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研究】李晓斌、段丽波、周灿|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差异比较分析
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差异比较分析
李晓斌 段丽波 周灿
摘要：中国和缅甸的德昂族是有着相同历史渊源的跨国民族, 但中缅德昂族的回溯性历史叙述淡化了其历史中的共同部分, 分别强化了与所在国的历史纽带。这说明对跨国民族认同的把握应有一种历史的眼光, 中缅德昂族正是通过回溯性历史叙述来区别分布于中缅国界两边而文化边界模糊的群体, 通过赋予不同跨国部分历史发展的差异性, 来为心理国界的构建确立历史根源。论证了回溯性历史叙述在跨国民族心理国界构建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以寻求理解跨国民族认同的理论途径。
关键词：国家认同历史叙述跨国民族德昂族
中国和缅甸的德昂族是有相同历史渊源的跨国民族, 随着国界的划定, 他们跨居于不同的国家, 但长期以来构筑的文化纽带并不会随之解构和消失, 他们曾经作为同一个民族所显示出来的那些亲缘、地缘、业缘、物缘、神缘、语缘成为双边文化交流和文化互动的内在关联和动力。[1]因此, 尽管存在明确的政治和地理的界线, 其内部仍是一种弹性可变的文化意义上的“柔性边界”[2](P65) 在发挥主要作用。正因如此, 跨国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所存在的张力、对抗的关系, 一直以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3]那么, 跨国民族如何构建和体现其国家认同?20世纪中期以来中缅德昂族的回溯性历史叙述即是在现代国家认同影响下, 跨国民族心理国界构建的反映。因此, 对中缅德昂族回溯性历史叙述现实取向的研究展示了历史文化同源的民族被国界线划分之后是如何通过历史的叙述来将跨国民族内部模糊的、流变的柔性边界构建为跨国民族刚性的心理国界。
一、缅甸德昂族的回溯性历史叙述
缅甸德昂族主要分布于缅甸北部的掸邦和克钦邦南部的群山中、西南部kalaw一带的山区、namh kam(南坎) 、muang mit和namhsan(南散) 以西以及东部面向泰国边界的tawnpeng(东本) 南部山中。[4] (P19~23) 历史上, 缅甸确立这部分属于北部支系德昂族的统属关系的时间较晚。从相关史籍记载来看, “东吁王朝(1531~1752) 的国王阿那庇隆从缅甸南部转征泰国北部清迈地区时, 曾出钱请‘拉佤’部落的人给他的人马带路, 但并不要求这些‘森林居住者’向他宣誓效忠”, [5] (P78) 这说明当时缅甸都还没有能够直接控制今天缅甸北部及其东北部边区, 也没有建立对北方民族的统治。英国人的记载也提到, 一直到18世纪时, 在中缅间仍存在一些完全不受缅甸管辖的“独立王国”, 除山寨以外, 没有更高一级的政府机构管辖当地。[5](P78) 而直到现在缅甸德昂族中还流传的“金印的传说”, [6]则反映出元明清时期, 这部分德昂族与中央王朝统属关系的存在。因此, 从中国西南边疆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 中缅边界地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伸缩性和历史上中缅藩属关系长期存在而使中缅边界形成的缓慢凝聚特点, 使这部分缅甸德昂族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期, 与中央王朝建构的历史联系比之缅甸更为密切。这部分缅甸德昂族的历史也因更多地受到中央王朝影响而与其他缅甸德昂族的历史形成了一些差异。这一方面使这部分的缅甸德昂族很难建立起稳定的与缅甸历史的关联性和历史的认同感;另一方面, 缅甸历史中对这部分德昂族历史记载的缺乏, 也为他们通过重新撰述本民族的历史来建构起与缅甸的历史纽带留出了空间。
