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人”话 | 张青仁：我的印第安兄弟
人类学之滇
我的印第安兄弟
张青仁
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初 识
我永远都忘不了2014年10月26日，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胡安的日子。那几天，久雨初晴的圣克里斯托瓦德拉卡萨斯（San Cristóbal de Las Casas)）终于迎来了久违的阳光。此前的漫长雨季使我的田野无法深入，访谈对象的拒绝更让我困顿不已。百无聊赖之际，我骑着自行车，在圣克里斯托瓦德拉卡萨斯四周游荡着，借此打发无聊的时间，也希望能有一些突破。
古老的圣克里斯托瓦德拉卡萨斯有着四百多年的建城史。早期的西班牙殖民者占领了城市中心的平原地带，形成了以中心广场为核心，东至瓜达卢佩（Guadalupe）大教堂，西至拉梅塞（La Merced）教堂的核心城区。在殖民者离开后，这片核心区域已成为混血的梅斯蒂索人（Mestizo）聚居的区域。由于无力承担高昂的房价，来自周边农村的印第安人多在城市北部的荒地和高山上搭棚度日，形成了圣克里斯托瓦德拉卡萨斯城市北部大片的棚户区。
圣达·卡达利那自治村社大门
既是出于对萨帕塔运动以后政府控制区内印第安族群生存境遇的关注，也是由于人类学研究中对与现代化隔离的他者的向往，陷入困顿的我一直在圣城北部印第安人聚居的棚户区内游荡。当我越过圣城北部的小河，经过一所名为辛那坎坦（Zinacantan）师范学校时，我突然发学校旁边的巷子深处有着一个封闭的小区。社区的铁栅门上挂着“圣达·卡达利那社区”（Colonia Santa Catarina）的字样，并画有一个镰刀状的图标。直觉告诉我，这个自治社区可能就是我期待已久的田野对象。
当我走到社区门口时，几个看守大门的印第安小孩指了指旁边“私人社区”的字样，禁止我进入。我用不太熟练的西班牙语跟他们解释，我来自中国，不是有意冒犯社区，只是想想看看这个社区是什么样子。小孩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我，他们似乎允许我进入，但又有些疑惑，于是示意我在门口等着，一个小孩朝社区深处跑去。不一会儿，从小路尽头的办公室里走出了一个年轻人。他的皮肤黝黑，个子虽高但很是削瘦。他上身穿着一件白色衬衫，下身是一件黑色的裤子。还没等我说话，他便主动介绍自己，他说他叫胡安（Juan），是社区管理委员会的成员，询问我为什么来到这里。我跟他解释，我是一名来自中国的人类学者，我对这里的印第安人很感兴趣，想进入社区看看。我拿出随身携带的护照复印件。检查了我的护照后，胡安打开了大门，邀请我进入社区。
在社区的办公室里，胡安正襟危坐，向我介绍自治社区的基本情况。自治社区的居民都是来自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周边的印第安人农村，最远有来自帕伦克（Palenque）的印第安村社。由于农村经济的破产，他们只得从农村来到城市。因为无法负担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高昂的房租，他们在城市北部的高山和荒地上搭棚度日。2009年，他的父亲玛利阿诺（Mariano）发现城市这里有一块空地，便率领无家可归的印第安人占领了这里。他们占领的行为遭到了政府的打击，三个月后他们在政府的枪支下被迫离开这里。由于印第安人境况的持续恶化，他们于2012年再次占领了这里，并建立一个以印第安人为主体的自治社区。胡安自豪地告诉我，从2009年至今，这里已经有着1400多名印第安人聚居，成为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最大的有组织的印第安人居住的社区。当我问及自治社区是否与萨帕塔自治社区一样时，胡安摇了摇头，他告诉我，虽然他的父亲曾经参加过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社区里的不少成员也曾在那生活，但他们和萨帕塔并不一样。
声援胡安抗议政府的海报
