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人”话|胡凌：且将“人话”作“诗话”

翻阅“说人话”栏目前面的篇章，有时候可以看到读者们对于“深度”的期盼，也应是对所惯习的学术叙事的先在预期吧——因为这已被看做又一处学术阵地，而不是一处讲座会场和“C刊”之外诉说、调侃甚至酣畅淋漓地咆哮的虚拟社区“沙龙”。不过，人类学的魅力，似乎恰恰在于他时常放下身段，以脉脉温情，以脚步，以眼睛，以双手，去行动、感悟和交流。因此而实践了其所蕴含的甚为可爱的方法和意义。如果微信里的一个订阅号，还不得不完全承担着正襟危坐的纯学术平台的功能，那新媒体的意义也就丧失大半了，而人类学当中那些理论文本后面的鲜活与生动，也就被关闭在了一扇新窗口的后面。

田野离我们很远，有时又离我们很近。随着通讯交通条件的改变，陌生的人们，陌生的生活与研究者距离的不断拉近已经是空间上的，但实实在在也更是心理上的。因此，在我们的田野感受中，思考很多还是理论的，但关怀更多却应该是人本的。我的一段田野故事，也可以说是对前面某些篇章的“致敬”与“对话”。

十年前在云南大理地区进行关于木雕工艺的调查，那是我最初独立完成的，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段田野调查工作。在调查初期，我实践了大家进入田野后可能普遍会感受到的，和自己特别遇见的种种不顺与和惊喜。当你经过了“震撼”而渐渐安定下来的时候，一方面心理上逐渐从鼓足勇气进行的一场冒险，变为了一段新生活的开始，另一方面各种研究资料开始“井喷”式地进入了你的笔记。不过，这个时候，“我”和“他”还泾渭分明，“学术机构”、“知识分子”、“研究”与“手工行当”、“工匠”、“手艺活”依旧格格不入，虽然我以发自内心的谦卑在向工匠们学习着，以真诚和友善在和村里的人们交往着。

一天，我和村里的工匠们呼朋唤友，去县城参观年度“木雕大赛”的作品展览。正当我忙于拍照和访问之时，有人主动和我打招呼，询问我的来意。经过互相介绍，我认识了J，一所四川高校的教师。本以为他也是慕名而来进行访问研究的，但他告诉我他的家就在我居住的这个木雕村落，这是暑假回乡的一段空闲。然后，为我介绍了自小的玩伴，同村的H。和经过外面世界更多历练，大方得体侃侃而谈的J相比，H略显得怯弱和寡言。当然，他们的装束与气质还是与会场上的地方显要和工匠们完全不同。因为他们都在省城的艺术院校中接受过大学教育。毕业之后，一个到四川工作，同时在北京一所著名艺术院校读书，另一个回乡来成了小学教师。

H本来生活在一个木雕世家，他的爷爷和大爷爷都是当地颇有口碑的著名木雕大师，他的父亲一辈对这门技艺的继承却很有限。当然父辈的兄弟几人都会在农闲中操起这门手艺，但他的父亲却更热衷于做生意，发过财又破了产。那时整天套着件军大衣，晃着他胖墩墩的身躯在村里闲逛，进了麻将室就出不来了。人们调侃他也不恼，一喊他的绰号“董事长”，那圆呼呼的脸上立即就绽开可亲可爱的笑容。他的悠闲来自于别人加倍的付出，H妈忙了家里的还要忙地里的，每天下午又在村头卖煮的猪下水，半夜里还要清洁漂洗大锅里满满的为第二天准备的原材料。我到现在还忘不了她那时寡瘦蜡黄的脸色，单薄的身躯，身上褪色陈旧的衣服和一顶同样“大地色系”的八角帽。H从大学毕业后回乡了，还得同时面对这并不令人舒心的家庭境况。当时家乡几乎无法提供一种让他的专业和爱好——油画得到用武之地的职业，于是只得做了乡村教师。后来他告诉过我，虽然本村和坝区也有几所小学，但新入职乡村教师通常会被派到到那些条件艰苦的山区，然后再经历不断的调动。那些地方比起我的田野所在更为偏僻、艰险，从家里返校是要徒步翻越山岭的，搭车到山脚为止，在崎岖而毫无植被荫蔽的山坡上手脚并用徒步跋涉几个小时，背着包括米袋子在内的沉重的包袱。山头的学校缺水缺粮，主食洋芋，呆一周可以回家一趟。这样的条件远远不如我那时田野点所在的坝区村落。当然，他遇到我时已经被调到另外一处在山脚下的偏僻的村小去了，交通同样闭塞，条件亦很艰苦。

