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研究】许斌，周智生|西南边疆地区山地多民族聚居区社会空间分异与演变研究 ——基于桂西德峨镇的个案研究
一、引言
地理学者们逐渐认识到社会发展与空间的变化是联系在一起的，正在从“人—地关系”转向“人—社会关系”，对于空间研究给予了新的认识：空间、空间形态和空间行为的演化发展不仅取决于自然的空间法则，也是文化、政治和经济等产物，研究的尺度也由宏观、中观走向微观，研究对象也从关注物质空间转移到了族群和人身上。当今，文化—经济地理学正在经历“文化转向”[1]和“关系转向”[2]，地理学家们不断致力于了解空间和地方如何调节个人行动和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格局关系[3]，关注空间和地方研究中环境、关系、文化、社会、经济和政策的过程分析研究。毫无疑问，人与人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关系演化是人地系统持续发展的动力[4]，特别是在分析民族地区人地关系的时候，“民族关系”一方面既可以作为“人”“地”之间的中介变量，因为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行为很多是按传统民俗和宗教等文化符号来施加影响的，比如不同的文化类型形成不同的土地观，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是不一样的。而土地观的不同也会使开发利用资源的方式和类型也不同，会直接影响民族区域发展[4]，创造出不同的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性策略[5]。另一方面，在民族地区全球化与地方性的博弈与互动中，“民族关系”不仅仅是抽象的，更应该是具体的；不仅仅是高大上的理念，而且是能够影响民族聚居地社会空间的变迁[6]，也是新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反应，涉及各种新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7]，使社会空间的内涵发生了变化。
对于空间与社会关系的“关系”分析，莫过于列斐伏尔和苏贾等人的批判。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就是种社会关系。空间是关于土地的生产力，在空间里充斥着社会关系，空间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空间也生产社会关系[8]。空间生产的社会关系是社会秩序在空间上的表达，人们通过空间实践，如空间经济行为、空间文化行为、空间认识和空间情感等参与到社会关系重组与社会秩序的建构之中[9-10]。事实上，少数民族生存与发展所涉及的地域、领域、血缘、边界、门槛、边缘、流动和人口等问题无不和空间有着联系。所以，苏贾也认为，空间的组织和意义是社会变化和关系转型的产物[11]。总体上，列斐伏尔、苏贾等人主张空间是社会关系的载体和容器，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空间已经变成生产关系和文化再生产的场所，是一个广泛冲突和矛盾的地域。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鲜有从空间视角出发，结合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的时空演进来分析少数民族的社会空间。列斐伏尔等人的批判空间理论研究是针对资本主义空间与现代或后现代的都市社会，并没有涉及前现代社会或乡土社会[12]，远离大都市的边疆多民族社会空间的特征与机制更是没有足够的理论进行解释的，更不能套用城市社会空间理论来解释乡村以及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社会空间现象，建立在因子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等统计理论基础上社会区分析法不一定能适用于我国的民族社会空间研究[13]，因为西方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一大特点是种族空间的分异，而我国多民族聚居区的空间特征是“大杂居、小聚居、普遍杂散居”，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不存在人为和制度的隔离。