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类学】刘志伟 | 珠江口的历史人类学
刘志伟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教授
今天的珠江三角洲，古代是一个西江、北江、东江三条大江入海口环抱着的一个海湾，这个海湾上大大小小的岛屿星罗棋布，构成了一个形态复杂、生态空间一直在变动中的水陆相错的世界。在历史上，这个河口海湾上的岛民或水上人，一直被认为是当地的土著居民，而居住在许多后来形成的乡村聚落中的居民，一般都被认为是外来的移民，由此形成了在人类学研究中被标签为“汉人”和“疍家”的族群区分。
在历史文献记载和当代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疍民”总是作为一个文化或者族群的范畴出现，与那些自称来自中原的“汉人”之间有严格的区分。雍正皇帝在1729年发出的一个上谕曰：“粤东地方。四民之外，另有一种，名曰疍户，即瑶蛮之类。”明朝黄佐在《广东通志》中也写道：“蛋户者，以舟楫为宅、捕鱼为业或编篷濒水而居，谓之水栏，见水色则知有龙、故又曰龙戸、齐民则目为蛋家。晋时广州南岸、周旋六十余里、不宾服者五万余戸、皆蛮蛋雑居。自唐以来计丁输课于官、洪武初编戸、立里长、属河泊所、歳収渔课、然同姓婚配、无冠履礼、貌愚蠢、不谙文字、不自记年歳、此其异也”。根据这个描述，被标签为“疍”的人群具有如下特点：①不宾服：不在国家管制之下；②以舟楫为宅、或编蓬濒水为居；③捕鱼为业、捕鱼装载以供食；④无冠履礼，貌愚蠢；⑤不谙文字，不自记年岁。简言之，这些人群不属帝国管辖，住居形态空间是在船上，或者是在水边建一个简陋小屋；生计方面一则靠捕鱼，二则靠装载，即运输。直到今天，真正的还在船上的水上人，大部分都在做运输；他们不穿鞋，貌似比较愚蠢，也不懂得文字，连自己多少岁也不会记得。这其中的第四点和第五点是从文化角度对这一族群进行的一种普遍描述。这段描述疍家特点的话经常被后世各种地方文献、近代疍户研究者（如罗香林、陈序经等）所引用。
清代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则直接将其称为“非人类”。稍早时期，即明朝于慎行编纂的《榖山笔尘》卷十八夷考也提到了这一称呼：“今广东有蜑贼，不知其名义。考《南史》沈攸之奏，有扑灭蛮蜑之语。毛晃曰：蜑，南海夷种也。蜑有三种：渔蜑，取鱼；蚝蜑，取蚝：木蜑，伐山取木。又二广间，山谷不隶州县者，谓之瑶人；舟居者，谓之蜑人；岛居者，谓之黎人。以此知瑶蜑之名所从来久矣”。这里提到的“蜑”确实是指南方水上人，但也包括伐山取木的山上人。而事实上，明朝就已经明确，没有编入国家版籍者为疍。正如《广东通志》中提到，这种疍汉区分从晋朝就已经出现，但晋文献中并没有使用“蛋”或“疍”的字眼来定义这些人。《晋书》卷五十七列传第二十七中有载：“广州南岸,周旋六千余里,不宾属者乃五万余户”。也就是说，从晋朝到明清时代的时代转变中，广州南岸的单纯的“不宾属者”变成了《广东通志》中的“不宾服”的“蛮蛋”（“六十余里”也变成了“六千余里”）。因为“不宾服”，所以可以引用《晋书》中的“不宾属者”那句话，并“创造性”地给这些人贴上疍的标签。《广东通志》中特别提到“齐民则目为蛋家”，即特别点明是“齐民”把他们叫做“蛋”。齐民就是我们叫做汉民的人，是帝国的齐民，是在帝国里面有编户身份的人，也就意味着，这一群水上人其实是被帝国编户的齐民视为疍家的。所以，这一汉疍之分首先是当地人的一种分类。
那么明清时期给水上人贴上的“蛮疍”标签是历史上一直就有的种族的延续，还是明清时期因应当时的本地社会状况而人为形成的文化符号呢？由于历史文献中确实有上述性质的记载，历史学研究者也大多赞同这一观点，许多中国民俗学家与人类学家受到历史文献和历史学者——如罗香林和陈序经——的研究的影响，也都不言而喻地假设珠江三角洲上的汉人与疍家是在种族、职业、文化、宗教、习俗、甚至语言上应该有本质差异的两个族群，直至今天仍主导着人们对珠江三角洲社会的理解。这一观点可用下图简示：
