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方法】十五年后的多点民族志研究

本文来源于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总第70期），作者：乔治·马库斯（GeorgeE Marcus），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民族志研究中心主任，人类学教授。译者：满珂，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性别研究/人类学博士。

2005年，我从莱斯大学调任加利福利亚大学。我在前者工作多年，上个世纪80年代，那里形成了对人类学民族志调查的富有影响力的批评（这体现在我同詹姆斯·克里福德（James Clifford）合编的《写文化》一书以及与迈克尔·费彻尔（Michael Fischer）合作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书中）。在搬迁后紧张的整理工作中，我偶然发现了一个箱子，里面装着40个笔记本，都写得密密麻麻的，这是1972-1974年间我在汤加共和国（西波利尼西亚的一个岛国）首次做田野时的个人档案。浏览这些材料，使我心情愉悦，仿佛是在访问过去、先前的自己。那时我的工作忠实于马林诺斯基的方法———这种梦幻般的民族志方法标志着20世纪早期现代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诞生———和60、70年代，格尔茨著作中对这些方法引人入胜的、具有影响力的重述。在对卡瓦仪式、亲属关系、土地所有制、首领与平民的交换和19世纪早期“改革者”———汤加基督教徒的研究中，我决定关注一个与自身完全不同的世界中的文化差异和独特逻辑。我的破旧的、蚊迹斑斑的笔记本中的记录就如同马林诺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岛的调查和格尔茨对爪哇的记述，它们增加了世界人民的民族志文献，用格尔茨的话来说，就是力图“发现他们的想法和关注点”，这是格尔茨在谈及人类学的目的是通过土著的观点来解释他者文化中的意义时的言论，也是为了要理解其他生活方式的独特的内部逻辑。但仅仅过了30年，当今世界，就很少有人类学家愿意为了探寻文化差异的单纯目的而进行民族志研究了。

实际上，70年代在汤加的村落中生活的时候，我已经充分意识到：由于空前的移民潮，汤加社会正在被“去中心化”甚至“国际化”。无论就人口、财富还是文化活力和创造而言，夏威夷、墨尔本、奥克兰、斐济和北加利福尼亚的大型汤加社区都使得他们在家乡（一个典型的西方民族国家，也是共和国）的穷亲戚们相形见绌。当然，那时移民研究的成果很多，但都局限在冷战发展研究的框架内。当时，在人类学对全球化进行广泛讨论和理论化之前，确实没有可用的概念和方法去理解这种弥散中的文化的变化。因此，由于身处其独特的村落地方文化中，我那时用于汤加的研究方法是有价值的，并且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然而，变迁和社会动态同时存在，这一点是作为小岛国首领的汤加国王所不能控制的。汤加社会文化的国际化甚至成为一个更大论题的适当的微观个案研究，这个论题是动态的全球化进程带给民族国家主权和角色的。

作为首次民族志研究和职业过渡礼仪的总结，我利用已有的材料以新形式写了一篇关于汤加文化国际化和所谓汤加要素（如亲属关系、岛屿、现代微型民族国家）重置的文章（Marcus1980）。现在，这些当然都是全球化变迁探讨的主题，大多可溯源于移民研究（后者在发展研究的范式下，曾经展开了大量的调查），但也与引人入胜的新研究领域如信息技术、生物科学、国际金融和环境主义的兴起有关。

离开汤加后，在多年从事其他研究项目的过程中，我继续对人文学科的民族志调查实践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最为重视那些通过集中的、关系亲密的联合调查获得的非常规知识。而且，作为一种标志性的方法，马林诺斯基式的研究依然强有力地存在着并潜移默化到每一个实习人类学家心中。同时，我关心的是：如果田野作业研究需要对现实的全球化环境和冷战后有关全球化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水平在学术、政策、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等范围内得以全面提高）做出反应，这种地方合作调查的亲密关系在设计和实施田野作业的新型环境中是否行得通？