1960年10月签订的《中缅边界条约》, 标志着缅甸北部德昂族的统属关系得以确认。20世纪90年代, 缅甸政府对这部分德昂族的民族武装进行了整编, 进一步巩固了北部德昂族与缅甸政府的关系。从现实需要出发, 缅甸德昂族需建构起与现代的统属关系相适应的历史表述, 进而建构起与缅甸历史的关联,并在缅甸的历史中找到认同和归属感。这成为他们重新撰述历史的背景。这种历史的建构, 可以看做是拉铁摩尔所论述的边疆民族的“政治忠诚”, 这种政治忠诚是与这些民族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的。[7]
20世纪70~80 年代, 在德昂族文化精英的倡导下, 缅甸成立了以南散市的吴布信为社长的德昂族历史研究社、德昂族历史编著委员会。由于德昂族没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字, 大量资料是通过对口述史以及掸文资料的整理而获得的, 因此, 在研究社的委员会中除吴貌觉、吴妙丹通等来自官方和曼德勒大学的学者具体负责撰写外, 还有吴丹昂、吴通丁等大批的中学老师及德昂族分布的县村组代表来负责口述史的整理, 并由吴达挂依翻译了大量的掸文材料, 缅甸德昂族历史的大体脉络和框架得以基本形成。
从缅甸德昂族对其历史的叙述来看, 其主要的结论和观点与为数不多的缅甸的历史记载和大部分学者的观点都有所不同。
在迁徙史的叙述方面, 国内外学术界对孟高棉民族的迁徙有印度迁徙说、中南半岛土著说、青藏高原起源说、红河三角洲起源说等四种比较具有代表性观点, [5] (P50) 但缅甸德昂族对本民族迁徙历史的表述, 不同于上述的主流观点。其认为德昂族的先民源于印度和西藏交界的地方, 曾迁徙到了蒙古高原, 后从蒙古高原南下, 迁入中国的西南。此后在缅族首领白虎王的带领下, 开始了在缅甸的迁徙。这种表述,明显是在融合了凌纯声的青藏高原迁徙说与哈威、亚瑟·潘尔等学者的印度迁徙说的基础上, 建构起与缅族几乎完全相同的迁徙路线, 而其由中国西南迁徙进入缅甸,进而在缅甸各地分布、迁徙的过程, 则更是与缅族的迁徙结合起来,强调他们是和缅族一起迁入缅甸的。从而建构起与缅族悠久的历史联系。为此他们甚至淡化了孟高棉民族实际比缅族更早来到缅甸, 是今天缅甸地区最早的开拓者的历史。[8] (P12)
在与孟族关系的表述方面。德昂族力图不仅从民族源流分化重组的角度, 而且也能从缅甸历史发展的过程来体现“在缅甸内居住的孟族、佤族、德昂族是从如同兄弟的孟- 高棉民族中产生的”①这一历史纽带。
在缅甸历史上, 孟族曾先后建立过三个统治中心均在今缅甸境内的王朝。孟族建立之政权, 使缅甸在局部地区得以统一, 为缅甸最终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缅甸历史的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在主流的缅甸史论著和东南亚史论著中, 孟族是这三个王朝的建立者。 德昂族对这段历史进行了重新表述——德昂族参与了孟人第二个王朝的创建。在孟人于8世纪在勃固地区建立第二孟王朝之前, 德昂族已经是该地区最为重要的居住者之一。在勃固王朝被蒲甘王朝征服后, 该地之德昂族才再次迁徙。这表明德昂族参与了勃固王朝的整个建立过程。②
出于同样的考虑, 他们还强调了德昂族在叫栖这个地区发展中的贡献。缅族自650年开始, 在缅甸平原叫栖地区定居下来, 叫栖是缅族发展的可靠支柱。在今天所见到的缅甸史论著和东南亚史的相关论著中, 缅族在叫栖得到了两个民族的帮助——掸和孟。他们从“掸族那里吸取了政治统治的制度, 从孟族那里吸取了各种文化”,[8] (P23) 并以之为基础, 1044年, 在其到达蒲甘后组建起了国王统治的国家。德昂族对这段历史也进行了补充:835年, 一支约五千人的德昂族来到叫栖, ③故叫栖这一地区不仅住着孟人也住着德昂族。既然叫栖是德昂族与孟族、缅族杂居, 那么, 这部分德昂族对叫栖的文化也是有所贡献的, 所以, 缅族在叫栖所吸纳的文化也应包括德昂族的文化。通过这样的历史表述德昂族强调了与孟族和缅族的历史联系。
与东部孟高棉群体的同源性表述。根据卢斯的研究:在中南半岛东部的高棉语和西部的孟语乃至孟人的亲缘民族卡西人和蒙达人之间, 在语言上出现了一个断裂带。东西两边那些群体的语言的许多词汇是一样的, 而插在中间的这些北方支系的语言中的许多词汇与东西两边的语言中使用的词汇却不一样, 而且比较新, 这种语言的分布区域往北一直到大理一带。[5](P50) 这就是说分布于缅甸北部, 以namh kam (南坎) ,muangmit和namhsan (南散) 为中心的这部分德昂族在语言和文化与孟高棉东部和西部部分的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5](P50) 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主要还是这部分德昂族的历史迁徙及历史发展的差异性造成的。
