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安东尼•吉登斯：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
内容提要：
当今时代是一个扑朔迷离的全球时代，全球化是催生全球时代的主要动力。全球化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随后扩展到整个世界，它使整个世界日益成为休戚相关的整体。全球化主要体现在通讯和交往的全球化上，并且深入到了个体的内心深处，使个体的生活和认同方式产生了深刻的改变。在新的全球时代，所有国家和个人既经受着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又推动着全球化进一步向前发展。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并没有消失，但在全球化力量的影响下，民族国家的形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如民族国家的主权日益被弱化，国家认同的建构日益变得困难，民族国家变得矛盾重重等。
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迷茫、变化无常、非理性而且远离了历史的世界，生活在一个越来越难以理解、未来越来越难以预测的21世纪。这个世纪与18世纪哲学家们所预言的情况完全不同。这些哲学家创立了社会科学，认为我们这个社会的生活将变得更容易预测，我们这个世界将变得更容易理解，我们对于自己的生活和历史也会有更深刻的了解。这也是马克思所相信的。他认为，如果我们想要创造历史，那就必须先理解历史。18世纪晚期，人们瞥见了科学对于生活的影响，认识到科学可以使生活变得更容易控制，使自然变得更容易理解。凭借技术的进步，世界将变得更容易为人类所操纵。实际却并不如此，而且恰恰相反，世界变得越来越超出我们的控制范围，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在18世纪的哲学家看来，我们可以预见自己的未来。但是也许你会问，未来在哪里？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样子？我想这个世界实际上已变得更加不确定，甚至连人类本身的命运也变得更加不确定了。21世纪初期的社会与人们所想像的不同。从科学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说，也许在五六十年以前，你所担心的主要是自然对于我们人类的影响，如洪水、飓风、自然灾害、粮食歉收等。但是到最近几年，人类对自然所带来的担忧逐渐超过了自然对人类所带来的担忧。这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根本性转变。
不管我们创造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毋庸置疑，这个世界是一个全球性的世界。一个地区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困难和机遇，也是整个国家和世界所要面临的问题。如果这个世界与创造者们所预想的有什么不同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因为全球化的特征让它如此与众不同。关于未来，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政治形式的民族国家将依赖于对全球政治的分析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在这里，我想区分两个概念：全球化和全球时代。全球化是一系列过程，它意味着相互依赖。对它最简单的定义就是：依赖性的增强。这种增强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维度上。全球时代所描述的则是一种我们已经创造或是想要创造的制度。全球时代是我们当前生活的社会条件。我们可以被看作是人类有史以来的全球时代的第一批公民。尽管对于全球化我曾经论述良多，但我的主要目标还是分析全球时代和民族国家在全球时代的地位。我本可以从很多方面论述人类的第一个全球时代意味着什么，但我重点要谈的却是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因为这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关键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质问：民族国家在这个时代发生了什么变化？在这种新的时代，民族国家是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被赋予了很多新的特征？
