们的感性、情感生活密切相连的，从而也就要求研究者更多地从主位出发，在对文化做出深描的基础上，以设身处地的姿势、同样的审美体验进入艺术的空间，从而才能对艺术作出富有体验性的共鸣理解。这样，才能真正领会到艺术与美这样一些抽象的概念所具有的精彩韵味，也才能理解它们是如何形象生动地展现于特定群体的生活中。
艺术人类学以美学和艺术哲学的理论思辨作为潜在资源，以人类学的田野实证作为具体路径，以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和求实的参与观察方法彰显其自身的敏锐现实介入力和问题阐释力，它所具有的灵活性、开放性与包容性，是美学或者人类学都无法企及的，这正是艺术人类学异样的视域超越性特质之所在。
本文图片由“人类学之滇”整合于网络。
主编：何明
值班编辑：冯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