尽管这两部分在历史发展过程和文化等方面均存在客观上的差异, 但近年来缅北的德昂族越来越强调其与东部孟高棉历史发展中的共同性。从德昂族历史研究社、德昂族历史编著委员会的成员构成来看, 参与历史编纂的成员全部为北方的德昂族, 但在他们的历史撰述中, 通过挖掘和细致的梳理尽量地建立起北方部分与东部的联系。他们认为, “他们与孟族和高棉人同宗, 他们的祖先历史上曾在柬埔寨居住过, 之后一支涌向泰国山区;另一支沿大山脉和高山峡谷奔走到缅泰边境, 进入缅甸掸邦地区后向四处分散,四个方向的德昂人有过折转, 然后才又分散”。[6]这样的历史表述建构起了与东部孟高棉民族群体的历史联系。[9]
如上所述, 随着边界的划定, 缅甸德昂族北方部分与缅甸的政治和文化联系将不断加强和巩固。为适应这种变化, 通过历史和文化的重构来建构起与中国历史的否定性认同, 成为其建构与缅甸历史认同的前提。正如霍布斯鲍姆在《传统的发明》中所指出的, “所有新象征与发明都是作为民族运动和国家的一部分而形成的”, “传统实际上是为回应社会与政治的变迁而被建构出来的”。缅甸德昂族的历史是通过与缅甸“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过去建立连续性”[10](P2) 的方式来建构的。所以, 缅甸的现实发展决定了缅甸德昂族历史建构的指向性特点。缅甸德昂族与缅族相似迁徙轨迹的历史建构, 以及与孟族和东部孟高棉关系的重新表述都体现了这种指向性。这种历史建构在重新定义自己所属的共同体的同时, 建立起了缅甸德昂族自身历史与缅甸国家历史的联系, 增强了缅甸德昂族对缅甸历史的归属感和缅甸的国家认同。
二、中国德昂族的回溯性历史叙述
中国史籍中对德昂族先民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西汉时期的苞满。至东汉初年设置永昌郡时, 与苞满同一族系的分布于今滇西南区域和缅甸北部地区的其余众多部落开始纳入永昌郡内, 被统称为“闽濮”。元明时期, 中央王朝在包括现在布朗族和德昂族先民在内的蒲人群体地区设置府州之后, 部分蒲人的统治得到进一步加强,这部分蒲人中的经济文化发生了迅速的汉化。[11](P401)
上述历史表明,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中央王朝不仅对濮这个包括了佤族、布朗族和德昂族先民的群体确立了统治, 而且至少已存在杜赞奇所说的以国家文化主义为基础的 (王朝) 国家认同。但对于德昂族而言, 这种认同并不够明确。首先, 虽然德昂族的族源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的苞满与闽濮, 但分化演变为德昂族则是清代,也是在清代才被单独记载, 此前史籍对德昂族的记载是涵盖了今天德昂族、布朗族、佤族等三个民族先民在内的濮人的记载。因此, 通过史料了解德昂族的历史, 只能确切追溯到清代。至于德昂族更早的历史只能按它所归属的族群去大体地把握或通过其史诗的反映来间接地理解。其次, 对“濮人”这一早期族群名称所涵盖的民族,学术界的争论也非常大。由此带来的影响是, 德昂族“根基历史”[12]不够清晰, 在清以前德昂族很难找到确切的史实来支持他们的历史记忆, 建立历史认同;此外, 与西南地区其他民族大多由北而南迁徙进入西南地区不同, 德昂族所属的孟高棉民族的迁徙史是由南而北的迁徙, 在他们的迁徙史诗与传说中都反映和体现其由“缅甸迁入的历史”。[13](P32~38) 正因为他们与云南其他大多数民族有着不同的源流, 他们显然无法像其他西南的民族一样通过“英雄祖先”的历史来与华夏巨族联系在一起, 同样也很难通过“弟兄祖先”[12]的历史而与西南其他民族建立联系。
要建立与西南民族共同的历史认同只有显现他们与西南边疆历史发展的关联性和在西南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具体而言, 通过建构与“金齿国”的历史关联性, 形成并放大本民族系于华夏坐标上的政治联系与地缘关系。