重温全球化概念的历史是分析全球时代的良好开端。“globalization”这个英文单词是一个非常晚近的词汇，它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在这个年代，当我开始写作有关全球化的文章的时候，即使在学术界也很少有人使用到这个词汇，人们常常用“国际关系”、“国际化”、“国际劳动分工”等其他词汇来表达这个词汇所隐含的涵义。直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全球化”词汇才开始得到使用。从诞生到现在，从毫不知名到风靡世界，这个词汇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和使用开来。在所有的时代中，在所有的社会科学词汇中，“全球化”词汇或许是最为成功的一个。它的发展本身就是表明全球化含义的最好例子，它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全球化的全球性特征，是全球化过程的有力例证，同时还表明了过去二三十年来全球化过程的剧烈程度。全球化概念变得全球化了，它成为人们生活的语言，并广泛见诸于报端，而不再是一个隐藏在学科里的特殊名词。它描述了事物扩及全球的过程。因此，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这个词汇在每个国家都得到极其普遍的使用，受到极为广泛的关注，很难找到一个不谈论全球化的国家。正如我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同事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所说，全世界对于全球化的大讨论本身是全球化过程的一部分。我在我的早期著作《反思性现代化》一书中也提到，今天所出现的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不断反思的过程，遍及全球的现代性争论本身是反思性过程的一部分，它们构成了现代性的内容，是现代性不可分割的部分，表明了现代性的反思性与自我反思性本质。
有关全球化的争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的晚期到90年代的早期，学术界开始怀疑全球化是否真正存在。比如，人们认为，传统中国文明是一种全球性的文明，罗马、美索不达米亚也是全球性文明，那么20世纪的全球性特征又有什么区别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人怀疑全球化是不是一种现实的情况。20世纪90年代，这种争论变得尤为激烈。但是，随着现在有关全球化研究的学术书籍的增多，对于全球化是否存在的争论已经停止了。所有研究全球化的学者都认识到我们所处时代的文明与以往的文明大不一样，尽管以往的文明对现在有着很深的影响，但是没有哪个时代的文明像今天这样如此广泛地传播开来。古老的中华文明的确非常庞大，但是并没有广泛渗透和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其他古老文明也都如此。但是，今天的全球化却显得更加集中、更加完整、更加迅速。至此，全球化第一阶段的争论结束了。
紧接着，开始了有关全球化争论的第二个阶段。争论变得更加公开和大众化。全球化的理念走进了大街小巷。争论的焦点不是全球化是否存在，而是全球化的利弊。很多人认识到全球化的重要性，认为全球化对于那些正在经受着全球化影响的社会来说是有害的，对于世界其他地方来说也是有害的。这也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到现在反全球化运动之所以存在的原因。现在，反全球化运动浪潮尽管稍有消退，但诋毁全球化的言词依然相当激烈。许多人批判和怀疑全球化的影响，但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更多地批判全球化的过程。这种批判非常重要，因为社会科学就在于尝试从政治或道德的角度发现造成人们生活发生变化的东西孰好孰坏。我也不得不指出，全球化的争论尽管如此广泛，但全球化的含义并没有真正得到理解。我认为，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全球化，弄清楚它帮助我们建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随着这个词汇变得越来越流行，词汇的含义也变得越来越含糊。人们不经检验地、自以为是地使用全球化这个词汇。因此，我要解释一下：什么是全球化？应该怎样理解全球化？
首先，纵观第二个阶段有关全球化的争论，你会发现那些赞扬和反对全球化的人都尝试从经济的角度理解全球化。他们都认为，全球化就意味着经济的依赖性，意味着市场的整合。这种理解当然并非完全不对。任何一个生活于广东或者到广东观光的人都能明白，广东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所以它变得如此繁荣。如果认为与30年前相比全球化的市场变得更加具有竞争性，认为世界金融体系和银行系统的变化对你的腰包有着即时性的影响，这也不无正确。假如3年以后全球经济下滑，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将体验到这种影响。从这种意义来说，全球化意味着经济的依赖性，这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认为全球化主要是经济依赖的增强，那么就错了。在我看来，在全球时代，造成经济相互依赖的驱动力主要不是市场，而是通信和交流，特别是卫星技术和电脑技术的交流在过去二三十年里有了显著的进步，如果你想确切知道自己是哪一天开始作为全球新时代的公民而生活的，这个时间就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全球卫星系统成功发射升天的时候，人们第一次实现与世界各个角落同时展开交流。约在70年代，当第一颗卫星送入轨道的时候，世界自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一种根本性变化，所以在我看来，通信交流才是文明变化和进步的驱动力。