我国的情况是多民族聚居区存在分异，但不存在隔离，而且强调族群之间的互动甚至融合，西方的社会区分法则是建立在种族隔离的预设之上的。当然，我国社会空间研究中，空间与社会关系相互作用的理论都较少应用到民族关系这一特殊的社会关系中来[14]。长期以来，民族地理研究中人地关系所涉及的民族关系似乎不怎么引起人们的注意，不得不说是种遗憾。本研究拟探讨山地民族产业发展和就业方式变迁是多民族聚居区社会空间演化的动力，分析了产业变迁引发的多民族社会空间演变结果与特征，探讨“产业变迁—民族社会空间演变—民族关系响应”双向互动的关系机理，对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有现实意义。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质性研究具有全面和深入的特点，通过收集丰富和生动的资料可以深入地反映事物形成、发展及变化的过程。质性研究方法已逐步为国内外人文地理学者广泛采用[15]。通过田野调查，在参与式观察中，笔者以公开研究者的身份进入研究区域进行了详细的观察和记录[16]。同时，还借鉴人类学民族志的方法[17]，综合收集、整理和分析民族志、民族史以及重要历史人物的口述史记录，利用深度访谈法进行了口述史资料收集，得到第一、二手资料。访谈对象涉及村民、村干部和民间学者，力求以个体、族群等微观视野探求大社会。
(二)研究区域概况
隆林各族自治县地处云贵高原东麓余脉，正好处于滇、黔、桂三省的交界处，是红色革命老区；是广西仅有的两个各族自治县之一和所属的百色市12个县(区)中唯一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同时，也是国家级贫困县，“老、少、边、山、穷”是该县典型社会经济特征。德峨镇地处隆林各族自治县西南部，距县城36km，总面积210km2，平均海拔1600m，最高海拔1940m。该镇地势西高东低，为喀斯特发育地貌，石山连绵不断，群峰间形成了大小不等的山谷。田坝多为高山包围，聚落多处于山谷和田坝并形成形态和面积大小不一的村寨，人多地少，生产力低下。该镇共有9个行政村，151个村民小组，总人口约32000多人。根据该镇政府提供的统计数字，镇境内居住着苗、彝、仡佬、壮、汉5个民族，其中，苗族人口最多，达到28300多人，占镇总人口的86％；彝族1859人，占5.65％；么佬族972人，占2.95％；壮族481人，占1.46％。从民族构成上看，德峨镇最大的特点是整个隆林各族自治县苗族、彝族和么佬族的主要聚居地。该镇苗族、彝族和么佬族人口分别占整个县苗族、彝族和么佬族总人口的30.07％、50.90％和38.07％。苗族、彝族和么佬族等山区民族居住在海拔较高的山区和半山区，坡度多＞12°，高程通常在在1200m以上，所以称为山区民族。而壮族则多聚居于坝区，多为山涧与河谷地区，称为坝区民族。坝区，一般指山间的一块地势平坦的小平原，也就是山间小盆地，坡度通常在在8°～12°之间，面积或大到几百km2或小到不足1km2。我国西南许多地区的老百姓常称这种相对于山区较平坦的小盆地为“坝子”，是对一类较为平坦的小地貌的统称[18]。长期以来，山区民族和坝区民族之间的互动交往形成了西南山地特有的垂直分异的多元社会空间。本研究选取苗族、彝族、么佬族与壮族杂居的德峨镇常么村为个案，介绍不同文化背景下基于族际互动的社会空间及其演化过程。
图1 研究区域
三、传统生计空间和多民族社会空间的形塑
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山民往往被视为另类，因为，其在历史上因其生活方式之故，国家难以驾驭山民服从徭役或者征收税赋，山地因此成为统治者的心病。在平地生活的人们对山民也持有带有落后和贫困的刻板印象，甚至带有污名：在大量历史文献中，古代的官员和文人的行文往往喜欢将边疆的非汉民族分为“生”和“熟”两类，如“生瑶”“熟瑶”。