我对后来我称为“多点民族志”（Marcus1986）的关注在20世纪80年代的《写文化》（Clifford and Marcus1986）对民族志的批判中已经有所体现，并且在一个如今回想起来似乎是“跨学科热”的时期被纳入到更广范围的人类学中，集中研究当前文化的形式和本质，同时为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思想运动所驱使，关心现实全球化的世界。20世纪80年代，已有的研究实践出现断裂、被取代，全新、综合性的替换范式还没有形成。人类学家像过去一样对文化差异充满兴趣，但世纪之交以后，与其他许多人相同，他们也对当代变迁兴趣盎然，不仅给予历史、文化模式以应有的尊重，而且痴迷于分散、变幻莫测的事物，这些事物较目前明确的认识更令人期盼，并且出乎意料。实际上，考察存在的暂时性（并且在此暂时性中进行研究）、预测未知事物，已经胜过马林诺斯基式的对永恒的或历史上已知的地域和景象的静态研究，从而成为人类学普遍的、确定的研究模式。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众多延续至今的有关全球化的研究建议和设计中，我提出了多点民族志———它看似从方法论角度强调坚持民族志的强烈地方性视野，同时又担心这能否维持下去———，贡献于有关“什么是全球化”的讨论（Marcus1995）。虽然在当代社会，致力于马林诺斯基或者格尔茨式的民族志研究经验也许已经没有前途了，因为他们各自都已受到全面批评；并且，人们认为，至少其观点的原初精神，很难实际推行到任何地方。但是，大部分人类学研究正处于前述的十字路口。

早期对多点民族志的理解只是认为它与民族志调查点的移动（movement）和流动性（mobility）有关———强调对全球化变化所引起的新关系和程序变更的经验研究，这当然没有错。事实上，现有的变化中的移民研究是转型中的多点民族志的方便的样本，但是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后者还包括其他创新性的观点，如关注什么、如何关注和如何追踪过程。然而，多点民族志的建议或者判断却引起了人类学家的焦虑，他们认为这个过程会使民族志变得“单薄”，导致田野作业深度（这保证了人类学研究和知识的独特性）的消失。

但是，我自己的兴趣却不同。继汤加的研究之后，通过对民族志写作的批评和其后参与有关全球化本质的讨论，以及探寻人们如何能够继续开展有关地方情境和文化的民族志调查，我更关注马林诺斯基式田野作业环境的变化。与多点相比，我对增加田野工作调查点以追踪（发展）过程的问题更感兴趣———首先在这儿，之后在那儿，然后又到那儿，等等———但是较此更感兴趣的是在特定调查点中敏感性和强度的变化等问题，毫无疑问，它们将借助前一个调查点中出现的问题把研究者带向其他的调查点。这较少涉及表面化的田野中的移动，而是要反思当前全球化时代，在集中的马林诺斯基式人类学图景中，什么才是关键。它包括对这一经典人类学知识生产图景的反思及其对民族志发展趋向的启示。于是，我所关心的是田野作业的深度和关系核心如何能够在活动（如传统人类学研究主体的弥散、流动和扩散）的文化现实中保留下来。因此，民族志研究会要求集中研究文化构成和过程的部分内容，但是这些部分本身就是多点的，并且在其对相关实践领域的倾向中表现出反思性，所以，简单地就人类学家在田野中的经历而言，可以这么说，正是与研究主体之间形成的“契约”将他们推向深刻影响其观察到的地方生活的其他环境中发生的事情。今天，所有的主体实际上都是其自身环境中反思性的民族志学者，一方面，对其他未知世界的想象决定了他们日常生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用人类学家青安娜的话来说（Tsing2004），他们致力于一些活动，这些活动可以增加他们认为指导其日常生活的情境的范围（scale），而传统的人类学家调查目的也是如此。这种类同和认同创造了新的工作关系，基于此，现代的民族志得以建立。这就是全球化变迁对经典的深度民族志的有效影响。

我想用剩下的时间进一步谈谈田野作业际遇中强度的变化，我相信，这能够说明：过去30年，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已经从纯粹的地方化文化差异发生了显著的转向。我想通过考察田野作业的两个主要特点———工作、形成田野作业图景的坚定的合作，以及把对想象力的理解和其结果当作是民族志的主要研究对象来描述今日田野作业的图景。