我在早期的著作中曾提到，七八千年以前人类第一次文明的起源是随着文字记录的出现而出现的。为什么文字记录会如此重要？这是因为它使时空的转变成为可能，使大型社会组织可以穿越广袤的时间和空间。只有当你有了文字记录的时候，你才能记载事情，比如记载一年收了多少粮食，街道修在什么地方，才能发明日历等。它们都意味着能力的再创造。因此第一次通信工具创造了第一次文明。第二次文明是随着印刷术的发明而出现的。在欧洲，十四五世纪的时候，随着文字记载的出现，人类发明了印刷术，现代国家开始出现。民族国家的起源与印刷术的发明是分不开的。因为有了印刷术，大量文字记录被复制和印刷，人们生活的情况和历史被记载和传播。其实，通信交流意味着权力和转变，而不仅仅是把一种事物翻译成另一种媒介或表达方式。可以说，没有印刷术，也就没有现代意义的国家。
第三次发明是19世纪电报电信的发明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文明。19世纪中期，美国发明了电报。电报对工业文化的传播非常重要，没有电报，就不可能有现代组织(modern institution)。有了电报，人们不见面也能与他人进行异地联系，这使大型组织机构的成立成为可能。现在，人类生活在第四次重要变革的时代。随着全球通信工具的出现，现代通信工具使全球化变得可能。电脑网络带给我们的既是个人的也是与全球同步的信息。我们处于全球时代的初级阶段，需要最大程度的交流和沟通。如果要理解通信技术所带来的全球化，我可以再援用“9·11”事件做进一步的阐释。“9·11”事件是对无辜民众的杀戮和伤害，但同时也是一次全球电视事件。据统计，约700万人观看了飞机撞击第二幢大楼的现场直播。这是一个新的历史事件，这在20年前是不可能发生的。作为一名世界公民，我们生活在全球化所带来的后果的时代，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这种后果，但却带来了生活的一系列变革。
以上是我所要阐述的第一点：全球化不能仅仅是当作经济的依赖性，如果真有一个驱动力的话，那么，最重要、最直接的驱动力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交流。
其次，全球化不等于西方化。反全球化运动者认为，全球化不过是西方灌输强势文化的一种方式，全球化就是西方帝国主义试图通过媒体、通信或全球市场等手段控制和占据世界其他地方。为什么西方对世界组织和规则具有主导作用？世界主要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等成为西方利益的表达机构。西方的技术、利益处于世界的主导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就是西方化。不管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的利益，全球化并非西方的延展。中国和印度就是两个最明显的例子，它们证明了全球化为什么不是西方化。没有谁怀疑中国在未来也将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没有谁怀疑我现在所在的广东的繁荣就是参与全球化的结果，而不是相反。在全球时代，不向世界敞开大门的国家是不可能繁荣的。经济要繁荣，那就得摆脱贫困，而要摆脱贫困，那就得融入全球化。我想当今全球化世界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地理权力的重新分配。到21世纪末，联合国很有可能不再成为主要权力的拥有者，因为全球化中的权力将紧紧跟随着积极融入全球化的组织，其他一些大的社会团体很可能取而代之。因此，我的第二个观点就是，全球化虽然表达了西方的利益，但是世界并非一成不变，特别对于那些融入全球化的非洲国家来说，全球化并不完全是西方化。全球化创造着一种辩证的影响，它并非一种单一的力量。
再次，全球化不是一种单一的力量，不是一种单边的现象。如果要我形象地描述全球化在我们生活中是什么样子，我可以给出一种三维的图像。全球化消解了国家的力量，全球市场的发展以及其他全球现象的发展的确削弱了一些国家以前拥有而现在缺失的权力。比如，在欧洲，如果问为什么会有社会福利模式的危机，这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全球化的影响所致，欧盟以前所拥有的权力现在变得没有了。欧洲社会福利国家建立在凯恩斯理论的基础之上——尽管他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是欧洲福利国家理论的创立者——欧洲确实出现过繁荣，但仅仅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这一经济理论建立在国家对于经济的控制的假设之上。国家必须控制需求、控制市场，以提供更多的职位，以达到经济的稳定。国家对于经济的调控也是凯恩斯理论和欧洲福利制度的基础。