所谓“熟”，指被认为已经被教化，确切地说是被儒化的人，在地理空间上他们虽也居住在山地，但是自然地理条件相对没有那么恶劣，离汉族较近，与汉族交往密切，接受汉族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生”，则是那些依然桀骜不驯者，在地理空间上离汉族较远，常居住在高海拔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较少接触汉族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与其他族群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另外，在平地人的眼里，山区根本不适合进行农业生产。一方面，他们对于山民为何选择山居不太理解，也正是这种不理解，使他们对山里人充满偏见；另一方面，山里人居于大山中，不便与外界交往，显得孤僻闭塞，山里人也就转变成为农业社会的一种另类并被形成一种集体刻板记忆，山区成为了落后与贫困的代名词。平地对于农业社会是“本位的”，而山地不是，山里人是“另类的”，看来山区和平地里的人在文化和观念上的错位还真不少。而实际上，山区和坝区是存在互补的。山区社会发展有特有的规律，对于坝区并不是一无是处，其某些特有的产品和资源甚至是坝区没有的，山区和坝区是一种建立在依赖基础上的互补和互动关系。历史上，山区传统多民族社会空间是建立在不同自然条件禀赋差异上的多样化生计方式的基础之上的。德峨镇的坝区孕育了壮族稻作文化，而山区民族则长期以来以刀耕火种和游耕为主，即便在山区，由于海拔气候等不同地理环境，也会造成不同山区民族刀耕火种的分异，而分异则为共生社会空间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一)社会空间以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为核心
地处云南高原的余脉，和其他滇黔桂交界区一样，德峨镇的地理空间特点是一个由大山、大江阻隔形成的封闭和破碎的空间体系。地缘格局影响着当地人的生产关系、社会距离和民族心理。长期以来，各民族的活动基本局限在基于地缘血缘关系维系的聚落圈层之内，人员的流动性和互动互助频率很难超出集镇以外的范围，经济空间表现出经济关系上商品性弱、社会性强的特点。社会空间的建构具体表现在：生产互动和生活交往主要以族际和族内的情感、宗法和血缘为纽带的依附关系为主；相互利用和竞争的成分不高，而社会关心和合作的意识极强。当地村落之间长期以来的经济关系主要是简单的以物易物，普遍是重农轻商和重情轻利的思想，社会关系上是民风淳朴，与世无争，竞争意识不强。即便是同一族群的不同支系，如果受阻于地理阻隔而且空间距离较远，其之间联系的紧密和频率并不如附近的其他族群，应验了“远亲不如近邻”的古话。在血缘关系上是以族缘关系格局为表征的，无论是彝族还是壮族村寨，都以本族缘为主建构区域内的社会空间。自然边界明显，在传统农耕生计方式为主的社会，因交通条件和地理阻隔限制，人口流动的稀少，村寨与族群的社会边界也是清晰的，各成员的意识边界也随之泾渭分明。这是生计水平所决定的，加上族群的集体记忆加固了社会边界和意识边界。
(二)以传统产业空间分异为基础
民族空间的格局往往是以地方产业的分异格局为基础的。历史上，山区的发展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形成了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生产，山上的彝族村落形成了山地产业，山下的壮族村落形成了稻作产业，各民族在差异中互通有无，形成互动的社会空间。
1.土地利用方式的分异。分布在坝区与盆地河谷地区的壮、汉等民族，一直沿用着固定水田，擅长水利灌溉、精耕细作、一年多季的土地利用模式，长期以来形成一整套水稻栽培和水利资源管理的地方制度，是典型的稻作文明。而彝族、苗族等其他山地民族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在山区形成了刀耕火种的游耕文明和山林狩猎文明。刀耕火种轮歇土地不仅为山地民族提供了食物，也提供了狩猎、采集的场所，同时，也是蔬菜瓜果种植、竹藤生长、放牧之地，这些是山地农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
2.生计方式的分异。德峨镇壮族的传统生计方式是典型的稻作文化，是少数民族水田稻作农业的代表。壮族除了发展以种植水稻为主的产业结构方式外，还有兼营多种多样的辅助产业，比如种植花生、芝麻、黄豆、甘蔗、茶叶、菠萝等低海拔经济作物，也从事牛、猪、鸡、鸭为主的家庭养殖业。彝族等其他山地民族除以刀耕火种的方式栽培旱稻以外，还兼种棉花、烟草等，采集和狩猎也是其生计来源的重要补充，是典型的山地型生计。
(三)传统多民族社会空间形成的机制