胡安不多的简介让我对自治社区产生了好奇，也让我萌生了以此为田野对象的想法。我向胡安表达我的想法，在沉凝很久后，他告诉我，他无法答应我的请求，只有等社区委员会讨论通过后，才能决定是否准许我进入自治社区。虽然有些失望，但我仍然很感激胡安，满怀希望地离开了社区。
两天后，我收到了胡安的电话。他告诉我，社区委员会还没有通过我的申请，但他有一个小忙需要我帮助。两天后，他们会在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的大街上游行，抗议涅托政府削减医疗投入的改革。因为恰逢工作日，自治社区的居民都在上班，游行队伍没有足够的人手，他想以个人名义邀请我参加游戏。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但我必须承认，我的加入并非是出于对我和胡安交情的考虑，而是希望借此取得胡安的信任，为进一步的田野做准备。
胡安居住的小屋，后屯给了我
虽然早已习惯了墨西哥人晚到的规矩，但我还是按照胡安约定的时间准时出现在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医院的门口。半小时后，胡安和他的同伴们乘着小卡车到达目的地。见我在一旁等候，胡安显得有些尴尬，连声跟我说着抱歉。胡安拿出一面旗帜，上面印着自治社区所属的公民组织独立协会联盟（Confederación Independiente Organizaciones—Asociación Civil，CIO-AC）的标志，并画着醒目的镰刀标识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见到这些物品，我脱口而出，“这些东西中国也有，我们从小就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胡安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他很好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一边准备游行的标语，一边向胡安介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以及中国共产党如何带来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在胡安看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率领穷苦大众创立新中国的历史足以表明其支持弱者的左翼立场。听完我的介绍，胡安对我的身份产生了兴趣。“所以，你是左翼的共产党员”。“是的，我是共产党员”。胡安伸出了他的右手，在充满力量的握手后，他说到，“所以，我们都是左翼的兄弟吧”。我能感觉到，胡安对我的所有疑惑都打消了。
胡安组织社区民众发起声援43名失踪学生的游行
从城市南郊的医院到市中心的广场，这次游行持续了三个多小时。胡安和我像久未谋面老友一样，沿路不停地聊着。胡安告诉我，他是佐齐族（Tzotil）人，全名叫胡安·卡尔洛斯·黑麦内兹·韦拉斯科（Juan Carlos Jiménez Velasco）, 出生于1985年，自幼生活在恰帕斯州潘德洛镇（Pantelhó）一个叫做圣达·卡达利那（Santa Catarina）的村社。胡安的父亲玛利阿诺有15个小孩，他是家里老大。由于小孩太多，家庭生活非常贫困。玛利阿诺是一名幼儿园老师，也是一名坚定的革命者。他一直致力于改善底层印第安人的处境，并与剥削、镇压村民的村社酋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甚至被多次投入监狱。1994年萨帕塔运动爆发后，父亲更是离开家乡，参加了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直到1998年才回到家里，没过多久却又被投入监狱。特殊的家庭环境使胡安自幼就为家庭生活奔波，但同时也激发了他改变命运的斗志。虽然家庭条件很差，但他始终坚持学习。年幼时在村社教堂承担清洁工作，以此获得免费上小学的机会。小学毕业后，他来到了圣克里斯托瓦德拉卡萨斯，一边打工一边学习，完成了初中和预科的学习。2006年，胡安考上了恰帕斯州最好的大学——恰帕斯自治大学（UNACH）。