那么，随着全球时代的到来，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70年代以来，国家有没有失去其经济权力？市场是不是更具有竞争力了？没有哪一种方法比以前那种把经济控制在一国范围内的办法更加可取。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失败了，与苏联和东欧的瓦解发生同一个时间。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对经济系统进行调控的方法越来越成问题了。因此，毫无疑问，随着全球时代的到来，一些国家的力量的确削弱了，全球化在抽离国家力量的同时，还进一步使事物本土化。全球化为地方自治和新型地方主义创造了需求，地方身份认同开始变得备受关注，并赋予大城市以前所未有的力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在全球化时代，许多影响进入到国家层面之下，要么对地方发生直接影响，要么对本土或者城市发生直接影响。正因为如此，中央分权在全球时代的治理变得极为重要。治理不再是对地方的集权，而是必须允许地区自治。这种图景还可以使大家明白为什么会出现世界范围的民族主义复兴。由于全球化，一些地方产生了自治的要求，特别是那些有国家而没有民族的国家，或者那些有民族而没有国家的地区。苏格兰、喀什米尔的民族主义势力的勃兴并非偶然。作为全球化表现的地方主义可能造成非常复杂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持续发生在南斯拉夫和欧洲巴尔干半岛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以前历史仇恨所使然。当然，总有一些地区的矛盾是由于长期历史原因造成的，但南斯拉夫的矛盾实际上反映了全球时代所带来的压力和紧张。当这些冲突发生的时候，人们总是习惯于从历史原因的角度做出解释，结果造成比以前更多的冲突和仇恨——就如非洲卢旺达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在南斯拉夫，很多穆斯林在冲突爆发之前并不知道自己是穆斯林。其实，对于南斯拉夫许多地方的个人生活来说，是穆斯林还是伊斯兰并不重要。但随着冲突的加剧，制造仇恨的人却从历史中寻找原因，认为冲突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可以看出，全球化时代的很多问题实际上并不是传统的问题，与大国的强大也没有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弱小国家或欠发达国家缺乏有效治理，催生了比传统国家更多的矛盾和问题。
我们知道，世界上确实存在许多因为治理不善或者身份认同危机而产生的棘手情况，它们确实与全球化有关。全球化既消解了国家权力，又凸显了本土的身份意识，同时还挤压(squeeze side)出一个新的领域。这样，全球化的三维空间模式便构建起来。因为经济贸易或文化传播，使有些地方变得跨越国家的界限。比如，巴塞罗那位于西班牙的北部，但同时又不完全属于西班牙，它是加泰罗尼亚自治地区的一个城市，它的经济与法国南部经济的整合程度大于与西班牙南部马德里的经济。因此，这一地区在某种程度上跨越了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传统文化边界。这种现象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存在——尽管这些新的、被创造出来的地域有时候会与旧的身份认同重合在一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并不必然是无处不在的一体化。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但随着新的矛盾和分化的出现，我们同时也生活在一个碎片化的世界。这不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现象，而是全球化时代世界重构自身的产物。怀疑主义、分化和矛盾的出现是由于今天的变化而引起的，这种变化不是偶然发生的现象，它们是伴随世界变化而出现的。这也是为什么当今会有如此多人关注民族分化问题的原因。全球化重构了民族，带来了民族分化。今天的民族分化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要严重，全球化并非如你所想像那样带来的是民族的统一。全球时代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共同体的新的艰难时代。民族分化意味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付出更多，意味着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制造着问题。从对世界其他地方所带来的后果来看，一些地方性的矛盾同时蕴涵了全球性的意义，很多弱小国家为民族分化问题所困扰，新的民族分化不知何时才能得到控制。