1.立体互动的地域差序格局。在山坝空间结构内，山区和坝区各民族以一业为主、多业为辅的多样化产业结构和生计方式，建构了山区与坝区之间优长互补、相互依存的多民族共生链，通过互助交往，突破了山坝地域分割。坝区的壮族，由于地理环境的优越，土地肥沃，产生了较为发达的稻作文化，稻米产量很高，而山区的彝族等山地民族除了“刀耕火种”，还经常采集山货药材和狩猎。于是，山区和坝区两地不同民族便能在劳动产品上互通有无，形成交换的共生链，彼此互相依赖，垂直交往，立体互动，这是一种典型的地域差序格局，并且在空间上建构了共生圈层和共生带。
2.空间要素流动的机制。尽管坝区民族与周围的山区民族社区存在着经济文化上的差异，但差异就为互补提供了可能，各自空间生产的不同形式的“流”要素(商品、人口、资本、文化、宗教等)构成了“流动”的共生需求。
(1)生产流。主要指劳动力的流动，带来了生产技术和生产资料的位移。即为了弥补劳动力的不足，农民相互在错开的农忙季节到对方的家里帮忙，而且往往是一家有困难，就会有几家人过来帮忙，把别人家的大事看成自己家的大事，并且形成了传统。在初民社会，同其他社会交往一样，生产的交往也是相对封闭的，虽然跨越了族群但局限在一个相对小的地域和熟人社会里。我国西南地区的山区普遍海拔在1000m以上，许多地方都有“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说法，就是说一座山在狭小的空间范围内在同一时间内随着海拔垂直分异出不同的气候条件，在山下酷热难耐的同时，山上则云雾缭绕气温很低，因此，不同民族所居住位置的海拔不同，其农作物的收获与播种时间就不一样，农忙时间就错开了。
我们村地势比较高，石多地少，比较缺水，主要是种耐旱的苞谷，山下的壮族寨子靠近水源田也多，他们主要是种小麦。苞谷和小麦收割的季节不一样，所以，我们农忙的时候，壮族人是农闲没什么活干，我们就下山去请他们壮族上山来帮我们收苞谷。他们收割水稻和插秧的时候也会请我们去帮忙。在本村，我们也是互相帮忙，这次你帮我，下次我帮你，我们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访谈对象A，男，65岁，苗族)
(2)情感流。在西南地区普遍存在“老庚”现象，也就是男对男，女对女，志趣相投，年龄相仿的好朋友，可以是本民族，也可以是其他民族，可以在坝区，也可以在山区。许多人都有多个“老庚”。人们结成“老庚”后，除了农忙的生产互助，还会在过年过节、红白喜事中礼尚往来，这也是有助于民族共生关系的加强和巩固的。
我们这里每家都有几个“老庚”，多的有十多个，近的有本村，远的有其他乡镇的，有的是本族“老庚”，有的是彝族的，有的是壮族的，没有什么规矩限制，只要是关系好、对脾气的，都可以做“老庚”。我除了在本村有“老庚”，还在山下壮族寨子那边有两户“老庚”，几十年的交情了，我十几岁就开始跟他们做“老庚”了。(访谈对象B，男，58岁，彝族)
(3)物质流。坝区的壮族村寨因田地多靠近水源，所以稻作农业发达，也因此他们有余粮饲养鸡、鸭和猪等家禽家畜，会把多余的拿到集市上出售，所以，经济生活水平较高，但是他们缺乏纺织用的棉料和麻料，建房没有山茅草，编制箩筐、篾箩等竹器也不能完全自给；而山区的民族有棉花、茅草、竹林、山货药材，但最缺的是大米和食盐，于是，这样的结构性生产差异就产生了民族共生互补的需求，促使不同社区的民族开展经济交换，既有以物易物，也有货币购买，其实质是一种民族间的经济依赖关系。当壮族需要茅草、木材和棉花的时候，都会自觉地带着米和盐巴上山去苗族村寨交换；而当苗族、彝族缺盐缺粮时，他们会背上山货下山来到壮族村庄换取粮食和盐巴，这样的民族传统在历史上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另外一种形式就是形成了定期或临时性的集市，各民族成员都会行走于山路之间，克服地理条件的束缚从四面八方聚集于集市，方便各种群众交换交易物品，往往是自己带来的产品出手后就马上会去购买自己需要的物品。不同民族的你来我往，或靠双脚或使用骡、马等原始的交通工具，突破了地理条件的限制，跨越了民族边界，实现了多民族共生的空间互动。
以前大家都很穷，物资比较缺乏，我们壮族住的地方交通比较方便，不像山上的苗族、彝族，都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公路。我们到其他地方买到了盐，山上的人就会背着山货下来和我们换盐。就算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这里都没有饿死过人，苗族和彝族没有粮食了就会下山来和我换粮食，我们粮食不够的时候，他们也会背着苞谷下山接济我们。(访谈对象C，女，72岁，壮族)