收到录取通知那天，胡安非常激动，他决定犒劳自己。他走进了一家阿根廷牛排店，正准备坐下时，餐馆服务生竟然因为他腰间披着的佐齐族传统的羊毛服饰而拒绝为他服务。“那是一种我无法忍受的侮辱，我离开那家餐厅，一个晚上都没有睡着，我决定反抗”。那次事件后，胡安意识到，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融合，但印第安人仍然是墨西哥社会主流族群的梅斯蒂索人歧视的对象。他决定改变这一切。于是，他开始读切·格瓦拉（Che Guevara）和马科斯（Marcos），并将他们视为自己的偶像。在进入大学后，他成立了恰帕斯自治大学的左翼政治组织恰帕斯农民大众阵线（Frente Campesino Popular de Chiapas），发起了一系列反对歧视印第安族群的抗争运动。胡安行为引起了学校的不满，在一次游行示威后，恰帕斯自治大学将他开除，这距离他入学不到半年。但学校只开除了他一个人，这个组织的其他成员并没有受到任何处理。“因为我是印第安人，其他的成员是梅斯蒂索人”。开除事件使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墨西哥社会中种族歧视的存在，也使他更加坚定了改变这一状况的决心。第二年，他报考了为印第安村社培养师资的“拉瑞萨师范学校”（Larranza），最终被顺利录取。从师范学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恰帕斯郊区奥体利奥墨塔涅（Otilio Montaño）小学任教。在工作之余，他继续组织和参加了政治组织，领导印第安人抗争运动，此外，他还协助父亲，在圣克里斯托瓦德拉卡萨斯创立了自治社区。“墨西哥社会的种族歧视已经根深蒂固了，只有持续不断的抗争才能改变这一状况，或许你可以给我们讲讲中国人是怎样革命的”。在讲完自己的经历后，胡安意味深长地感叹道。
胡安在圣克里斯托瓦德拉卡萨斯中心广场的葬礼
在这次游行后，我和胡安的联系日益增多。胡安将我拉进了恰帕斯教师组织的Whatsapp群内，关于恰帕斯州内政治斗争的消息源源不断从这个群里传出。在他的强烈引荐下，自治社区委员会最终同意了我的申请。在一次大会上，社区主席玛利阿诺将我正式引荐给社区成员，我开始了在圣达·卡达利那自治村社的生活。为了便于调查，自治社区委员会给我分配了一间小木屋。小木屋非常偏僻，没有卫生间、厨房等设施，甚至连床都没有。见此情形，胡安将自己房子的一间屯给了我，并为我准备好了床单、被卧。当胡安把房间的钥匙给我时，我确实颇为感动，好似一个在外漂泊许久的游子找到了停留的港湾。安顿完毕后，胡安邀请我去他的家里吃饭，并让我称呼他的母亲为“妈妈”。就这样，在胡安的介绍下，我成了圣达·卡达利那自治村社的成员，成为胡安母亲的第十六个儿子。
“我的理想就是成为他们这样的人”
胡安工作的奥体利奥墨塔涅小学离圣克里斯托瓦德拉卡萨斯有着1个小时的车程。由于恰帕斯农村小学通常是两班倒的教学方式，即同一年级分为早上8点到下午2点，下午4点到晚上8点两个时段的教学模式。因此，胡安常常6点多就出门了，回到家里已是晚上10点了。这个时候常是墨西哥人晚餐的开始。由于与胡安住在同一屋檐下，我们时常在一起吃饭，有时更会外出喝点啤酒。
一天晚上，下班后的胡安邀请我到自治社区河对岸的一个小饭馆聚聚。我们点了一份卷饼和烤肉，就着啤酒吃了起来。也许是有些醉意，也许是心里有些憋屈，胡安突然问我，“巴勃罗，你相信切·格瓦拉和马科斯的故事吗？”切·格瓦拉和马科斯为了拉丁美洲的贫困大众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在包括恰帕斯在内的拉美的广袤大地上，流传着许多关于他们近乎神一般存在的传说。平心而论，对于这些近乎于神话的传说我始终抱有怀疑态度，甚至会让我想起曾经见到过的朝鲜民众疯狂欢迎所谓领袖的视频。但是，我能理解革命的胡安对切·格瓦拉和马科斯的情感，但我也不愿意盲目地表示认同。对于胡安的提问，我迟疑了。见我迟迟未做回答，胡安不再追问。“不管你信不信，这样的人是真的存在的。我的理想就是成为他们这样的人”。见他如此一本正经，我只好尴尬地笑了笑。
我和胡安在酒吧
见我沉默不语，胡安开始阐述他的革命理想：