我需要到这处著名木雕村去收集对比资料，因此说好到那里的村小和他住一段时间。在寒冬的黄昏薄暮中，我们搭乘的进村的微型车沿着颠簸的土路转了个弯。西天的余晖还在，明镜一般的满月这时恰好挂在了巍巍东山上耀眼的文峰白塔的旁边，灰褐色的山峦之巅。一时间，昏暗混沌的世界似乎也被这相互辉映的光明璀璨所感染。突然看到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为即将张开的夜幕带来了温暖，安抚着我对又一处陌生未来的忐忑。

我和H挤在他那十余平米的单身宿舍中。幸好是冬天，我又带了睡袋，尽管晚上分两头挤一张床，这样还更暖和些。早上起来，他去村里另一头的小学上课，我在宿舍区看看书，也可以出去走走，逐步开展访问。这里的景色颇值得流连，晨起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朝晖渐渐从东山顶上一点点翻越过来，融化了山阴下这彻骨清寒的早晨，草木皆从严霜中复苏过来，见几只早起的鸭子踏着沟渠里晶莹的薄冰，在这已经暖和得让人眯起眼睛的光晕里呷呷嬉闹。远处从田间一直延伸到山峦里的树林，由深浅各样的暖色所铺陈，从赭红到鹅黄再溶入淡烟一般的绿，竟比李可染的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更多了些意味。路旁参差的桦树枝干刺破湛蓝的天，竟又带来些北方白桦林的感觉。完成调查后，每天早晚饭前我得提前赶回驻地，淘米备料，等他放学后一起做饭吃。晚饭之后，我们就都回到房间。我赶着做笔记，然后静静地阅读，H则在对面的那堵墙边专注地画画。高及屋顶两米五见方的巨大画架蒙着画布靠在墙上，布上别无他物，一个占满画面的，因写实而皮色分明的，鲜艳并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巨大“猪头”正在一点点凸现出来。H的左眼在幼年时因意外而受伤，完全失去了视力。在这样的先天条件下，他还是选择了深爱的油画专业。那一时期，他正在用白族人年节时候最重视的一种符号——猪头作为系列创作主题，烟熏的、新鲜的、微笑的、压扁的……前面的作品已经在全国美展获奖并被收藏。他说，坚持创作的习惯自毕业后一直保持着，在这个比较偏远的小县，绘画材料均需自制，自己订画框，自己绷帆布，自己做底色……然后，每当其他人去娱乐和聚会的时候，他总是孤独而执着地站在他的画架前面。如果累了我们就都放下笔和书，分享我搜集来的地方资料和他收藏的画册，清谈片刻，喝口茶，各人又投入自己的工作。屋子里，又只听到笔尖在纸上急速书写的沙沙声，和画布前不时来回观察思考的踱步声。那一刻，我想起了进村那天的月色与白塔……

迁村欲穷理，静野画绮林。

寒客词暖室，先生笔尽心。

招晖塔愈古，近黛月分明。

玉镜照冰角，茅舍容知音。

    这首稚拙可敲的诗在情感上确可当得起真诚二字。我真想把那种自古就流淌在古琴弦轸间的，棋子与灯花间的，红泥火炉和绿色村酿间的，雪夜扁舟与江涛绝壁间的相互观照与生活态度一并写进去。两个伙子，两个各怀憧憬的年轻人，在寒冷冬夜中蜷缩于一间不盈尺的陋室。以他们的理想和行动在相互激励与慰藉，这实在是人生一种宝贵而巧妙的因缘际遇。此诗后来被我作成条幅，H装裱了镜片挂在他的墙上。虽然自己的书法尚羞于见人，但也没有反对，因为我觉得，他也希望籍此时时回味那段短暂的，却并不易获得的“生活态度”吧。那些日子真是恬静又充实，我们热爱艺术，也都算得上清心寡欲。那些关于艺术流派和他个人创作的对话，从那个僻静的乡村一直保留到后来他自己的家中，在后来的每次相聚中，我依旧时常毫不留情并异常激动地对他的创作提出批评与建议。