民族志合作的本质变化

从一开始起，合作就是田野作业方法的内在特质，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有关方法和民族志学术作品的标准和形式的正式讨论中，它都没有得到正名（参见Lassiter2005）。民族志学者要和访谈对象建立起亲密关系（一个有关方法的专业词汇，意思是：关系亲密，结成朋友以使人类学家的调查顺利进行）。当然，在民俗学专业中，合作关系也是田野故事的核心和田野作业的浪漫动力。但是，研究从来都不是依据合作的假设设计的，合作也只不过被看作是有助于为权威框架和项目（这才是每个研究者以职业的名义所合理追求的）获取资料而已。

通过批判性地考察民族志的写作方法，包括它们如何从田野作业中被整理出来，20世纪80年代的写文化批评最终厘清了那些使经典民族志得以形成的复杂关系。人类学家对田野作业过程中的政治性和伦理进行了深刻反思。个人田野笔记和档案中经常出现的田野作业合作关系被郑重考虑了。充满自我意识和和反思性的民族志出现了，它集中讨论民族志知识生产过程中的合作关系，并且延续至今。合作作为一种道德和田野作业的方法论核心，其完全意义意味着———与报道人言语上的亲密关系已经不够好了，把简单客观化当作是民族志描述的基本分析语言也行不通了。然而，合作是被当作批判性论证的策略，而不是方法改革和再造的项目。所以，民族志仍然没有对合作的规范和标准提出期望。如前所述，更重要的是，今天民族志自身的构成基础也变了。马林诺斯基式的合作，虽然方法很规范，也无法适应民族志调查条件的变化了。在此，让我简单概括一下这些差异：

从传统意义上来讲，民族志合作指的是人类学家和作为他者的主体之间的合作，目的是描述、解释后者的封闭的文化世界，这是二者共同的兴趣，但这一兴趣明显地是由于人类学家的到来并将其研究日程强加给访谈对象（主要提供服务）才产生的。对于本土的合作者来说，这种关系中应该有些其他东西，但是研究对象是其自己的文化———鲜活的地方、社区生活方式。

人类学的伦理涉及研究核心关系中的权力差异。“局外人”开启了一种探索性的关系，在有关“局内人”已知或需要详细说明的内容方面，后者同样感兴趣。“局外人”的到来为合作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基础和术语。“局内人”依据“局外人”形成数据的程序，让“局外人”明白自己的文化。这就是亲密关系的合作，它由于20世纪80年代的批评而变得明晰，但是没有超越。事实上，人们可以说80年代的批评导致一个更丰富、细致入微，传统上被压抑的版本的出现。实际上，反思民族志的风格是马林诺斯基式合作的实现———有目的的“局外人”和“局内人”之间跨越文化差异边界的关系。

在过去30年中，一种替代性的选择已经出现，它反映了致力于研究的学者、学术人和专家的思想变化和大部分潜在的民族志主体在当代世界任何地方关于其文化观念表达方式的变化。当然，这两个层面上的变化不是没有联系的———这些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类似的变化，又反过来与不同位置上体验的全球化变迁的共同矢量密切相关———于是，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共同兴趣之间的基本联系确实成为民族志和其促成的各种合作关系的推动力。

在这种对田野作业合作图景的另类建构中，现在，人类学家和过去的“土著”就像搭档，他们由于对别处“第三者”的共同兴趣而联合起来———一个好奇、害怕、焦虑的对象；对别处的能动性（但是却以重要的方式出现在田野作业的图景中）的预测。边界上的文化差异如何能够被证实定义了这种关系？这仍然是个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合作关系如何被情境化地建构出来，而不是作为通向“局内人”合作者文化的一种途径，后者是传统民族志者的首要兴趣。现在，合作被认为是两个“局外人”因共同关心、需要探索的事物而结成的关系。这种协作式的田野调查研究，建基于人类学家和他的报道人/搭档之间的磋商，形成了民族志的主要原始材料。