有关“金齿”的记载始见于唐代, 到了元代, “金齿”之称才频繁出现。从相关史料的记载来分析, 一开始“金齿”是当地民族的称呼, 宋元之际成为当地若干个民族的部落联盟的称号——“金齿国”, [14](P3153) 随着元朝对这一地区统治的加强,至元二十三年 (1286) 壬午“给金齿国使臣圆符”。至此金齿归附中央政权的统治成为金齿宣使司——元朝的一级地方权力机构。发展到这一阶段以后, 金齿的指代又具有了金齿人的意思——金齿宣抚司辖区内所包括的“土蛮凡八种:曰金齿, 曰白夷, 曰僰, 曰峨昌, 曰骠, 曰繲, 曰渠罗, 曰比苏”, 即在这一区域之内, 并不是单纯的金齿族居住, 还有其他民族。金齿命名是因云南行省西南广大区域以金齿族为主要, 以金齿命名以团结错杂而居的各族组织部落, [15](P19~21) 因此, 金齿的指代更具广泛意义了。也正因为这种模糊性, 所以这一区域的民族都可以从本民族的角度出发形成带有指向性的金齿国历史表述, 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历史记忆。
但基于民族源流发展演变、风俗文化方面的考证, 大部分学者得出傣族是金齿国主体民族的结论, 少数的学者认为主体民族应是佤、布朗、德昂等族。在这个问题上, 德昂族选择了学术界不占主导地位的一种观点——金齿国的主体民族是佤、布朗、德昂等族先民。
近年来, 德昂族在本民族的回溯性历史叙述中增加了金齿国的内容, 力图建立起与金齿国的历史关联性。对于缺乏相关史料支持的问题, 一方面, 德昂族学者力图从“主体性历史”所覆盖的多层次历史的角度来对史料问题尽量进行合理的解释:之所以找不到历史依据, 与当时拥有话语权的主体民族有关。“比如他们认为‘三征麓川’的时候, 很多将士、指挥官都是德昂族。但当时记录这些历史使用的是傣文, 德昂族又受傣族统治, 所以哪怕是德昂族的将领、德昂族的英雄, 他肯定也会说是傣族的。傣族书写的历史当然是以傣族的为主, 不是傣族的也很少写进来。”所以在德昂族的集体记忆之中没有可以直接对应和支持“金齿国”这段历史的内容。另一方面, 通过德昂族的神话传说与历史的相互建构, 使德昂族对“金齿国”的历史表述有了一个合理的空间。德昂族对于明清以前的历史主要通过神话史诗来传承一个只有模糊时间概念的集体记忆, 其中找不到可以直接对应和支持“金齿国”这段历史的内容。尽管如此, 创世史诗《达古达楞格莱标》和迁徙史诗《雷弄山的儿女》《泪水歌》中包含有大量体现德昂族先民悠久历史和辉煌文化的内容, 这使学者提出的佤、布朗、德昂族是建立金齿国的主体民族的考证不仅仅是“学者主观性的想象”, 同时也得到来自德昂族“传说神话所蕴含的合理的理性逻辑的支持”和“像科学的逻辑一样严格的一种集体的信码”[16]的支持。
对于德昂族而言, “金齿国”的记忆使清代以前的德昂族历史找到了一个历史支点, 使他们在清以前的历史由一个模糊的“无时间感”的历史, [17] (P136~154) 形成了较为清晰的历史维度, 从而显现他们与西南边疆历史发展的关联性和在西南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 建立与西南民族共同的历史认同。
总之, 对“金齿国”主体民族的重新解读是云南德昂族为明确历史上与云南和中原王朝关系而进行的历史建构的具体体现。而云南德昂族历史的“根基历史的空白”不仅使德昂族的神话传说与历史的相互建构成为可能, 而且借助于神话传说与历史的相互建构的历史观, 使德昂族对“金齿国”的历史表述有了合理的空间, 并为“金齿国”的历史表述提供了支撑。这种建构过程也反映出其历史建构具有很强的现实取向性的特点。这种现实取向性, 呈现的是德昂族强调与西南民族共同参与西南边疆历史发展的历史认同。
三、对中缅德昂族回溯性历史叙述差异的讨论
其一, 回溯性历史叙述的建构对跨国民族心理国界的影响。
跨国民族本来是同一民族, 随着国界的划定, 在这些民族内部“划出”了政治和地理的界线, 但不同国度的群体长期以来构筑的文化纽带并不会断绝, 因而, 其心理的边界可能要淡化很多。随着回溯性历史叙述的建构, 将会逐渐使其内部的界限明显起来, 而使之与国界的划分相一致。从社会学的角度看, 民族的内部和亚群体间本来存在的一些可变的柔性边界, [2](P65) 而回溯性历史将会对这种内部的柔性界限有所改变。因为“历史的溯源常常和自我与他者的区分联系在一起”, [2] (P66) 杜赞奇就曾对回溯性历史叙述的这种作用有论述:“对源流的叙述结构被用来划定与动员群体, 其方法通常是提升某些特定的文化实践, 诸如语言、宗教、共同的历史经验等, 从而提高群体相对于邻近其他群体的自觉性。”[2] (P65) 如果说跨国民族在文化上有诸多一致性和相似性的话, 那么回溯性历史叙述把原来文化边界模糊的群体通过溯源而区别出来, 通过赋予群体历史发展的差异性,来为群体界限的划定确立历史根源, 从而进一步加强了群体边界中刚性的特征, 或者说将原本的柔性的边界改变为刚性的边界。