四、山地多民族社会空间的演变
随着全球化的影响和现代性的植入，即便是地处边远地区的民族地区，从外生空间还是内生需求都在经历着转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计方式的转型和生活水平的改善既改变着德峨镇各民族百姓的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也改变着根植于民族文化精髓的意识空间。
(一)生计方式转型是多民族社会空间演变的动力
1.经济空间转型
(1)烤烟种植业兴起。德峨镇拥有生产优质烤烟的气候和土壤条件。高海拔、云多、雾多，土壤以黑色碱性为主，土质较为疏松，加上多雾阴雨的高寒山区气候，是发展优质烤烟的最佳之地，可与毗邻的“云烟”相媲美。但在过去，许多农户对发展烤烟生产认识不够，烤烟生产一直发展不起来，生产出来的烟丝多为自用和集市上零售，生产附加值低下。近些年来，当地农户看到烤烟的市场价值，改变了烤烟只能在石山区种植的认识误区，把烤烟生产发展到更平整的旱地，发展“烟+水稻”、“烟+苞谷”的套种模式，与卷烟厂合作建立优质烤烟栽培示范基地，烤烟种植面积和收入逐年增加。根据当地统计年鉴的记录和镇干部提供的资料，烟草已成为德峨镇的支柱产业之一，并有可能成为烟草种植专业村。
(2)就业圈层的扩展。过去由于地理空间和交通条件的限制，当地农户的就业圈层非常有限，大多是局限在居住地进行传统农业生产，几乎无人从事第二、三产业。近年来，随着国家“村村通公路”工程的建设和整个隆林地区民族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下山到镇上、县上、市里、省会甚至沿海地区务工，不少农民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工厂转型为产业工人从事制造业。德峨镇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依托当地苗族“跳坡节”、彝族“火把节”、仡佬族“尝新节”等民族节庆活动的开展，以旅游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得到发展，为当地少数民族农民提供了很多非农就业机会，他们会到餐饮和旅游行业打工，从事民族歌舞表演，比如擅长芦笙演奏的彝族和苗族农民以及擅长山地对唱的壮族农民特别受到游客的欢迎。就业方式的多样化，既增加了村民的收入、扩大了见识，也促进了民族地区现代性的转型，农户的就业圈层以不再是围绕着大山，而是扩展到了山外甚至省外。劳动行为空间也不再是田间地头，而是延伸到了服务、制造等行业空间。
2.相应社会乡村景观的改变
(1)建筑景观。在现代的德峨镇，已经很难寻觅到带有民族风格的建筑了，南方少数民族的杆栏式建筑已经演化为汉族风格的建筑。楼房看起来都比较新，砖混结构、大理石瓷砖、空调、热水器、独立卫生间和厨房与都市里的民居无异，走在德峨狭长的街头，仿佛置身于都市里的城中村，但还是有些特点的：首先，一层建得比较高，都有若干根水泥立柱，这可以理解为是对杆栏式建筑的变形。因为传统杆栏式建筑一层是不住人的，是放杂物或驯养牲畜的，现在的德峨民居一楼也不住人，而是变成作坊和门店，汽修、摩修、铝材杂货铺等铺面都集中在一层，二层是居住空间，这应该是对杆栏式建筑的沿袭。其次，东部和中部平原农村街式的“前店后厂”格局在德峨是见不到的，因为身处大石山区，平地空间弥足珍贵，人们没有足够的空间在平面上扩大生产和商业面积，几乎每家的平面面积在10～15，只能向上向下取得空间，因此，民居多以三层为主，有的则是沿街边和公路边的稻田向下发展建设空间。
(2)服饰景观。当地人穿着民族服饰呈现年龄差异、性别差异和距离差异。年龄差异体现在中老年人平日里会穿着民族服饰，而接受过现代教育和外出打工受现代化影响较深的年轻人则多身着现代服装。中老年妇女穿着民族服饰的比例较高，男性则很少见到。离集镇和交通要道较远的寨子成员，由于位置相对封闭，地方文化认同较强，所以，身着民族服装的比例较高。另外，域外的中小企业看到了当地中老年妇女仍然钟爱民族服饰的特点，生产了很多民族服饰带到了农村基层市场，受到了当地少数民族的喜欢，毕竟比自己做要方便。