这就是对20世纪90年代晚期我试图描绘的田野作业图景的理解，它把这种核心关系界定为“共谋”（complicity），用来替代“亲密关系”。我的提议（Marcus1997:85）如下：

“共谋，在多点民族志框架中作为‘亲密关系’的替代者，首先应当被理解为一个象征，它标志着民族志学者在进行田野调查时力图追求的知识类型的变化。在这种变化的场景中，民族志学者希望从主体中得到的与其说是地方性知识，不如说是各种焦虑的结合。人们意识到自己受别处事物的影响，但又不知道其中的具体联系，就会产生焦虑。因此，作为当代多点民族志的核心象征，‘共谋’应当首先被理解为一种关系、一种相互吸引的形式，它表明了在田野中获得类似民族志知识的可能性。田野调查者往往和与其共享明确中产身份和恐惧的主体打交道，如此，同过去的人类学研究相比，那些关系中未言明的权力问题变得更为模糊不清。‘共谋’承认这些情况，也承认这一事实：人们参与到彻底地方化的谈话中，但却不是他们自己的谈话。这会在民族志学者和她的研究主体中制造出不安全感和好奇心。”

这种合作生产的知识形式，产生于“共谋”，最近在我和道格拉斯·福尔摩斯（Douglas Holmes）的作品中，我更多地用“超民族志”（参见注解1）一词，来取代有关田野作业目标的经典表述———捕捉、解释“当地人的观点”。

所以，对田野作业的认识和其兴趣显著改变了马林诺斯基式田野作业标准的中心结构。最重要的是，它承认研究主体是搭档，他/她用自己的术语生产出来的知识与民族志具有同等价值；同时，许多过去人类学的解释、翻译技巧被用于传播其情境化的、地方性表达，这些当然和全球的现实和想象有关。这是个与情境化“超民族志”相联系的伙伴关系，“超民族志”启动、设计了专业的民族志，为之定位，并且暗示：人类学家再也不能不带着他的田野合作者来给内行听众报告成果了，这就彻底改变了目前民族志知识的可说明性、容纳力和终极功能。但是，现在我想谈谈学术圈以外的事情（虽然，在美国，这些促使产生新的实践规范的可说明性与容纳力的变化趋势，实际上是容易辨认的，至少对于身处变化的研究制度环境中、致力于多学科探讨的人类学家来说，确实如此。）目前，人们仅仅意识到近期的变化已经改变了田野作业的图景和其核心关系，也就是说，合作明确地成为方法的一部分。

现在，从多点的角度考虑民族志研究，我想谈谈自己对马林诺斯基式田野作业图景进行反思后产生的第二个关键概念：构成当代多点民族志的原始材料的想象的本质、现代的“本地人观点”。然而，在此之前，我想简单讨论一个关键议题———也就是，我所描绘的变化了的田野作业图景如何成为多点的，同时又保持其强度、集中，而且仍然为全球化的路径和联系的明显的无限的复杂性所限制。如果认为民族志研究开始并结束于某个特定地点拥有这种再想象的共同兴趣的合作者，那就太低估它的抱负了。学术民族志通过独立于定向的田野作业（在这里，当地人的观点，即我已经重新正名的———“超民族志”，没有被扩展到其他文化中，相反，却是一般对象和问题的资源。）来维持其身份和权力。当民族志渐渐超越并且在这些定向合作资源的框架和地图中实际流动到其他位置时，它就成为多点的了。促成情境化认知性伙伴合作的实际移动和在“别处”工作，是当代民族志产生的动力和控制力。这就是民族志如何从其传统的更舒适的小村庄，移动到公司的会议室、实验室和制度化的场所，或者其他场所，在这些地点的活动更直接地决定了村落和地方社区生活的范围和质量。于是，不是通过遵循已知的程序，而是通过在其所建立的地方合作关系的想象中流动，民族志成为多点的。因此，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些作为民族志原始材料的想象的本质，正是它推动、促使民族志成为多点的。