我们要通过革命，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这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不应该只是富人的国家，而且也是我们印第安人的国家。我们愿意团结一切愿意帮助印第安人的富人，我们排斥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富人。我看过《乌托邦》这本书，《乌托邦》里面描述的社会就是我们一直向往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这种社会的建立，只有通过我们不断地革命才能实现。我们之所以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建设目标，不仅是为了改善印第安人的生存状况，更是对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甚至全球人类的考虑。我们知道，梅斯蒂索人是没有文化之根的，我们的印第安人是墨西哥的原住民，我们种植植物，饲养动物，我们有自己的世界观，这些是我们墨西哥能够在全球世界立足的依据。这些都是来源于印第安人的。但是，我们的印第安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不断的被殖民者和统治者们掠夺、否认，所以我们印第安人的历史是充满斗争的历史，印第安人通过革命获得了土地，印第安人通过革命也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印第安人文化才得以传承，墨西哥民族才能保存着他们独一无二的身份标识。
谈到兴奋处，胡安甚至有些语无伦次了。胡安几乎把他的所有时间都献给了政治运动。除了每天近12个小时的教学工作外，作为公民独立组织协会联盟、恰帕斯农民大众阵线和自治社区的负责人，他每天要处理很多事务。墨西哥各地的新闻源源不断地通过Whatsapp群组传递到恰帕斯。每周二的晚上10点，圣克里斯托瓦德拉卡萨斯各个政治组织的负责人都会组织集会，讨论当地印第安人族群运动的基本策略，并对墨西哥与恰帕斯当地局势的变化作出应对之策。这样的会议通常持续4个多小时，往往会议结束时，天已经快亮了。如果一旦遇上突发事件，胡安还会组织民众发起示威游行，这一过程牵涉到与其他组织的协调等诸多事宜，常常需要讨论一个晚上的时间。我时常因为疲惫在会场上睡着，但每一次胡安都主持讨论到最后。会议结束后，胡安没有任何休息便马不停蹄地投入到紧张的教学工作中去。
年轻的胡安热爱工作，但他更热爱他所生活的这个社区，热爱和他朝夕相处的同族人以及哺育他的印第安文明。自治社区的很多家长来自偏远的印第安农村，他们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也没有一技之长。来到自治社区后，整天无所事事。他们的小孩，也因为没钱办理出生证明，无法享受免费的义务教育。胡安对此非常痛心。自治社区成立后，胡安便挨家挨户帮助这些家庭寻找谋生出路。对于家中男性，他常常鼓励他们上街贩卖蔬菜、水果，并通过其他政治组织帮助他们寻找建筑小工的机会。“哪怕是最差的扛着货柜卖香烟、零食，一天也有100比索的收入”。对于女性，胡安鼓励她们前去旅馆应聘服务生和保姆的工作，或者是将他们介绍到城市的旅游公司，让她们在家里绣制传统印第安纺织品。“我们要工作，只有工作才能够自食其力，不工作，等着别人的施舍，你们永远都是被人瞧不起的老鼠。”在他的帮助下，大部分的印第安家庭都找到了固定的工作。有了固定的工作，孩子们也有钱办理出生证明，进入学校学习。“印第安人不是被社会抛弃的弱者，而是要学会适应社会的发展，在墨西哥社会有一席之地”。胡安常常像一个领袖一样告诫我，告诫与他朝夕相处的族人。