根据这种认识，汉人与疍民各有各的历史，分别由越人土著和汉人移民单线延续下来的，是在人种学中可以严格区分开来的两个族群。虽然人们不会否认两个族群中的个体可以通过种种社会或文化行为互相变换身份，但这两条线代表的是单线不交叉的两段历史，无论国家、文化与历史的影响如何渗入其中，都不会改变这个图示所表达的模式。
但是，不少历史资料以及历史学者的研究，加上今天仍然能够观察到的经验事实表明，在珠江三角洲，人口的构成和职业的区分并不是僵化的，汉人与疍家之间的文化身份也一直处于变化和转换过程中。在过去很多世纪以来，不少水上居民变成了从事农耕的农民，反之亦然，许多农民也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转化为水上人。这种转换不仅仅是个体的现象，笔者尝试着提出如下这样一种族群的历史构成模式：
在这一模式下，我们可以将汉疍标签的形成分为两个部分。上一部分是在王朝体系的脉络下形成的分类，珠江口的人群，有本地土著、也有外来移民，王朝的扩张，把这些人纳入王朝统治之下，并在户籍编制上划分了渔户与民户的区别。但在地方社会的历史发展中，这两种人群的界线不是一成不变，如前一幅图显示那样一脉相承，并延续至今日的汉/疍分类。我们的研究证明，在珠江三角洲今天看到的汉疍区分，是在明清社会特定的文化过程中划分出来的。在这个区域的人群，一部分人在王朝扩张过程成为王朝的编户、在文化上形成正统性的身份，控制了土地资源，并形成大的社区聚落，成为被认为是祖先来自汉人地区的大族；另一部分被排斥出大族聚居的社区，不明祖先来历、没有户籍身份，租佃他人土地的人，被称之为水流柴。这种社会与文化身份的区分，往往使用人种学意义上族群分类——汉人与疍人——去标识。
陈序经的研究一方面强调“疍家”是过去的历史人群的种族延续，一方面也承认这种族群的变动性。但是，他提到的“变动”更多地强调的是疍变为汉的疍民汉化过程，而忽视了汉人变疍民的可能性和实在性。
在珠江三角洲开发加快的明清时期，称为“疍民”的人们通过开发沙田，创造或利用种种文化上的手段改变自己的文化身份，这种转变的事实及其实现的文化机制已经为大家所熟知。然而，我们的研究兴趣并不主要是这种族群认同与身份标签转换的历史本身，而是这种族群区分的结构过程及身份认同的历史性。
我们研究的着眼点在于，“汉”或“疍”的标签是在怎样的文化过程中形成，并在人们的观念里凝固起来的？本来模糊的社会界线如何制造了僵化的身份特征，并进而把不同的群体清楚地区分开来，最终设定为这些僵化的社会身份的原旨？另一方面，被排斥的群体又用怎样的文化手段绕过障碍去改变自己的身份？王朝或国家制度的运作为他们提供了怎样一种讨价还价的空间？沙田生态环境的历史如何为本地的居民提供改变自己身份的环境？
中国的历史学著作一再强化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南部边疆地区开发的历史，是以中原向南方移民的方式实现的。北方的移民带来“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先进”的文化，通过移民开发的历史过程，向南方疆域渗透，通过人口迁移从政治中心扩散出来实现“王化”。对这样一种观念，人类学者显然比历史学者更敏感。人类学者会更着重分析本地人如何运用文化策略把自己与真实的或想象的“中心”联系起来，经过一个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过程，最终取得一个被认为是主流文化的标记，并且各就各位地去确认自己的身份。人类学者的这一视角，可以启发历史学者反省：在历史著作中一再被强化的观念，很可能只是本地人利用教化的语言而采取的文化策略，有关移民的历史叙述，应该是被研究的对象，而不是研究所得的结论。