全球化对合作性想象的塑造（无论发生在哪里的民族志调查中）

我想罗列并且简单讨论一下如下思考的典型特征，这种思考是民族志研究者和其具有强烈反思性的“超民族志”主体（也就是我所描述的其研究伙伴）之间的合作关系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这些特征显示了这种关系中独特的全球化想象的本质。其实，这些特征以及其他可能被增加的部分，在我前面描述过的多点、相互联系的合作关系中界定了民族志的研究对象和共有的分析内容。无论这种关系是置于大学的科学家和政策研究者，抑或是移民与土著居民的社会运动和日常政治斗争中，均是如此。人类学的民族志实际上已经不仅包括对这些合作形式和想象的研究，而且在更积极的意义上，也包括对激发他们的实验的探讨。

1、青安娜（Anna Tsing）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摩擦》（2004），是有关后苏哈托时代的环境主义运动、伐木工和国际机构的研究，在其中，她强调了范围（scale）制定的突出特征。青（Tsing）把民族志的内容当作是范围制定的工程，而有关田野作业图景分析的张力就存在于这些工程的地方性冲突中。正如她所言（36页）：无论接近或者远离；无论是微观或是宏大，范围是一类特定观点的必要的空间维度。范围并不中立———它必须成形：倡议的、实践的和规避的，也有想当然的……各个不同的范围制定项目之间的联系能够给每个项目带来生命力和权力。这些关联和合作的特异性也限制了范围制定项目的传播和活动，仅仅承诺他们一个特定历史中的暂定时刻。

在这一时期对人类行为的空间和范围的特别关注中，经济课题不能限制它们自己在不同等级上的想象———他们必须自己想象出这些等级。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使我们想象全球化以发现它如何可能成功的课题就是一种“范围制定课题”；类似的，使我们想象地方化或者区域、国家的空间以探寻其成功的也是“范围制定课题”。在一个对“范围”有着多种、相异判断的世界（包括多种不同的全球化）里，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那些实验性地和其他“范围制定课题”建立了生产性联系的全球化世界。

例如，她设想一个与特许裙带关系（一个国家建构项目）、边境文化（一个区域的接合）有关的现代金融文化的宏大框架。无论其中任何一个被想象成民族志调查点，都要求田野作业的合作关系，这一关系将有关“别处”或就其他二者而言的“其他地方”的想象置于中心地位———正如青（Tsing）所说“，想象的范围”是建构想象的一个必要操作。

所以，从青（Tsing）那里，我们获得了在特定活动景象中集中考察想象的空间维度及其内涵的方法。空间维度或者范围是同时形成“场所”和“别处”的关键。青为我们提供了将之理解为拥有多种平行维度、政治和生命追求的文化工作的途径。这就是今天对“世界观”的思考。

2、用抽象的词汇来指称人类和人类行为已经成为各地的强大趋势，但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抽象，而是有关普遍管理模式的抽象，它表明了生活的条件（Carrier and Miller1998）。政策的受益人由于抽取模式的不同而顺序发生变化。因为事关权力，无论他们如何抗拒、怀疑，主体都更易于将其日常能力、自我认同惯习和对物质世界的取向发展成为抽象的。这种对思想抽象模式的接纳是非政府组织工作文化的主要特征，它有效地协调了机构和民众生活之间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出现的非政府组织是构成和生产抽象主体的阶层。这样的认同在田野作业中也很流行，因为现在人类学家把他们的访谈对象称作顾问。

我以“共谋”来建构工作中的合作关系就是为了抵制这种特定的抽象主义。抽象思想中的自我认同趋向是个日渐生长的对社会和地方（由全球化过程构成）进行想象的惯习。因此，抽象主义是想象的一个方面，它非常具体地指明了各个民族志场景中的“别处”，而且塑造了他们之间的多点关系。他们是民族志学者寻找塑造地方性、情境化生活的隐形关系的暗示和线索。