最后，与其他几点同等重要，全球化并非只是简单的、外化于我们的过程。很多人在谈论全球化的时候，似乎全球化就是迎面向我们扑来的力量。这种形象的描述当然不无正确。但是如果你理解了全球化是一种辩证的、持续的拉—推因素，正如我所说的那样，那么你就会明白全球化并不仅仅是外在于我们的东西。当我使用电器设备、拿起电话或打开电脑的时候，我都不仅仅是在被动地回应全球化，我同时还是全球化的能动者(agent)。因此，审视全球化对我们的影响与我们对全球化的影响实际上是一种辩证的过程。从某种程度来说，全球化在形构我们行为的同时，我们也通过全球化时代的生活同时形构了全球化的世界。没有全球通讯，我们现在所做的很多事情根本不可能做到。正因为它是我们生活中如此熟悉的东西，我们没有意识到它在形构我们身份认同的同时具有多大的分量。我在两年前的一本书中提到，比起以往的时代，全球时代的个人身份认同出现了更大的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整个生活变得更具有反思性，更关注自己的身份认同。在全球时代，要弄清自己的身份认同并非一件易事。我们越是卷入全球化的结构中，我们就越是被迫知道自己的积极定位，这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网络技术时代的来临，使这个过程更加凸显。
在集体层面和个人层面上，身份认同已成为特别关注的事情。其实，不仅个人对于自己的身份和对于应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感到迷茫，而且对于国家和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大型组织来说，情况也都如此。“我是谁”或者“我们是谁”的问题一直是人类非常关注的问题。在全球时代，它们不是你“想要”问的问题，而是你“必须”要问的问题。因为在这种时代，与往昔相比，传统已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比如，今天早上我在酒店附近看到一些传统工艺品，但那些商品看上去已不再传统，时代赋予了它们以不同的内涵。一旦游客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商家就会提供它们，不管它们是不是传统的。传统观念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有悖于原教旨主义对于传统的保守信仰，他们对这个五光十色的大千世界不会感到满意。我们积极地改变了传统，使生活世界中的不同价值观和不同历史时段都压挤在单一的现在，人类生活在单一的现实时代，我们共同生活于其中的现在对于很多人来说含义是一样的。因为频繁密集的沟通和交流使我们变得与往昔大不相同，即使在中国某个偏远的山村，传统的存在方式也变得与过去大不一样了。有一位女人类学家到外蒙的一个小乡村去从事一项有关“传统”的研究，在她到达的当晚，村民就问她是否要看《本能》这部DVD。这个乡村甚至比伦敦某些大电影院还先获得这部电影。因此，今天即使看似传统的东西可能并非如以往那样传统和保守了。在当前这个世界，诸如此类的有趣例子可谓比比皆是。
这就是我们时代——全球时代——的本质。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全球时代的主要制度(institution)，知道应当如何描述它们，以前的制度主要存在哪些问题。接下来的第二部分，我将谈论民族国家的制度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国家发生了哪些变化？很多年以前，人们完全从工业化角度理解现代性，但我认为，民族国家与其说是工业化的产物，不如说是现代性的产物。工业化——正如前面提到的印刷术的发明一样——与作为一种组织形式的民族国家息息相关。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工业变得不如信息那般重要的后工业时代，民族国家面临了什么样的问题？刚才我就全球化概念谈了四点，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我也将谈四点看法。
从根本上说，民族国家是一种以主权和领土为基础的组织。主权观念在18世纪中期才被提出。民族国家就是对特定领土行使主权的组织。在传统国家，领土就是一切。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传统国家的领土意味着管理权。在民族国家，领土则意味着公民身份，公民身份决定了管理机构的性质。对民族国家和传统国家——比如传统中国——进行比较，传统中国拥有广袤的领土，但却没有得到有效的管理。传统中国曾经分崩离析，曾经狼烟四起、战争不断，很多地区并没有接受帝国中央的管理，它们修筑有自己的防御工事。只有在民族国家时代，地图上才标示了明确的边界，它意味着民族国家对边界范围内的领土拥有主权。为什么领土对国家有着如此神秘的力量？请允许我举一个较有争议的例子。台湾被视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点极为重要，因为台湾作为小岛，大陆中国对它拥有主权。为什么大不列颠帝国要不远千里地与大西洋南部的阿根廷开战？因为它要通过战争来保卫马岛，后者是其国家领土的一部分，是大不列颠帝国的一部分。因此，自民族国家兴起以来，一些看似毫不起眼的领土也出现了纷争。民族国家、公民身份和领土都是现代性的产物。那么，民族国家又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第一，全球时代尽管已经来临，民族国家却并没有消失，而且在最近的将来也不可能消失。