从这些问题出发，我们认为，明清王朝及其在地方上推行教化的议程，是使其社会位置合理化并强化其权威的重要因素。如果说，“汉人”的认同可以通过证明自己的中原血统、建立地域性宗族、合法地占有土地、通过科举获取功名来建立的话，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地方权势以及王朝权威运作互动的结果。历史学家习惯用汉化模式去说明汉民族形成和帝国形成的过程，在这个模式下，朝廷积极和有目的地通过教化或军事征服从中央向周边扩张。我们如果尝试摆脱这一模式的框框，提出另一个视角，就不妨把帝国视为一个文化的观念，教化的过程不是通过自上而下强令推行的，而是本地人在地方社会中自下而上地利用国家的语言提升自己的地位的过程，并由此创造了扎根于本地的文化结构。
从珠江三角洲的历史来看，土著与汉人的界限在汉唐到元明之间因开发而变得十分模糊。虽然很难详细了解其具体的汉化过程而需求助于严格的学术推论，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它一定是随着珠江三角洲岛屿周边冲积成陆、大的社区聚落的形成、文教的推广而形成的。在漫长历史过程中，本地土著在语言、习俗、生计模式上与汉人社会已经并无太大区别。不过，因为彼时珠江三角洲的水上空间依然很大，所以很多土著仍在水上生活。但在明代以后，随着珠江三角洲的逐渐成陆以及珠江三角洲的开发发展，汉人与土著的族群分类非但没有模糊是起来，反而随着明朝以后本地社会的历史发展而更加清晰与僵化。
明初时，王朝曾把本地水上人大量收编进入军队，从事珠江三角洲的屯垦。如《广东通志》巻七，《事纪五》记载：
“洪武二十四年夏五月，指挥同知花茂收集民兵……（花茂）至是升都指挥同知，因上言：广州地方若东筦、香山等县逋逃蛋戸，附居海岛，遇官军则称捕鱼，遇番贼则同为宼，不时出没，刼掠人民，殊难管辖，请徙其人为兵，庶革前患。”
在汉化模式下，可以认为这是水上人大量汉化的一种有效途径。但事实上，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水上居民都被编户，在珠江口还有很多水上居民在船上生存，一方面，还有很多已经被收编入明朝（编户）的水上居民后来再次脱离明朝的统治，回归水上，他们中间许多人后来参与了黄萧养发动的起义，组织庞大的水军与明朝作战。明朝政府在军事上失利的情况下，采取了各种分化的手段来重新恢复秩序。明朝政府派出军队，到珠江三角洲各地搜查，军队来到一个村落，以当地人是否认同明王朝作为区别对待的标准。这种做法首先确立了以对王朝正统性认同来区分人群的标准。这样一种社会区分的范式，在后来的历史中不断被强调和利用。
珠江三角洲不断加快的成陆过程，出现了很多新的土地。对于这些土地，需要确立其产权和耕种的劳动力。而在明朝制度下，这是通过是否有明朝户籍来确立的。所以起义被镇压后，确立为明朝编户齐民身份的人，即有户籍的人就可能得到政府承认的土地所有权，而没有户籍的人，由于水上空间变小，只好越来越地依赖租佃这些农田维持生计。然而，农耕生计方式的采纳并不意味着族群身份的改变，因为没有户籍，他们只能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人租佃土地。这样一种佃农、无国家户籍民众、水上居民的历史记忆制造出来的混合身份，导致“疍民”成为一种僵化的族群标记。
然而，在珠江三角洲开发过程中，作为生存状态来说，疍民上岸居住，是一个不会停止的过程。那么，水上人上岸后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处于流动散居状态的疍民并不形成大家族，他们对祖先的记忆一般不会超过三代。如果他们以“水流柴”的身份，租佃大族的土地，只有权在租佃土地的基围上搭建临时的茅寮居住，遇有变故，随时可能重新回到船上，他们的疍民身份就不会改变。但如果上岸后，建了房子比较稳定居住下来，其亲属关系就会随之发生变化，如果在这种基础上，他们能够通过种种文化上、经济上、政治上的途径，改变自己的身份，就会以建祠堂、编族谱、崇拜神明，参与或举行乡村仪式等方式，建立汉人形态的社会。因此这个过程不只是一个生态或生活方式的改变，在水上空间减少，农田增加，很多水上居民转变为村民，渔户变为农户的过程中，他们会通过引入正统化的礼仪，引入仪式专家（喃呒佬）、建立标准化神明的庙宇，直至建立宗族，本地特色的仪式传统得以创造。所谓的“疍”、“汉”区别出现，两者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文化分界。