“一个民族, 必须仰赖于共同的历史, 才能够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18](P55) 从这个层面说, 回溯性历史叙述所建构出来的跨国民族不同部分历史发展的差异性对跨国民族柔性边界的这种改变作用, 有利于跨国民族心理国界的形成。正如有的学者提出的“对于现代国家政权而言, 跨国而居的历史上的人们共同体, 它们的心理国界是否形成, 这个问题才是最重要的, 也是现代国家公民教育乐见其成的。”[19]跨国民族的心理国界是政治认同的体现, 正如中缅德昂族的回溯性历史叙述淡化了其历史中的共同部分, 分别强化了与所在国的历史纽带。这一过程在显现其历史差异性的同时, 也是他们在多重认同的选择中,将国家认同排列在民族认同之前的一种体现。因此, 这种回溯性历史叙述的形成, 是在现代国家认同影响下, 跨国民族心理国界形成的一种反映。
其二, 中缅两国德昂族回溯性历史叙述建构过程的特点和不同。
对比中缅德昂族回溯性历史叙述的情况, 有共性也有不同。共同之处在于两者的回溯性历史有明显的集体记忆的特点, 意识历史[19](P125) 的成分居多;另外, 都通过回溯性历史叙述来构建起当代的国家认同。他们都通过回溯性历史的叙述来摆脱线性历史叙述中德昂族边缘的形象, 凭借回溯性的历史叙述, 对德昂族悠久的历史以及对所在国家历史发展的作用加以肯定和颂扬, 改变德昂族的历史边缘性, 使德昂族能成为国家民族话语中心的一部分。
不同之处在于, 中国德昂族在其漫长演化发展过程中, 历史的形成了对中央王朝的认同。因为, 中国古代的民族认同在历史上是存在的。如杜赞奇所指出的“对于中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群体而言, 一味强调印刷资本主义促进了对于共同命运的想象及同步性, 就忽视了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它, 不同的群体可以宣布加入到一种民族性的文化之中”。[2](P52) 简言之, 中国古代民族对王朝国家的认同形式是存在的, 是文化为主的认同形式, 并且这种文化经过历代统治者的塑造已经具有政治化的特点, 故文化的政治化也成为其认同政治化的基础。这种情况对于当时边疆的少数民族而言, 也同样是存在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 这种认同主要是通过以汉族及儒家文化为中心, 以各民族的融合与文化的相互渗透为基本态势, 以羁縻制度、土司制度及盟旗制度等为保障来实现的。[20](P3) 因此, 在中国德昂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在这种文化主义的影响下, 其对中央王朝的认同是存在的, 只是被主体性历史的叙述模式所掩盖。中国德昂族的回溯性历史叙述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利用复线史观的视角来找到被主体性历史覆盖的当时历史的多层次表达。[21]从中找到并明晰历史上与主体性历史的联系。借助这种多层次叙述的复线史观的视角, 把“被消解”的德昂族历史重新“创造”出来, 从而使发展的“本相”与历史表述的“表征”更进一步地适应。这里的“表征”与“本相”的关系可理解为, 历史表述或历史文本记载的“表征”与客观历史发展的“本相”之间的关系。[22]从中国历史上来看, 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的“表征”与华夏认同的历史“本相”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支持的。这种对应关系也适用于德昂族的分析。作为德昂族的历史“本相”, 德昂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从先秦的濮发展为明清的崩龙过程中, 德昂先民一直参与了中国历史上王朝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 也形成了德昂族的华夏认同, 但这种历史现实的“本相”却缺乏相应的“表征”来对应———在明代以前历史文献记载不足,缺乏能明确反映王朝国家与德昂族相互关系的历史表述。而传说和史诗这种缺乏历史明确时间和空间的叙述模式, 很难形成德昂族历史发展所应具有的“本相”与“表征”的对应关系。通过德昂族对“金齿国”历史的回溯性建构恰可以较好地解决“表征”与“本相”不对应的问题。