在我伦敦书房里的书架上，有4本有关“民族国家终结”的著作。它们认为，随着全球时代的来临，民族国家已变得多余，民族国家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其中有一位著名的日本学者认为，将来将不会像今天这样拥有250多个国家，而是会有成千上万个城邦国家(city-state)，世界的前途将变得黯淡无比。尽管很多人赞同他的观点，但却并不符合现实情况。也有人持恰好相反的观点，认为未来的世界将会是民族国家普遍化的时代，因为在这以前，民族国家总是与其他政治组织（比如帝国）同时并存。前苏联可能是当今世界最后一个以帝国形式存在的联盟，它的解体使这个时代第一次让民族国家变得不那么统一。因为自那以后，许多在苏联时期拥有部分自治权的共和国一直在为成为民族国家而挣扎。你或许注意到了我刚才所提到的没有民族只有国家的现象。有国家而没有民族是如此重要和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它们都想成为民族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分离主义运动会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这不是因为他们想要从现存的民族国家中分离出来，更重要的是，他们想要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同样存在着分离主义运动，苏格兰想从大不列颠帝国分离出去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因此，尽管很多国家都存在着分裂现象，但这种分裂不是对于民族的分裂。可以说，民族国家观念第一次为每一个人所接纳，他们都试图拥有自己的民族国家。
以上是对于民族国家终结观的反对意见。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尽管拥有其普遍的形式，或者有望形成普遍的形式，但同时也得承认，民族国家的确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这种根本变革反过来带来了主权性质的改变。与全球化相关的三个方面强烈地发生着相互影响，它们不断带来了民族国家形式的改变。民族国家尽管没有消失，但主权观念却变得越来越成问题。在全球时代，与领土相关的主权概念可能失去了在先前时代所具有的力量。在全球时代，国家的身份认同和主权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完全相称，这种错位可能对世界或国家产生一定的作用。因此，民族国家改变了自身的形式，主权观念变得问题重重。与经典社会理论恰好相反，在我看来，必须认识到现在的主权并不一定是清晰界定的主权。18世纪的传统社会理论认为，主权是绝对的，一个享有主权的国家对其领土一定享有绝对的权力。但是，在当今网络技术时代，在这样一个有着巨大劳动分工的世界，在我们的生活不断受到民族国家以外力量影响的时代，这种观点怎么能成立呢？因此在当今世界，民族国家越来越成为世界多层治理体系的一部分，民族国家不再有清晰的地理边界和主权划分。它们存在于某一层级的治理形式中。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个空间都受到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性或者跨国组织的影响，每一个民族国家都必须屈服于不断提升的地方自治压力。因此，主权尽管没有消失，但国家形式还是发生了改变。在全球化时代，它变得更加开放和没有限制，变得更加富有争议和更加多层。今天，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不拥有多层治理的体系，无论这个国家是多么的庞大或者强大。归纳我所讲的这一点，那就是民族国家并不会消失，而是趋于普遍化，它在抛弃以前传统特征的同时，越来越趋于普遍化。
第二，世界上许多民族国家出现了新的分裂形式。有些非常明显的分裂形式是民族分裂，但在工业化国家，还存在着一些分界线，它们与过去的等级划分同样严重。这些分界线是由于现代通信革命所带来的价值多元化、生活方式多样化所造成的结果。有些人喜欢，有些则人不喜欢。工业化国家的很多人认为自己喜欢这个世界，喜欢国际化的文化、流动的自由以及由于主权模糊、身份不清的开放过程所带来的好处。但是，也有一些人感到很难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世界生活下去，他们总是依恋往昔，希望回到以往的国家，而不是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多元世界，感到现在的生活是对过去的背叛，因此想再回到传统形式的家庭中去。他们反对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革新。对于日益高涨的妇女解放运动，许多人希望回到妇女解放运动还没有兴起的年代，希望妇女回到传统的角色中去。