3、在合作性思考中有个具体的暂时性，由于这一历史明确的思考以危机感（因为有焦虑、期待以及出现疑惑、希望与危险并存的新事物）提供了一种完全淹没在紧急状态中的框架，所以，当代民族志存在于最近的过去的暂时性中，却最强烈地指向不远的将来（Rabinow,2002）———处于一种预期的状态中。用玛丽琳·斯楚藤（Strathern2004）的话来说：民族志放眼未来，预测一些目前无法知晓的事情。田野合作的学术成就表现在明确、清晰地表达这些预测并且在具体的别处探索它们。

在预期的文化风格中，实际改变民族志的事物是“可能”或者“希望”等具体地方性想象概念的关键。（Miyazaki2004）。例如，保健政策，获得医疗救助的途径———医学人类学的基本主题———就是场域，在其中，这种想象是目前民族志分析的核心对象。这一预期的暂时性是当代想象各个系统层次中最为精妙的千年维度。

4、而且，最后，情境的合作性的全球化思想中的移动感给这类思想灌输了一种确定的不完整性和“原因在别处”的观念。正是这一特征给予它独特的批判性质、最真实的对希望的感受和预测，从而最是“超民族志”的。如果太多，它同样拥有对共谋的幻想型社会思想的想象维度（Marcus1998）。最有趣的是，这正是超民族志思想的重要方面，于此，民族志研究者孕育、设计她自己的调查计划，以确实将有目的的合作带向别处。移动并非与网络有关———这是可用图表标示的，已知的———而是同替换和并置有关———地方性理论，如同故事、传说、逐步形成的概念（有关强烈影响了人类学家所观察的本地生活的其他活动地点等），而且，它被认为规定了当代田野作业合作的重心。它就是玛丽琳·斯楚藤（Marilyn Strathern）在对政策场域的研究中所提到的“被压抑者的创造力”，这是一种在情景、意见相左者的备忘录、轶闻、异议者的记忆和课件演示中传递的社会思想。（参见Barnett2004）；在地方层面上，只是社会思潮、象征性的民族志或者超民族志（有关旅行、发生、别处经历的讲述和故事）逐渐影响了情境化的集体行为和日常生活。这种对运动或者变化的联系中的社会的想象就是在当代多点民族志研究的合作与学术伙伴关系中，已经成为置身于静态文化环境中的“本地人观点”的事物。有关联系、替换和并置的思考是在当前各处和“别处”全球化条件下合作性、情景化的民族志思想得以产生的动力。对于我来说，最近有关金融资本的民族志，无论高下，已经最为成功地显示了并置和替换作为生产动态和静态（适合于全球化时代中的封闭的环路）民族志的能力（参见Ong and Collier2005,Maurer2005）。

所以，范围制定项目，抽象、单一身份、生活在预期的暂时性中和运用已知的并置和替换技巧将事物联系起来，这些都是基础想象的特征，据此，合作性民族志得以形成并且继续前进，无论它从哪里开始。

最后，让我再回到这次演讲和我的职业生涯得以开始的汤加研究。现在，我应该研究什么呢？当然是一个国际化（全球化）的汤加人圈子，这个圈子既包括其海外聚居区，也包括其象征性的贫穷的民族国家故土，借用王爱华的恰当的概念（1999），他们就是“弹性公民”。但是，不仅如此。作为超民族志学者，汤加人在学来的体系中，像主体一样关心他们的地位,这也迫使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考虑汤加人和其他委托人。现代汤加文化的观念至少存在于两个焦点中，存在于同时发生的汤加范围制定项目、国家和其他机构之间的某个地方。正是田野作业中在各不同地点与学术同行的合作（这一合作要从范围制定，抽象性，预测、并置和替代等方面考虑）使得传统意义上文化进入现代状态，能够被汤加人、各种官僚政治和人类学家所使用（参见注解2）。

就其根本而言，民族志的功能不是简单地描述汤加文化———这种档案式的功能已经过时或者是人类学早期的成就———而是要在田野作业形成的合作关系中积极地协调其表述，关注行动者之间和没有联系或者不具有明显关系的主体（但是，由于全球化的过程，这些主体虽然距离遥远，也日益相互知晓）之间的关系的意外后果。