由于自治社区的土地占用没有得到墨西哥政府的批准，各级政府总是试图驱赶村社的印第安民众。为了捍卫这片土地，自治社区与恰帕斯州内的多个政治组织取得了联系，迫于这些政治组织的强大影响力。墨西哥政府部门不再直接派出军队，而是雇佣恰帕斯地方的一些准军事组织，借助他们的力量驱逐社区民众。2014年12月29日，，“恰帕斯传统市场和承租人协会”（La Asociación de Locatarios y Mercados Tradicionales de Chiapas，ALMETRACH）和“为了更好的恰帕斯环境协调组织”（Las Coordinadoras de Organizaciones por el Medio Ambiente para un Chiapas Mejor，COMACH）派人攻打社区。当时，我和胡安正在街头组织民众游行，自治社区只有少量的治安人员驻守。几个回合后，准军事组织没有办法进入社区，转而放火焚烧了社区旁边的玛雅医学中心。当我们回到社区时，玛雅医学中心的大火已经燃烧起来了。胡安组织社区民众奋力扑救，才没有造成更大的伤亡。看着狼狈不堪的胡安和社区民众，我长叹了一口气。胡安却并不以为然，他淡淡地说到，“指不定明天还会有更大的事情呢。”
果然，第二天出版的恰帕斯日报刊登了一条新闻，声称是自治村社的民众放火焚烧了玛雅医学中心，并污蔑胡安和社区委员会的几位领导犯有强奸等罪行。胡安非常愤怒。“这明明是污蔑，政府想用这样的方式将我们送进监狱，这样他就能赶走我们了”。意识到这一点，胡安迅速联系了恰帕斯州内的多个政治组织，并邀请了当地的电台、报纸和电视等媒体，深入圣达·卡达利那自治村社，通过采访周边和村社村民的方式，向外界揭露事情的真相。一连几天都有媒体来到自治社区，胡安总是配合他们的采访，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当时发生的真相。与体力上的劳累相比，社区1400多位印第安民众的命运更让他担忧。虽然知道自己联系媒体的行动会给政府施加压力，但他并不确定政府部门会不会封杀这些媒体的报道并借此一并摧毁自治社区。新年来临之际，我和胡安照例在社区对面的酒馆里喝着啤酒。但这一次，胡安不敢有丝毫的懈怠，“鬼知道政府不会趁着新年假期再来骚扰社区，所以巴勃罗，我不能喝醉”。万幸的是，在新年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府和准军事组织都没有再骚扰过自治社区。
现代的革命者
在多元、开放的拉美，任何一位革命者的身边都不乏美女的陪伴，他们与美女的爱情故事也成为其革命神话的组成。切·格瓦拉如此，马科斯如此，甚至是我身边的胡安亦是如此。胡安的身边，有着不下于10位女性的拥簇。但胡安曾告诉我，他真正相爱的只有三个。一个是从小到大的玩伴呼利亚（Julia），一位是社区内普通人家的闺女奥菲利亚（Ofelia），还有一个是同是教师的洛里亚(Loria)。我很不理解胡安的这一行为。在我看来，对于爱情的忠贞是一个人的品行之一。胡安这样纠缠在不同女人之间的行为，甚至让我觉得有些反感。反感的不只是我，妈妈对此也很不满意。她常常语重心长地教育我，“巴勃罗，你可不要像胡安一样，交那么多女朋友，跟狗一样”。
胡安从来没有否认这一点，他坦言自己并非一个忠贞的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觉得自己对不起他的那些女朋友。但他告诉我，他从来没有要求她们守在自己身边，相反是这些女子不愿意离开他，坚持留在他的身边。为了不伤害这些女子，胡安便与她们一同相处。但为了避免造成尴尬，除了公众集会外，胡安从来没有在私人层面上与多个女友同时共处。
虽然与胡安交情很深，但对于胡安的解释，我仍然感受到一种毛骨悚然的自恋，但事实却真如胡安所言。在一次与洛里亚和胡安的聚餐中，教师出身的洛里亚对胡安帮助印第安儿童失学、呼吁推广印第安双语教育、反对涅托政府教育改革等斗争历程娓娓道来，她甚至能说出胡安援助了多少个印第安失学儿童。在讲述这些经历的时候，洛里亚的眼神里充满着仰望与崇拜。我突然意识到，真的伟人是有足够的人格魅力吸引大量的女性，所谓的风流韵事大概也是由此而来的吧。
虽然在男女关系上胡安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传统取向，但在很多方面，他又不是一位传统的革命者。拉丁美洲诸国在独立后试图建立民主的宪政政府，但集权的君主制拥护者们却试图进一步控制国家权力，在国家局势混乱、缺乏宪法有效约束的背景下，诸多拥有军队的统帅成为新政府的统治者，由此形成了拉美独裁政治的氛围。这一独裁政治也影响到了底层的革命者。早期的玻利瓦尔曾被指责为过于集权，后期的查韦斯、卡斯特罗更是如此。在萨帕塔的民族解放自治区，不少关于马科斯的传言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着其独裁的品性。在圣达·卡达利那自治村社，胡安的父亲玛利阿诺是自治社区的负责人。长期革命斗争的历史使得他性格非常强势，虽然设立了社区委员会，建立了社区委员会集体决议的制度，但在重大事情上常常是玛利阿诺一人决策。胡安对此非常不满。