在欧洲，民族国家的分裂直接导致了政治上的分裂。正如美国所出现的情况那样，许多人认为存在着两个美国：一个是红色的美国，另一个则是蓝色的美国。红色的美国是传统受到极大尊重的中西部美国；蓝色的美国则是世界性的、多元化的美国，以一些特大城市作为代表，它更加开放，更加代表美国加利福尼亚东西部海岸的利益。这种二分情形在选举中时有体现，尤其是在布什与戈尔之间的美国大选中，这一次大选在选民当中几乎造成了社会分裂的结果。在欧洲社会，留恋过去的人与期待多元未来世界的人，经常通过对移民持否定态度或认为移民可以消解民族文化这一对矛盾而聚集起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欧洲，党派之争时有发生。新右派反对移民，它觉得生活在我所描述的世界里非常不舒服。这种分歧很难克服，很难说这种分歧有多么根深蒂固。但在目前，双方所要解决的更多是政治方面的纠纷，而非经济不平等方面的纠纷。在欧洲，左派和右派以前主要在政治和阶级不平等上发生分歧，但在今天，对于移民问题和文化差异问题的态度在选举和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比以往的阶级分歧更加重要。所以，这是民族国家内部发生的重大变化，所有与多元文化主义有关的问题都产生于此。多元文化主义是对全球化生活的否定，意味着生活和文化的多元化。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能否使多元文化主义和国家身份认同彼此得到调和。左派和右派政党都拒绝调和，它们更愿意寻求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希望实施保护工人权益的法律，认为它们才是多元文化主义的条件。其实，成功的多元文化社会并不是要否定民族国家的认同，不是要否定法律对于个体的普遍性适用，而是希望把两者结合起来。人们只有在分享共同之处的条件下才能在差异中彼此共存。因此我要宣扬的多元文化主义是，坚持在公民当中保持一定程度的共同性，坚持一些重要的双重身份，不要只顾自私自利地发展自己，如果他人的发展是以你的利益作为代价，你应该与他们进行协商和沟通。多元文化主义是文化之间的对话而不是分裂，是国家法律框架内和跨国家法律框架内的文化融合，而不是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有其身份，必须得到严格的尊重和定位。我想我已经清楚地提出了一种思路，那就是我们创造了一个有效的全球时代，在这一时代，我们成功地解决了文化多样性的问题，同时也满足了身份认同的需要。
第三，在全球时代，国家认同变得困难重重。以往——迥异于全球时代和后现代——形构国家认同的因素现正处于消失之中，这些因素主要表现在对主权和差异的清晰认识上。如果你与其他人意见不一致，你可以从他人那里找到自己的身份，你就是那些与你持不同意见的另一种人。在英国，存在着一个著名的有关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英国的国家认同就是由于长期反对法国而塑造出来的。英法两国有着长达150年之久的恩恩怨怨，两个国家的认同都是通过自己的敌人而相互塑造出来的。因此，以前的国家认同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领土分割的基础之上。正如我刚才提到过的那样，领土分割在后现代的全球化时代已不再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不管你去到哪里，人们都会问你“你是谁”的原因。民族存在于多层治理体系的世界之中，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是谁，我们代表着什么，这些问题都希望得到解答，这些问题也变得更加开放，而且是必须回答的问题。我们不再能够通过别人、通过与你争夺领土的敌人来判断自己的身份——尽管在某些地区这种做法依然如故，比如，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对立，印度人与巴基斯坦人之间的对立，它们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用传统的方式来界定自己的身份。
我们要像寻求自我认同一样去寻求国家认同，我认为这两个过程是可以彼此交融的。尽管寻找的过程可能十分艰难，但同时也是一种解放。我们都是自由的个体和民族的成员，我们比以前更有自由去决定自己是谁。你确实会感到深深的忧虑和迷茫，但这是一个自由化的过程，我们应该积极而充分地使用这种自由来塑造自己想要成为的自我。因此，不论你去到世界的哪一个地方，你都会发现自己的民族和国家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应该怎样界定自己？”在我看来，在新的全球化时代，重新定义自我的需要不断得到复兴。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写了一本有关美国的著作，名曰《我们是谁？》(Who are we?)。他认为，这一问题可以从四五个角度加以界定。表面上看，这不是一个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但对于美国来说，这种身份认同的界定却相当重要。对于右翼党的布什来说，美国国家认同的界定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在布什执政的过去几年里，他曾经这样回答过“我们是谁”的问题。他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确切地说，我们必须是世界上拥有最强大军事实力的国家。”