(3)电商景观。在德峨的各个村寨基本通了互联网，因此，农村淘宝也在基层乡镇市场建立起来，业务有电商代购、免费代收代领快递、土特产品的网络推广与物流等。可以说电商在农村市场的渗透，是农村社会文化空间的新景观，使少数民族群众也能体验到网络购物的快捷和实惠。事实上，在远离集镇的村寨，电脑及互联网的普及率还是不高的，但是，因为年轻人各个都有部智能手机就可以代替台式电脑的许多功能，即便没有宽带也可以通过无线网络流量上网，下载电商客户端使用并不算难事，而网购产品则由各个乡镇的农村淘宝店代收，就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足不出户就可以买到心仪的商品。另外，乡村公路网的建设和完善也使得农村物流业发展迅猛，支持了电商市场的普及。
(4)语言景观。在德峨，通用的语言是普通话，过去一直是桂柳话(西南官话的一种，接近于云南话、四川话和贵州话)占据主流。在最基层的圩日，中老年商贩都会说普通话，这使得族群交流的文化边界首先被语言打破，同一种语言的使用，使得外面的人更愿意到德峨购买少数民族的山货，也使得德峨的居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与时代和世界同步。本地农民接触外来的游客和客商基本能使用普通话交流，本地不同民族之间用桂柳话交流。而在一定的小范围内，本族群成员之间仍用本民族语言交流。
(二)多民族社会空间的重构
农村，特别是民族地区的农村，其社会空间的特点和规律不同于城市社会空间，社会空间分异不是简单得像西方社会空间分异那样是简单的人力、资本、制度的影响，而是长期的历史文化因素和累积形成的。基于地缘和血缘的族群性、互动性是山地多民族聚居区社会空间的主要特征。现代性的植入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诚然会发生传统民族社会空间的重构，也是基于族群性、互动性特点来进行的，涉及族际之间的经济交往空间、互助交往空间、共生空间、社会圈层和婚姻圈层，族内和族外关系伴随着空间特征发生着演变。
1.经济交往空间的演变。首先，随着农业技术的推广，彝族、苗族等山地民族基本实现了粮食自给，村级公路的建设促进了零售小商品购销网点的扩展，买食盐等生活用品已经变得很方便，许多乡村依托沿线公路的便利逐渐发展成了集镇，商品经济日益繁荣，不再像以前要到坝区和壮族交换自己需要的物品。其次，不少家庭都换成了砖混结构房，不再需要山茅草。许多民族服饰都可以在商店买到甚至是定做，对山区草料和布料的需求大大降低，以交换为目的的上山次数也在减少，传统的族际互补关系在逐渐减弱，以货物交换为目的族际流动交往越来越少，民族社会空间的格局正在发生演变。经济空间运行方式由交换为主转变成交易为主。工业化生产出来的日常生活用品，多以外部输入为主。对山货和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成为当今民族地区市镇交易的主流。村民通过烟草被卷烟厂收购获得货币，再用货币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形成了一条“烟草→货币→日常生活用品”的要素流动模式。
2.互助空间的演变。在西南地区，普遍存在着“换工”的民间制度，即村寨或族群成员之间都有在错开的农忙时期的交换劳动力的制度[19]，这主要是基于云贵高原独特的山坝立体气候分异的规律：即便是同一个山区和坝区在耕作和收割季节上都会产生时间差，山上和山下的农忙活动都不在一个时间段，因此，山区和坝区的不同民族村寨可以利用时间差合理分配人力资源，互相帮助解决农忙人力短缺的问题。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换工制度是不收取金钱报酬的，主人家一般提供伙食并在相应的时节回报帮工的人家即可。如今，随着高质水稻的普及，山下坝区壮族双季稻种植面积的扩大，使得在插秧和收割时出现季节性劳动力短缺，于是壮族农户就会大量雇佣农忙时节稍晚的彝族等山地民族下山来帮助插秧和收割，每天几十元到一两百元不等的报酬和管吃管住的待遇对山地民族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山地民族在农忙时节也会雇佣山下的壮族进行农业生产。于是，以追求报酬为目的族际雇工逐渐取代了以物品交换和互帮互助为目的的帮工活动，建立在互补基础上的传统民族社会空间关系被淡化。