    前面提到过的J，则在学术领域与我保持着往来，并且为我介绍了更多的当地朋友，包括电视制作人、民俗学家、木雕设计师、工匠、民乐家和阿吒力教祭司的传人。现在，还共享着一个微信群，我后来发现有的竟然在同一个学院中攻读人类学学位！我现在该如何定位他们，究竟是我的田野对象，还是我的兄弟伙，亦或是我的学术圈内一同研究与对话的同仁？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在田野里有了更多探寻理想生活的收获，在寻访工匠中遇到的一位堪比亲人的老人，我和他后来达成的忘年之交，不仅仅因为他的渊博，而更多是因为他的淡泊。他是名匠，是乡贤，是隐士。每天自然而然地迈进他家那所小院，自己泡上茶，开始“冲壳子（闲聊的方言）”，开始听那些永远讲不完的风俗典故，分享着他那超然的人生态度，也回应以我的故事，我的赞否。与他那些在木坯旁挥舞雕刀儿子们谈论古今。所谓的调查，我想获得的信息，就在这些生活闲聊中不知不觉地扩充着。我还一度计划要在他管理的村后寺庙中借住一段时间，参详学术，抄写佛经。在他的引导下，我在自己研究调查之余，寻访结识了当地的一众文人雅士。求赐墨宝，讨教掌故。这些人当中，既有参修县志的闻人，也有僻居孤村的高士；既有住在县城的当时文化部门的主管官员，也有天天过门来冲壳子的，因故被埋没在村里一辈子的老大学生。这样的田野时光可说是渐入佳境，诗兴与文心便一发难收。三过苍山时的云间光柱，破旧本主庙驻地的寂寥黄昏，垂钓之杆，田间之鹳，无不入我的诗境。年轻的木雕设计师投我以墨竹四屏，我报之以绝句二首：

笔意无工时，千杯换一枝。

庭欠容杆地，心开印月池。

画师写竹意随缘，三杆两叶道清闲。

等闲识得虚直趣，不在指间在心间。

    和村里歌舞队参加的“石宝山歌会”的感受和经历更被谱为长诗：

宝窟即名非歌唱，蝴蝶相约会石山。车穿雾台分三界，人戴早霜过鹊桥。山深霜不扫，客来梦尤早。苔径古僧仗，兰若旧鱼空。崖叠琴心外，乐演朝香中。鱼龙随陡峭，苍乌向罄钟……

    这些歪诗大半请他们写成了贴落，藏于书箧，悬之陋室。我的访问时间，除了在工匠作坊里，大半便在他们书斋里。然后返回我自己那个报纸糊窗还四面漏风，草席铺床又鼠辈丛生的阁楼上，在那张破书桌昏黄的灯光下，每天笔记阅读之余，就是磨墨临帖，刊刻印章。对我来说，这里只是我自己书斋的复制而已。这次经历与其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选择，不如说是一种原有生活的延续。我日常所好的阅读参悟、翰墨金石、吟咏酬唱，都被顺理成章地完美地带进了那段田野时光。

最近更收获一件惊喜：就在这个订阅号中，偶有一段评论告诉我：在这次田野中遇到的一个小女孩——当时不过上小学四年级，如今她已经在大学中选择了相关专业，并对我为之开展调查工作的这个学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不由得又让我想起当年，在村里的另一处静谧而简陋的小院中，听两位木匠和一位小炉匠，三位耄耋老人述说着过去，述说着手艺活和他们做手艺活当中的快乐与悲伤。这种与祖父辈承欢聆训的体验是我自己幼年时候欠缺的。木匠爷爷的朋友们离开后，我与祖孙二人一同做好简单的餐食，收拾洗涮，陪小女孩完成她的家庭作业，一起研究自然课上布置的电池实验，一起爬上猪圈二楼的柴草房布置她的安乐窝……后来方得知，这位老木匠，就是J的外公，这小女孩，就是他的侄女。这是一种缘分，更是一种因果。

田野当然并非只有收获，得失总是并存，由于自己对这次田野生活的过于投入而带给别人对未来生活的不稳定隐忧，在这次田野调查之后，我失去了一段历经长久而温馨的初恋。

田野中偶然发生的花边故事——或者我们称之为某种爱情，可能会立即在东方研究者身上产生警觉与排斥，而田野中荡漾着的兄弟情结、知己感怀、文人传统和仁爱而及人老幼之情，却能够成为我们回味与感叹的记忆。就像拥抱与亲吻发生在初次见面的西方异性之间再正常不过，而我们则往往会对自己同胞的同样举动——假如有人这样做的话——感到莫名的反感和存有极大的戒心。这可能已不仅限于个人研究技巧的调试范围了，而应当成为对研究方式，甚至学科本质的深刻思考。那天阔地远老死不再往来的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生活已经变成一种多维度的共存与交融。“拿来主义”式的西方学科，究竟应当怎样在东方文化和当代时空中实现其意义？一种文化酿成的生活态度，未必能够像浅表的“方法”、“技巧”乃至“范式”与“理论”那样，在另一种文化中仅仅通过模仿和学习而轻易获得，一种内嵌于这种文化并且就是以研究“文化”为目的的思想与方法，本身在什么程度和方式上能够涵化于另一种文化，成为另一种文化借以研究“文化”的思想与方法呢？

我们对西方人类学意义的体悟，或许还很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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