他还特别提到了中国，不允许中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布什有关美国认同的定义我不敢苟同。我希望下一任总统对美国会持一种更加自由和多元的定义，把美国与多元文化主义联系在一起。因为在全球化时代，我们怎么能生活在一个不知道自己身份、不依赖于世界其他地方、不对世界其他地方负责的世界中呢？因此，我认为，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树立一种进步的认同观念非常重要。正如英国和法国一样，进步的民族主义(progressive nationalism)在社会中是一种重要的积极力量。中国在世界的定位应该是：作为世界的主要力量之一，在理解自身的独立性、自身的国家认同的时候必须联系其他的国家，共同解决彼此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我想，对于像我这样站在左翼社会民主党阵营的人来说，应该接受这样的观点：进步民族主义不仅在理论上是一种可行的力量，而且在全球共同体中将变得极为重要。这两者既互相对立，也互相依赖。因此，有效的多边治理形式和多层治理形式的建立将取决于积极的改革和国家认同问题的解决。
第四，民族国家正经历着根本的转型。这不仅是因为我所提到的原因，确切地说，而且是因为民族国家与地方治理的关系发生了改变。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比以前有着更多的独立性，但不幸的是，我们常常更多的是从否定的角度看待依赖的。你可以说中国的气候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走了发达工业化国家的老路，但你不能说中国可以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袖手旁观。对于中国本身来说，气候变化已经蕴涵着深刻的内涵。我们了解庞大的世界历史，因为我们需要比以前有更多的合作、更加多边形式的治理以及比以前更加有效的国际法。尽管我们存在这些需要，但负责发展多层和多边治理的法律行动者(agent)却越来越被弱化。比如，与20年前相比，联合国的合法性和影响力已经大为削弱。作为中国也承担了重要角色的世贸组织，它也不再是一个能够达成广泛全球性协议的国际组织。目前，在国际贸易的法律方面，我们当然需要达成各种协定，但多哈谈判仿佛已经失败。因此，我们在需要双边贸易协定的同时，还需要一个一体化的国际贸易体系。在这个全球治理的世界当中存在着一些真空地带，这些真空地带的出现当然与当前美国的管理有关。我想布什对这些真空地带的出现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他还在用传统的方式定义美国。2001年“9·11”事件以后，布什在西点军校的演说中说道：美国将是世界的主导力量。他破坏了与其他国家的许多多边协定，他用另一种话语在权力关系体系中重新定义了世界。伊拉克战争可以看作是布什哲学的体现，这不只是一种偶然的冒险，这种定位对世界的影响很大。伊朗核问题也与这几年美国国际政策所造成的真空地带不无关联。但是，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把一切责任都推到美国身上，美国也同样挣扎在问题上。因此我认为，进步性的国家认同的建立，能够而且应该与建立一个广泛的跨国和多国协议框架彼此相容。
在我看来，欧盟模式尽管存在着潜在的问题，但也有可能成为世界其他地方潜在的治理模式。欧盟尝试保护国家认同，保留国家的自治权，但同时也尝试建立一个能够应对多水平治理的组织。今天，我们要求欧盟在同一个法律框架下面能够整合27个国家——以后可能发展到50个，未来很多事情可能都取决于欧盟模式的成败。欧盟在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功，它在最大成程度上克服了民族之间的矛盾，而且在保留国家认同的同时依然建立了欧盟的集权。欧盟不是民族国家的终结，它意味着在一个更加广泛、更加全球化的框架内国家认同发生了转变。当今世界的跨国组织或区域性组织——如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等贸易组织与欧盟还不一样，我们还不知道它们是否能够制定出一种共同的法律框架，但我希望它们能考虑这样一种试验。在我看来，只有当我们拥有了有效的区域性的跨国组织的条件下，我们才真正开始生活在全球时代的背景下。认为联合国或者其他全球性组织能够实现这样一种目标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在良好组织起来的区域性跨国体系内部进行多边合作和治理，才能有助于建立真正多边治理的世界。
有关这个世界的矛盾和问题，我尽管已经谈了很多，但我还是很乐观。随着全球时代的来临，一些组织将会发生变化，它们很可能为这个世界共同的未来提供参考框架。这个存在于丰富多元化世界的框架是否能为那些作为个人或者国家所追求的稳定和安全相一致，我想这是我们应该积极提倡和推进的方面。
本文原载于《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1期，译者郭忠华，何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