3.社会交往圈层的扩展。现在德峨的农户交往圈层不再局限于山上和山下，也不再满足于集市上碰个面，交往对象也不局限于像过去那样在族内成员之间的“熟人社会”，而是随着经济收入的提高和交通条件的改善，把交往圈层扩展到了县城、省城甚至是省外、国外。交往的形式也扩展到了求学、务工、旅游和商务。比如，对彝族村寨老年协会的调查发现，近80％的60岁以上的老年协会成员均外出旅游过，国内最远的到过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都市，境外最远的去过泰国和新加坡等。外出的形式主要是老年协会组织的旅游，还有就是年轻人在外地大都市发展站稳脚跟后，接家里的老人出来看看山外的世界。而对于中青年，他们的交往圈层也得到扩展，原因在于村寨的社会结构从原有的以地缘和血缘为基础的联系转化为求得生存与发展的业缘关系，村民的交往行为由过去自然经济时期以情感交流为主发展到现在的经济、生产和商业交流为主。空间逐渐从封闭走向开放，地域范围逐渐扩大，加强了对外合作的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
4.婚姻圈层的扩展。在西南腹地，由于不同族群的起源和历史文化不同，比如，彝族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其起源是西北甘青地区的古羌氐人，后来，通过藏彝走廊向西南方向游弋并最后在西南地区定居下来。其文化是从游牧文化向山地文化演进的，这与壮族等百越族后代及其稻作文化是有很大差异的，不仅体现在生计方式上，连生活等习俗也是有很大的不同。根据老人的口述史回忆，历史上存在因土地资源矛盾产生的族群冲突。长期以来，广西许多地方的瑶、苗和彝等山地民族和壮族之间有种叫“鸡不拢鸭，鸭不拢鸡”的说法，即山地诸民族和壮族之间有不通婚的传统，主要是生活习惯的差异、交往空间的狭小、族群历史记忆的不允许所导致，因此，当地少数民族以族内婚姻为主。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婚姻圈层由族内扩展到族外，族际通婚的增加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另外，随着外出务工和求学等流动人口的增加，与外地人的通婚也普遍增加。
五、结论和讨论
基于传统产业的民族社会空间结构是一种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体系。这种体系是建立在地域差异格局的基础上的，山区与坝区民族以不同的资源禀赋、生计方式的差异与相应的文化传统给彼此的共生关系提供了优势互补的保障，维系着山坝之间千百年来的社会平衡。当然，这是一种低水平的发展，可以解决温饱，解决不了实现小康。以产业变迁为代表的现代性强力植入到民族地区的空间生产中，经济作物生产的专业化迅速地改变了当地的地缘、族缘和业缘格局，民族间的互补性正在淡化，血缘和族缘关系减弱，业缘关系增强。民族之间的互动也正在变迁，民族社会空间一方面正在植入现代性因子，另一方面还遵循着相应的空间规律，并与城市社会空间存在异同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族社会空间与城市社会空间的相同点在于都是基于人—地关系向人—人关系、人—社会关系的本质。而不同点如表2，城市社会空间从格局、机制及发展趋势都是以分为主，从社会分层到空间分异，再到空间极化，形成社会空间隔离。而民族社会空间则以互动为主，通过空间互动以及各种对比体现了民族的空间领域、边界与认同。
(一)民族社会空间演化的结果
1.族际的经济差异的缩小。随着烟草等经济作物的推广和就业空间的扩大，彝族等山区民族收入增加，小汽车、砖瓦结构的楼房、组合家具、名牌家电、智能手机等在山区里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物，他们在族际交往的社会地位也相应提高，过去地理空间占优的山下坝区稻作文化，特别是壮族等坝区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地位已经动摇。这些族际二元结构的改变，就是山地产业发展带来了就地城市化现象[20]。
2.族际交往空间的扩大。过去由于换工制的存在，山区和坝区的各民族即便能突破地域空间条件的约束进行生产和生活上的交流，但在空间上还是比较封闭的，基本局限于大山之内。而当新兴产业兴起后，民族地缘关系已不再是小范围内的族际交往，已经扩展到了本地区以外。交通设施的改善和网络通讯的普及促进了交往空间的扩大，交往的对象也不只是传统上有地缘和业缘关系的民族，与大山以外的国内国外的人员往来已逐渐常态化。另外，族际通婚圈的扩大突破了传统地缘和血缘关系的狭隘限制，社区外人口向社区内流动，不仅提高了社区的人口遗传素质，也有利于社区内外的交流。传统的婚姻观是强调亲上加亲，同村近邻、同宗同族共同筑成的血缘结构，就地取材式的婚姻，使得人口在封闭的圈层内流动，阻碍了文化传播的渠道[21]178，这一情况现在得到很大改观。