一天晚上，胡安跟我吐槽他的父亲，“我真希望他再多坐几年牢，那样他就能想明白了”。这几天有一位的佐齐族的单身妈妈希望能够入住自治社区，社区委员会已经批准了她的申请，但玛利阿诺并不同意她入住，反而将这个名额给了另一个印第安人。“并不是说他们不能入住，只是她有两个孩子，又没有丈夫，我们应该首先帮助她。何况社区委员会已经通过了她的申请，玛利阿诺一个人却推翻了大家的决定。他真的是一个独裁者”。胡安愤愤地说道。“为什么玛利阿诺会同意另一个人的申请呢？”“为了钱，那户人家能够给玛利阿诺两千比索，所以玛利阿诺才同意他的申请”。说到这里，胡安的脸上满是愤怒。
胡安和女朋友之一Ofelia
作为一个革命者，玛利阿诺付出了太多。数十年的光阴都在革命、监狱里度过。玛利阿诺也沾染了一些不良习气，比如一意孤行的独裁行为，偶尔利用职权的贪污，这不仅包括前述收取一定的进入费，甚至每次前往墨西哥城抗议示威，他亦要求每户家庭付出20比索的赞助费，这些经费的使用从未公开。玛利阿诺不止一次地认为来自中国的我肯定有着不菲的收入，他曾数次要求我帮助他和社区的居民。与玛利阿诺不同，胡安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且对社会主义思想有着清醒的认知。他能够彻底地抛弃父亲身上的落后思想，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因此，他对父亲的行为非常不满，认为完全有能力支付开销的父亲却要求社区成员资助其斗争的行为是另一种剥削，而父亲这次因为2000元入场费取消另一户更为窘迫的单身母亲的入住申请更是彻底激怒了胡安。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胡安与父亲不欢而散。此后的两个月里，胡安和父亲一直处于冷战的状态，即便是在同一张桌子吃饭，彼此也没有太大的交集。一天晚上，当我们一起吃饭时，玛利阿诺再次询问我是否愿意帮助印第安人时，胡安朝我使了个眼色。饭后，胡安很郑重地问我，“巴勃罗，我知道你可能有钱，我也知道你愿意帮助我们，但是，你下次过来的时候，请你务必不要把钱给我的父亲，因为我的父亲肯定会扣掉一些。所以我们一起开车去超市，把钱都换成物品，这样，我的父亲就没法扣了，他也不会生气。”
陨 落
我离开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的前一天晚上，我和胡安又一次在社区对面的酒吧里喝酒。这一次，胡安向我阐释了他的革命理想，他要以圣达·卡达利那自治村社为样板，建造一个不同于萨帕塔民族解放自治区的、更大范围的印第安自治市，让所有的印第安人都能够住上房屋，人们都有工作。虽然人们会说西班牙语，但是印第安语言和文化得以保留，人们之间互帮互助，印第安人美好社会的愿景得以实现。“这个梦想并不遥远，巴勃罗，也许当2016年你再次回到这里，我们就已经实现这个梦想了。
回国以后，虽然与恰帕斯相隔万里，但我常常通过Whatsapp获得自治社区民众的近况。我知道，在2015年7月30日，胡安邀请伊瓜拉市（Iguala）被政府勾结的黑帮杀害的43名学生的家长的来到了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并在中心广场发表了声泪俱下的演讲，给恰帕斯地方政府和墨西哥联邦政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我开始为社区民众的命运担忧。不断发送的消息证实了我的猜测。8月10日，“恰帕斯传统市场和承租人协会”和“为了更好的恰帕斯环境协调组织”联合派出人员，绑架了自治社区250余户家庭的成员，打伤了自治社区170多名居民，最终迫使社区民众从自治社区撤离。我开始为胡安的处境担忧，但每一次聊天，胡安都告诉我，我们都很好，这些困难只是暂时的，你的墨西哥家人在恰帕斯等着你回来。这样的通话一直持续到2016年的3月15日。
圣诞夜我们受邀参加社区居民家庭聚会