结语

最近，我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以及其他地方的同事共同组建了现代民族志研究中心（http://www.socsci.uci.edu/~ethnog/），其中的研究人员包括人类学家、规划师、计算机科学家、法学教授和顾问，他们在我现在所讨论的重新想象的民族志实践空间中看到了反思其自身实践的机会。这一中心的宗旨是要克服正式的理性过程（直到现在，这一过程都力图体现有关社会的更丰富的想象）的异化。一个关键的努力方向是：运用独特的策略，追踪进行中的研究项目，了解多个地点、不同行动者和搭档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准确考察他们所产生的合作性想象。无论远近，我们希望在范围制定项目的要求和期望之内外形成一种对这些调查机制进行观察和讨论的超反思空间，并且使用旧的迪尔凯姆对社会的隐喻。

最后，我们必须强调这种充分发展的、多点的和合作性的民族志研究项目视野实际上有赖于源于人类学学科文化（它很大程度上以国家为中心）的跨国培训与合作项目的进一步发展。当我着迷于人类学如何在我所访问过的具体地方扎根，并且在中国的这个场合，我对人类学将以其传统教学法应对当代全球化的挑战深表乐观。例如，北京大学高丙中教授促使其博士生到中国境外进行撰写论文的田野作业，这使我大受鼓舞。目前，我们共同指导一名这样的学生———章邵增，他的硕士论文研究了面对沙漠化的蒙古族牧民。如今，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攻读博士学位，探讨气候变化和巴西亚马逊地区碳市场的兴起。这不但是个蕴含政策比较的论文研究，而且，就其本质而言，具有多点的设计，要求在田野作业中进行我演讲中提到的多种合作。尤其是考虑到传统的人类学家训练方式，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民族志研究中心将继续在极其具体和情景化的民族志田野作业研究设计中促进这些合作的发展。

注解

1.什么是超民族志？超民族志不仅是确认民族志新的研究主体（一个自学成才的人）的问题。相反，它揭示了更深层的问题，如文化如何在不断演变的现代社会中运行？在这一社会中，每个人都直接或间接地被卷入复杂的知识、权力、健康、政治、媒体和经济等技术体系，并由其构成。“超民族志”这一概念的关键在于习俗、传统和“过去”并非构成了文化的全部，文化还是指向未来的认知性实践，它能够生产出新的意义和行为结构。实际上，这导致了最激进的言论———自发产生的超民族志被嵌入到现代结构中，并且为一系列不断显露的经验提供了形式和内容（参见Holmes and Marcus,2005,a and b）。

2．多年前，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我在充当法律案件专家见证人时，曾做过类似的事情。当时，美国的移民服务条例禁止被收养的汤加亲属进入美国，就一桩违反此规定的案件，我陈述了汤加人有关收养的习惯做法。那个时候，这些机构远远不像现在一样对其客户负责、敏感。但是，即使那时，我也在政府审判的字里行间感觉到了超民族志性，这使得我们对委托人的理解较之政策所允许的更为深入。法律过程实际上唤起了明确的超民族志反思，但是对其可能具有的功能并无有意识的、清晰的认识。现在，对这种政府和法律情境的更为复杂的、全球化的敏感考虑，一方面，为明确思考跨学科项目和他们的制度性合作制造了空间；另一方面，也为详细考虑当代田野作业的合作提供了场所。这就是非预期后果民族志的范围。

当代民族志的功能就是把这些有关的、相互纠结的，但是没有联系的视野联系起来———也就是协调功能而非我所假定的描述功能。

今天，作为人类学家，我们在事实和实践中发现我们自己———我们实际的进化、适应性行为仍然没有被展现、被讨论和纳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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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16日,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有幸邀得世界著名人类学家乔治·马库斯教授莅临兰州,他为全校师生做了题为《多点民族志研究的十五年发展》（15years’ development of the multi-sited ethnographic research）的演讲。此文即是在该演讲基础上经马库斯教授修订、授权翻译而成，以飨中文读者。

主编：何明

值班编辑：冯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