由这个角度来看，族群标签的制造，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疍和汉的身份区分是用有书写权利的士大夫与宗族的语言去表达的，是标签为“汉”且自以为“汉”的人所书写的，而疍民则无法书写自我的历史和身份，由此形成了具体化的范畴去定义并区分本地的人群。换句话说，某些声音在历史文献中得以凸显，某些声音则消失得无影无踪，从而形成了我们今天对于疍汉区分的认识。很多学者认为，这是国家权力的渗透所造成的结果，但是实际上，来自政治中心的直接行政影响可以是微不足道和支离破碎的，更值得关注的是，行政的议程如何同地方社会的历史在某些时候互相配合，形成具有永恒意义的身份特征。在这个定义身份的政治议程背后，有一个关于“国家建造”的更为宏观的分析课题。即国家势力向地方渗透，本地人用自己的办法与国家权力、正统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地方利益、解决本地问题的议程使得国家影响变得“严重”和有意义。如果国家建造的过程包含着本地人如何用自己的办法去将自己同主流社会联系起来的含义、是本地人用自己的智慧解决本地资源和利益分配问题而建立起来的历史认知和族群标签，那么我们与其将珠江口的水上世界视为一个承受国家制度扩张的开放空间，不如更多地关注地方上的人们是如何运用他们的创意和能量来建立自己的“历史”认知的。这样一种思路和眼光，对历史学固有研究框架带来一定的冲击。
移民、开发、教化和文化传播的历史，不仅仅是文明扩张的历史，更被理解为基于本地社会的动力去建立国家秩序的表述语言。过去假设在汉化过程之前已经存在、由于汉化而得以逐渐改变的疍家与汉人之间的种种定义和标签，实质上只是在特定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身份认同，而构成这种文化的“历史”实际上不过是这种文化过程的一种创造。国家的介入是事实，但这个事实不足以说明全部真相。
所以，我们应该做到两个超越：第一，超越疍民这一族群是古代族群的简单延续的认知；第二，超越疍民汉化的单一模式，也承认汉人向疍民的转化过程。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应该明白，我们现在使用的这套汉夷区分模式是在历史过程中一再被创造的结果，是本地人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根据本地社会背景的变化，在本地资源、利益、政治的基础上，借用了国家的政治制度的资源，制造出来的本地的秩序，这就是国家创造。从这样一种视角来看，珠江口上的“疍民”，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古老族群的延续，而是在明清时期当地独特的社会经济结构在文化上的创造，人们在创造了这种文化符号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构成这种文化的“历史”。
【文章来源】末成道男总主编，刘志伟、麻国庆主编：《人类学与“历史”：第一届东亚人类学论坛报告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2月，第206—211页。
主编：何明
值班编辑：覃延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