2016年3月26日，忙碌完一天的我正准备睡觉。突然，Whatsapp传来一声消息。恰帕斯另一政治组织教师协会的负责人何塞发来消息，“巴勃罗，胡安两天前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们现在正在墓地，准备将他埋葬”。如同晴天霹雳一般，我思维在那一瞬间彻底停止。我打开与胡安的Whatsapp聊天账号，上面显示着最后的登录是在2天前。群里关于胡安遇难的消息也不断传来。通过这些只言片语的信息，我得知，在政府驱逐社区民众后，胡安率领无家可归的印第安人发起了持久的抗争运动，由此引来政府更大的不满。迫于舆论的强大压力，各级政府并没有直接采取措施，而是继续雇佣恰帕斯地方社会的两个准军事组织，对参与抗争的民众发起威胁。早在2015年的11月，胡安就已经收到了准军事组织的死亡威胁，但他据理力争，没有任何妥协。2016年3月24日的早上，当他开车前往学校上班时，被“恰帕斯传统市场和承租人协会”和“为了更好的恰帕斯环境协调组织”的人员围堵在城市东边的小巷子里，他试图打开车门，却发现车门被人死死按住。最终，胡安身中九弹，死在了他的车里。那个时候，我正坐在天桥剧院里，欣赏着中拉文化交流年的开幕式表演，来自墨西哥玛利亚奇正在上演。
数以万计的民众涌入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的中心广场上，参加胡安的葬礼。他的弟弟卢西亚发表者声泪俱下的演讲，号召大家忘记痛苦，团结起来，继续斗争。胡安的女朋友之一洛里亚挺着大肚子，在葬礼上要求彻底清除恰帕斯州内的准军事组织。葬礼后，恰帕斯州内的多个政治组织发起了持久的游行，抗议政府对印第安人政策，要求政府必须找出幕后黑手，还胡安一个公道。时至今日，当地政府仍然没有给出任何的答复。
新年时胡安代表社区委员会慰问自治社区保安队
虽然在自治社区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但我时常会想起那天晚上胡安和我关于革命英雄是否存在的谈话。我很后悔当初的迟疑，或许正是因为我的迟疑，使得胡安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革命英雄的确实存在。或许正是因为我的迟疑，胡安才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最终一语成谶。在悔恨之外，我更痛恨自己没有更多时间与胡安交谈，没有系统倾听他关于革命的理想。如果上帝再多给胡安一点时间，或许胡安就能实现他的革命理想，成为拉美大陆上又一个革命英雄。不，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革命的英雄。只是他的抱负还远远没有实现，他的能量也没有彻底发挥。
我很想告诉胡安，在认识他以后，我不再怀疑拉丁美洲关于革命英雄的传说。因为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一种超越人性的无私奉献与舍我抗争的精神，看到了拉丁美洲印第安人跨越千年的理想主义的激情，我更看到了在这种精神下印第安文化传承至今的动因及其在不远的未来复兴的希望。我相信，在胡安去世后，革命的火种会再次引燃，恰帕斯印第安民众的抗争并不会停歇，印第安族群与梅斯蒂索族群和谐共生的社会途径必将出现，整个世界也必将铸剑为犁。
新年夜胡安为大家献唱
胡安去世后，在自治社区生活的日日夜夜总会出现在我的梦里，其中最多的一幕是在圣诞节的晚上，胡安戴着印第安人的大盖帽，穿着笔挺的西装，弹着吉他，唱着他教给我的那首《恰帕斯充满着爱》。
我来自丛林与山泉，
我来自琥珀与珊瑚之地，
我是平原的河流，是美洲豹，
我来自森林与湿地，
我来自甘蔗和产盐之地，
我来自珍贵的孔雀之地，
我来自连绵的阴雨中，
我是格查尔鸟羽毛上的光泽，
我是一首来自丛林的歌，
我是伟大的玛雅人，是丛林里的大嘴鸟，
伴着木琴的声音前行，
我和兄弟们唱着崭新的歌曲，
我是恰帕斯，太阳的子女，
我是恰帕斯，上帝的奇迹，
我是恰帕斯，永生的土地，
我是恰帕斯，和平的象征，
因为我们是有着历史的人民，
我们应该创造历史
因为我们是恰帕斯人，
我们必须带着这份属于我们的骄傲，
接受来自或远或近的拥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