3.族际互补空间的减小。但凡一个地区的民族间经济同质化发展越多，民族之间潜在的矛盾就可能越多，民族关系就可能比较尖锐。农业社区成员拥有的同质性资源越高，将越不利于获得其他异质性资源[21]159。同质化发展会导致山区和坝区之间的生计方式、产业结构逐渐趋同，没有可交换的东西，民族交往也就淡化疏远，换工制等传统地方制度难觅踪影，人与人之间原本纯朴互助关系甚至异化为竞争关系、雇佣关系和承包关系，民族感情和民族认同让位于经济利益。
(二)空间与民族关系的关联
在当今地理学呈现“文化转向”和“关系转向”的语境下，“空间”与“关系”的关系，特别是空间与民族关系的联系值得重新思考。“空间”与“关系”的关系在城市研究中已经找出了规律[22-24]，然而在农村，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的农村里的社会关系空间规律似乎还未得出答案，其难点就在于乡土性、族群性和互动性融合在社会空间结构中，造成了与城市社会空间有很大的不同，更与现行西方社会空间理论所描述的存在很大差异。[25]传统意义上的人地关系在边疆的多民族地区扩展了内涵，“空间”与“关系”的关系演变成了“空间”与“民族关系”的关系，这包括族内“关系”，也包括族际“关系”，这是多元民族社会空间的核心。这种“关系”演变的动力是现代生计方式的植入，载体是各种族群互动行为、模式与制度。动力源来自于空间生产所要的“流”(商品、技术、资本、信息、情感和文化)和“流”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产生了新的复杂的地理学机理[26]，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关系空间”实际上是一种“流空间”。
(三)族群性等因素在多民族社会空间演变的作用
社会空间结构是城乡互动及各种社会关系在一定范围的土地上积累的状态。城乡空间也就形成了承载城市与乡村各种社会关系的载体。前者既是后者变迁的结果，又对后者产生互动作用。在此之间，产生的社会变迁来源于社会进步中城市与乡村这两个社区具有的社会本质落差，是产生的社会要素的流动，在意识上表现为农民以及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向往。传统乡村的社会空间特征是社会关系在有限空间内封闭的积累，极少形成超出该空间范围的社会关系，封闭性强，这种封闭特征又与内部的礼制有关，对汉族农民也许称为礼制，而对于少数民族农民，传统社会空间的封闭性更多地与乡土性、族群性、地缘关系、血缘关系有更多的联系。在现代性的过程中，农村各种需求的满足越来越依赖市场，社会关系流动的范围也脱离了狭小空间的村落范围。伴随着产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农村的封闭性大大降低，但乡村社会的农业特征是不会改变的，它具有根植于土地、不能变换场所、保持自经营的特征。因此，在现代产业社会中，村落的封闭特征虽然逐渐消失，但乡村的特征依然保持[27]。
(四)共生空间是民族社会空间发展的趋势
多民族社会空间的乡土性、族群性、共生性和互动性随着产业变迁为代表的现代性的植入发生了空间机制“制度性的转变”，即在制度、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内容发生秩序上的改变[28]，以互惠互助为核心内容的传统地方制度已经式微，带来了族际交往空间也随之发生演变。与其他现代性的变革一样，变迁不见得总是坏事，这将产生新的多民族社会空间即多民族共生空间，这是一种新型的、能适应现代性转型的社会空间，共生的核心理念将代替互惠互助的空间思想。(图2)其响应范围能从民族关系响应逐渐扩展到区域发展甚至能够影响国家在场，在历史记忆、族群性、地缘关系、血缘关系、族缘关系等中介变量的影响下，新的民族空间生产(桂榕，2012；郭凌，阳宁东，王志章，2014)活动必将让许许多多像德峨一样的边陲小镇对全球化产生新的响应与互动，折射出地方性对全球化的关系，这就是“小地方，大社会”[29-30]的意义之所在。
图2 山地产业变迁与民族共生空间演变动力机制模型
本文原载于《黑龙江民族丛刊》2017年第3期。限于篇幅，转载时删去了注释与参考文献部分。
主编：何明
编辑：张亮