缅甸德昂族的历史则不一样, 他们对自己历史的表述既不同于中国的记载, 也不同于缅甸的记载。从历史上看, 北部德昂族与中国的联系多于缅甸的联系, 他们缺乏与历史上缅甸的王朝建立起早期的认同的记载, 因此, 只能借助于集体记忆来重构与缅甸历史上的联系——为了现实的需要而进行回溯性的建构。这一回溯性的过程只能完全依靠本民族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 而“这种建构如果不是全部, 那么也是主要由现在的关注所形塑的, 即在各个历史时期分别体现出来的对过去的各种看法, 都是由现在的信仰、兴趣、愿望形塑的”“是受我们用来解决现在问题的心智意象影响的”。[23](P59) 哈布瓦赫对集体记忆的这种表述,正体现了缅甸德昂族回溯性历史叙述的特点。
综上, 中国德昂族通过回溯性历史叙述来重建一种在“主体性历史”覆盖下的历史, 一定程度地体现了杜赞奇复线史观下所提出的多层次的历史。借助于神话传说与历史的相互建构, 在他们建构的回溯性历史叙述中使德昂族对“金齿国”的历史表述有了合理的空间, 并为“金齿国”的历史表述提供了支撑。这种建构过程是使德昂族历史发展的“本相”与历史记载的“表征”进一步适应的过程, 但也反映出其历史发展“本相”与历史表述“表征”的适应具有很强的现实取向性特点。这种现实取向性, 呈现的正是德昂族强调与西南民族共同参与西南边疆历史发展的历史认同。缅甸德昂族的回溯性历史叙述也力图借助于复线史观的视角重建恢复被缅族和孟族等“主体性历史”所覆盖的历史, 来为构建缅甸德昂族的国家认同创造相应的历史空间, 但如上文所述, 缅甸德昂族在历史上显然没有能与缅甸的王朝建立起早期的认同, 这是他们与中国德昂族不一样的地方, 因此, 缅甸德昂族的回溯性历史叙述, 更多反映了“现在中心观”[23] (P45) 对其集体记忆的影响。
从中缅德昂族回溯性历史所建构的内容与学者们“客观历史”的差异看, 民族认同实际上是随着国家和地方语境的变迁而调适的, 并且受到民族内部对政治、经济利益权衡的影响。这一过程中, 跨国民族的回溯性历史成为“人们对于族群分类的态度和实际操作”。[24]因此, 本文所辨析的中缅德昂族回溯性历史叙述的建构与差异正体现了回溯性历史叙述在国家认同影响下, 参与构建跨国民族心理国界历史过程的作用。
注释：
①[缅]德昂族历史编著委员会.缅甸德昂族史[R].1998.
②[缅]德昂族历史编著委员会.缅甸德昂族史[R].1998.
③[缅]德昂族历史编著委员会.缅甸德昂族史[R].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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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作者简介:李晓斌 (1973~) , 白族, 云南昆明人,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西南民族史、跨境民族研究。段丽波 (1974~) , 女, 云南澄江人, 云南大学《思想战线》编辑部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西南民族史、民族档案学研究。云南昆明, 邮编:650091。周灿 (1968~) , 女, 云南芒市人, 德宏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副教授, 主要从事西南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云南潞西, 邮编:678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